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不论作为一种作战方法还是一种战争形态，并非抗战时期中国所独有，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游击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发展，规模空前。
中国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但抗日战争时期因特殊军事政治形势，抗日游击战理论与实践均被赋予全新内涵，从而获得非同一般的地位，上升到战略高度。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奠定是中共在指导抗战中不断摸索的结果。近代以来的游击战理论，几乎都将其看成正规战的辅助手段，基于此描述探究其重要性。北京顺义焦庄户的地道。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民挖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长达近１２公里的地道，运用游击战、地道战，粉碎了日寇的多次进攻毛泽东摆脱这种局限，指出在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实施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种游击战认识理论的重大突破，解放了人们在游击战问题上的思想束缚，使游击战摆脱了正规作战的从属地位，而具有了主体地位和广阔发展前景。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立意深远且极具特色，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在人民群众与游击战争关系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种深刻的理论见解，使敌后战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壮观景象：
黄土岭战斗中，我军迫击炮向日军轰击
敌后战场的作战实践丰富和完善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体系。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敌人，以弱敌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他强调不追求“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力求“集小胜为大胜”，将无数不起眼的胜利积累成大的战略胜利。在这种全面、系统、充满创意的游击战理论指导下，中国亿万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游击战争中，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草根战法”，演绎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不战、无时不战”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恢弘战争场景。1945年4月30日，八路军解放冀中任丘（当时作“邱”）城。宋克章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麻雀满天飞”，“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战略扩张遍布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占区。中共抗日武装在此间不断发展，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成百万大军和200多万民兵，创建了19个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左右人口，抗击了一多半以上侵华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使中国抗战形成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争颓势，迫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顾此失彼的境地，进而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演绎了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抗日游击战理论的正确指导，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雄厚的民众基础。作者：潘宏，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文章节选自《光明日报》2020年8月15日，原标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科学理论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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