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美国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说到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已过去近69年，三分之二个世纪，但人们仍然关注它，因为这场战争给我国、东亚乃至世界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其影响至今犹存。人们也会因此思考一些问题：
为什么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为什么出兵？打这场战争值不值？
中国最后取得胜利了吗？
这场战争有什么重要意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最早见于1950年11月4日发表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该宣言是由我们党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11个政治团体联合签署的，这种形式在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只此一次。
宣言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全中国人民早已集中注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行动以及在中国领土领空领海上的行动”，
“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联合宣言鲜明地指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的性质、斗争的目标和斗争的目的。同时，联合宣言讲清了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两句话八个字，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1950年10月底，美国飞机轰炸新义州，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中国为什么出兵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相关档案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在出兵问题上，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抉择。难在哪儿呢？
朝鲜战争是“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翻开新中国历史大事记可以看到，1950年6月我国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三中全会，另一个是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一届二次会议。
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用三年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的财政经济。
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合影
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距离第一次会议其实还不到一年，只有9个月，但是因为要搞土改，就适时召开了。毛泽东在政协闭幕会上发表了1000余字的讲话，其核心是：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都要过两“关”，一个是战争关，一个是土改关。
毛泽东讲这番话是在6月23日，两天以后，朝鲜战争爆发。刚说战争这一关过去了，可战争又不期而遇。当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作出反应以后，毛泽东就敏锐地察觉到，它的反应不仅针对朝鲜，也针对中国。因此，原来设想的整个国家经济恢复和建设的盘子必须重新调整，这是一个困难，虽有难度，但还在可控之中。
中美两国国力相差悬殊。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我国只有60万吨，美国是我国的146倍；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我国是100亿美元，美国是我国的28倍。武器装备敌我优劣更加明显，美军是世界上所有军队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中国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只相当于美国一个师火炮的一半。这还不算战场上敌有我无的各种飞机、舰船和美国地面部队的全面机械化摩托化等先进装备。
刚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决一高下，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下这个决心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大举轰炸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谁来统兵赴朝作战？中央原本考虑粟裕，但由于粟裕有病，中央最后决定由彭德怀统兵作战。
1953年7月24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开城前线视察（左一为杜平将军）
以上是我国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就是朝鲜。
聂荣臻当年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是军委主席，那段时间，聂荣臻来毛泽东这里的次数最多。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入朝之后，又组织第九兵团入朝，第九兵团的及时参战，对志愿军取得第二次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建议就是聂荣臻向毛泽东提出的。
聂荣臻有一段话很说明问题：“毛泽东对出不出兵问题考虑很久。最后终于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一再请求下，从维护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根本立场出发，毅然下定决心。”这一点很关键，“抗美”是因为美国侵占我国台湾，把战火烧到我国家门口。“援朝”则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是“师出有名”。
如何看待抗美援朝决策？毛泽东下定决心出兵参战，绝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决策，还有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紧随在后做支撑。
比如，如何避免美国同中国公开宣战？毛泽东主张6个字：“要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要在朝鲜境内有效地大量地消灭美军，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朝鲜问题。为此，一定要避免两军形成僵局，否则，不但朝鲜战局不稳，美国很可能和我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我国业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就面临破坏。而要大量歼灭美军，就要以4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炮火先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又比如，志愿军参战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只做不说”，以掌握工作上的主动权。即使有外国通讯社报道我国志愿军，国内也不报道。
还比如，有所为，才有所得。出去了，被打回来怎么办？毛泽东说：“出去了，即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个判断问题的眼界确实高出常人一大截。
再比如，战争进入双方互有攻守阶段，要不要谈？毛泽东提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表现出一种从容淡定，随时奉陪的大家气度。
随着相关档案的公布，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的事实，也因此有人做了过度的解读，夸大不同意见的存在。
其实，在决策过程中，与会者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最后取得一致认识是正常现象。毛泽东也用充分的理由去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而一旦作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的决定，全党上下立即拧成一股绳，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党内不再存在任何分歧。
1951年，彭德怀司令员（右3）在朝鲜成川郡桧仓与邓华（右1）、陈赓（右2）、甘泗淇（右5）、王政柱（右7）等合影
怎么看待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的第一阶段，该阶段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志愿军连续进行5次较大规模的战役，迅速打出了有利的战争局面，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27日为第二阶段，该阶段谈谈打打，以打促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志愿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最终促成停战协定的签订。
从结果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地区爆发，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又在三八线地区停战。因此有人认为，打来打去，最后又回到起点，我国没有赢得战争。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止于三八线，有其客观必然性。
