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门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当时新开辟的外城七门之一。明代中期，北京城已经形成“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和“京师铺户，多四方辏集之人”的局面。
嘉靖年间，为了保卫京城安全，明王朝计划在内城的外围周圈修筑外城城垣，使北京城垣平面形成回字形格局。由于耗费巨大，最终建成的外城城垣“包京城南一面，转抱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外城开设7座城门，广安门即是其中之一。
20世纪初的广安门城楼（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广安门建好后，嘉靖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广宁门。在明清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宁门一直是这一外城西侧北门的正式称呼。广宁门是何时何故改称广安门的？对于这个问题，从民国时期到今天，大多认为是清代为避讳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甯的“甯”字（简化字写作“宁”），把广宁门改称语义相同的广安门。这种观点虽言之凿凿，但迄今未见史料依据。北京地名专家孙冬虎研究员提出，广安门逐渐取代广宁门，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避讳一说，与真实历史有些差距。乾隆皇帝对于避讳并不敏感。他认为，避名之典虽历代相沿，其实是文字末节，无关大义。受此影响，道光皇帝也不主张过分避讳，因此他登基的最初几年仍沿用广宁门之名，如道光元年七月谕内阁：“复据英和奏，亲至广宁门外查看，大道水深四五尺，人马断难行走。”九月“赏广宁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以后，臣下认为终究不够妥当，于是开始以语义相同的广安门替代广宁门，如《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四年“赏广安门外普济堂煮赈小米三百石”。但以广安门替代广宁门毕竟不是朝廷明确颁布的诏令，光绪年间修志时仍然采用广宁门之名，如《光绪顺天府志》：“外城环京城南面，……西为广宁门……广宁门大街，俗称彰义门大街。”到民国年间两个名称还有混用现象，《燕都丛考》记载外城各区的界线时多次使用“广安门大街”之名，而在叙述街市时与“广宁门大街”之名交替使用。此后广安门一名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取代了广宁门，成为普遍使用的正式名称。不过明清时期，民间又将广安门（广宁门）称之为彰义门，这是什么原因呢？清代乾隆年间的《日下旧闻考》对此解释说：“今广宁门俗称彰义，特沿金源以来旧名耳。”原来，彰义门是金中都西墙3座城门中最北面的城门，考古发掘证实其旧址就在今广安门外大街西端、南北向的小路湾子街的北头。从位置上来看，广宁门正处在彰义门正东约2100米。当时嘉靖皇帝给广宁门起名的时候也讲“彰义街门名广宁”。彰义街，或称彰义门大街，是彰义门与广宁门之间的街道，相当于今天的广安门外大街一线。广宁门与彰义门东西对峙且相距不远，中间又有彰义门大街相连，百姓对新建的广宁门尚未熟悉起来，对历史悠久的彰义门则早已习惯，也就往往把广宁门叫作彰义门。彰义门既是金代的正式名称，也是明清广宁门的俗称，直到清末有时还被称作彰义门。如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御史刘家模奏报：“臣闻彰义门、永定门外久有充义和团杀掠行路者。”这里的彰义门，就是采用了民间对广宁门约定俗成的别称。彰义门、广宁门、广安门，城门名称的演变，完整见证了北京从金代以来作为王朝国都的历史。
1921年，广安门箭楼。瑞典学者 喜龙仁摄（北京日报▪旧京图说）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三面有重山环绕，中间形成一个小平原，被称作北京小平原。它的正南一面开向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历史上，永定河、大清河等河流从太行山脉流出，进入平原地区后，由于河床坡度顿减，洪流漫溢，常常改道形成泛区，甚至有些地方终年积水难退，造成华北大平原上湖泊沼泽星罗棋布，严重阻碍了交通。北京小平原的西南角因为接近太行山的东麓，地势比较高，通行比较方便，由此便成为北京小平原连接华北大平原的重要门户。沿着太行山东麓大道北上，在卢沟桥附近转为东北方向进入北京，成为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条南北交通线。金代的彰义门，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广安门就扼守着这条古道的咽喉。由此，出入广安门的街道，也就成为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一。以广安门内大街为例。据史料记载，早在汉唐时期甚至更早，广安门内大街就已经存在。在辽代，它是东城门安东门至西城门清晋门之间的大道。到了金代，在辽南京城基础上扩建中都城，这条街是东城垣城门至西城垣彰义门之间的通路。元代建大都城后，中都旧城为大都南城，此道路未变。明代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建外城，在原彰义门以东开广宁门，当时这条街还被称之为彰义门街，此后随着广宁门（广安门）的影响逐渐增大，广宁门大街（广安门大街）才取代了彰义门街成为这一古老街道的新名。清代以后为了区分内外，以广安门城门为界，城内称为广安门内大街，城外称为广安门外大街。金代以后，北京东面运河的交通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广安门出城，沿太行山东麓大道南下，仍然是北京与南方联系的重要通道。