为什么北京的名人都爱住这里？
【琉璃厂】
琉璃厂，在北京原宣武区和平门外。辽代称“海王村”。当时，为营建大都城，在此开设官窑，烧制琉璃瓦。
至明代，琉璃厂成为工部五大窑厂之一。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建外城后，琉璃厂迁至现门头沟区琉璃渠村，名字却流传至今。
清初，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商铺也随之发展起来。据孙殿起《琉璃厂小志》记载，琉璃厂文化街的四至为：“北至西河沿，南到庄家桥及孙公园，东至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西到南、北柳巷。”
在这个独特的区域文化环境内，聚集了天下的风会人物，聚集了天下的古籍、字画、纸张、书帖、古玩，“九市精华萃一衢”，琉璃厂发展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成为“京都雅游之所”，成为皇都帝京的文化地标。
北京琉璃厂
“相逢尽属龙门客”
清代，琉璃厂作为外城离紫禁城最近的地方，发展成为文化街，与当时政治、人文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顺治年间，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汉族京官、各地来京官员、应试举子，多住在琉璃厂附近或毗邻地区。
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了有清一代名士住地可考者，共92人，包括从顺康时期的孙承泽、金之骏、吴伟业、冯溥、李渔、宋琬等，中经乾隆盛世的汪由敦、秦大士、袁枚、程晋芳、戴震、纪昀等，直到晚清的翁同龢、潘祖荫、李慈铭、袁昶等。
这些名士中有65人住在琉璃厂附近，除三人住正阳门外的杨梅竹街及珠市口一带外，62人都先后集中居住在宣南的狭长地区。
他们大都为住所取一个风雅的斋号，如宣武门右陈邦彦的春晖堂、汪懋麟的十二砚斋、海波寺街金之俊的古藤书屋、虎坊桥毛奇龄的众春园、上斜街顾嗣立的小秀野堂、南柳巷查慎行的枣东书屋、韩家胡同李渔的芥子园、珠市口西大街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绳匠胡同徐乾学的碧山堂等等。
徐乾学是顾炎武外甥、大藏书家，其住所碧山堂能“容满堂珠履”，曾是名士诗酒酬唱盘桓之地，纳兰容若经常来此。在接受编纂《明史》任务后, 康熙帝特许徐乾学在碧山堂设立书局，于是众多编修书局的同僚以及交往的寓京名士被延请到碧山堂，查慎行诗形容说：“相逢尽属龙门客,只是常鳞不敢登。”
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慈仁寺塌废，北京书市很快转到文人名士集居的琉璃厂附近。康熙年间，灯市也移往琉璃厂，每年正月从元旦至十六日灯市期间，“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登土阜北眺，睹宫阙之巍峨，见楼台之隐约，如登海外三山矣”。
人们逛厂，欣赏“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帷车排窄巷，社火压汤圆。浊酒呼朋饮，奇闻借客传。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肩燃”的灯市夜景，同时也可以眺望巍峨辉煌、宛若仙境的皇家宫殿。“逛厂”遂发展成为一种风尚。
乾隆三十八年开馆修《四库全书》，征调全国各地文人学士二千余人进京参与编修工作，多住在宣武门外。这些翰林院的四库编修们，上午校阅秘府藏书，将“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下午便到琉璃厂书店访求、寻检书籍。
直至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成，近十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是琉璃厂文化街的一道特殊风景。各地书贾纷纷携带珍本、善本书籍来琉璃厂，设肆售卖。琉璃厂书肆激增，成为一条古今图书、文具、书画、古玩荟萃的文化街，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查慎行的“龙门客”一词，道出了琉璃厂地区人文景观特点。
这里的居住群体，多为天子近臣、翰苑词臣、衙门司官、名士名家，以其天赋奇情、博学鸿词、字画文学、经学史学、才学品节、风流文采而名重一时，点缀着皇朝的文治武功。同时，作为当朝的风会人物，引领着京师的学术风尚。例如，顺康时期，北京的文化中心在广安门外的慈仁寺（报国寺）。康熙朝诸公经常到慈仁寺书市冷摊中寻觅珍物，留下一段佳话，相传至今。
当时，诗坛盟主、刑部尚书王士祯的人品、学问，在士人举子中极负盛名。但是王氏“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海内访客想见他很难，正如孔尚任《燕台杂兴》诗所云：“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只要到慈仁寺书摊等候，便有机会“得一瞻颜色”。
这段佳话折射出，康乾盛世，士大夫不问世事，醉心于文学、诗赋的现象，深为后世所艳羡。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拈花禅寺”条就曾发出“康、乾二朝士大夫，真神仙中人”的赞叹。这些“前辈风流”使得琉璃厂成为天下士人遐往之地，并作为一种风雅的人文景观，在琉璃厂地区积淀、延续了近三百年，成为古都厚重的历史文脉。
“九市精华萃一衢”
琉璃厂文化街古今图书、文房四宝、名家字画、书法碑帖、鼎彝瓷器、古玩玉器、裱画图章、金石篆刻、刻版印刷、古钱印石、秦俑唐彩、瓦当造像、铜镜带钩等店铺鳞次栉比，被誉为“九市精华萃一衢”。
古旧书籍是琉璃厂最大的珍宝。戴璐《藤阴杂记》卷十记录了康乾年间藏书家、诗人鲍鉁的《春游词》，描绘了琉璃厂书肆“丛脞书多卷帙残，几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画片香泉字，幅幅装池骨董摊”的情景。鲁迅在1912年12月31日日记中写道：“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各种古籍卷帙浩繁，邃雅斋、来薰阁的线装古籍珍贵异常，被京师人视为古董，不惜重金收藏。
