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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汹涌澎湃的新思潮

刘岳 前线理论圈 2021-09-22

创造少年之中国


1919年7月1日这天,宣武门内回回营2号陈愚生家来了几位书生模样的人。原来,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人,要在这儿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王光祈


他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学会呢?发起人王光祈在《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结果情形》中说得明白:


“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


这是一群怀着鸿鹄之志的青年。他们明确宣告:“吾人的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并规定学会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简朴”,每年7月1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编辑发行《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刊物。


会员条件的规定也极为严格:


“凡中华民国之有志青年,由本学会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得为本学会会员。”


有一位会员,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但他有一个小老婆。学会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纳妾,最后这名会员不得不选择了退会。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合影,右三为李大钊


学会总部设在北京,后来又在上海、成都、南京、东京、巴黎等地建立了分会或小组,会员从创办时的7人,最多发展到120多人。但会员成分比较复杂,思想倾向也不一致,历次年会上,围绕着是否明确遵循、信仰何种主义的问题,不断发生分歧。


由于分歧无法调和,1925年7月中旬,少年中国南京年会后,学会停止活动。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各种社团中历史最长、成员最多、分布最广,又是分化最明显的一个社团。


澎湃的湘江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段振聋发聩的文字,是毛泽东26岁时的手笔。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势危重,毛泽东离京返湘,在长沙修业小学当历史教员。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会长(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彭璜请毛泽东出面创办会刊。7月14日,四开一张的《湘江评论》创刊了,毛泽东担任主编、主要撰稿人。


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第一版版面一角


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热情歌颂十月革命: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对于湖南的革命形势,他热情欢呼: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湘江评论》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重印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湘江评论》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经常收不齐,毛泽东只好自己动笔赶写。白天事儿多,来谈问题的人也多,他常常夜晚写稿。暑气的熏蒸、蚊子的叮扰,他全然不顾,挥汗疾书。文章写好后,他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还得自己上街叫卖。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在五四运动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2至第4期上,连载自己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国家坏到了极点,人类苦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胸中块垒,笔底波涛。《湘江评论》锋芒犀利,思想性、战斗性极强,被人们誉为“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8月中旬,第5期刚刚印出,湖南督军张敬尧以宣传“过激主义”为名,把《湘江评论》查禁了,湖南学联也被强行解散。


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入狱后,《新青年》其他人也遭到北洋政府的盯梢。李大钊远避河北昌黎五峰山。胡适也躲进了北京饭店。


《每周评论》发表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19年7月,胡适轮值编辑《每周评论》第31号时,刊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由此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每周评论》发表的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驳斥胡适的言论。他旗帜鲜明地宣称:


“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他认为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思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初步表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随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 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 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了。


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指出马列主义好比行船的方向,“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促进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推动了一批进步青年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作者: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


文章来源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7期

责编:金蕾蕾

版式:邝岩

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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