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读懂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还要了解北大的这个学术社团
【摘要】
2020年12月2日，是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社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和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然而，在实际研究和宣传中，这个学术社团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值此百年诞辰之际，我们需要追本溯源，努力还原其本来面目，从中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研究过程。
历史背景
在五四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李大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同。一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从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论争中得到思想启示，更加重视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作深入的理论探究，更加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式。他们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影响至深且远，大大超出了学界范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是当时国内第一份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评的进步政治和文化评论类刊物，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军阀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
胡适认为，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在文章中重点剖析了“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胡适很重视李大钊的意见，将他视为挚友。
作为论争的另一方，李大钊同样尊重胡适，并秉持理性态度同胡适论争共同关心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从与胡适的论争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不要因噎废食，“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李大钊与蒋梦麟（左一）、蔡元培（左二）、胡适（左三）在一起
当然，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里的“准备活动”自然应当包括了有组织、有目的的各种实践活动。
真理不仅愈辩愈明，而且愈辩愈深。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须明白：李大钊立志要将主义与实际相结合。这场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大大推进了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唤起了他们对近代思维的探求。可见，“问题”与“主义”论争的关键所在是认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怎样使主义、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大钊开辟了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境界，他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此时，《每周评论》却被军阀政府查封。在李大钊看来，要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探究坚持下去，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大学建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团体，加强对社会主义历史的翻译和学理的研究。于是，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便应运而生。从《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启事中得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的名字列于8位发起人之首，足见李大钊对这个研究团体的重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主要活动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创建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研究发现：从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并没有参与因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所引发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是通过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及对罗素的观点被曲解感到不满。而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去。
事实上，当时的“论战”双方各守己见，争论的焦点凸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手段上的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对立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大钊认为，尽管“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但是对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就在李大钊请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不久的1921年1月底，他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
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作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因此，北京大学相继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者在启事中声明，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而前者的宗旨则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
显然，正如启事所述，两个研究会对参加者的要求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研究会要求入会者“有研究能力”，可以“互助的来研究”，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是提出“有兴味的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前者专门限定北大教师和学生，后者则不限，京内、京外均可。这样，就导致后者的人数要多于前者。
从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者的名单来看，8人分别来自政治学系、法律系、哲学系。其中，陈顾远、郭弼藩在攻读本科期间就编辑《奋斗》杂志，以“奋斗社”成员身份列为发起人。1923年，陈顾远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20—1923年，他发表《孟子政治哲学》《墨子政治哲学》《地方自治通论》三部专著，其毕业论文《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足见其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社会主义研究会决定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分甲种和乙种，发表社会主义论文。据李大钊介绍，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即“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在现阶段应着力介绍优秀书籍，组织编辑研究丛书，作为它的第一编已出版《基尔特社会主义》一书”，“目前正在翻译中，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书籍还有数种”。可见，李大钊主张的理论翻译充满包容性，他并不十分介意被视为对立的社会主义观，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恰恰相反，他要通过翻译不断丰富学理，并努力把这些有争议的理论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作为社会主义研究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扩大社会主义的理论影响。从1920年9月始，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学系本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这可从《北京大学日刊》中找到线索。该刊于1924年1月5日刊出学校“注册部”《布告》，说明：“李大钊先生因事出京，其所授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回校后再行补讲。”1924年5月，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直到年底归国。因此，这门课的授课时间应在1923年9月至1924年5月。
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的办公室
在课程讲义记录稿中，按照讲课内容的排列，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定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社会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学问、艺术之关系，法国19世纪之社会主义家，英国初期之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等。
在每一部分，李大钊都介绍了大量教学参考书，以西文为主。他重点分析了各国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宗教社会主义及其主要观点，却唯独没有俄国社会主义。这很令人不解，一种推断就是李大钊按照“社会主义史”的逻辑组织课程。
1922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学校“注册部”《通告》：“李大钊先生所授政治、史学两系《唯物史观》本日上课，其《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两课，均稍缓再行授课。”但《社会主义史》并未开讲。对此，可以推测为，一年后，课程名称改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俄国社会主义”部分被归入《唯物史观》讲授。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北京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亦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建立的时间几乎相同，只是各自使命不同，但都被李大钊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践。1920年9—11月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随之，北方各地在李大钊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的帮助下相继建团，其中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于1920年11月，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建于1921年4月，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建于1921年7月。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早于共产党的诞生。这或许与李大钊的组织构想有直接关系。1921年3月，李大钊在他唯一的一篇分析“党的建设”的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表示：我们未来要建立的“大团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团体”，它必须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它将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依托”。他的这一“大团体”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国共合作”，衍生出打破党派界限、超越政党利益、弥合政治分歧的政治合作思路，体现出理性的政治智慧。
思想导引
在与胡适论争的同时，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思辨”的文章中，他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在中国是第一次，使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他力主以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为导引，探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尝试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上。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一下”。
在李大钊的思想影响之下，很多有志青年迈出了从事理论研究的重要一步。当时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介绍与李大钊相识，开始对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萌生了从德文版翻译《资本论》的想法。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补充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李大钊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陈翰笙。他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借给侯外庐，其中就有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的英译本。
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对和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侯外庐作了详细的追述。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设在苏联使馆内的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他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好”，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赞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1928年，侯外庐留学法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翻译历程。
应特别提及的是，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曾给他以特殊的帮助。前者是他的合作者，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教授介绍，与侯外庐结识。两人志同道合、相互信赖，共同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并分别在1932年、1936年正式出版。
李大钊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他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探究，对唯物史观有了全面的把握。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异同，更有效地使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文章中，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涉及的社会主义流派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包括英、法两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派别。
收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但严格说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并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理论文章，而是李大钊授课的讲义，根据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学系三年级（1921级）学生邵纯熙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
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程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作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所有的物色亦岂可忽略”。
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之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相信：“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 ，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就夺取政权来说，采取平和的手段往往流于失败，“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但他也同时认为：“至若实现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
综上所述，通过对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历史分析，不难看出，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叙述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之始末，而是要从这一具体的个案中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联系，揭示历史的矛盾，指出历史的疑难，激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务必要深刻理解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性、人民性、包容性，努力汲取历史智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作者：侯且岸，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10期，原标题“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责编：梁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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