一方面，停止于三八线是战场上交战双方实际较量的结果，双方均已看清，短时间内谁都不可能打破僵局取得彻底胜利；另一方面，停止于三八线是战争双方唯一能接受的选择。三八线在当时已成为美苏两国和两大阵营的利益在朝鲜的分界线。如果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的其他地区，那么必然会有一方不善罢甘休，停战也就无从谈起。
这是对交战双方而言，对中国则不能这样看，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胜利应从多方面考察。
从战场来看，中国出兵是在鸭绿江边，不是在三八线。志愿军把美军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一直赶到三七线，最后稳定在三八线，美军和联合国军再也无力将战线往北推进，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是胜者。
从战局来看，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当志愿军渡江时，朝鲜战场是什么形势？一个细节可以再现当时的情形。1950年10月19日晚，彭德怀只人单车先于大部队过江后，见到朝鲜外相朴宪永，得知平壤已经陷落，金日成已撤离德川。第二天傍晚，彭德怀、朴宪永乘坐小车，与迎面溃撤下来的朝鲜党、政、军、民的人力蓄力挤成一团，小车勉强通过，但装着电台的卡车却掉队了。
2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面地点在位于东仓和北镇之间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金日成没带电台，彭德怀的电台又没有跟上，敌情严重不明，只见大批敌机掠空而过，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急得在茅屋里踱来踱去。他到房后小山上瞭望，看见的都是沿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
事后得知，麦克阿瑟占领平壤以后，即派美空降兵第一八七团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空降。美军如入无人之境，已经绕到彭德怀、金日成所在的后面去了。当时幸亏人少目标小，彭德怀回忆说：“我与金（日成）幸免被俘。”
如果美军不是那么骄横的话，事态如何发展真是不敢想象。可见，当时的朝鲜已经岌岌可危，正是我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在第二次战役中收复了平壤，第三次战役将战线推到三七线，才稳定并扭转了朝鲜战局。这又是志愿军的军事胜利。
1950年11月中旬，在云山战斗中被俘的美骑一师之一部
从外交来看，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体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美国在事实上承认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奉行敌视政策，不承认新中国。但是，一场战争下来，斗争的结果是交战双方坐到谈判桌前，经过谈判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不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在谈判桌前与我们进行对等的谈判，这难道不是事实上的承认吗?从这个意义理解，新中国是胜者并非言过其实。
其二，新中国国家主权和尊严得以维护。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这场战争树立起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崭新形象。弱势的中国在1950年就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说“不”，这一切都令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从此，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轻易作侵犯中国的尝试。正是因为当年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才有了今天中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维护半岛和平重要一方的资格。
其三，促使我国成为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紧张局势开始缓和，相关的遗留问题需要协商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关系格局处于变化调整之中，而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就是两个敏感而又关键的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我国略早时进行的援越抗法斗争，使得我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都具有发言权。因此，1954年1月25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决议召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委托苏联政府把这个建议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就是日内瓦会议的由来和我国能够应邀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大背景。
不难看出，在这个因果关系中，抗美援朝是直接原因。日内瓦会议成为新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契机，有了这个契机，才有周恩来在会议上纵横捭阖，展露新中国的外交风采，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才有会议期间中国与缅甸、印度分别签署公报，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外交成果与抗美援朝战争是分不开的。
最后从军队的成长看，经过战火的洗礼和淬炼，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高、作战更成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英烈，其中，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有两人：杨根思和黄继光，他们分别出现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杨根思的事迹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
1953年，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战士在上甘岭阵地黄继光烈士纪念碑前庄严宣誓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一道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抗击了美国侵略者，保卫了国家安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改变地区和世界战略格局都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这场现代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积累了现代作战特点最充分、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之敌最典型的战争经验。这场战争使部队在作战上实现了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由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化立体作战，由单纯前沿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初步转变，推动了中国军事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人民在这场严酷的战争中，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到1952年5月底，全国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折合3710架战斗机。
与此同时，为保证前线的物资供应，全国工人、农民掀起爱国主义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志愿军提供了560万吨粮食、肉蛋、医药、衣被等物资。
这场为和平和正义而战的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力量，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加重了中国在处理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这场战争，也使美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领略了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
抗美援朝战争造就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赢得了国家长期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和平环境。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以此为中心，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战场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经济恢复发展，财政收入明显增加。1951年消灭了财政赤字，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得到了巩固。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开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步伐。
作者：刘国新，当代中国研究所原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原主编兼社长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5期，原标题“如何认识抗美援朝战争”，文章有删减
责编：曹晶
排版：林苗苗
监制：李爱玲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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