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隔数月，劳模土摩托老师的片单系列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按照惯例，他为每部作品都附上了推荐指数和观看指南（内心独白）。这次提及的纪录片，主要集中在历史人文领域。有的“题材似乎很劲爆，但节奏过于缓慢”；有的“选材角度非常独特”，让我们得以窥见偏远地方的人类生活；也有的“水准堪比好莱坞大片”，令他直呼要隆重推荐。相信片单里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值得你细细品味的看点。01.

前情提要不久前，读库年中会议上，主编老六公布了我们的图书销售数据。按照销量，近几年出的书被挨个排了序。榜单亮出后，台下的修师傅五味杂陈、愁云翻滚，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危机，一种与周遭格格不入的羞惭、一丝生不逢时的惆怅油然而生。怎么会这么碰巧，排在末尾的那些书，都是他最喜欢的？那一刻，他开始怀疑自我，然后开始冒犯老板，“究竟是我挑错了书，还是六哥挑错了人？”他冥思苦想，絮絮叨叨，冒着被辞退的风险瞎说了一些大实话。就是他👋01修师傅的自白我觉得自己遇到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危机。不祥之兆在我去年入职读库的时候就出现了：六哥在一次全公司大会上高调宣布，他要闭关进行创作，争取在2023年把他的“新书”《三十五岁必死》送到各位读者手中。当时刚过35岁生日的我，在盛夏感受到了初秋的凉意。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三十五岁必死》还没有出生，我的读库生涯也没有断送，两件事情起码有一件值得庆幸，最好是后面那件。然而笃信科学的我，却又不得不在玄学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七月底的年中会议上，六哥展示了近两年出品图书的一系列图书销售数据，我惊喜地发现，平日里感兴趣的、觉得还不错的那几本，竟然全部在最后一页！全部！突然发现自己跟六哥之间产生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我俩看东西的眼光，可能有那么亿点点不一样。要么是我挑错了书，要么是他挑了错人。如果总要有一个人低头认错——那我可得好好掰扯掰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一个科普编辑。典型的性格特征就是好为人师，爱抬杠，路过一只野猫都恨不得给它举高高那种。如果周围有人说出不那么科学的言论，我会立马冲上去堵住他的嘴。也正因如此，我的工位上都是吃的，大半个公司都被我投喂过，有的同事甚至沦落到立志减肥。跑题了，看到那样的销售情况，让我不得不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分析一下背后的原因。我打开豆瓣，想先看看读者是如何评论这些书的。02反思来的真相作为科普编辑，还是天文方向的，我的目光肯定首先投向吃饭的行当。去年读库出了两本在广义范围上能纳入天文学范畴的书，都很吸引我——《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和《五个光子：正在发生的宇宙往事》。前者的豆瓣评分以三星居多，后者则是四星。这就奇怪了。在我看来，《伽利略审判》胜在选题角度有意思。就像早期我们出版过的《巴黎烧了吗？》一样，这场世人皆知的审判结果早已确定，我们会循着时间的脉络，站在结束的终点从已知中寻找未知。而《五个光子》正好相反，它用一种新奇的讲述方式，以光子为主线串起几个方向和概念。但宇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充满未知，探索就是为了将未知砸实为已知。伽利略审判背后这段像野史一样的正史，可能更吸引读者，因为讲述方法再新奇，零基础也是很难爬进物理学大门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两本书的评价会有不小落差，更关键的是，卖得都比较一般（体面的语气）。通过反思自己，我杂糅出了可能存在的五个真相：第一个真相：听人荐书不如自己看书。你要是问一个人，这道鱼香肉丝做得怎么样。他琢磨琢磨，回你一句：我觉得胡萝卜丝儿切得特好。邪门儿的是，我可能就是那个会为了胡萝卜丝儿买单的人。选题就是切好的菜，之后菜炒成什么样，那就是厨师的手艺了。在我看来，这两道菜切得都很好，下锅之后也算合自己的口味。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大众审美，伽利略审判背后的真相可能并不足够吸引人，五个光子也不能点亮所有人的目光，这都很正常。就像我也有自己的坚持一样，作为一名天文科普编辑，我一向是对流行的星座学说嗤之以鼻的，因为我们狮子座，只信自己。第二个真相：没有太多人愿意为阅读门槛买单。读者可能会为感兴趣的选题买单，但很少有人愿意为高于自己阅读门槛的书买单，这点在《五个光子》那儿体现得很明显。豆瓣评论里面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像回到了高中物理课”“每个字都认识但放在一起就怀疑自己智商出了问题”。你说，探索宇宙这么浪漫的事情，咋就非得跟课堂学习扯在一起呢？确实，如果你没有一定物理学基础，这段旅程注定会有不少煎熬。作者的语言平实克制，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专业名词和概念，有些通过后文或者补充资料能够理解，有些则不能。好在书的终点连接的是无尽幻想的起点，但有多少人跨过门槛站在这里呢？第三个真相：科学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但也并不近。“科普”和“科学”在当下乍一看非常热门，但实际上有着“点到为止”的东方式克制，而耸人听闻的伪科学或者非科学却在社会上如此流行。伽利略遭受的审判就是这样，以现在的视角看，这就是对伟大科学家的无端构陷，是谎言与阴谋操纵下的误判。我们为审判的反方披上多少层愚昧的外衣都能理直气壮。可这就陷入了一种并不科学的盲目状态。如果仔细阅读史料的话，会发现审判过程中并没有流言与阴谋，也不存在幕后交易。