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名噪一时，或贻笑大方
因坚持日心说，伽利略经受长达六年的拷问，在罗马宗教法庭上被迫认罪。但获得自由后，伽利略又仰头看天，接着俯视地面，低声说出这句话。
这是一段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位良心科学家，因坚持真理被罗马教廷残酷迫害，最后仍不忘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也成为反抗权威的代言人。
直到现在，伽利略一案依然活跃在高中生作文以及自媒体文章中。不过，当我们重新把历史的望远镜对准这场“世纪审判”，发现的真相可能并不比伽利略当年所观测的要少。
关于月亮的新发现
1632年，伽利略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为《对话》），这部作品并没有用当时学术界常用的拉丁语写成，而是使用伽利略本人的母语意大利语。虽然讨论的是力学和天体运行的问题，但形式上采用比较易读的对话体，全书论证也尽量删繁就简，以便让有一定知识的普通读者也可以读懂，并参与讨论。
这已经不是伽利略第一次出版重量级著作。早在二十二年前，伽利略就在《星际信使》（1610）中公布了他利用改良后的望远镜观测到的新发现。他偶然听说荷兰的镜片制造商利用凸透镜和凹透镜组合，可以放大看清远处的物体。伽利略立刻联想到可以用来天文观测，并着手把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提升到二十倍，对准人类已经仰望了成千上万年的宇宙星河。
现代人早已知道月亮上有很多环形山，但四百多年前的人们第一次得知皎洁的月亮，其实布满了无数山峰和山谷，被伽利略在《星际信使》中描绘成“好似孔雀尾巴上的圆斑”。甚至，伽利略还通过确定影子的长度，算出某些月球山峰高达4000步（7000米），要比当时已知的地球山峰都高。
除了关于月亮的新发现，伽利略还观测到木星周围有四颗卫星，并非常机智地把它们命名为“美第奇星”。美第奇家族当时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期最知名的艺术和科学赞助人，出过四任教宗、两位法兰西王后。时任大公的科西莫二世曾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属于家族的荣誉。伽利略也如愿以偿，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
《星际信使》甫一出版，五百册便被抢购一空，整个欧洲都在风传一位意大利学者，以及他发现的月球山脉和四颗行星。英国驻威尼斯大使亨利·沃顿爵士随即把这本书寄回国内，呈给英王詹姆斯一世，并在给另一位伯爵的附信中写道：
第二年，伽利略受邀抵达罗马，受到罗马学院的天文学家和一些支持他的耶稣会学者的热烈欢迎，他的发现也得到天文学界和宗教界的认可。教宗保罗五世私下接见了他，并免去拜谒时下跪的惯例。猞猁之眼科学院的创办人切西亲王尤其看重伽利略，邀请他担任该学院第六位院士。猞猁之眼，象征着人们发现新科学和新世界的敏锐眼光和探索精神。
猞猁之眼科学院徽标
伽利略欣喜地接受了院士头衔。从此之后，他的每一部作品封面都会在自己姓名后注明“猞猁之眼”字样，也都带有学院的徽标。伽利略后来写信给好友萨尔维亚蒂说：
当新天文学遭遇《圣经》
接下来几年，伽利略的声誉与日俱增，但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骚动。
他的学生、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卡斯泰利在一次早餐会上，兴奋地介绍伽利略的新成就，却遭到同校另一位教授的反对，理由是日心说违背了《圣经》的记载。同席的还有科西莫二世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女大公，她虽然也喜欢伽利略，但信仰虔诚的她，基于对日常经验和《圣经》个别词句的字面理解，也提出了质疑。
伽利略听到这样的辩论，心有不安，他害怕科学和信仰之间爆发争端。在伽利略看来，他的基督信仰和宇宙探索丝毫没有矛盾，反而如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像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研究宇宙和自然规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寻求背后的规律是理解上帝工作的绝佳途径。正如十七世纪的荷兰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所说：
