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探索真理，胸怀坦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不懈，忘我奋斗。
张闻天同志1900年生于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代，他目睹中国内忧外患，积极投身时代大潮，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他发表《社会问题》一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社会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之一。此后，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东渡日本留学，赴美勤工俭学，回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从1919至1925年，张闻天同志致力于文学革命，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创作和翻译了大量新诗、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等作品，被誉为“少年文学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中的一员。同时期，他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研究中国社会，对各种思潮加以比较鉴别，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他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究。1931年初，张闻天同志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张闻天同志作为中央领导成员，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推行和宣传（主要是对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影响）负有相应的责任。但同时，他从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指导中，逐步认识到“左”的严重危害并开始纠“左”的尝试。1932年10月，他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强调要反对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团结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1933年初，张闻天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长征途中，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毅然与“左”倾错误路线决裂。遵义会议上，他按照会前与毛泽东同志、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并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如果没有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时期的张闻天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推举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党内负总责。从这时一直到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日常工作由张闻天同志主持。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真理，抵制谬误，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主导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为实现党中央的团结和实行有效的集体领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征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艰辛努力，为实现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这一历史性的伟大战略转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召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并起草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会后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张闻天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中国革命和抗日新局面，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赞同毛泽东同志阐述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重要思想，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随后配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内部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张闻天同志还始终关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许多有关文化运动重要方针政策的文件，与毛泽东同志一起，为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二、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同志实际离开了党内“负总责”的岗位，主要负责理论研究、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和两部合并后的宣传教育部部长、《解放》周刊主编、《共产党人》编辑、马列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主编《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期间，张闻天同志撰写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战必胜前途，鼓舞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斗志，批判党内存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他写的《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文章，在党员和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为开展国际宣传，他于1941年在延安创办了用英、俄、法三种文字印发的刊物《中国通讯》；1944年主编党内《参考资料》，比较系统地调查研究国内外重大问题。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培养干部成为党的一项紧迫任务。张闻天同志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更要提高马列共产主义教育，特别加强党校工作，培养能够深入群众的干部，能够应付统一战线局面的干部，使干部适应于新的条件”。1938年，他在延安领导筹办了马列学院（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并兼任院长，坚持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办学方针，重视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学习与研究。他亲自领导制订实施学院教学计划，多次约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负责同志和从前方回来的地方、军队领导作报告，为党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和理论骨干。同时，张闻天同志主持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10册）和《列宁选集》（20卷），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张闻天同志以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解剖自己，恳切表示：“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主动要求到基层做调查研究工作。
1939年10月党中央为加强党的建设创办《共产党人》杂志，张闻天兼任编辑
1942年1月，他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既是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实地考察的宝贵记录，也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他还根据调查研究的体会写作《出发归来记》，深刻认识到：任何共产党员，“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而“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一环”。这表明张闻天同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成熟。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张闻天同志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到东北地区做地方工作，历任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土地改革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他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明确提出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六种成分（后经中央修改为五种）及党对其不同的方针，是我们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献，其基本思想被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所吸收。此后，张闻天同志一直坚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他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根据他的倡议，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这是其中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同志在外交战线工作近十年，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他坚定执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工作局面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在1951年至1954年驻苏联大使任内，张闻天同志提出驻外使馆要以各国政府为主要工作对象，着手成立我国驻外使馆第一个研究室，亲自抓调研工作，使大使馆真正发挥党和国家耳目的作用。他十分重视积极发展中苏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以大使身份参加了与苏方进行的有关谈判，是“156项工程”在苏联具体落实的主要负责人。在研究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要“稳步前进”，并在中国钢铁工业布局、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相结合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1954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张闻天同志积极致力于外交战线基础建设，着力加强部领导班子建设，坚持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强调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关系，从改进各司工作和加强调查研究两个方面，努力提高外交部业务水平。他到各国驻外使馆巡回视察，具体指导改进对驻外使馆的领导。在他主持下，外交部成立了部政研室、部直属国际问题研究所，恢复和加强了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了交流信息和经验的内部刊物，推动了国际问题研究和内部业务交流工作。他倡议建立外交学院，培养外交干部和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张闻天同志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勤于思考，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他提出外交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绝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坚定不移的长期不变的国策”，“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等重要观点。在外交实践中，他反复提倡要“勤俭办外交”，反对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强调首先要把国内事情办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些见解和主张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同志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批评当时工作中“左”的错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为此，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撤销外交部领导职务，到中国科学院任“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仍深切关注党的命运，笔耕不辍，顾全大局，保护同志。1976年张闻天同志猝发心脏病逝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对他的一生作出公正评价。1935年冬，张闻天同刘英在瓦窑堡结为终身伴侣。这是他们后来在延安的合影张闻天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竭忠尽智，执着探索，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张闻天同志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了党组织，从此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道路多么崎岖坎坷，他始终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前途充满信心，一息尚存，奋斗不止。遭遇不公正待遇时，他无怨无悔，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写下几十万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笔记文稿，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他说：“我是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现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都没有丧失信心。”弥留之际，张闻天同志深以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为憾，一再嘱咐妻子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公债存款全部交给党，算作他最后一次党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始终不渝、百折不挠，不论风吹雨打，不怕千难万险，坚定不移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奋斗”。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牢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上海市浦东新区张闻天故居
张闻天同志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尽管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当实践证明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他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同时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他曾掷地有声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延安整风中，他多次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作出深刻检讨，在党的七大上，他再次诚恳深刻检讨，公开为当年自己犯的错误承担责任，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勇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永远为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张闻天同志学识渊博，作风严谨，他依靠调查研究做决策，注重从实践中深化理论认识。经过实际斗争的艰苦磨练，他更加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说：“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要“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在实践中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张闻天同志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他曾赞叹：“现在是劳动人民的时代啊！这些最平凡的人物，就是真正的英雄，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必须经常教育全党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他常说：“一个党的干部绝不能搞特殊化，干部的亲属只有多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没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权利！”他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保持公仆本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热爱人民，“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我们学习张闻天同志，就要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守住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当前，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张闻天同志“相信不久中国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大国”的美好理想正在变为现实。让我们继承和发扬张闻天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撰文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8月30日，原标题“竭忠尽智 执着探索——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20周年”
责编：林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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