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事不避难”，语出《国语·鲁语》：“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即春秋时的鲁国大夫臧文仲，贤明正直，忠君爱国。历仕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位国君。鲁庄公二十八年，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主动请缨，说：“居官者当事不避难。”他用鬯圭和玉磬等宝玉向齐国求购粮食，言辞诚恳，最终感动了齐人。齐人同意把粮食卖给鲁国，并退还了玉器。
“义不逃责”，类似的表述可见于《论语》中的“见义不为，无勇也”。所谓“义”，《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符合仁、礼要求的，就是义。义，既是正义、道义，也是义务、责任。“事不避难”与“义不逃责”连用，意即面对艰险困难，只要合乎道义、职责所在，就不能畏惧逃避，而应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责任、有所作为。最早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连用的是晚清学者汤霖。汤霖是清末进士出身，自号颐园老人，在他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其贺寿画了一幅《颐园老人生日䜩游图》，汤霖欣然作自序，“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即是其中的名句。汤霖为官清廉，他传下的这种家风，体现了不畏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气概，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汤用彤和孙子汤一介。汤用彤十余年如一日，承担起研究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著就《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汤一介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后又勇挑编纂鸿篇巨制《儒藏》的重担。“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是汤氏一门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凝铸为汤氏的家训门风。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一种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责任意识，体现出中国古代圣贤的担当精神。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圣王要自觉地担负起天下百姓的重任。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一定的准则，一切都按照义的规定作为行为依据。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看见危难要敢于承担责任，看见所得要想到是否合乎道义。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圣先贤展现出来的是修己以安百姓、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众多甘于牺牲、勇于担当的士大夫，正是他们挺立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是司马迁报效祖国的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修齐治平的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救亡图存的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牺牲奉献的担当。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胸襟宇量和士人风骨。只有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才是修身进德、建功立业之道，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本。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不仅是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还是共产党人坚守的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正如谚语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干部缺少担当，自私自利，见好就上，遇难就躲，如此便会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事业发展。努力造福一方、推动一方事业的进步发展，不仅是每位领导干部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每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党员、干部想成就一番事业，就需要放下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的福祉奉献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风险困难，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迎难而上、甘于奉献，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方能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作者：潘志宏，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文章节选自《光明日报》2021年11月15日，原标题“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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