“宗教审判终究是审判，具有规则和先例，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偏差。”伽利略审判确是错误的，但却是正确的。我顺道采访了一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过本书的同事废废。我：你对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废：教皇看到伽利略的书以后大为震怒，因为扉页上印着三只海豚，他认为伽利略是在讽刺自己刚上台就任命弟弟和两个侄子担任要职。我：然后呢？废：然后发现三只海豚是出版社的商标。我：还有别的吗？废：没了。第四个真相：人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未来的。——米兰·昆德拉现代科学诞生于基督教世界，但后者也反过来压制了它的发展。如果将伽利略审判简化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那么就没法解释“我们的科学诞生于基督教世界”这一事实了。这是作者的观点。为阐述这一观点，他翻阅大量资料，用客观的视角为读者还原审判前后关键人物的经历乃至心路历程，也重现了两次审判庭上的对话并进行分析，还努力剥去我们神化伽利略的外衣（哪怕他确实伟大），认为那句著名的“可是，地球还在转动”只是后人编造的轶事。如此有野史潜力的东西，偏偏用了正史的讲述方式，这可能是作者不那么讨喜、导致评价低的地方，但也是一种异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最后，这次审判是伽利略的行为与教会的矛盾，而非科学发现与宗教之间。也正因如此，现代科学才会在夹缝中顽强生存并继续发展，最终变成这个时代的基石。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第五个真相：生命里没有要畏惧的，只有要了解的；我们应该了解多一些，才能畏惧少一些。——玛丽·居里03吃得苦中苦，方知……阿西莫夫说，当下生活最可悲的一面，就是科学累积知识的速度比社会累积智慧的速度快。所以累积完知识，我又将充满智慧的目光投向了社会。一天，我司著名的社会人马姐正在看一本橙黄色封皮的书，路过的我好奇地问了一嘴，在看甚么？答曰：大体老师。我立马虎躯一震：读库啥时候出过如此限制级的书？结果她说，《平成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的大体老师。1989年至2019年的平成时代，日本由盛转衰，那些上个世纪光彩照人、高不可攀的名字，一个个被卷入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这个充满失败和冲击的时代，倒下了无数巨人，却没生长出几株充满希望的小苗。《平成时代》是一段已知的、固定的历史，我们可以肆意解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的切片进行观察，看看企业和政府是如何像过于庞大的巨兽一样，迟缓地应对时代变化与技术革新，又是如何轰然倒下。它是一座建立在纸上的“失败博物馆”，作者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站在世界史的角度，记录这段历史，期待在失败的土壤中孕育出希望之花。但是对不起，生长出的是这本《贫困一代：被社会囚禁的年轻人》。《平成时代》是因，《贫困一代》是果，这两本读库陆续出的新书，虽然作者不同，但很适合放在一起阅读。年轻一代的日本人陷入了名为“贫困”的绝境，甚至通过个人努力都无法找到出路，很难让人不好奇，过去的三十年，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一直以为，满足需求没多难，满足欲望才难。直到看了《贫困一代》才发现，原来现在很多人的欲望，其实只是普普通通的需求而已。对比《平成时代》的已知，没人知道《贫困一代》还得贫困多久。莫欺少年穷，中年也得穷，老了还是穷，这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个人根本无力改变。作者尝试给出了一些建议，之所以将视角聚焦于年轻人，是希望唤起全社会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观史如照镜，《平成时代》已经磨得够亮了，而《贫困一代》则像平静的湖面一般，水下的激流随时等待着将你的影子冲刷得支离破碎。年中总结会上，六哥反思了一下这两本书销售不佳的原因，“应该是出版时机不对。在一个容易碰得伤痕累累的时代，人们已经不需要还给自己带来痛感的书”。但这并不能解释《平成时代》这样一本刚上架的新书为什么被放到表单里。我仍会固执地认为，这类选题在当下也是有意义的。虽然并不一定是很强的指导意义，但作者们做的调查、总结的数据确实有价值，建议两本打包服用，吃得苦中苦，方知确实苦。04两本加塞的关系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之夏》不该出现在这里，因为它并不在六哥放出的表单上，但马姐说，这本书她很喜欢，让我帮忙推推。理论上讲，《寻找〈局外人〉》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这本书不仅不在表单上，甚至都不是这两年出的新书，但是，就让陀翁与加缪作为双子星一同出现吧。《寻找〈局外人〉》的引言里说到，对爱读书的人来说，书有生命，当你读它的时候，它活了过来，读完最后一页以后很久，它还继续活着。我想加上后半句：对被迫读书的人来说，书的生命体现为长期性和滞后性。读完最后一页以后很久，你突然觉得某个场景似曾相识，某个念头豁然通达，它才真正活了过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之夏》一下子活了起来，就在我突然想起那句写包法利夫人的话的时候：她既想死，又想去巴黎。陀翁是个非常矛盾的人，因为打小患有癫痫，必须避免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这就导致他对无论多美丽的自然景色都无法动容，反而一直沉湎于复杂的人性之中（这也不失为一种补偿效应）。在这本书的主人公弗兰格尔嘴里，陀翁是人类灵魂的可靠观察者，还擅长凭借自己的描述让读者释放灵魂，不安地重新认识自己。这段话如果盖住名字，说是在形容魔鬼也不为过。陀翁一生困顿，在西伯利亚服役期间认识的弗兰格尔应该是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被他视为亲人一般的存在。