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茅”宰相马周
一介草茅 一鸣惊人
马周早年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自幼失去双亲，生活孤苦伶仃，但勤奋好学，尤精《诗》《书》和《春秋》等典籍，未满20岁就已经满腹经纶。然而他生性豪放，不拘小节，行为怪异，常常以酒为伴，且每每大醉。邻人见状，常讥讽之，但他不以为然。
唐高祖武德初年，马周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博州（今山东省聊城市）官学担任助教。可他认为这是大材小用，做得很不开心，整日里以饮酒为乐，不务正事。
马周的狂放不羁，受到当时博州刺史的责骂，说他不是做官的材料。一怒之下，马周辞去了助教的职位，游历于曹、汴二州（今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在友人的资助下，他准备到长安寻找机会，干一番事业，便徒步跋涉两千里来到关中。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马周到达长安时已身无分文，闻听中郎将常何好客，勤于施舍，便到他的家中做了门客。
唐朝自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开始，天下旱涝霜灾不断。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灾情更烈，已经危及国计民生。唐太宗焦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谴责自己。他求天不应，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要求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提出几条具体可行的改进措施。
这则旨意可难坏了武将出身的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恰在此时，想起了在家中寄宿的门客马周，便将此事托付于他。得知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假思索，伏在案上，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中肯的建议，而且文辞优美。
第二天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给唐太宗。太宗一看，奏疏中提出的建议有根有据，切中时弊，“事皆合旨”，确属可行。但太宗十分清楚此等奏疏，是身为武将的常何写不出来的，便问他出自何人之手。常何如实禀告：“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太宗闻后大喜，决定立即召见马周。
可是，派去召见马周进宫的人去了好半天还未回来。太宗等不及了，又派人去催。派的人回答说“就来”，但还是不见人影，太宗又叫人去催。如此一连四次，马周才从容进宫。据《贞观政要》记载：“（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可见太宗之求贤若渴不亚于刘备的三顾茅庐。
马周觐见后，太宗又向他咨询国事，两人相谈甚欢，十分投机。太宗非常赏识马周，立即安排他到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随后，太宗还赏赐常何帛三百匹，奖励他为国家发现了人才。
能谋善断 理政能臣
马周到门下省当了一名小官，第二年便升任监察御史。他十分感激太宗的信任，但并不一味迎合奉承，处理政务，尽力做到周密周全。据《大唐新语》记载，马周论事“援引事类，扬摧古今，举要删芜，言辩而理切。奇峰高论，往往间出，听之靡靡，令人忘倦”且“雅善敷奏，动无不中”。
上任伊始，马周就给唐太宗递了一个奏章，委婉地劝说皇帝要以孝治天下，同时还要加强吏治建设，善于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官吏，表彰清廉，惩治贪腐。对此，太宗皆“深纳之”。
与魏征等犯颜直谏的贞观名臣不同，马周的才能不仅表现在善于陈奏廷对、对国家大政提出真知灼见，还表现在开拓创新方面，创造性地推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改革举措。
当时，唐朝对官员服饰并没有严格、统一的要求，官服颜色只有黄色和紫色两种，不利于皇帝对于群臣官阶的辨识。马周建议“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将官服颜色分为紫、朱、绿、青四种。这项改革举措不仅方便皇帝对于群臣的辨识，也为后世官服标志的细化开了先河。
在任侍御史期间，马周积极参与整顿京城社会秩序的工作。当时的京城长安是世界级大城市，也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社会秩序的好坏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长安城在夜里实行宵禁。每天早晚派士兵在各街道“传呼以警众”，告知居民可以出行，提醒百姓开始宵禁。这种办法不但给巡逻的士兵增加极大的体力消耗，也起不到警卫防盗的最佳效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周上书建言“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即在直通城门的六条大街上设置街鼓，每天五更或日暮时，随着承天门上“咚咚”的鼓响声，六条大街随后擂鼓三千声或八百声，各宫门、城门及坊市门打开或关闭。如有盗窃或紧急情况发生，也可击鼓传信，官兵获悉后及时处理。这一建言被采纳并实施后，“令罢传呼，时人便之”，对保障长安城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全发挥了极大作用。
除此之外，马周还推出了改进长安城交通秩序的举措，规定凡宫殿门和城门，入由左，出由右。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出门靠右行驶，就是马周的首创。马周又提出了有关驿站管理制度的改革方案，“飞驿以达警急”，即采取更换马匹的办法快速送达情报，提升驿站的传递能力。
