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儒学体系的董仲舒有什么过人之处？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专攻《春秋公羊传》。
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延揽四方才俊，让地方郡守、诸侯推选贤良博学之士，欲闻治国“大道之要”。
董仲舒在上《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大一统”的思想。董仲舒在我国思想史上的贡献，除了“大一统”思想外，还有“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的思想。
他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创建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融合阴阳五行学说、法家与道家思想于一体的新的儒学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许，此后便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
董仲舒一生博览经书、勤学不辍，留下“三年不窥园”的佳话。
提起董仲舒，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思想家有着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董仲舒的家乡，东南两面与齐鲁接壤，北面为燕代地区，西邻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董仲舒自幼深受儒家文化、方士文化和法家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影响。
董仲舒家境殷实，宅中藏书丰富。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尤其对《春秋公羊传》颇有造诣，很快就成为汉景帝时期远近闻名的五经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许多人慕名而来，师从董仲舒。由于人数太多，他采用由得意门生教授新生的办法，传授学业。董仲舒讲课的时候，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帷帘后面讲，学生在帘外听，只有个别天资聪颖、学习刻苦的弟子才有机会见到老师。有的学生跟着董仲舒学了几年，却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真是不识先生真面目。今景县尚有“董仲舒下帷处”遗迹。
董仲舒为汉朝社会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司马迁就是他的高足。《史记》说董仲舒弟子通经学者“以百数”，褚大为梁相，吕步舒为长史，吾丘寿王官至光禄大夫侍中。
公元前141 年，景帝驾崩，汉武帝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博学多识的董仲舒，在策问中提出的“大一统”和“抑黜百家”的建议深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认可。之后，汉朝的统治思想逐渐由黄老思想转为儒家思想。
董仲舒还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为国家培养儒学人才，于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社会上逐步形成尊儒风气，儒家思想焕发生机。
东汉思想家王充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充分肯定了董仲舒在中国儒学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董仲舒为人正直清廉，王充说：“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班固说他“为世纯儒”。司马迁说“董仲舒为人廉直”，主张“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既是廉直勿欺，便使他不会曲意逢迎，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董仲舒并未受到汉武帝重用。
《汉书》记载：“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朝廷派董仲舒到远离朝廷的江都（今扬州）为相。
易王刘非是景帝之子，和武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为人骄奢，延揽豪杰，心怀异志。西汉经学家刘向认为董仲舒的才能超过管仲、晏婴，可以辅佐帝王，也就是说董仲舒应该在中央做官，辅佐汉武帝。但没想到，朝廷里有人暗地使坏，怂恿汉武帝把董仲舒派到江都与狼共舞。
在江都，董仲舒兴礼乐，敦教化，规劝易王不要图谋不轨、称霸一方、对抗中央。后来，还是因为受到刘非的连累，董仲舒被罢为中大夫。
在这期间，董仲舒因宣扬天人感应，触犯了汉武帝，还差点丢了脑袋。
和董仲舒同时期研究《春秋》之学的公孙弘，学术造诣不如董仲舒，但他处事灵活，擅长揣摩逢迎，“朝会议事，不面折廷争”，汉武帝“遂大悦之”，位至公卿。
董仲舒很不认可这种趋炎附势的做法，斥其“从谀”。公孙弘知道后，忿恨满腹，便想方设法与董仲舒作对。
当时，汉武帝有一位胞兄，爵为胶西王。此人行为怪僻，阴狠险毒，经常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公孙弘郑重其事地向汉武帝举荐：“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公孙弘想让董仲舒离开中央朝廷，去当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借胶西王的屠刀，取其性命。
让公孙弘意想不到的是，胶西王听说董仲舒是大儒，一改过去的恶劣态度，对其“亦善待之”，并没有恶意刁难。但董仲舒仍担心早晚出事，便以年逾古稀、身体有病为由，辞官回家，一心著书立说，“终不问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晚年的董仲舒依然忧国爱民，反对土地兼并，不许官吏与民争利。
西安的碑林区有个下马陵街，一说是董仲舒的墓地；一说其弟子经过这里都要下马步行，故称“下马陵”；还有人说武帝幸宜春苑时，每至此必下马，时谓之“下马陵”。
西安下马陵街
三年不窥园，说的是董仲舒一心一意读书的故事。
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学习勤奋，3岁就能背诗写字，7岁便入学堂。关于董仲舒因为读书不窥园的记载最早见诸《史记•儒林列传》。
司马迁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董仲舒做了汉景帝时的五经博士，前来拜师的人很多，董仲舒忙得不亦乐乎，以至于很久都没有关注过自家的园子。西汉末年人桓谭的《新论》也记载，董仲舒专注于研究五经，“董仲舒专精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