这本书从弗兰格尔的视角出发，还原了陀翁囿于西伯利亚的那十年。你说它是一部小说也不为过，因为里面的情节有一定的主观虚构成分，但也能真真切切地帮你祛魅，看看这位“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鲁迅所言）是何等的混蛋。他是个逢赌必输的赌徒，被屠格涅夫称为“自己见过最邪恶的基督徒”，颓废，固执，不过也并不妨碍他是个伟大的作家。西伯利亚的十年应该是陀翁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苦寒之地的恶劣环境让他想死，但他又向往着哥萨克花园的鲜花与荣耀。看看这位经常让人拧巴的作家自己的生活有多拧巴，也是别样的乐趣吧。我们姑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之夏》看作是给人作传，而《寻找〈局外人〉》就是给书作传了。陀翁与加缪都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之夏》用第一人称视角解读陀翁，充满戏剧张力，而《寻找〈局外人〉》则用第三人称展示了加缪，将他创作《局外人》前后几年的经历铺陈在我们面前，凝结成一部纪录片。《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冷漠到几乎没有感情，却也在小说最后迎来了一场激烈的情感爆发，刹那间撕破伪装、显现人性。而《寻找〈局外人〉》则自始至终地保持着冷静和克制，忠实又虔诚地当好了一位“局外人”。作者认为，一直以来加缪身上的光环过于耀眼，以至于《局外人》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它值得拥有一部传记。在这部传记里面，我们能看到加缪创作背后的故事，他的心路历程、灵感来源，以及《局外人》出版后的故事。它并不只记录了书与人，还展示了那段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战争、民族主义等经典话题下的百态。这是一部《局外人》的优秀传记，也是一套研究加缪的范本，甚至还是一本能够学到极多写作技巧的教科书。分析来分析去，甚至还硬拉来一些书凑数，我也没弄明白到底谁的眼光出了问题，一如六哥也并不知道我在台下嘀嘀咕咕一般。后来仔细想想便也释然了，读书本就是各有所爱的事情，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这样的选择，让大家可以各有所爱。

按：苏轼无疑是我们倍感亲切的古人，他身上最常见的标签便是“生活美学达人”和“天才文学家”，事实上，苏轼并非“天生的诗人”，作为一位县城青年，他在去汴京科考之前，几乎没写过有品位的诗，是在漫漫人生之旅，经历过起起伏伏，逐渐成为后人所熟知的苏东坡。你可曾想过，如果能穿越回九百多年前的宋朝，遇到正在旅途中的苏轼，你会想陪他去什么地方，聊些什么？正是基于这种好奇，曾任文化记者的作家周文翰写了一本近八百页的《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以近似记者的视角重建苏轼的人生之旅，展开一段段穿越时空的随行采访，并在一幕幕具体的情境中构筑了苏轼眼中的北宋。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了解一个人？周文翰以他的写作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近期，我们特意邀请作者周文翰来到读库大客厅，分享他在这趟写作之旅中的体会。以下为本场分享的文字实录，您也可以点击下方音频收听。周文翰，艺术和建筑评论家、作家。曾任文化记者，后赴印度、西班牙、东南亚等地旅行和写作，现从事文化研究和艺术展览策划。近年来致力写作“文人视觉传记”，连通古今，呈现出古人所面对的视觉景观、信息环境。为何要写苏东坡苏东坡是现代中国人最了解的古人之一，他的文章、诗词，大家现在仍然在读，他说的一些话被很多人当作人生格言。现当代的文史学者、作家也写过很多关于他的书，有的研究他的诗文、思想，有的讲述他的生平，关于他的传记可能已经有十几本了。在已经有这么多本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还想写一本苏东坡传？回想起来，可能有三个缘由。第一个缘由就是我跟他感情上的亲近。我很小的时候，背过苏轼的很多诗，比如写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写西湖的“淡妆浓抹总相宜”。当时对苏轼有一个印象，就是语言很简约，又很有哲思，很容易打动一个少年的心灵。1993年，整整三十年前，我在老家甘肃白银市的一个书摊上买了一本《三苏选集》，这是研究苏轼的资深专家曾枣庄先生编的一本书。我把它放在床头，经常拿起来翻看。选集一般会选他最经典的作品，而且是当代人最能共情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对苏轼的印象就是一个特别通达、特别潇洒的文学家。这种感情上的亲近是我写苏轼传记的第一个理由。十五年前，也就是2008年，我开始写《中国艺术收藏史》。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苏轼对中国的收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书法家，也是一个画枯木怪石的画家，而且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个诗文作家，有很多收藏家、画家都拿来自己的藏品或作品请苏轼写题跋，所以苏轼写了许多关于书画和收藏的论述，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很多收藏家，也影响了后世收藏文化的发展。于是，我生发出一个想法，想写作为艺术家和收藏家的苏轼。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读苏轼的诗集、文集、年谱。读的过程中，我心中原先的苏轼形象慢慢倒塌了，因为我发现，苏轼实际上并不那么潇洒，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痛苦，有很多困顿的时候，他甚至没法跟别人说，只能写寓言或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更丰富的，带着血也带着泪的苏轼慢慢在我心里浮现出来。