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千里、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从富庶的江南将大量粮食、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京城，有效保障了都城的日常供给，也丰富了流经沿岸的文脉要素。
特别是明清以来，大运河不仅作为季节性的漕粮运道，带动了全国范围内商品流通格局的形成，还调剂了区域资源，促进了相关地域市场机制的形成，推动了运河沿线城镇的兴起和繁荣。
通州历史起源很早，两汉时期这里已形成聚落，并在金朝时正式得名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后，通州地区在漕运及水路运输线上的经济地位越发突出。随着全国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发展，通州得以成长为京城以东最重要的水陆码头和商业重镇，被誉为“日下冲繁第一州”。20世纪初期，通州城外的船队
从功能上看，漕粮的存贮和转运是通州最重要的标识。明清时期每年自大运河北上的漕粮共计四百万石，其中在通州仓存贮三分之一，约一百四十余万石。除此之外，转运到京仓的漕粮也需经通州驳运到城内，因此每年经通州转运的漕粮一共有三百二十万石左右。基于通州在漕运中的特殊地位，明清政府为保障“天庾正供”的安全，一直十分重视通州城的修筑与守卫。通州旧城在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建设，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因西关厢置大运西、南仓，奏建以护之”，重新修建新城。清朝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朝鲜贡使李宜显途经通州城时，在其日记中对“城壁之坚致”印象极为深刻。漕粮集散中心功能催生了通州、张家湾两处米粮贸易的发展。当时远至江南、近及华北的粮食商人，每年贩运大量粮食到此分销售卖。乾隆年间直隶总督胡季堂称，“通州地方为水陆总汇之区”。每年自二月开河以后，各地商人从山东、河南、直隶大名、天津以及江南地区的徐州等地，贩运约五六十万石的麦子来通州售卖。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张圣如等220余家粮商，从各处贩运近54万余斤麦子在通州集散。当时通州城外舳舻千里，首尾相接，场面十分壮观，“沿江数十里，帆樯簇立”。此外，当时还有经运河来京售卖的粮食在张家湾起卸，再由商人转运到京城。“通州，古潞河也，密迩神京，地当孔道，凡舟车往来，商贾辐辏，贸易立业斯土者，几遍天下。”作为大运河沿线的水陆枢纽，明清时期通州城的商业极为繁盛。清乾隆年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他们一路沿着运河北上，在通州上岸进京，目睹了通州作为天下第一通漕之处的繁盛景象。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记载：“（通州）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丝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远涉重洋的各路商货不可尽数，“街路之上，往来行人及商胡之驱车乘马者，填街溢巷，肩摩毂击”，十分热闹。清同治时期，朝鲜使者柳厚祚路经通州，看到街道两侧店铺竟以黄金为装饰，十分奢华。他在日记中写道：“左右市廛饰以黄金，物货之盛，人物之繁，与皇城几为相等。”他认为当时通州街市之瑰丽繁富，“已非盛京、山海关之比矣”。
作为运河的北部端点，通州也成了当时众多文士往来的“打卡地”，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词佳作。如元代诗人贡奎作有《二月十二日达通州》一诗：“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彻夜好风吹晚霁，举头红日五云边。”这是贡奎初抵通州、遥望大都在即的感慨之作。明代通州地区的著名文士马经纶，与当时的大思想家李贽一起北上，来到通州讲学交游。这是明代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后来，李贽死后，马经纶遵其遗嘱，将他安葬于通州北门外马寺庄迎福寺旁。查阅明清时期通州城池图，李贽之墓应是位于今通州北关一带，这也是当时繁华的漕船码头。后世众多文士到此寻访拜谒，这里也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汉代漷县地区是泉州县境内一座村庄，称霍村镇，毗邻“方数百里”的延芳淀。在辽金元时期，这里湖泽众多、鸟集鳞萃，成为少数民族皇室及贵族郊外游猎的主要场所。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漷县附近有马家庄、南新庄及栲栳垡等多处飞放泊。因每年春季皇室及王公等贵族经常到此弋猎，因而“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金代析出潞县南部与武清县北部区域新设一县，称漷阴县。元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为护卫漕运及飞放泊，升漷阴县为漷州，领武清和香河二县，治所位于河西务，至元末“复移旧治”，迁回漷州。历史上漷县境内水域辽阔，植被丰茂，拥有非常优越的生态环境。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漷河在县西，一名新河，自卢沟河分流至县界析而为三：其正河为漷河，东入白河；其一为新庄河，南流入武清县界；其一为黄沤河，东注马家庄飞放泊。”自辽代为始，漷县附近延芳淀是皇室贵族郊游弋猎的飞放场所。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元代皇室贵族依然保留着游猎习俗。当时的延芳淀已离析成多个较小的湖泊，其中之一便是兴盛一时的柳林海子。元帝非常喜欢这里湖泽广布的自然环境，便在这里修建了柳林行宫。