早年，伽利略还立志要做一名天主教修士，只是在父亲的要求下改为学医，后来转而研究力学和天文学。在给卡斯泰利的回信中，他再次申明《圣经》的真理与自然界发现的真理都是来自上帝的意志，前者来自圣灵的启示，后者是上帝命令的忠实执行者，二者并不矛盾：
《圣经》是为配合平民的理解而书写，采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许多陈述会显得偏离现实，不仅会生出各种矛盾，也容易造成各种异端和亵渎。
因此，《圣经》并没有支持地心说。反而，通过伽利略严密的推理，《约书亚记》中提到的太阳停住，更符合哥白尼日心说体系。
尽管伽利略有充分的论据，但是他反对把这种天文学解释用于证明《圣经》的权威，理由是《圣经》更重要的目的是启示天国之道，而不是一本关于天体如何运行的书。
虽然伽利略有理有据，却正中论敌下怀：把他引入到《圣经》解释的危险区域。
未遂的审判
1517年，天主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在威登堡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本义是讨论赎罪券的功效，延续到质疑教宗的赦罪权柄，引发一场德意志乃至全欧洲的大风暴。
时任教宗利奥十世签发了《斥马丁·路德谕》，限路德六十天内放弃自己的论点，否则开除他的教籍。路德针锋相对，当众烧毁诏书，与教廷公开决裂，并在一次演讲中说：
为了应对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1545年到1563年，天主教会召开了特伦托大公会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选举，并通过决议：
这项规定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教义，并在伽利略出生的那一年，经过系统阐述汇编成修道誓约，无数修道士和天主教徒都以此庄严宣誓。
伽利略在给克里斯蒂娜女大公的信中，间接指责他的对手们歪曲《圣经》，违背了这一誓约。与此同时，伽利略的对手也断定他犯了同样的罪行。
显然，双方的争论虽然因地球是否做绕日运动而起，但核心是谁才掌握《圣经》的正确解释。作为学者和普通信徒的伽利略，完全落于下风。
1615年，罗马宗教裁判所收到对伽利略的告发，指责他有异端嫌疑，威胁到三大权威，即《圣经》注解者的权威、《圣经》本身的权威，以及构成天主教教义的神学与哲学基础。经过十一位神学家顾问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审查，判定日心说是明显的异端，与《圣经》多处记载不合。
当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日心说和地心说哪个正确，而是这些是否符合《圣经》的记载，以及对这些论述的容忍程度。
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正式训诫，放弃“太阳静止不动、是世界的中心，而地球运动”的观点，“今后不得以口头、书面或一切形式，持有、教授或拥护上述观点，否则宗教裁判所将对其进行审判”。一份文件显示，“伽利略同意此禁令，承诺遵守”。
事实上，1615至1616年这次审判的未遂，除了告发者准备不足外，也与同情和支持伽利略的修士、枢机不少有关。1614年末，一名多明我会修士抨击伽利略，作为同一修会的总传教士路易吉·马拉菲神父，曾致信伽利略表达歉意：
出身佛罗伦萨的巴尔贝里尼枢机主教，与伽利略同为比萨大学的校友，曾热情地站在伽利略一边。他在信中对伽利略说：
并在一封信里自称——“亲密的小弟，枢机巴尔贝里尼”。
伽利略则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给巴尔贝里尼回信：
他时不时给枢机写信报告最新的科学发现，把自己的每一种著作都寄给枢机一本，并将《试金者》一书题献给巴尔贝里尼。
1623年，巴尔贝里尼被选举为新一任教宗，即乌尔巴诺八世。
第二年四月，伽利略乘坐马拉轿车前往罗马祝贺，受到这位老朋友、新教宗的私人接待，五个星期内接见了五次，每一次都在梵蒂冈的花园里散步一个小时。他们讨论的具体内容无从得知，但从伽利略接下来的行动来看，他似乎以为自己得到某种程度的默许，可以继续写作关于哥白尼学说的著作。