所以我想，与其写一本“作为艺术家的苏轼”，还不如写一本“作为苏轼的苏轼”，把他全部的人生都写出来。艺术只是复杂人生的一部分，可能你理解了他的整体，才更能够理解作为艺术家、作为收藏家的他。那时我就生出一个想法，写一本苏轼的传记。这是第二个缘由。第三个缘由，来自我对传记写作的思考。古代艺术家的传记通常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传记小说，故事性很强，但里面有很多编纂的情节和人物。我当过记者，习惯追求真实性，对这种写法会有些质疑。还有一种写法是评传，一般都夹叙夹议，比如写杜甫的传记，有的作者会引用朱熹对杜甫的看法，甚至引用黑格尔对艺术的某个论点。我总觉得这种写法的割裂感太强了，于是我想，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既严格依据史实描述传主的成长，同时用一种很贴近的写法写人，可以吸纳一些传记或小说的场景描写，但不虚构人物、不虚构情节、不虚构对话。我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于是写了这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这本苏轼传有何不同写完这本书以后，有朋友问我，你写的这本苏轼传跟其他传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从心态上，我不是以一个仰慕者的视角去看待苏轼、写苏轼的，我没把他想象成一个浪漫主义英雄或是诗文天才，我想把他当作一个平常人来对待。因为我当过记者，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想象自己一边跟苏轼一起散步，一边采访他。我也不是一个话多的采访者，只是简单地问他几个问题，然后听他絮絮叨叨地说话。在这段路上，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观察他走路的姿态是怎样的，他走累了要吃什么，他面前出现了什么景色，是一座城池还是一条小溪。我在观察这些东西，也在体会天气的温度、湿度，我希望把这些很具体的，对人生和时空的体验写进这本书里面。我是个爱旅行的人，虽然写古代人物主要通过文献来寻找信息，但我还是会去实地勘察，感受一个人在真实的空间里对温度、湿度、交通的体验。也许通过理性考虑，你也能对这些东西大致有个印象，但是只有到达那个真实的空间里，你才能把它写活。比如我们知道南方夏天一定很热，但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你四五月份去杭州，四五点时背上就已经出汗了，这时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苏轼在杭州的时候，写过自己经常光着身子躺在佛寺里面，让随从挠他的背，因为真的很热，汗出得非常多。我希望我去实地考察之后，也尽量把我对当地的感知写到书里面。第二点不同，在于我写作的方法。我想写一本“视觉传记”，这不是说要用很多插图来印证我的文字，而是我想通过研究苏轼的诗文和同时代的其他史料，重建苏轼所面对的视觉环境和信息环境。举个例子，这本书的第一章写苏轼二十二岁去汴京参加科举考试，一般传记写这段，会写他顺手牵羊般地考了很高的成绩，又得到欧阳修的赞赏，成为一个名人。但我的思路不一样，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写苏轼进入这座城市时，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他进入汴京城的时候大约是五月底六月初，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汴京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苏轼到达的时候雨还在继续下着。所以他当时是非常狼狈的，天上在不停地下雨，地上全都是泥，很多街道需要坐小船和竹筏才能进去，他和父亲、弟弟在别人的接应下，匆忙进入一座寺庙里休息。他们住下以后，这场雨又下了一个月，所以他们根本没法出去逛这座城市，苏轼也被局限在寺庙的房间里面，每天跟弟弟一起背书，准备科考。实在无聊的时候，就去旁边的院子里看看禅宗六祖画像。这就是他对汴京的第一印象。等到七月初天放晴，苏轼去外面活动，访亲拜友。这时我就写他耳朵里听到的谣言，那时候汴京正是谣言最盛的时候，因为年初时宋仁宗突然发疯了一样说胡话，说皇后和太监要谋杀自己，宫里出现了各种谣言。宋仁宗没有太子，也没有皇子，很多像欧阳修这样的大臣都秘密上书，劝谏他马上收养一个宗室，立个太子。而当时民间的军人和百姓都很崇拜枢密使狄青，之前下雨时狄青的房子被淹了，他就搬到大相国寺的一个院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去大相国寺的佛殿里读书时，偶然有人路过，很惊讶地说，狄青在佛殿里读书的样子，就像真龙天子坐在宫殿里面。这就是当时汴京的谣言，架势像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前一样。欧阳修等人就给皇帝上书，希望尽快把狄青解职，派他去地方当知州，不要再掌握兵权。所以在当时的汴京，苏轼能听见各种谣言。我也写了很多其他细节，比如他能在汴京吃到四川老乡做的川饭，也能买到四川出产的著名特产乳糖狮子。所有这些细节，包括他眼睛能看见的、他耳朵能听见的，构成了他生命的体验。我想通过这些细节，写出苏轼对这座城市整个政治文化生态的体验。这就是我所说的视觉传记，我希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一个很具体的场景里面生活，有他自己的各种问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不是超脱所有人的一个漫画式的主角，他是一个具体的人。我想写一个具体的人怎么一步步成长，从眉山县城的一个青年变成汴京的一位名士，又因为这种名气而不断遭受非议，当然也有各种羡慕的眼光。我希望尽可能地写出他和他的时代全画幅的场景，而不仅仅是拎出一个人来不断地赞美、不断地夸奖。要达成这一点，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处理很多信息。