为便利行旅，清朝政府在雍正年间专门于广安门外铺设石道至卢沟桥，并立有石碑，上刻《御制广宁门外石道碑文》。各地举子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多由广安门入城。广安门内大街附近由此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会馆，留下了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形成了文化史上著名的宣南文化。见于记载的有广东会馆、贵州会馆、扬州会馆、深州会馆、洪洞会馆、河东烟行会馆、永新会馆、西晋会馆等士人或商业会馆。进京赶考、经商、谋官、议事的人常住会馆，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林则徐、龚自珍、鲁迅等官员和社会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居住的会馆成了戊戌变法的策源地。通讯不便的年代，各地的精英人物在会馆交流信息、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促进变革，形成了独特的宣南会馆文化。此外，宣南地区还有法源寺、准提庵、关帝庙、韦陀庵、隆庆寺、报国寺等十多座寺庙。清初，这里的报国寺庙会十分有名。从清初至清中期，宣南文化在康乾盛世正式形成并一直影响至今。
辽南京—明清北京城址演化示意图（《前线》杂志）
据《史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意思是武王伐纣（公元前 1046 年）成功后，第一时间就将黄帝后裔封到了这个叫“蓟”的地方，用意在于“褒封先圣王”，笼络人心。同时，他还封赏功臣谋士，“封召公奭於燕”，于是蓟、燕成为周初北京地区两个诸侯国，距今已有3000多年。春秋战国时期，燕强蓟弱，燕灭蓟，将国都迁到了蓟城，这就是《韩非子·有度》记载的燕襄王“以蓟为国”。受太行山东麓大道影响，蓟城的中心位置就在今广安门一带。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就是说，蓟城的得名，源于城内西北的蓟丘。蓟丘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广安门西北白云观以西的高丘。20世纪50年代，在高丘周围还曾发现过战国时代的陶片。自此向南，也就是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还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这里本是辽金宫城所在，夯土台基十分明显。夯土台基的下层，还发现有明显的古代文化层。其中的饕餮纹半瓦当，被公认为燕国宫殿常用的瓦屋构件。出土的古陶等，年代最早的接近于西周。这与《水经注》记载的蓟城位置也是吻合的。自春秋战国到东汉魏晋，燕都蓟城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广安门周边区域发现了大量东周至汉代的陶井。这些陶井分布的范围大约就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蓟城城址所在。为了纪念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肇始之地，今广安门桥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内，矗立着一座“蓟城纪念柱”。纪念柱正面最上方雕刻由书法家康雍所撰写的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西晋以至隋唐，城址可能略有西移。广安门内大街以南的千年古刹法源寺，是唐太宗为悼念东征高句丽阵亡将士而建，原称悯忠寺，清代乾隆皇帝称“最古燕京寺，由来称悯忠”。古刹的位置，就在唐幽州城的东南隅。这一时期幽州城规模，《郡国志》上说：“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辽代在北京地区设置陪都南京，但城址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不再使用蓟城这个名称。今广安门内以东不远有一南北方向街道，中被广安门内大街分为两段，称南线阁、北线阁。后来，这里还被称作燕角儿，原是辽南京皇城东北燕角楼遗址所在，指示着古城的界线。到了金代，北京城市地位继续提高。修建中都时，开始向东、西、南三面拓展城墙。到了元代，在金中都东北郊另选新址改筑大都，将北京城址从莲花池水系转移到高梁河水系，古代北京的中心位置这才脱离了燕都蓟城奠定的地理基础。作为京师西南门户，广安门是沿太行山东麓大道进京的最后一站。这一特殊区位赋予了广安门及附近区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北京3000年建城史，最直接的依据就在广安门一带。到了明清，众多文人士子举人沿太行山东麓，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城，逐渐形成了北京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璀璨的宣南文化。从文明曙光初升的西周，到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明清，广安门一带不仅见证了北京城3000年的岁月沧桑，也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的重要缩影。作者：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11期，原标题“千古悠悠广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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