另外，马周还命令将驿站的马尾截去一段，与一般马匹相区别，以避免有人因私滥用驿站马匹的行为。
《陈时政疏》 第一奇文
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马周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写就的《陈时政疏》，又名《贞观十一年上书》。该奏疏语气平和，切中时弊，含义深刻，针对当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和隐患，提出了改进的措施和解决办法，表现出一个政治家清醒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在这篇《陈时政疏》中， 马周直陈己见，不事虚饰，指出要使大唐王朝长治久安必须“恩结于人心”。为此，他建议：
节俭治国，力戒奢侈。马周认为，治国之道，全在广施德化；广施德化，重在自身节俭、施恩于人。夏、商及两汉分别延续数百年，皆因“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的缘故。从魏晋到隋朝，均为短命王朝，根本原因在于“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也就是说创业的君主当时仅凭风云际会成事，后世没有可以承接的人心德泽。
在总结历史经验之后，马周针对唐太宗一朝日渐奢侈的现状，指出“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因此，特别需要自身带头节俭，对下属和百姓广施恩泽。
关心百姓苦乐，宽徭减赋，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认为，国家兴亡和百姓苦乐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唯在百姓苦乐”。国家贮积要与民力相称，在民困未苏的时候，国家如果一味囤积财富，结果适得其反，这已被隋朝的历史所证明。
贞观初年，霜灾歉收，一匹绢只能换得粟一斗，百姓知道陛下非常爱怜他们，所以人人自安，从无讪谤抱怨之词。近五六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以换十几石粟，然而百姓却认为陛下不关心他们了，“咸有怨言”。为此，为政者切勿增加繁重的徭役和“不急之务”，让百姓安居乐业。
反对分封诸王。针对唐太宗欲让宗室诸王和功臣任州刺史，且“世世永袭”之举措，马周指出：“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皆为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以至于灭亡。”他借前朝倾覆的事实，提醒太宗可以让诸王和功臣富有，但不要使他们世袭藩镇，务必接受汉、晋分封的教训。
谨慎选用地方郡县官员。多年社会底层的生活让马周深刻地认识到，刺史、县令这样的地方官是直接影响朝廷在百姓心中形象的重要官职，也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是否安宁。
马周建议：“临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唯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能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因此，他建议朝廷选用地方官要注重品德，要有试用期，宰相要从地方官中选拔。对此，唐太宗深表赞同，并说“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
今天看来，马周的这篇奏疏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马周身处盛世之巅，对历史大势有着时人罕有的深谋远虑。在贞观十年之后，太宗有所懈怠之时，马周通过奏疏，向太宗痛陈民心向背与天下得失的关系，劝诫他以隋亡为鉴，吸取历史教训，继续励精图治，以“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太宗阅后，称赞不已。这篇《陈时政疏》对延续贞观之治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辽东，特命时任中书令的马周辅佐太子，兼太子右庶子，留守长安。等太宗回朝后，又让马周兼吏部尚书。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此时的马周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顶点。
遗憾的是，此时的他深染消渴之疾（糖尿病），经年不见好转。太宗十分关心他的病情，不仅派御医为其治病，而且亲自为其调制汤药，皇太子也亲临问候。可惜这一切努力没能挽救他的生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年仅48岁的马周去世。
去世之前，马周将自己为官以来所有的奏事表章要回来，一律烧掉，感慨地说：“管仲、晏婴以披露国君的过失，希望留名后世，我不愿这样做。”马周用这种方式报答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太宗。马周去世后，太宗非常悲痛，亲自为他举哀，追赠幽州都督，甚至把他安葬在预先为自己死后修建的昭陵墓地。
作者：郭一超，北京联合大学讲师；赵连稳，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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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金蕾蕾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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