我不仅看苏轼自己写的文字，也看各种正史和文献，以及同时代的人写的笔记。我需要找到某个信息，查证它的年月，然后把它重构在整体的写作情境里。而且还要跟苏轼具体的处境建立关系，比如一开始写汴京，我会尽量写得丰富，把各方面写到，因为苏轼当时是一个年轻人，一进入汴京这座城市，他的耳朵、神经都打开了，肯定会吸纳更多的信息；但是后来写到儋州，我只会写他偶尔听到某人的死讯这类消息，因为我在模拟当时的信息传输，某个诏书发布了，苏轼可能三个月后才知道；某个人死了，他可能一个月后才知道。这些细节我都会按照当时的信息传输效率大致算一下，然后写他大致在什么时候听到某个消息。而且当时的政治信息很多，苏轼又已经非常年老，甚至没有心情出城去游玩了，他对信息的吸收也会降低，所以我还要判断出他可能关心哪个消息，比如某个旧党的人死掉了，他可能会知道，我就把这个写进去；其他对他来说不重要的消息，我就不写。有时候我会想，我可能在替苏轼判断这个信息对他有用还是没有用，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这样判断，不然这本书就写不成了。这就是写作者在背后要做的工作。《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收录了众多画卷和书法作品，构建了苏轼在不同人生阶段可能体验到的视觉景观。重建苏轼对空间的感知如果有人问我，你写完这本书以后，对苏轼有什么认识？我会说，写作的过程中也是我学习和更新认知的过程。我心中原来那个苏轼好像瓦解了，通过写作，我更新了对苏轼的认知，也重建了对苏轼和他的时代的很多看法。首先就是苏轼和当时空间的关系。刚才已经提到苏轼对汴京的感知，再来说说我对苏轼途经道路的理解。在苏轼那个时代，他从河北定州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一路上顺利的话要走两三个月，如果中间遇见雨雪，或者某个地方发生战乱、混乱，他可能要走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到达，这是他当年对道路和时间的体验。但是我现在去儋州考察，坐飞机三个多小时到达海口，租辆车再开两个小时就到儋州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都是按小时甚至是分钟来算的，但是在苏轼的那个时代，他对时间的感知常常是按照月来算的。而且一路上，如果身份是去上任的官员，他可能每天走四五十里便会在官方的驿站休息，然后就有县尉、通判之类的官员来招待他，举行酒宴，他要跟这些人社交，给这些人赠诗，感谢对方的招待。如果他是被贬谪的官员，待遇就稍微差一点，不会有高级的官员出来接待，但还是有比较低级的官员邀请。他是以这种方式体验整个路途的。我在书里面特意写过苏轼的两段旅行。第一段是他二十五岁时，结束了在老家眉山为母亲守孝的三年，跟父亲、弟弟带着一大家子人，坐船沿着长江出三峡，从襄阳北上去汴京。我专门写了这段路上他经过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诗，想要突出这种空间感知对他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感知中，他第一次开始用心写诗。另外一段，我特意写了他对庐山的感知。他被贬谪到黄州几年之后，得到宋神宗的赦免，可以到北边一点的地方居住。北上的过程中，他特意去了一趟庐山，我就专门写他上庐山时对空间的感知。比如有个细节：我们现在可能觉得一个文人上庐山，应该是独自去感受风景，但实际上不是，苏轼上庐山的时候，已经是全国最有名的诗文作家和名士，所以他旁边跟着一大堆人，有的希望他题字，有的希望他赠诗，有的希望他去搞场讲座。这个过程中，苏轼既有对庐山空间的体验，也有对这些人事的体验。这些细节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感知习惯都是经过影视剧调教的，老希望五分钟出现一个高潮，十五分钟死一个人最好，但这本书里没有这样的情节，书里写了许多他在贬谪路上的百无聊赖。它有点像法国的一种电影理论“视觉主义”，不重视剧情的激烈，重视的是日常生活里的冲动、偶发事件，所有这些交织在一块，构成了电影的“视觉交响乐”。我写这些细节，也是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当时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感知，所以我也有意地在一些文字上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或者写得更细一点，让读者感受到苏轼和空间的这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一个地方。这些东西跟我的生活、我的写作、我的经验都交织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写古代的人物，其实跟写一个当代人物没太大区别，只不过你需要去重新理解古人，用一种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他们。《三峡瞿塘图》，苏轼从四川沿着长江下三峡的场景，从此图可以想象。苏轼和写作的关系通过写这本书，我也重新理解了苏轼和写作的关系。大家知道苏轼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苏轼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评价、对各种不同文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如果翻开苏轼的文集，你会看到他有很多职务作品，尤其是他当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的时候，写了很多任命公告。现在除了苏轼的研究专家，绝对没有人去翻那些东西了。我们喜欢看他写情、写景的诗词，能够产生共情，但是在他活着的那个时代，那些职务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士人包括苏轼最看重的东西。苏轼写过三部解释经学的著作：《易传》，解释《周易》的；《书传》，解释《尚书》的；《论语说》，解释《论语》的。他把这三部作品修改多次，宝贝得不得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海南岛得到赦免，过海的时候都随身带着它们，他还老担心船翻了，这三本书要怎么办。