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还需要健康的社会心态
摘要
疫情防控常态化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而健康的社会心态是打赢这场阻击战的重要支撑。社会心态作为疫情期间社会矛盾的晴雨表和指示器，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社会心理面向；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可以视为从社会心理角度解决新矛盾、满足新需要、提升幸福感的努力方向。
当前，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但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风险仍然存在。近日，北京出现局部性聚集病例，北京疫情防控再次拉响警报。从居家隔离的“疫期生活”蜕变为自律自为的正常生活，不仅需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而且需要健康的社会心态支撑。
社会心态是指有一定强度、持续时间较长且具有渲染性的社会群体情绪状态。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民众紧张恐惧和焦虑状态即属此例。“社会心态透过一段时间内社会上所流行的、普遍被大众所追捧的人或事，如时尚潮流、社会舆论等得以表现；它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 通过群体认同、情绪感染等机制，对社会大众形成情绪性的影响。”社会心态培育，可以从其形成方式、引导策略和干预措施等方面加以解读。为此，我们需要在认真了解民意民心、管理社会情绪和社会舆论、引导社会行为的同时，进一步走向更主动、更有目的性的引导。
就个体层面来看，健康的社会心态首先表现在自尊自信，人们对自我持有积极的评价，确信自己的能力；从人际层面来说，健康的社会心态凸显在理性平和，冷静地看待外在的人、事、物，以平和的心态正视和解决问题；而积极向上则是对健康社会心态在社会层面的概括，是社会心态本身美好生活的精神面向，也是美好生活的物质面向。
从社会心态培育的对象看，必须以人们的现实需要为出发点，以社会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为依据，提供及时的社会心理服务。因为社会心理服务的对象是人，只有人的积极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心理培育的效果。因此，明察人们的心理需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需要差异，成为社会心态培育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且也能以前瞻性的眼光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恢复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因此，及时有序地复工复产，就是对满足人们心理需要的最好回应。
从社会心态培育的目标看，主要涉及自我和谐、人际和谐和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建立在自我和谐的基础上，又是社会和谐的核心。如果说社会心理服务是从现状出发的努力，那么社会心态培育则是从目标出发的努力，但殊途同归，即通过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服务，进而促进社会心态的培育，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只有以社会现实为着眼点展开社会心态培育，解决个体、群体和社会已有的矛盾和冲突，调适已有的不良社会情绪，才能为进一步的健康社会心态培育打下基础。当已有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不良社会心态消除后，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自然水到渠成。
从社会心态培育的内容看，包括正确的社会态度、客观的社会认知、健康的社会情绪、积极的社会行为等。社会态度反映民意民心，社会认知体现印象管理，社会情绪则会影响社会态度和社会认知，使得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尽管每个层次的内容存在差异，但都是正面向上的，并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和群体规范性。此次疫情期间，党和政府审时度势，从全国调派340多支援鄂医疗队，共赴一线救治，特别是对武汉市从医疗物资到医疗专业人员、从生活食品捐赠到应急物品援助，体现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频共振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从社会心态培育的途径看，在个体层面，健康的社会心态培育，能够帮助人们以正确心态面对直接互动的微系统环境中出现的问题，舒缓负性情绪。在人际层面，如家庭与学校、家庭与社区、工作单位与学校等，在其互动的过程中开展社会心态培育。在群体或社会大环境层面，社会心态培育体现在关心和帮助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利用群体内规范对群体性负面事件进行预警和疏导，为培养目标群体的健康社会心态固本强基。
普列汉诺夫指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科学思想史，仅仅知道它的经济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如何通过经济发展进而研究社会心理问题；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深度的研究与思考，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这说明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不仅是社会心理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反映，而且具有能动性，会反作用于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发展。一句话，社会心态培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疫情期更是如此。
社会心态具有弥散性。犹如阳光与空气一般，社会心态弥散在整个社会中，对其成员具有隐性的影响。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群体焦虑、不公平感等，都是消极社会心态的明显表现。某种意义上，社会心态具有社会规范的功能，全体社会成员或亚群体成员彼此间“心照不宣”，但这种社会心态却影响、规范着群体成员的行为。比如疫情发生初期，危及民众自身安全和利益时，埋怨情绪和对公共卫生服务的不满，往往让他们不理解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甚至个别人无理取闹滋生事端。
社会心态具有渐变性。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疫情发生初期，人们消极的社会心态容易成为掣肘，妨碍政府的干预与管理。如对“封城封村，居家隔离”防疫措施，一部分民众当初就难以理解和接受，需要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殊不知，在类似突发的重大公共事件面前，生死先于人权，保命重于自由。反之，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则为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并能提供必要的保障。
社会心态具有指向性。社会心态是社会问题的折射，社会心态的波动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凸显。在社会出现矛盾、冲突时，及时将负面社会情绪转化为正面社会情绪，可以防止负面不良社会心态的形成；在发现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前兆时，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给出正确的问题解决方案，有利于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堪称健康社会心态培育的榜样和典范。
大力提升人民的国家满意度。当国家认同感被唤醒时，就会舍小我之心成大我之志。尤其是在灾难面前，人民对于国家的期望和情感依赖更加强烈，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群众现在比过去感觉更为幸福。疫情发生后，党和政府集全力抗疫，有效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有了强大保障，这一过程正是提升人民满意度的具体体现；通过实施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着力强化国家认同意识，弘扬疫情防控的中国精神。
强化经济发展为人民幸福感服务的理念。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基础，党和政府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调控，让人民享受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幸福感越来越多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指标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公共危机过程中如何减少幸福感的损失率至关重要。党和政府应加大公共支出，稳定物价，解决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特别是对于有特殊需要的群体（如贫困群体）应给予及时帮扶，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这些都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韧性与治理能力的真正考验。
充分发挥文化的软实力作用。研究表明，中西方幸福感的差异体现在本源、意义、联系与时间性四个方面。具体来讲，中国文化在本源方面，强调环境适应，幸福感具有明显的和谐性；在意义方面，强调集体价值而非个人福祉，幸福感具有明显的价值本位的特点；在联系方面，强调人际互倚而非独立，幸福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在时间方面，强调未来取向，而非当前，幸福感具有明显的时空跨越性。因此，既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抗疫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战疫的最后胜利。
重视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幸福感是人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重视人际关系的人比重视获得某种结果的人更幸福。为此，党和政府要加强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使人民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共情和移情，以现实态度直面环境、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倡导以运动获得健康和快乐，以音乐愉悦情绪和心灵，以作品体验真情与感动，借此获取精神世界的滋养，真正达到自我实现者心理健康的精神境界。
研推高新技术产品。科技发展不仅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从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科技衍生品如机器人、智能家电、手机、音乐放松椅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好伙伴”的角色，已成为健康社会心态培育的助推器。随着5G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互通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生活方式，“秒变”的网速所带来的心理愉悦体验，也让人们的心灵更加顺畅，随时随地网上面对面沟通，更让人们依赖科技发展。让高新科技强劲助推社会心态培育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作者：俞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靳娟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7期，原标题“加强疫情期健康社会心态培育”
责编：高斌
版式：山中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监制：董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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