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党性
摘要
毛泽东党性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党性思想主要源自于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来自于现实的需要，其发展和形成过程与党实现统一的过程相一致，对党实现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是提高党性最主要的方法，通过思想教育培养全党组织纪律观念和党性意识，通过整风运动实现全党在思想组织作风上的统一，有助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党。毛泽东党性思想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通过党性教育增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解决自身问题的重要方法，党性的概念随着党的建设实践、党面临的形势和党对党员提出的要求而发生变化，党性教育必须与党要解决的具体而现实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理论主要来源于实践
革命的理论只能来自于革命的实践活动，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毛泽东党性思想主要来自于党的建设的实践活动，来自于现实的需要。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党性思想从哲学思考进入党的建设实践领域，不断被发展完善，到党的七大时基本形成。党的七大标志着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党性思想对党实现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1936年毛泽东在阅读哲学著作时将党性概念思考为描述性概念，那么，到了皖南事变以后，为了解决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以及党所领导的政权、军队、报纸、文艺工作等领域存在的独立倾向问题，毛泽东又把党性概念当作一种实践性斗争性的工具，从而把党性概念从描述性概念转变为要求性和操作性概念。
虽然从理论上讲，党必须是完整的统一的整体，但是在现实中，党经常是抽象的宏观的存在，体现在一个一个具体的部门、机构之中，体现在一名一名党员身上。具体的党员、组织和活动构成了现实中完整的党，党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人和组织的活动之中。无论个人还是组织，他们一方面是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都有自身的思想意志和利益追求，这往往是出于人或者组织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因而有其合理性。
但是，如果他们这种带有自身独立性的追求不加约束地发展下去，就会导致组织的分裂从而威胁到党的整体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党性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组织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把党性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发展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实践性工具性概念，赋予党的部分和个人党性，最终达到通过改造个人和组织的意识与行为实现与党中央统一的目标。
哪些人、哪个部门的工作、哪个地方或者机构的工作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违背党中央的精神，不能和党中央统一，就是缺乏党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党性又成为某种锐利的批判性概念。例如，说某个党员干部没有党性就是很严厉的批评，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不是合格的党员、有着被开除党籍的危险。
在毛泽东看来，只知道生搬硬套国外书本上的理论而不能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只知道学习外国的理论而不学习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只知道背诵马列著作而不去进行调查研究也是缺乏党性的表现。
无论是组织还是党员个人，一旦缺乏党性，就必须主动或被动地检讨反省自己的言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党性思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以及党所领导的各种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组织和个人，都以其党性克服自身的脱离甚至损害党的整体的意识和行为，从而实现党中央对全党的组织和个人的集中统一领导。
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是提高党性最主要的方法
如何增强组织以及党员个人的党性呢？毛泽东党性思想给出的答案就是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
通过思想教育纠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培养组织纪律观念和党性意识，这是毛泽东从创建红军并在红军中建党时就开始主张的。
如何解决党员出身大部分是农民而不是产业工人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其中一种主张是换人，就是主要吸收工人入党和提拔工人党员进入领导层，这也是八七会议以后中央改造党的主张。但实践证明，这种唯成分论、唯出身论的思想和方法是失败的。原因在于，长达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以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落后造成了中国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即使是少量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农民意识还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是工人，实质上仍然是农民本色。即使换了工人，思想意识还是农民。
毛泽东的主张则不是换人而是换思想，也就是思想建党。毛泽东在1928年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在1929年12月为红四军九大起草的决议中，毛泽东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还是思想建党。
思想领导，党必须发挥主动性。认为党员换了出身就解决了思想问题显然是不科学的，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党的领导。所以，毛泽东在谈到如何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倾向的时候，指出的方法都是加强教育。
这里潜在的逻辑是，人是能动的而不是固定的，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不是定性的而是可以改造的，出身也就是先天的身份不能决定人的思想。通过后天的学习、教育、灌输等方法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农民也可以通过教育抛弃农民意识而具备无产阶级思想，党的意识、党性都是可以在教育中培养和完善的，从而使个体的人成长为组织中真正的党员。
这种理论一方面来自于中国儒家历史悠久的修身传统，另一方面更多来自于对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的教训的总结。