苏轼死了以后，弟弟苏辙写他的祭文和墓志铭时，也特别强调说哥哥的文章天下第一，尤其重要的就是这些解释经史的著作，希望能流传千古。这跟当时世人的普遍心态有关系，他们最重视古文和解释经学的著作，其次才是表达心志的诗，至于表达你侬我侬的诗词，是等而下之的。这就是他们当时对文学的排位，和我们现在的认知差异特别大。实际上，在二十五岁之前，苏轼几乎没写过诗。为什么呢？第一，父亲苏洵不擅长写诗，苏轼也没有受到家风的熏陶。第二，在当时，虽然诗也是科考的内容，但它相对来说好掌握，容易应付，所以士人主要的精力都用来学写更难的策论文章或长篇的赋。第三，当时主流士人都重视古文，轻视诗，更轻视词。所以苏轼在去汴京赶考之前，很少写诗，他参加科考时得到赞赏的是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二十五岁时从老家出长江，是他的第一次创作之旅，他从此才开始写诗，而当时也只有他的妻子、父亲、弟弟知道他写诗，他在京城是没有任何诗名的。一直到大约十年之后，他在杭州当通判时，诗名才传了出去。恰好那时候欧阳修也过世了，而欧阳修生前已经指认苏轼为下一代的文坛盟主，于是他成了当时天下最著名的诗文作家。而且他的出名也借助了当时一种新兴的技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虽然在唐末已经开始应用，但原来主要应用于佛画或佛经。到了北宋，时人的诗文集慢慢被印行，苏轼在杭州当通判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书坊把他的诗集印成《钱塘集》传播。雕版印刷的诗集，再加上抄写，加上口耳相传，使得苏轼在熙宁末期的时候，变成了全国最知名的诗文作家。苏轼开始写词，也是在杭州因诗出名的这段时间里。他当时的官方职责之一就是招待南来北往的官员。因为杭州是京杭大运河南部的起点，也是当时东南的经济中心，所以来往的官员非常多，他经常要负责举办宴会、招待官员。这种宴会上一般都要招官妓来演唱曲子词助兴，所以他当时就接触到很多歌妓，听了很多曲子词，而且也跟其中一些歌妓有了你侬我侬的情感关系。另外，他还认识了一位写词的大家张先。张先当时已经八十一岁，但身体非常健壮，经常到杭州、苏州参加各种活动、酒宴。苏轼和张先认识以后，也经常探讨诗、词的写法，张先可能也指点过他。在这期间，苏轼才开始写词，逐渐变成一个词作家。但因为词受到士大夫的轻视，苏轼一生只写了三百六十首左右，而诗则有两千七百首左右，文章更多，有四千八百余篇。从这个数量差别，也能看出当时各种不同文体的等级制。现在保存下来的苏轼诗文集很厚，大家有没有想过，它们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古代很多诗文作家的作品都没有了。其实是因为苏轼是一个有档案意识的作家，他写了东西，一般都会保存一份草稿，让儿子收纳起来。我认为他这是受到了白居易的启发，白居易和苏轼有很多相似点。白居易活着的时候就成为中唐最著名的诗文作家，他有明确的作家意识和档案意识，晚年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好以后，让亲友抄了五份送到五个佛寺保存，还让亲戚保存了两份。苏轼也有类似这样的意识，希望作品能流传下去。李白就没有作家意识，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散佚了。杜甫运气好一点，保留了一千四百多首，他最后穷困潦倒，诗作很容易被散失掉，但他就是非常幸运，作品流传下来了。而像白居易、苏东坡这样的人，他们的作品一定能流传下来，一是因为他们有档案意识，二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已经非常著名，很多人在抄他们的诗集文集。四十卷《东坡集》残本（局部），南宋年间杭州刊本。苏轼和同时代人的关系我还很关注苏轼和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对苏轼的命运影响最大的是他跟皇帝的关系。他一生经历了五个皇帝，前两个皇帝是宋仁宗和宋英宗，他是在宋仁宗的统治下考中了进士和制科第三等（制科第三等的难度和进士的状元相等），在官员群体里一下子变得非常著名。再加上他的文章一直得到欧阳修的称赞，所以他在士人阶层里面也非常出名。后来他的诗也非常出名，于是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全能型高手。宋英宗也非常赞赏他，想把他提到翰林院当修起居注这样的官职，作为自己的近臣，只不过当时的宰相韩琦反对，所以没有提拔成。但是很快，到下一任皇帝宋神宗统治期间，苏轼的命运就发生巨大的转折。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新政，当时新旧两派官员起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是思想、权力上的全面冲突，双方互相骂对方是小人和奸臣，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而苏轼倾向于旧党这一派，所以他在熙宁四年被排挤到地方，此后在宋神宗统治时期，他一直在地方为官，这期间掌握朝政的都是新党官员。苏轼后面经历的宋哲宗、宋徽宗时期，政治和思想上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党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时代里，苏轼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士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欧阳修是他的贵人，直接指认他将来继承自己的地位。而王安石简单来说是苏轼的敌人，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也经历了各种变化。最开始王安石是有点轻视苏轼的，也轻视苏轼的父亲苏洵，因为当时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城时，把文章献给欧阳修、韩琦等，王安石也看到了。王安石对苏氏父子的文章有个整体的评价，觉得是战国谋士写的那种权谋文章，游说人们搞阴谋诡计。