四百年后的真相
经过多年断断续续的创作，伽利略终于完成《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他将主题限制在潮汐现象，避开太阳静止的讨论，小心翼翼地规避异端嫌疑。此外，新任教宗也声称：
为了拿到出版许可证，伽利略还亲自去了罗马一趟，只是他离开罗马后，形势剧变。他的忠实支持者切西亲王逝世，鼠疫的流行隔断了佛罗伦萨到罗马的交通，他无法将《对话》书稿顺利寄到罗马，只好退而求其次，向佛罗伦萨的异端审判官提请许可。几乎没怎么修改，《对话》就被通过出版了。
这部伽利略的心血之作，刚问世就得到众多人物的认可，同样也掀起了一场大波澜。教宗乌尔巴诺八世看到新书中伽利略并没有遵从自己的忠告，把日心说当作假说。这类文字并未写进正文，而是用与正文相区别的字体草草放在序言中。而且，教宗的意见还由书中滑稽可笑的角色辛普利丘说出，显得尤为讽刺。
更乌龙的是，教宗还托人来信责问，为什么扉页上印上了三只海豚的图案。因为巴尔贝里尼就任教宗不久，即把弟弟和两个侄子升为教廷要职，以为这是伽利略揶揄自己任人唯亲——或许这样的风声太多，让教宗认为所有人都可能影射自己，哪怕是自己曾经的好友。
事实上，这三只海豚只是这家出版商迪尼书店的商标。
此时的教宗陷入了深深的愤怒。
奇昂波利是伽利略的坚定支持者，之前已经因与教宗敌人结盟而触怒乌尔巴诺八世。
形势急转直下。之前教廷中支持伽利略的人或死或贬，最高领袖乌尔巴诺八世也已经把伽利略视为背叛者——没有比朋友的欺骗更让人愤怒的了。
然而，这不完全是私人恩怨。教宗为了彻底审查《对话》，启动了特别委员会。这意味着事态已超出教宗质疑的阶段，走入宗教审判的程序。
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宗教裁判所并没有那么可怕。虽然它是一种有罪审判——一旦提请调查，一般情况下都会判为有罪，但只要罪犯放弃异端观点并公开悔过，大部分都会被释放，个别会被处以监禁，最为严重的会被送上火刑架。
学者E. 威廉·蒙特根据档案和最新的学术研究得出可靠估测，所谓以残酷著称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从1550年至1800年所审判的十五万人中，实际被处死的只有三千人，平均每年十二人。
在私刑泛滥、群众猎巫横行的中世纪，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人数远超于此，甚至当时还有这样的记录：有些在世俗法庭受审的罪犯，故意做出亵渎神灵的行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监狱。
当然，宗教裁判所的相对公正，并不能抹杀其思想审判的实质。即使有一个人因此受难，在现代人看来也不可接受，但超越时代的苛评同样不切实际。
根据日本科学史学者田中一郎对梵蒂冈原始档案的研究，伽利略被要求到罗马受审，其间并未受过拷问，只是在压力下承认自己的错误“出自虚无的野心、全然的无知和不谨慎”，并最终做出异端誓弃。田中一郎在《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中写道：
被判终身监禁的伽利略，其实也没有被送进监狱，而是被送往佛罗伦萨南面锡耶纳大主教家中居住，后来又被准许回到自己家中，除了写作最后一部作品，其间他还接待了英国桂冠诗人约翰·弥尔顿。
至于开头提到的伽利略那句地球还在转动的名言，据田中一郎考证，第一次是出现在一百年后的英国作家朱塞佩·巴雷蒂的《意大利图书馆》一书中，其中还声称伽利略“受到了六年的调查和拷问”，显然并没有，这番话的可信度存疑。
不管伽利略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但后来的人们显然更愿意相信这个段子，也乐意树立一位反宗教的科学英雄。
回望伽利略审判，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
伽利略和他的敌人们都真诚地相信上帝，却因为对《圣经》的不同解释而互相攻击。貌似反抗权威的独立学者，其实非常聪明地懂得如何获得权贵人士的认可和支持。在宗教打压科学的启蒙叙事下，却无法掩盖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事实。
如果真相属于胜利者的一方，那么后来者是否愿意考察习以为常的“真相”，就像当年伽利略拿起望远镜一样？
▲
本文作者：樊超群
读库编辑，走失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