党早期不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统一的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党内对于不同意见采取的方法几乎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实现党内统一的问题上采取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思想领导、思想教育、党性教育和整风运动，也就是首先从思想上入手实现统一再逐步实现其他领域的一致，而不仅仅是从组织上和身份上解决问题。
所以，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抓党内高层思想方法统一的问题。194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
1941年8月29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对于如何解决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问题从而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的主张是要反对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政治局）第一等的业务”的说法。1942年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
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是建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自上而下开展的党性教育活动，意在实现全党思想组织作风上的统一，提高党性，建设更高水平的党。整风运动的重点对象先是党内高级干部，然后普及到全党，从思想作风上的统一扩展到组织作风上、文字风格上的统一，把以农民为主的思想组织都落后的党改造为工业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取得成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柔性方法。毛泽东指出：“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学习党的历史文件、学习党的相关著作、写学习和反思笔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斗争，最终达到改造思想进而统一思想的目的。1941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之后，整风运动以高级领导干部为主并成立高级学习组，全党高级领导干部共300人左右参加，统归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
1942年1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高级学习组组织问题通知》，制定了《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对各地高级学习组的组成和学习内容进行规范。毛泽东高度重视高级学习组，认为教育好延安高级学习组的300名干部，是政治局和中宣部的责任，各地举办高级学习组是搞好整风运动“极重要的关键”。
到1942年整风运动普及到全党的时候，中央成立毛泽东领导下的总学习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边区系统、延安各机关学校均成立相关委员会或者学习组，围绕整顿学风问题、党风问题、文风问题和综合研究4个专题学习22个文件。
检验学习成果的重要方法就是写反省笔记，并且要检查笔记。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在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中反思了此前学习中存在的缺陷是学习不能深入，并提出新的办法，就是对于指定的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的《关于整顿三风》以较长的篇幅讲到写笔记，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写笔记，犯过错误的写，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
通过学习和师友之间的相互讨论、写修身笔记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儒家的传统，明清到民国初年都很流行，毛泽东也通过写修身日记砥砺自己。但整风运动中的学习和写笔记大不同于儒家的传统，儒家传统之下学习和笔记都是私人至多是师友之间的自发行为，而整风运动则是党组织的组织行为，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强制性。
整风运动期间的笔记要由党组织进行检查。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由总学委在学习期间轮流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对抽阅笔记工作按5个系统进行分工，党校系统的笔记就由毛泽东、彭真负责。通过写笔记，把自己的思想变化写成固定的文字，完成对自己的批判，达到从灵魂上改造自己和真诚接受新思想的目的。
这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检查之下的学习以及在组织生活中检讨自己、包括开大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实现思想改造和增强党性的方法，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政党文化和组织文化。组织和集体的、政治和道德的力量构成对个人改造的压力，内外结合推动着改造的完成。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进步。”
从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就开始以增强党性、改造学习、进行整风运动的方法，进行统一全党思想和认识的工作。这一工作先是在高级干部范围内进行，之后普及到全党，到1943年逐渐收到成效，尤其是党内高层在党的历史问题上、路线问题上、思想方法上逐渐统一了思想。到党的七大时，全党通过党性教育和整风运动，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明确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通过党性教育、整风运动的方法实现了全党的统一。着重于思想建党，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解决了党无产阶级思想基础薄弱的问题。从毛泽东对党性概念使用的过程来看，1936年毛泽东思考的哲学层面的党性主要是描述性概念，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辩证法的很大影响，强调党性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到了皖南事变以后，毛泽东使用的党性概念就带有更加浓厚的工具性和操作性特点，这种变化更多来自于对党的历史上错误斗争方式的反思和在整风运动实践中的探索。
毛泽东党性思想的当代启示
通过党性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党的建设的重要方法。党员党性的缺失给马克思主义政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无论是革命还是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高度重视增强党性工作。研究毛泽东党性思想的历史起源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党性绝对不是抽象的可有可无的，更不是没用的。
必须看到，一个政党有没有党性或者党性强不强实际上是政党能力的重要标志。党性强的政党，团结统一、战胜困难。无党性或者党性弱的政党，自由涣散，无法承担任何使命。
