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走不出自己的故乡，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他向家乡频繁支出的稿酬账也证实这一点，就是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心中对故乡韶山依旧念念不忘，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吃饭问题依旧念念不忘。估计是延安时期的稿酬已分享天下，又没有新的稿酬进账，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年毛泽东还是囊中羞涩、爱莫能助，这从他给家乡亲友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也感受得到他在接济亲友方面的竭尽全力。例如1950年5月15日写给毛宇居的信中尚有“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的窘境，此时应该是实在掏不出钱来接济他少年的私塾同学和邻居邹普勋(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私塾老师)，只得请堂兄垫付。再如1951年12月11日《致毛泽连、毛远悌》的信中仍有“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之言，对亲友爱莫能助的无力跃然于字里行间。但从《毛泽东选集》陆续出版发行后，毛泽东用稿酬接济家乡亲友就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1952年之后，很多文献都记载了他的这些频繁支出，这也是稿酬所奠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是毛泽东资助、接济亲友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些原则体现在他接济亲友的书信中，也体现在他用“私产”稿酬接济亲友的行为上。笔者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统计出9笔接济亲友的稿酬支出，列表如下：
这只是一本书上统计出的结果，对心系百姓又乐善好施的毛泽东来说，也许是挂一漏万，这“漏”下去的，在其他文献中也能看到诸多。比如陈新征在《毛泽东家书中的亲情世界》一文就记载：“郭梓材曾同毛泽东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 700元。”比如苏峰、熊根琪在《毛泽东三十一年还旧国》一书“毛泽东与谭戒甫的交往简介”中，也记载了毛泽东对他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英文老师谭戒甫的资助：“1957年9月，毛泽东邀请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谭戒甫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共进便餐，还送给谭戒甫300元人民币。”在一些零散的文献上还能看到：1955年，毛爱桂和姐姐毛春秀去北京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分别送给他们姐弟300元钱接济其生活；毛泽东还亲笔写信给毛秉琴（陈昌烈士的夫人），给她汇去300元，以让她作为生活补助；毛泽东的数学老师王立庵的后人王心支说：“1960年底，我母亲又收到毛主席嘱秘书寄来的1 000元，并说明‘作为赠送，不要还的’。此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又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可谓雪中送炭，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这些接济实例又是不胜枚举，也让毛泽东的稿酬账，真正成为济亲济友济天下的账户。沈栋年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他回忆说：“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一次少则一百元，多则上千元，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这些事都是由我经办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请田家英签字，到为毛主席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现金，然后由我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马武义在《毛主席生活散忆》一文回忆：湖南韶山老乡、亲戚朋友找他治病或解决困难，他都给予接济。主席的一位堂兄（笔者：应为堂弟）来京治眼病，安排在前门一个旅店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眼病治好了，所有食宿、医疗费用都由主席支付。临走时，主席要我们卫士去看看他，问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回来告知，他想要个皮箱，主席问：“他没要官吗？”我们说：“他没要官。”“那好，没要官就好，给他买个皮箱吧。”亲友要接济，但不能动用公权，是毛泽东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作为“私产”的稿酬就成了他接济亲友唯一源泉。作为韶山的儿子，毛泽东曾对着乡亲说过：“我不能光为你们解决困难，我要为全国人民解决困难啊……”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1.
[2] 陈新征.毛泽东家书中的亲情世界【DB】.北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苏峰、熊根琪.毛泽东三十一年还旧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
[4]李敏、高风、叶利亚主编.真实的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4.
作者：葛长银，中国农业大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东方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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