而王安石自认为他研究的是经学，就是孔孟之学，他是从经学出发推断出一整套关于道德和政治制度的整个改革计划。所以他觉得苏轼这样的人没什么定见，比较轻视苏轼。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第二次罢相以后，他回到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闲居，这时候他就比较心平气静，可以不单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苏轼了。苏轼那时已经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诗文作家，而王安石晚年也颇有意于写诗文，这才意识到苏轼真的是可以和自己匹敌的诗文作家。他看过苏轼的雕版印刷文集，还写过几首和诗，并夸赞苏轼写的《表忠观碑》。他们虽然在元丰七年之前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互相知道对方写的诗和动态。到了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北上的过程中拜会了王安石。很多人都把这看作一次和解的会面，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互相有保留的。比如苏轼保留了一个秘密，他当时已经写完了《易传》《论语说》《书传》，但他没告诉王安石这个消息，为什么？他实际上是要在经学解释上跟王安石竞争。王安石那时已经跟他的儿子编纂了《三经新义》，通过朝廷的力量发到全国的学校，成为官方标准教材。但是苏轼觉得自己在经学界也可以跟王安石一争高下，他想等以后把自己的书稿修改得更精彩后，再拿出来印刷和传播，所以他是有保留的。当然，他们对朝政和其他方面也有保留。但他们也有互相欣赏的部分，比如苏轼要离开金陵时，王安石邀请苏轼互相书写对方的几首诗，当作纪念。他对苏轼的才情肯定是欣赏的，甚至有点嫉妒。所以苏轼跟王安石的关系，就是这样既有互相欣赏的成分，但也有所保留。苏轼跟黄庭坚的关系也很有趣，我在书里也写了几笔。苏轼和黄庭坚在第一次见面之前，做了十五年的笔友。苏轼知道黄庭坚这个名字，是因为苏轼的朋友孙觉是黄庭坚的岳父，苏轼在杭州当官的时候，孙觉给他介绍过黄庭坚的诗文，苏轼也公开夸赞过他，但两人没有见过面。一直到元祐元年，苏轼北上到汴京当官，两人才第一次见面。在当时的汴京，他们被看作一个政治集团，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在元祐后期，黄庭坚的诗文确实很出色，上升得很快，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把他和苏轼并称“苏黄”了。苏轼倒没怎么样，但苏辙对此好像有点不高兴，其中也涉及当时政治的一些人际关系。他们的关系似乎快到破裂边缘了，但这时发生一个偶然事件，黄庭坚的母亲病逝，按照当时的礼制，他要回去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就避免了苏黄两人的进一步冲突。所以在一个集团里的人，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当然未必是由苏轼引起的，可能是其他人引起的。我发现当过记者，再写苏轼这种人物，会有一些好处，因为你相对来说社会经验会稍微多一点，会用常情常理去推断古代人物，所以不容易夸张，不容易把古代人物写成一个真空里面的英雄、一个仙人，你知道他必然要面对生命中的一些纠结，以及官场上各种各样的明枪暗箭。名气给苏轼带来了好处，很多人仰慕他、拜会他，求他写文章、写题跋，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尤其是在官场上，名气大反而容易招来是非。苏轼在元祐年间虽然是当时的翰林学士，也是礼部尚书，可以说是京城的权贵之一，但他的处境非常难，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谏官、御史不断上书攻击他、弹劾他，一些人甚至只是想借助攻击苏轼来让自己出名。所有这些事情都纠葛在一起，不仅苏轼自己受影响，跟他交好的黄庭坚、秦观这些更年轻的才子全都受到影响，官职都比较低微。但苏轼没办法，他已经是这个世界上诗文最有名的人了。他在汴京真的不愉快，他宁愿去当一个地方官。我还写到了苏轼为什么成为宋哲宗最恨的人。苏轼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期间教过宋哲宗，两人按理说是有师徒之谊，在哲宗亲政以后，苏轼本来有可能掌握更大的权力，甚至被任命为宰辅，但实际上并未如此，为什么？我写了一个细节，太皇太后去世前一年，皇帝要去南郊祭祀，回来路上发生了一件事，皇后和皇后的乳母骑着马过来，冲撞了原来很整齐的仪仗队。其他官员不敢上书纠正，苏轼就写奏折批评了这一行为。苏轼当时是礼部尚书，他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地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来。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引起宋哲宗记恨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正处于很微妙的一个时间段，那时候宋哲宗十七岁了，已经结婚，马上就要亲政，而苏轼上这样的折子，会被反映到太皇太后那里。这件事如果搞大，可能会成为哲宗的一个把柄，被人诟病连后宫礼仪都搞不定，又如何亲政。虽然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搞大，但宋哲宗很可能因此记恨苏轼，因为他是很希望亲自掌握权力的。宋哲宗是真的讨厌苏轼，因为苏轼被贬得最远，去了海南岛。直到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登基，向太后垂帘听政时，苏轼才得以回到北方。我很注意这种细节，我们现代人写传记的时候，往往有一种现代人的理性，对一件事会尽量列出特别全面的理由。但我反倒是怀疑的，因为一方面当时的信息沟通没那么方便，一些今人猜测的理由当时的人未必知道；另一方面，人哪有那么理性？人有时候就要发疯，就是要做一个不理性的决策，就是无端讨厌一个人。你说古代人没有这样的吗？