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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红潮涌动

刘岳 前线理论圈 2021-09-22

巴黎和会照片(《中华民国实录:图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巴黎和会的怒火


1919年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刊出中国外交代表团向国内的报告,陈述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之北京通讯说:“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身为大总统徐世昌顾问、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他大声疾呼:“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1919年1月国务院函,既能看出国内对巴黎和会的殷切期盼,也能看出国内形势对代表团的影响(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这天一大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急匆匆来到学校,在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多人,给他们看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后,向学生们讲述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努力最终失败,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将不会交还中国,而是“让与”日本。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学生们震惊了:“这是什么和会?”“分明是强权战胜公理!”“我们必须立即请愿,阻止政府在协议上签字!”


当天晚上7点,国民杂志社十多名社员举行社务会议,本来是准备商量杂志出版事务,但大伙儿却不约而同地将话题集中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上来,决定由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明天晚上召开学生大会,并邀请北京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行动对策。


五四运动开始后,学生不断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将胶州湾交给日本


5月3日晚7点,北大学生和十几所北京高校1000多名学生,汇聚到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大会由国民杂志社易克嶷主持。《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向到会学生报告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情况,号召爱国学生挺身而出。紧接着,许德珩等学生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发言,痛批列强的虚伪面孔和侵略本质,斥骂北洋政府的软弱与卖国。在热烈的气氛下,大会决定星期日(即4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第一次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五四运动前夕的李大钊


《新青年》从四卷一号始,由编辑部同仁轮值编辑。1919年5月,李大钊轮值主编六卷五号时,推出“马克思研究专号”,刊发了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就有他撰写的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李大钊从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三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文中还翻译了《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主要部分,同时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是“一切社会上的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另一个是“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关系必须随着他变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两个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二是“资本集中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该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对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李大钊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三年中,发表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计181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文章。因此,李大钊成为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1919年的《新中国》


说到新中国,人们一般会想到1949年10月1日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30年前即1919年5月15日,北京出现了一本叫做《新中国》的综合性月刊,其作者主要有蔡元培、胡适、章士钊、高一涵、瞿秋白、郑振铎、邵飘萍、朱自清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学者。


《新中国》月刊诞生之时,正是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创刊号的主题。无论和会进程、中国代表团提案,还是商榷结果、国内各地的抗议,月刊都有充分的反映,并提出了“废约”的主张。月刊还提出,“山东为中国文化所肇始,乃中国人民之圣地”,绝不能放弃领土主权,必须废除中日密约,惩办订立密约的祸首;领事裁判权是一种极不公平的涉外法权,必须革除;要求收回失去的关税主权、筑路权等等。


既然叫《新中国》,自然要探讨如何构建“新中国”。其发刊词号召“人人以造新中国为己任”,主张救国要从培养国民意识做起,使国民“熟察世界之趋势,及我国在世界之地位”。始终铭记“中国虽弱然能支持至今者纯藉自过之精神力量,抵抗外力之压迫绝不希望其他强国之助力”,只有自立自强。救国需要爱国热情,也要有脚踏实地的长期准备和破釜沉舟的耐心。


《新中国》对时事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多从学理与文化思潮出发,侧重学术性的探讨和研究。归纳起来看,其主张主要是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释社会变革,用“文学”改革社会,用“自治”的办法建设地方政治,改造社会救中国等。


在两年多时间里,《新中国》月刊所刊发的文章涉及国际问题、国内政治及文化改革许多方面:就南北政府议和、地方自治与裁军、制定新宪法、建立新国会等提出设想;就新文学与旧文学、白话文与文言文展开争论;从生存解放、教育解放、政治解放、伦理解放方面讨论妇女解放问题。1919年的1卷8号,还刊载了郑振铎翻译的列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部分译文。


1920年8月,《新中国》停刊了,但它毕竟体现了积贫积弱时代,中国人民对未来新中国的构想和向往。尽管有些构想今天看来有些幼稚。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文章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5期,原标题“1919年5月:红潮涌动”

责编:金蕾蕾

排版:林苗苗

监制:李爱玲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

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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