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一词是中国古代黎民百姓对官员的最高褒奖。那时，百姓口中经常说起的“父母官”通常指县令、县丞这样的地方官。
而早在一些先秦文献中，“父母”则指代老百姓的统治者，甚至是国君。比如，《大学》有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孟子·梁惠王上》：“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
意思是：和乐在上的君子才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欢的自己也喜欢，百姓厌恶的自己也厌恶，这才称得上百姓的父母。反之，身为百姓的父母官，管理政事却不免也率领兽类一道吃人，又哪里配当百姓的父母官呢？
最初，“父母官”这一称谓，仅是百姓对西汉召信臣和东汉杜诗这两位南阳太守的美誉。召信臣与杜诗在任时，真正做到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一心为民谋福祉，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深受爱戴，被称颂为“召父杜母”。他们去世后，当地百姓修建了“父母祠”（也称“太守祠”）来纪念这两位“父母官”。清朝康熙年间，南阳知府又主持修建了“召父坊”和“杜母坊”两道牌坊，可见这两位“父母官”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南阳百姓口中的“召父”召信臣是安徽寿春县人，年幼时勤奋好学，以明经科甲等成绩被选拔为皇帝侍从。西汉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召信臣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在任期间，他作为水利工程专家，实地调查，亲自绘制水利施工图，并主持修建了六门堰和钳卢陂等水利工程。其中的六门堰是“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可以灌溉5000多顷农田，其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一座中型水库。水利工程竣工后，召信臣制定“均水约束”的管水用水制度，保证大家有序合理用水，避免冲突。召信臣所兴水利，一直利民千余年。《水道提纲》的作者齐召南，在史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贡献卓著。他认为召信臣对南阳的贡献足以和李冰对四川、史起对邺县的贡献相提并论。在中国史书中，史学家将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地方官称作“循吏”，并为之立传。司马迁首创循吏列传，班固继之。班固说：“信臣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意思是，召信臣时时处处为百姓兴利，并竭力使百姓生活富裕。他在《汉书·循吏传》中记载：召信臣视民如子，为政勤勉有计谋，劝民农桑，去末归本。他还曾亲自指导农耕，出入田间，少有安闲。其实，在中国古代三公九卿的官僚序列里，太守并不是大官，也不是京官，权力相对有限。例如，南阳太守陈球由于为民“纠正豪右，为势家所谤，征诣迁尉抵罪”；南阳太守成瑨因为“诛桓帝乳母中官贵人之外亲张泛”，被以“坐杀无辜”的莫须有罪名投狱致死。可见作为太守，时有因为百姓抱不平、打击豪强势力而遭报复的现象。为了减少老百姓的负担，他敢于从天潢贵胄舌尖上的美味入手，请求宫廷停止食用反季节蔬菜。利用大棚温室来培育反季节蔬菜，在当时属于高科技，需要“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以致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薪炭等燃料，百姓苦不堪言。召信臣以“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为理由，力促宫廷停用，“省费岁数千万”，百姓更加爱戴之。宋代诗人牟巘五《次韵李侯喜雨》诗云：“谁似当年召信臣，天教来此活疲民。”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百姓又遇到一位如召信臣一样的好官，这个人就是新任太守杜诗。杜诗河南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人，自幼勤奋好学，才华出众，曾任侍御史等职。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南阳作为开国皇帝的故乡，自然是龙兴之地，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然而，在“帝乡”做太守，尤其是做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太守并非易事。“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皇亲国戚不免会恃强凌弱，作为太守该如何面对？据《后汉书·杜诗传》记载，杜诗深感权贵压力，多次向皇帝请求“退大郡，受小职”。但作为一名地方官，杜诗一直秉公治理，“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郡内比室殷足。”杜诗以召信臣为榜样，惩治强暴，替百姓做主，战乱后的南阳再次恢复太平景象，这位太守功不可没。此外，南阳还是秦汉时期有名的冶铁城市，冶铸是当地百姓的重要副业之一。为官期间，杜诗善于发明创造。《后汉书·杜诗传》记载：“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即指杜诗在总结冶铸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水排（即水力鼓风机）以减轻百姓劳作负担。水排利用水流为动力，通过机械装置，将水轮的圆周运动变为连杆的直线运动，往复循环，风囊连续开合，不断将空气送入冶炼炉内，大大提高了冶炼效率。《三国志》记载，“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以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此处说的就是水排的效率是马排和人排的3倍。直到12世纪，欧洲才开始应用类似机械，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中国的水排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东汉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杜诗去世。据清代乾隆《汲县志·人物志·宦望》记载：“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诏使治丧郡邸，赙绢千匹。”因杜诗为政清廉，虽多地为官，却身无长物，无钱理丧。光武帝刘秀赏赐杜诗一千匹绢，并颁旨为其办理丧事。“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他们为官一任，造福南阳。经过几代“父母官”的励精图治，南阳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仅次于都城洛阳的第二大城市。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高度评价南阳兴修陂塘水利，赞扬长藤结瓜式的灌溉形式。这些南阳盛景与召父杜母的形象交相辉映。 “万家呼父母，百里抚惸嫠。”这是北宋有名的直臣王禹偁《谪居感事》诗中的一句。他还自注：“民间呼令为父母官”，这也是将地方官比作“父母官”的较早出处。到了明清时期，“父母官”除了实际指代与百姓有着密切接触的地方官外，其外延概念开始有了阿谀奉承之意，一些贪官污吏甚至以“父母官”自居。其实，在中国古代，“父母官”的用法主要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他称，而非自称，是老百姓对地方官的赞誉。即使官再大，也不能称自己是“父母官”。第二种含义是尊称，是朝中官员对家乡中低于自己官阶的地方官的一种称呼，表示一种自谦。称家乡地方官为“父母官”，一来显示自己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二来希望地方官对自己的父母家人有所关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语言词汇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父母官”文化由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决定，是封建社会家国一体的特定产物，必然随社会发展被淘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父母官”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意义已明显与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相悖。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劳动人民才是衣食父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对“父母官”作过新的定义，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人民服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习近平同志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也写道：“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可见，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以“父母官”自居，遗憾的是，一些新闻报道中对“父母官”一词时有误用。2013年11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同菏泽市及各县区主要负责人座谈时，引用了南阳内乡县衙的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这首康熙年间高以永所作对联生动写出了地方官的责任及其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百姓谁不爱好官？心中装着老百姓的官，老百姓永远记得他。抚今追昔，什么样的官员才是“父母官”，其实百姓心里有杆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到底是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
作者：杨艳梅，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科研部主任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6期，原标题“漫谈‘父母官’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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