终元一代，柳林行宫一直都是元代帝王重要的活动地点。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顺帝春猎于柳林行宫，在此居住的时间长达一月有余，故而在元代将其升县为州。行政地位的提升给漷州也带来了生机，城中物阜民丰，商业兴盛，“号称番庶”。元末明初的战争给漷州造成了严重影响，“以兵燹之余，民寡赋薄”，人民流离失所，地方财经日减，已不复昔日盛景。明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漷州被降为漷县，属通州辖区。正德初年，京畿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危及漕河与京师，知县郭梅主持修筑漷县土城，周长仅“二里许”。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增修城池，虽周长扩至三里，四面各建城门楼一座，“高一丈二尺，上阔一丈”，较前仅“稍倍之”。昔日繁华飞放重地，到明清时期“丰悴盛衰今昔悬绝若是”，已“故实艰难”。清初沿运河北上的荷兰使者，途经漷县时，称“这是个小城”。即便如此，明代漷县仍是户部在运河沿线设置的重要钞关地点之一。宣德年间为推行钞法，户部曾在运河沿线设置钞关征税。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令南京至北京沿河客商辐集处所设钞关，在京崇文门分司收取商税；在外漷县钞关、济宁钞关、徐州钞关、淮安钞关、扬州钞关、上新河钞关、浒墅钞关、九江钞关、金沙州钞关各收船料”，并差御史及户部主事兼收。因此，从地理区位上来看，漷县是京外第一处钞关所在地，可见当时这里的交通和商贸地位还是较为突出的。河西务今属天津市武清区，元明清因漕运而兴。元代漕运使司设于河西务，据《元史》记载：“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攒运粮斛。”元代海运航线开辟之后，河西务又成为元大都城外最早接运海运漕粮的管理机构。为了存贮南运漕粮，元代在河西务建造了十四座漕粮仓库，分别有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等，为政权的稳定及大都粮食的供应提供了重要保障。河西务位于北运河“极冲要”位置，是运河主脉和京东驿道的交汇点，水陆位置都很关键，所以史籍称“此地繁冲棘手”。基于河西务特殊的地理位置，元明清三朝曾在此设有马驿和水驿，是保障京城政令得以通达四方的重要节点。据记载，清代河西务驿设有驿马三十余匹、马夫十余名，此外还有百余名纤夫、轿夫、递夫等，属于出京城后规模较大的驿站之一。明清时期河西务是重要的税关所在地。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漷县钞关移至京津之间的河西务，成为明代税收较高的钞关之一，直接由户部差官管理，在此设户部分司、巡司。明代米万钟撰有《重建河西务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记略》，对于当时河西务有过详细描述：“距雍奴东北一舍，而遥有关市焉。以其在白河之西，曰河西务，居然重镇也，故榷部驻是。”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出使中国，进京时途经河西务，对此地物风貌描写道：“七月十一日，我们来到河西务。此地距天津卫一百八十里，位于运河的左岸。该城方圆步行约半个小时，有一道城墙，郊区沿运河两岸伸展颇远。所有前往北京的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在此缴纳通行税，所以这个小城非常有名。”可见河西务地理区位之重要。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河西务关移至天津北门外的南运河畔，并更名为天津关，仍保留其作为天津关的重要税口之一，设游记、管河主簿及巡司于此。据《户部漕运全书》记载，河西务税口商货往来十分频繁，所以清政府对此税口的稽查也格外严格，如果商人违反规定多带货物，则依照漏税条例从严惩处。一直到光绪年间，河西务税口每年能够征解商税14000余两，侧面反映出此地商贸之鼎盛。明清时期河西务作为运河漕船、商船行经之地，加之户部税关设于此，水陆交通十分繁忙。明代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河西务，漕渠之咽喉也。江南漕艘毕从此入……西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对于河西务城的景象，武清县知县李贲有诗云：“铁瓮新城十万家，闾阎旧俗竞繁华。堤连第宅公勋店，岸拥旌旗使者艖。税榷五材充国计，商通四海足生涯。会同诸夏咽喉处，名利烟波炫晚霞。”可见税关的设置及南来北往的商品贸易，给河西务商业发展带来巨大生机。遍布于运河沿线的商业古镇，是各个历史时期运河这条生命线所具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功能的结果和结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强调的：“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对于沿岸城镇的塑造和影响来看，运河不仅带来了畅达的交通、物流、商贸机遇，更进一步构建了城镇的存在方式，影响了市民生活的运行机制。直至今日，运河元素仍是这些沿岸城镇最深层的文化底蕴和文脉特征。作者：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3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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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北京日报副刊”“武清河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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