东汉人班固的《汉书·董仲舒传》和司马迁的记载基本上一样，唐朝人颜师古注：“虽有园圃，不窥视之，言专学也。”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记载：“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
后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记载被演变成少年读书励志的故事，情节越来越丰满，三年不窥之“园”也由菜园变成了花园。
话说董仲舒的父亲董太公看到儿子酷爱读书，经常废寝忘食，一方面为有这么一个勤学苦读的孩子高兴，一方面又怕把儿子累坏了。他准备建造一个花园，转移一下儿子的注意力。可是，董仲舒三年都没去过这所专门为他建造的花园。
上述记载及故事，大同小异，不管是菜园还是花园，时间是三年，还是几十年，都不重要。它们反映的都是董仲舒认真读书、研究专注的特点。人们津津乐道地传诵这个故事，也是因为佩服董仲舒做事专一、刻苦学习的精神。
古人讲“读书即是立德”，说的就是读书对于修身的重要性。董仲舒一生读书不辍，使他能够吸收众家之长，融会贯通，成为一代大儒，而且满腹经纶，谈吐不凡，富有人格魅力。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故事，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读书使人生更有价值。在学习的征途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勤学和专注才能接近知识的顶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刻苦读书的传说，如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还有孙康映雪读书、王羲之练字吃墨、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白居易自幼“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等。此类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勤学苦读是获得知识的不二法门。
董仲舒不为外面的花花世界所惑，专心读书，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汉朝鼎盛时期，当时六畜兴旺，马牛繁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们乘马也非常讲究，乘母马者会受人排斥，不得参加聚会。董仲舒对此却并不留意，出门乘马经常不分雄雌。
亲戚朋友们都讥笑他，说他是个书呆子。但董仲舒凭借刻苦努力，最终成为一位上继往圣起绝学，下为万世开太平的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尽管他也曾仕途不顺，可到了晚年，还是因高才博学，再次受到了朝廷的重用。朝廷每有大事，汉武帝必令人到董府咨询。
刘向说：“（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尝有诏问。”甚至有的刑事案件，朝廷也派廷尉张汤前去“问其得失”，而董仲舒便引《春秋公羊传》来决讼断狱，史称之为“《春秋》决狱”或“引经决狱”。
后人把董仲舒判决的大案要案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该书是汉晋之间司法断案的重要参考。曾有人研究后认为，一个人要想收获成功的人生，读书时间至少达到1万小时。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写出《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完成《资本论》的撰写，都是长期勤奋读书、思考的结果。
读书使人更有涵养。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有一句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腹有诗书”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气”可以理解为“气质”或“精神风貌”。全句的重心在“自”上面，它强调了华美的气质是饱读诗书的必然结果。此诗句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标准的写照，常用来形容一个人只要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便自然会表现出文人的优雅举止和翩翩风度。
而史书上关于董仲舒的记载，则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王充曾评价董仲舒“策既中实，文说美善”。这是说董仲舒的建言献策不仅实用，而且文辞优美。不仅如此，董仲舒道德修养还极高，言谈举止也优雅从容，“进退容止，非礼不行”，赢得了时人的尊重，“皆师尊之”。
由此可知，认真读书的人可以允执厥中，摆脱平庸、固陋和偏执，还能更有气质。甚至，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令其唇齿沁香，神采奕奕。可见，读书是净化灵魂、培养高尚情操的重要途径，对一个人气质的培养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重温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故事，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中培养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领导干部“少一点应酬，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
进入新时代，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将读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切有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血液里，融会到从政行为中，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拒腐蚀、永不沾，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作者：赵连稳，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7期，原标题“董仲舒三年不窥园”
责编：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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