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界，大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文化竞争力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方面，体现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内容。大国文化竞争中，中国文化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同时又拥有自身独特优势。中国文化需不断提升文化自信力、核心价值观凝聚力、文化创新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古往今来，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往往既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研究和思考大国文化竞争，十分重要和紧迫。大国竞争是大国之间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全方位比拼，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领域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它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
文化竞争成败事关大国兴衰。军事的强大可以使国家站起来，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国家富起来，而建立在硬实力基础上的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强起来的必备条件。近代以来世界上先后崛起的大国，其不独赖于经济军事的强大，也源于思想文化的先进。“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只靠强力可以称雄一时，但以数十年或更长的时空维度来衡量，文化的强弱关系大国的成败。文化之争，尽管是没有硝烟的竞争，却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成为大国争雄的利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超争霸，用“冷战”代替“热战”，文化竞争却从“冷战”走向“热战”。最终，双方不仅仅限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铁血角逐，而更在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较量，凸显了文化竞争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文化的作用由隐变显、由轻变重。在大国博弈中，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能获得有力的话语权，进而抢占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文化何以能影响大国兴衰成败？因为无论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靠人才实力；无论军事战、经济战，最终归结于人的较量。文化具有“化人”的功能，正所谓国民之魂，文以铸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长期的文化传承沉淀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能够培塑出国民特有的信仰信念、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社会心理、军事战略。文化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是一国综合实力的核心。文化竞争的本质是价值观之争。文化竞争，往往在文化创作、文化传播、文化市场等多层次多领域展开，但最核心的是价值制高点的争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这一判断源于对文化内在结构的深刻把握。在文化竞争中，一个民族面对其他文化的渗透入侵，其文化表现形式和内容可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甚至发生改变，但会尽力保持核心价值观的稳定。一旦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受到冲击，原有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都将发生重大变革。价值观作为一国文化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国际竞争中，国家有大有小，经济、军事力量有强有弱，但在价值观竞争中，小国可以因大作为成为强国，大国可能因小影响变成弱国。一个拥有坚定价值共识的民族，往往能形成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向心力，对外则彰显亲和力、吸引力，促使其面对困难时百折不挠、奋进崛起；而缺乏共同价值的凝聚，国家和民族就会散如黄沙，最终走向衰败。价值观的碰撞交流，成为大国文化竞争的核心领域。面对日益激烈的文化竞争，我们需要保持自信，充分认清自身的优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党的正确领导，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提升的国家综合国力，潜在的巨大文化消费市场，等等。同时，我们需准确定位自身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作用，清醒认识我国在文化竞争，特别是在话语之争、市场之争、文化安全之争中存在的风险挑战。
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处于相对劣势。近些年来，尽管我国在提高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的掌握运用上仍存在差距。国际话语权之争，主要围绕“三权”展开，即话语主体的传播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话语载体的使用权。在话语主体上，西方国家因其掌握更多媒体资源而占据优势。致使人们在国际上更多听到西方的声音。当前，我国在国际舆论设置议程的能力, 在运用媒体时的战略思维、传播策略等方面，与西方相比仍存在着差距，比如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与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我国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等。国际话语权的弱势，不仅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甚至可能影响国家核心利益。在核心文化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进入21世纪，各国围绕文化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文化立国战略或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取得突飞猛进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尽管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取得较大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文化贸易总量已实现顺差，但诸如图书版权、报纸期刊、电影以及文艺演出等核心文化产品长期存在贸易逆差；我国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但价值引领力仍有待提升；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资源整合能力仍有待强化。之所以如此，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自主创新力不足。文化创新不足，不仅影响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更从深层上影响着价值观的稳定。在国家文化安全攻防中处于相对守势。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一刻也没有停止。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学习培训、学术交流、课题资助名义，试图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目标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特别在当前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各国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国家运用自身信息技术优势，着力掌控网络社交媒体等传播媒介，力图把西方文化变成互联网上的主导文化，利用网络文化挑战我主流意识形态、鼓噪社会价值冲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扫除意识形态领域雾霾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有效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当然，我们清醒认识到，文化攻防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当前新媒体、自媒体、全媒体时代，如何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我们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仍需要长期的不懈探索。历史经验教训警示人们，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思想文化防线一旦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2020年1月18日，葡萄牙里斯本：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参与者在里斯本参加中国新年游行
掌握文化竞争主动权，既需要主观能力，更需要客观实力；既需要政治运筹、因时因势而动，更在于有没有实力、会不会运用实力。
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一是推动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统一。文化开放包容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而文化安全无忧是文化自信的保障。一个封闭保守、裹足不前的文化，不可能自信；一个安全不保、被人威胁的文化，也很难自信。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文化的开放交流已成为时代大势。我们既需要主动作为融入世界，防止固步自封，又应当始终坚持文化的主体性，防止照搬照抄、反对全盘西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我们必须立足自身实际，扬长避短，铸牢思想文化防线、巩固意识形态阵地。二是推动文化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统一。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并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性，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力。清晰回答中国的价值优势有哪些，清晰回答中国人的价值归宿在哪里。三是推动文化发展与人民需求的统一。文化发展不能只追求自身逻辑的完善，更需要追求与人民群众利益需求的结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化只有与人民需求结合起来，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可、被人们所接受；文化只有“化”人、掌握群众，才能拥有力量；文化武装起来的人越多，文化发挥的力量就越大，中华民族就越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在文化竞争中把握主动，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轴作用、统揽作用，形成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发展崛起的正效应。一是加强理论阐释，把核心价值观培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培养青年、培养接班人、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高度看待价值观培育问题。要把核心价值观的每一个概念阐释清楚，把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整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脑入心。二是完善日常规则，使核心价值观在人民心中立起来。核心价值观只有满足人民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具体化为个人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道德规范，才能内化于心、凝聚人心，时时处处凝聚中国力量。三是运用法治力量，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将其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运用法律规范的刚性力量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立足国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公共条例等细则，明确对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处罚，以刚性的法规规范为保障，实现德与法的有机统一。提高文化发展自主创新力。创新是增强我国软实力、提升文化竞争力的动力源。一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提高文化创新力既不能厚今薄古，也不应厚古薄今。在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等理念的基础上，把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打造出更多反映当代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文化元素，使它活起来、火起来、传下去。二是加强思想文化创新。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能力、文明素养，更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切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创新创造，推动文化内容与形式、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创新，坚持改革开放、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有益的文明成果，提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有效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是加大文化生产创造。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日趋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应大力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文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用好科技与市场这“两个轮子”，调动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活力，整合多种优质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扩大有效文化供给。只有推动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对接，创造出一大批既“养眼”又“养心”、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文化精品，才能占领市场、打动人心、走进内心，让主流文化流行起来。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文化竞争中把握主动，把国家发展优势、综合实力等转化为话语优势，彰显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增强舆论传播力、提升话语掌控力。对外传播中华文化，不仅以中国形式走出去，更要以适应世界的方式走进去；不仅讲述中国自身特色，更需研究解答世界共同的问题；不仅思考我们想讲什么，更要考虑受众能听懂什么、得到什么。既要宣传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传播好当代中国文化；既推介“舌尖上的中国”，更推广“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总之，面对激烈的大国文化竞争，我们不仅努力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也努力推动人类多元文化共同繁荣。
作者：高宁，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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