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永定门以南10公里的南苑一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苑囿，河湖泉水众多、草地林木广阔、动物资源丰富的环境特征延续了六百余年。其后，南苑的土地在清末光绪年间被迅速开垦，经过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农田广袤、村落密布的地理风貌。南苑环境史上从皇家苑囿到京郊乡村的这一重大转折，是蓄积已久的政治、经济矛盾在某一时期最终爆发的结果，也是国家制度和政策影响土地利用方式的典型例证。
南苑作为皇家苑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的下马飞放泊。大都城内的统治者告别了游牧骑射的草原生活，冬春之交到郊外行猎成为延续蒙古族文化传统的替代方式。设在大都城南的多处飞放泊，就是基本保持自然状态、供皇家放鹰捕猎的浅水湖泊。其中之一位于当时的“大兴县正南，广四十顷”，骑马出城很快即可到达，因此得名下马飞放泊。明代迁都北京后修建苑墙、开辟苑门、设置海户，形成了周垣120里、面积大约210平方公里的格局，以此作为皇家休闲及训练武备之处。与“北海子”即北京积水潭对应，称作“南海子”。清代继续维护和建设，并被赋予了一个与西苑、北苑配套的名称“南苑”。元明清时期，北京周边都是农业区域，土壤和水热条件良好的南苑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只是由于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强力限制，朝廷刻意保留的草原林木景观才得以延续。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之下，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只能依靠增加耕地面积来缓解。究竟是维护皇家苑囿的旧有制度，还是将其开辟为农田以解决现实问题，早在明朝就已经形成了一对矛盾。正统八年（1443）十月皇帝给都察院的谕令说，南海子“往时禁例严甚，比来守者多擅耕种其中，且私鬻所有，复纵人刍牧。尔其即榜谕之，戒以毋故常是蹈，违者重罪无赦。于是，毁近垣民居及夷其墓、拔其种植甚众”。这就表明，皇家游猎之地向来严禁开垦，守护者却擅自在苑里开垦土地，私自倒卖物产，听任外人砍柴放牧。皇帝谕令颁布后，靠近苑墙的民居被毁、坟墓被平、庄稼被拔，政权的力量强化了皇家苑囿与普通百姓的隔离。到清代，维持南苑旧貌与开垦耕种的矛盾更加突出。乾隆帝诗自注：“近海子墙设庄头种地，植柳为限，其外平原皆猎场。”（《日下旧闻考》卷七十四）这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情形，紧靠南苑围墙内侧的林木和草原已被开垦成耕地，这些耕地环绕着中间广阔的猎场，二者之间栽上一圈柳树作为分界线，防止开垦者对猎场逐渐蚕食。南苑地区的农业耕作在这个时期仍然受到有效的节制，到晚清时期则变成了不可遏止的大势所趋。南苑作为皇家苑囿的兴衰沉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命运的写照。晚清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面临着如何变法图强的急切需求，经济上存在着人口激增与民生问题的巨大压力，军事上的内忧外患加剧了政治经济的双重紧张。风雨飘摇的国运迫使朝廷无法维护“例禁开田”的“祖宗之制”，土地广阔的南苑最终从禁而不止的私垦变为官方主导的放垦，困境中的无奈选择彻底改变了这个区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面貌。
制度和政策的逐渐松动乃至改弦更张，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九日，定郡王载铨等奏报有人“私行开垦”南苑土地，皇帝认为私垦的实际数量可能更多，令其审讯苑丞等人，“难保无知情故纵、通同舞弊情事”。（《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三）咸丰元年（1851）正月，御使嵩龄奏请开垦南苑闲地，遭到皇帝贬斥并“著交部议处”。（《清文宗实录》卷二十五）咸丰年间内阁侍读学士德奎、同治年间醇亲王奕譞的类似奏请，也遭到回绝乃至严厉处罚。但是，严峻的局势迫使朝廷的态度日趋软化。光绪二十六年（1900），南苑遭到八国联军严重破坏，行宫、庙宇被毁，饲养的鸟兽惨遭屠杀劫掠。清政府在付出巨额的庚子赔款之后，再也无力修复和经营南海子，昔日的皇家苑囿变成荒草离离、狡兔出没之地。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二十三日，朝廷下令设立南苑督办垦务局，拍卖南海子的荒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宣统元年（1909）“南苑督办垦务局执照”，记录了该局拟定的六条招佃章程，其中包括：“所有招佃认垦之人，即以八旗内务府以及顺直绅商仕民人等。旗人取具图片，绅民取具切实具结，始准领地，均以十顷为制，不得逾数。”“招募佃户宜有栖身之所，准其自盖土房，不准营建高阁大厦及洋式楼房，亦不准私立坟墓，违者究办。”“苑内一经开荒，人烟稠密，不免有贸易经营。惟须禀明，听候指示空闲地址，不准毗连结成市镇，亦不准开设烟馆、赌局，违者定行究办。”此外还有处理土地分级、退出租佃、治安管理等事务的条款。招佃章程虽然作出了上述规定，但从中渔利的只是来自北京等地的王公贵族、官僚军阀、富商大贾、宫廷太监，他们乘机圈占大片土地，雇佣山东、直隶（河北）的贫民耕种。这个开发过程迅猛异常，促使南苑地区步入了环境巨变的新阶段。从元代下马飞放泊到明清南海子，南苑一直维持着以林木、草地、水泉为主要特征的地理风貌。清末发布南苑放垦令之后，昔日游猎之地空阔静谧的旧时风景，很快就被广袤的农田取代。1924年，白眉初所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已称这里“无泛舟之利，而民间稻田颇资灌溉”。至1949年前夕，在短短的50年间，南苑范围内开出了大约20万亩耕地。