琉璃厂文化街的店铺名称古韵十足，如荣宝斋、鉴宝斋、怀宝斋等等，使得琉璃厂街巷散发着古雅的文化意蕴。
荣宝斋
这些店铺名字古雅，挂着的金字匾额更是荟萃京城匾额之精华。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中列举了87家店铺匾额。这些匾额，多由宰辅执政、名公巨卿、状元才子、诗人名士所题写，字体不一，琳琅壮观，珍贵绝伦。其中，咸丰六年状元、光绪帝师翁同龢就为宝古斋、茹古斋、赏奇斋、尊汉斋题写匾额，其书法“浑脱潇洒，老气横秋”；阿克敦布为清秘阁题写的匾额“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同治元年状元徐郙的松华斋匾额字体“圆润紧凑，超然绝俗，循其笔迹，系宗多宝塔，而运笔浑脱过之”。
这些匾额，折射出琉璃厂商家与众多士大夫的密切关系，使琉璃厂文化街有了高雅之气韵、自信之底蕴。
琉璃厂文化街书肆荟萃、古董杂陈，所售古玩、字画、书帖，为天下正宗，吸引着京城公卿名士。很多官员退朝后，不约而同地出宣武门到琉璃厂寻书搜宝，在清秘阁店前空场拴马、停轿，在店中内室更换朝服，之后开始逛厂，收集古籍、拓帖，鉴赏古玩，日终方归。戴璐《藤阴杂记》卷十记载，乾隆年间，藏书家、经学家、诗人程晋芳移居京师，以诗寄大才子袁枚，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前问故书”之句，袁枚笑曰：“此必琉璃厂也。”
道光末至光绪年间,金石学鼎盛，学人士子、官宦商贾争相搜购钱币、碑帖、三代彝器，出现了许多金石收藏大家。其中最著名人物是陈介祺和潘祖荫，二者并被誉为“南潘北陈”。
陈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他毕生收集青铜器、陶器、古钱、古印玺、石刻造像等，所藏多且精，藏品以毛公鼎最著。咸丰四年返归故里，兴建“万印楼”存放金石文物。他还考证金石文字，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等。
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酷爱搜罗善本书及金石碑版，精于鉴赏，人称“潘神眼”。只要有彝器出土，便倾囊购之。藏品以西周史颂鼎、大盂鼎和大克鼎最为有名。他曾刻书近百种，藏书室有二十钟山房、滂喜斋、八求精堂等。
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官至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光绪帝师。他居南横街近三十年，几乎日日去琉璃厂搜求珍本书籍、名家书画。戊戌变法后，被革职。上谕说他自授读以来，一味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而从未讲求经史大义。抛开翁氏卷入甲午战争洪流、举荐康梁维新人才等因素，他那欲罢不能的爱好，被解读成“玩物丧志”，而成为免职理由。此亦足见翁氏与琉璃厂文化街之深厚渊源。
一得阁
“市人中风雅者”
琉璃厂店铺门面不宽，多为三五间，窗明几净，古籍古玩充架盈室。人们来此，从容寻书觅帖，惬意论书谈心。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
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记载，琉璃厂书肆“棐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炕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书店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买书固所欢迎，不买亦可”。
又载：“朝士大夫退食余闲，欲怡情翰墨，则亦巾车野服，于此恣一日之游。至于积学之士，欲读异书而力不能购，则坐书肆中亦得恣眼福焉。故肆主多工应对，通书史，以便与名人往还。”
瞿氏所见所记不虚。琉璃厂书画古玩商铺掌柜和伙计，多年浸淫于古器旧书中，精通版本目录与金石鉴赏，可以自如地与名家交流、切磋。
光绪年间古玩铺德宝斋大掌柜李诚甫，山西太平人，咸丰初年在琉璃厂开了德宝斋古玩铺，匾额是克勤郡王所题写。他精于鉴别古彝器，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所藏，大半出其手。以毛公鼎为例，咸丰元年出土于陕西，次年就被陕西古董商运至琉璃厂，经李诚甫、刘振卿过目鉴定后，介绍给陈介祺，陈以重金收购后亲自护送回潍县密藏。
德宝斋的二掌柜刘振卿也是太平县人，白天“应酬交易”，入夜则专攻金石之学，曾著《化度寺碑图考》，洋洋数千言，几乎令翁同龢无从置喙，直赞他是“市人中风雅者”。
从翁氏此言可见，琉璃厂文化街的伙计，虽是买卖中人，却彬彬有礼，带有几分书卷气，其“品格风度，确是高人一等。无形中便养成许多爱读书的人，无形中便养成北京之学术气氛，所谓民到于今受其赐者，琉璃厂之书肆是矣”。（瞿兑之《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瞿氏此话，道出了琉璃厂文化街的儒雅、博雅气韵，以及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作者：赵雅丽，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5期，原标题“京师雅游琉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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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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