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员先上”体现了怎样的治理逻辑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研究和治理实践的指导思想。准确理解党建引领的内涵及其社会治理逻辑，是推动各领域党建融合和治理效能提升的基本前提。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是一个逻辑体系，主要由政治逻辑、组织逻辑、民主逻辑、关系逻辑、空间逻辑、技术逻辑六个逻辑要素构成。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研究和治理实践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对党建引领的认识理解上仍然存在不少误区，在具体落实中存在差距，容易导致党建引领的政治泛化和党建引领的组织僵化。因此，对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需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分析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可以从政治逻辑、组织逻辑、民主逻辑、关系逻辑、空间逻辑、技术逻辑六个方面来理解。
要树立党是领导一切的立场和观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方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际上就是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方略贯彻到社会治理中去的一种生动鲜明的具体提法。
要对社会治理中的政治资源进行充分挖掘、盘活和集约化使用。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国共产党生成了扎根中国大地并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相融的丰厚政治资源——数量庞大而广泛分布于群众之中的党员，镶嵌密布而又共融共生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基层党组织，只要对这些政治资源进行有效的政治激活和组织聚合，党建引领在社会治理的政治引领就有了可靠而有力的政治支撑和优势所在。
从这一政治逻辑维度来看，提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首先是要避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滋生蔓延的单纯行政事务主义倾向，为社会治理注入更多的政治要素，比如党的政治形象、群众路线、民主协商、德治自治共治等，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治理进程并努力提升其治理效能。与此同时，提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社会治理在各个领域的具体活动展开，为党的多种政治要素植入和渗透进社会生活提供路径依赖。
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党建引领”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党的基层组织、行政组织、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多种力量共同构成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既包括街道党工委、行政组织党组、社区党委、居民区党组织等建制型党组织，同时也包括一些临时组建的功能型党组织；既包括与街道以下的基层党组织有着纵向密切联系的上级职能部门党组织，也包括街道辖区范围之内横向内生的各种类型的党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是区域性社会治理架构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组织平台。行政组织是市场化多元社会的治理主体，在权责功能下沉的体制改革中，街道承接了原先由上级相关职能部门掌握的某些职责功能，因而对行政辖区内的各种社会事务拥有了更加集成有力有效的行政力量。在区域性社会治理架构中，行政组织党组的优势在于能够把业务职能与政治职能有效结合起来并贯注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驻区单位是区域性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把驻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效能通过区域化党建的方式释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与区域内其他治理主体的优势互补，为区域性社会治理架构提供坚实的组织支撑。社会组织尤其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既是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和组织载体，也是服务群众的专业化社会组织。
四种组织力量各有优势特长，也各有短板，在党建引领下，以党的组织为桥梁和枢纽，党的基层组织、行政组织党组、驻区单位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等力量得以实现政治整合和组织聚合，由此形成区域化党建的组织治理体系。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基层民主协商生动展开的全过程。“有事大家商量着办”“大家的事大家来办”，这既是基层民主协商的政治价值所在，又是基层民主协商的组织路径依赖。
在“党建引领”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由于党组织发挥着整合多元化社会力量的政治纽带作用，因而在基层民主协商过程中实际上扮演了三种重要角色：团结组织和把握方向的政治引领角色；听取收集基层群众不同意见的政治吸纳角色；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意见分歧的政治调解角色。
政治引领，是指基层党组织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培植和提升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法治意识和文明意识的过程；政治吸纳，是指基层党组织要主动听取收集各类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建立起有效的诉求回应和矛盾反馈机制，保持党组织与群众时刻在线，掌握群众的即时心理；政治调解，是指基层党组织通过与行政组织党组、驻区单位党组织、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共同发力，在合法、合规、合情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好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这三种角色的发挥，实际上就是“党建引领”基层民主协商助力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关系结构形态嬗变演化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比重的不断提升，就业和收入形态的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的集约式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在人口大规模流动、利益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关系结构越来越表现出“碎片化”和“原子化”——摆脱了乡土地域、宗族血缘、单位制的归属羁绊后，一个流动性加剧的超大规模型的“陌生人社会”迅速形成。
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中，市场化、法治化、契约式的利益观念已然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基本交往准则。党建引领的提出，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渗透式的全域化社会治理，在新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构建起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1月27日，一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为海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点赞。新华社发 陈静摄
一切皆有迹可循。空间逻辑意义在于，各方力量参与的社会治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场阈之中开展起来的。空间场阈的设计营造及其有效利用，为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可靠的空间依托，因而有着积极意义。
社会治理意义上讲的空间场阈，主要包括政治结构空间和政治地理空间。政治结构空间，是指社会治理参与力量因角色、作用、影响和能力等存在差异而生成的治理关系结构。
在政治结构空间中，党组织是贯通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中的政治核心和组织枢纽。政治地理空间，是指通过对街区或社区物理空间的功能营造，依托分布式的实体政治单元，在满足服务于社区居民需求的过程中，实现对社区人员的有序导流和关系重建。
就社会治理实践而言，政治地理空间的主要构成是指按照街区或社区辐射影响范围而开设的如党建服务中心、睦邻友好中心等实质性的党建群建阵地。遵循空间治理逻辑，党建引领就有了坚实可靠的物理化治理依托和活动空间。
社会治理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党建引领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赋能和组织赋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从政治赋能的角度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泛在性特征，既使党治国理政面临着新的风险挑战，尤其是信息自由流动导致的网络舆论的不可控性、网络社群的自组织化以及社会动员的网络群体极化等的影响挑战更甚，又为党提升和强化治国理政能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技术支撑。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社会治理运用，比如，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实际上为整合呈现出原子化倾向的市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赋能。
在政治赋能的过程中，包括党的历史、政治形象、红色文化等充沛政治资源得以以新形式新内涵展现出来。比如，通过VR技术实现红色虚拟场景的营造可以为党员群众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教学，通过“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可以为党员群众的学习教育提供持续性的内容生产。
从组织赋能的角度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聚合化特征，在破除工业社会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官僚制）组织弊病的同时，又在适应多中心分布式信息社会的过程中，为构建以党的政治活性的激活发扬和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提供了强大有力的组织技术支撑。
现在，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互联网企业党建等新类型概念的提出和实践，实质上就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的组织赋能，整合聚积多元化社会中党的组织资源的生动展开。
作者：薛小荣，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2期，原文标题“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
责编：王晓霞
版式：山中石
图片来源：新华社、常州日报
监制：李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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