清末至民国时期，山东、直隶（河北）等地的大批贫民到南海子充当雇工和佃户，禁苑故地人烟稀少的局面旋即改观。大兴西红门地区建新庄的成长，就是南苑开垦历史的缩影。光绪二十九年（1903）户部京丞安寿山（字万全）、安鸿亭（字兴义）领出南苑土地1280亩，雇佣长工耕种。二人名号各取一字，庄园遂称作万义庄，1920年转卖给段祺瑞。192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专家成立华北垦牧公司，在南苑建立改良农业的试验场。段祺瑞作为发起人之一，以万义庄的土地入股，取中美合作之意改称华美庄。不久段氏倒台，华美庄被燕京大学买下作为农学系育种之地。1929年几经争执，转交南京的金陵大学经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由燕京大学代管，1949年变为集体所有，1950年改名建新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陈永龄等1949年所作的《南苑华美庄调查》指出：“在华北各省农村中，山东一向是地少人多。自清代以迄于今，每年皆有大批青壮年自山东移往东北或河北寻求生路。此等移民或为暂时性，或为永久性。而此种移民亦皆有连续性，移往东北或河北的山东人仍不断与其家乡亲友互通音问，此种音信互通亦为日后山东更多移民的准备。华美庄于一九二二年招募农工开始农场工作，彼时即有山东省观城县农民闻讯来此应召作农工。应召而来者都是单身汉，以后生活日渐安定，始自家乡接来家眷同居，或就地结亲。及至一九四一年以后，彼等由农场工人变为佃户，则接家眷前来者更见增多。”南苑一带其他村庄的变化与华美庄不尽相同，但居民的来源和发展进程基本一致。到1949年前夕，南苑地区已经聚成了大约230个自然村镇。经过此后几十年的合并调整，到1990年左右，在清末南苑放垦后形成并且延续下来的村落，分布在大兴团河农场与红星、西红门、金星、瀛海庄、旧宫、亦庄、鹿圈、太和等街道乡镇的仍有近80处，在丰台区南苑、大红门、东高地、西罗园街道以及南苑乡也有不下30余处。皇家苑囿的地物命名大都文采斐然，其流风余韵影响着蜂拥而至的新庄园主，当他们给自己的庄园命名时不免竞相效仿。北京城里买卖铺户的堂号原本就有期望生意兴隆、福寿平安的寓意，他们来到南苑买地建村时继续沿用商铺的堂号，这是地名用字的又一突出特点。以德、义、仁、善等字眼给所在村落命名，反映了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意识。诸如隆盛庄、广德庄、海晏庄、至善堂、德茂庄、仁义堂、信义庄、来顺庄、瑞和庄等，它们集中分布在旧时苑墙的范围内，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成因、共同特征、共同语源的村落地名群，为区域环境的急剧变迁留下了以语词文雅为鲜明特征的历史记录。随着当代北京城市区域的不断拓展，不少村落相继改变了原有形态，村名往往转化为社区或街巷的名称。在昔日的皇家苑囿里，农田广布、村落林立，这些村落相继步入了郊区城市化进程，堪称南苑环境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清末民国时期的放垦完成了南苑土地功能的置换，保留下来的少量水草地，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显得越发珍贵。麋鹿俗称“四不像”，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南苑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苑中饲养的麋鹿被杀戮劫掠净尽。1985年英国乌邦寺公园挑选出20头麋鹿，运送到这个物种的原始栖息地——刚刚建立的南海子麋鹿苑，1987年又有18头麋鹿回归它们的故乡。在这前后，江苏大丰黄海滩涂、湖北石首天鹅洲也建立了麋鹿自然保护区。至今我国的麋鹿已繁衍到两千多头，成功度过了物种的濒危阶段。南苑麋鹿的消失与种群恢复，在中国近代史与北京环境史上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南苑的生态恢复、湿地公园建设与区域文化研究，在北京南中轴规划逐步实施、大兴国际机场建成通航的背景下，增添了更多的时代意义。大兴、丰台两区作为古都历史文脉与文化精华的重要承载地，直接肩负着培育文化新名片、塑造新国门形象的重任。跌宕起伏的南苑环境变迁不仅为区域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也为局部再现昔日的苑囿风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历史经验。
作者：孙冬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7期，原标题“从皇家苑囿到京郊乡村：南苑环境史上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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