从党性的角度来讲，国民党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党内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组织纪律涣散，派性强而党性弱；相反，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性教育、延安整风运动，以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成为党性强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重要区别，同时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要看到，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党性依然是很重要的问题。党在掌握权力之后，如果党员干部丧失了党性，就会丢掉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个人谋取私利，导致贪污腐败，破坏党的执政基础，最终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
党性问题不但是革命党的大问题，也是执政党的大问题。党性问题绝非抽象无用，而是关系政党的兴衰成败。因此，必须在进行党性教育的过程中，纠正对党性的错误认识，大力批判“党性无用论”，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党性的重要性，从而自觉地主动地增强自己的党性。
通过进行党性教育增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解决自身问题、在历史转折时期推动工作、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党性思想历史起源的大背景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新党员的加入，党的各方面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进入了从地区性小党迈向全国性大党的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党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不统一、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部门不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等。
毛泽东把党性概念扩展到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在丰富和发展党性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开展党性教育、整风运动等，推动党的建设实践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新的成功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以思想建党为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达到全党思想上的统一，进而通过思想领导，实现其他各方面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进行党性教育就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式。必须看到，通过党性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整顿作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思想和作风上的转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法，是思想建党的重要举措。
外在的压力和处罚的威慑只能起到“不敢”和“不能”的作用，而要真正达到“不想”的最高境界，还是要靠党性教育。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深入思考毛泽东党性思想及其实践方式的启示。党毕竟是由人组成的，党的建设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信仰、思想、心灵、心理的工作，启发和培养党员干部的党性。这些工作都要落实到支部的政治生活中，落实到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思想政治工作中。
还要看到，我们在对党性的宣传中存在片面强调党性而忽略了党性与人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强调的就是共产党员只有拥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和创新开拓的精神，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党性与人性和个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没有人性和个性，就没有党性，如果党员干部都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党就失去了创造性和活泼的生机。一定要认识到，强调党性、进行党的建设，其目的是为了党的事业的健康发展，如果压抑了个性，就会使党失去创造力，结果只能是损害党的事业。
党性的概念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和丰富的。党性的概念随着党的建设实践、党面临的形势和党对党员提出的要求而发生变化。党性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契合实际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推陈出新。毛泽东党性思想的起源、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就是党的建设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性的概念不是固定的死板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毛泽东把党性概念运用到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党报、文艺工作等各个领域，赋予党性具体的含义，并指出在不同的领域党性的要求也是不同的，都有其具体的衡量标准。
所以，党性看起来是抽象的，但实际上是具体的实在的。党性最终要表现在党风上。党性是实质，党风就是实际工作，检验党性教育的方法就是看实际工作中党的作风是不是实现了转变。进行党性教育一定要有针对性，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党性教育必须与党要解决的具体而现实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才不空疏抽象，才会起作用。
毛泽东党性思想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危机和问题。如果在进行党性教育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解决问题这个最大的现实和目的，那就是忘记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就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过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就是党性不合格。
今天距毛泽东党性思想的起源和形成已经70多年了，时代和党情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党性教育，就必须考虑到时代的巨变，考虑到党员干部价值观念的巨变，考虑到他们的目标和追求，考虑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这样，党性教育才会有效果。
作者：刘智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3年第1期，原标题“毛泽东党性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当代启示”；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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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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