可能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决定了一个人恨另一个人。我写传记的时候，对此会选择比较开放的态度。苏轼生命里的各种关系和冲突，我都写到这本书里面，想要呈现一个群像，所有人都被命运卷到里面去，各种合力最后形成一个结果，有的人下坠，有的人上升。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孤星之旅”，这个“孤星”是有象征意义的，苏轼是一颗孤星，因为他亮着，但是还有很多没有亮的星星在天空中，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而已，那些星星的命运是怎样的？苏轼有他亮的时候，也有他不亮的时候，他不亮的时候是怎样的？我想写的是这些，是他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纠结。《治平帖》，苏轼写给友人的书信。可能是宋代画家的作品，从中可以推想当时苏轼和苏门四子等文人雅聚的场景。苏轼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最后，我想聊聊苏轼和艺术的关系。其实他的生命里有很多为难，有很多纠结，但艺术给他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他释放自己，让他从政治的控制、思想的控制里逃逸出来，这种东西对他非常重要。他为什么喜欢造园？他为什么写不太重要的诗，还写更不重要的词？他为什么明明基础技能很差，但还是要画枯木怪石的画？他为什么老追着别人给他讲笑话、讲鬼故事？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属于私人空间里的艺术方式，能够让他解放一下、逃避一下。苏轼一直在当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贬谪，实际上是有很多难处的，但这些艺术的方式让他超越出他所在的那个空间。比如他在儋州，那里完全是一个偏僻的小镇，连店铺也没有，每五天才有一个集市，你想吃肉的话，得等集市上当地黎族的老百姓拿来肉，你才能买到。如果刮风下雨，集市不开，你可能十几天都吃不到肉。所以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报春词：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他说春天来了，春风你快点把桃红染成肉红吧。他为什么把桃红比作鲜肉的那种血红？那是因为他已经十几天没吃肉了，他渴望吃肉。所以写词的方式就让他想象到，哎呀，我吃到这个肉了！他用这种方式来吃一顿，得到一些美好的感受。我也写了苏轼如何用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也遭遇过中年危机，有他的情感上的失落，有他弥补空虚的方式。这些艺术的方式帮他超脱了具体的困境，而这可能也是我们现代人之所以感觉到亲近他、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本书里，我还写了很多关于苏轼的闲笔。比如我写苏轼在一个夜晚举头看见了星星——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为什么写这个呢？其实很简单，人是有感情的，你很孤独，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抬头看见星空，你会驻足一下。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中需要那些看起来不重要，但是能让你发一会儿呆的东西。我是在用写作来模拟这种生命体验，我就希望他在那儿发一会儿呆，我不希望他一直按照逻辑生活。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鲜活的苏轼，你了解了他的真实，才会更理解他哪些地方是超越现实的。我还写了很多很可笑的事。比如苏轼喜欢练养生术，但他每次都是练了十几天以后，因为喝酒或参加宴会又破戒了，然后他就不练了，过一段时间又去练一个新的东西。我不动声色地写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边写边笑，感觉这个人就是狗熊掰棒子，摘了一个苞米又丢了一个，但这就是苏轼，这就是一个活跃的人，他有点空想，想长生不老，但最后到了儋州，他也知道这是空想。他已经很衰老了，没原来那么活跃，但有时候还想要辟谷，尽量少吃饭，节省点粮食。苏轼的诗歌里有很多鲜活的场景，我写这本书时有时候也在想，我真的是因为前面说的那三个理由而写苏东坡传记吗？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很简单的刺激呢？也许真的有，因为我小时候，大约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去翻父母的抽屉，找点吃的或者玩的东西。有一天，我翻开我爸爸的抽屉，抽屉里有一叠纸，我拿出来一看，是一套关于西湖的明信片，有一张里面有一片竹林，翠绿的竹子占满整个画面，那种绿真的把我吸引住了，那就是我对江南最初的视觉印象。《潇湘竹石图》（局部），据传为苏轼画作。《枯木怪石图》（局部），据传为苏轼画作。这个场景马上跟苏轼写杭州的诗词连接在一块儿，构成了我对天堂、对美好的想象。过了几年，我买了那本《三苏选集》，开始阅读它；又过了将近三十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有可能只是因为这样一种视觉刺激，驱动我写了这本书。▲主讲人：周文翰《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作者文字整理：许禄·读库编辑▼↓点击下方图片即可入手《孤星之旅：苏东坡传》↓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

“人类与病”系列，讲述的是千百年来，部分患者和部分医学家代表全人类与十四种重大疾病抗争的故事。电影级的情节，像素级的描摹，课程级的医学常识，生动、系统、扎实，这可能是中文世界（连《广告法》都不忍阻止在此加个“最”）好的一套疾病史普及读物。这套新书是“医学大神”系列的姊妹篇，对于一直热情垂注，甚至翘首以盼的老读者，希望本文是一份合格的汇报；对于不知本书何书、不知朱石生何人的新读者，希望本文是一篇合格的广告。“人类与病”已在读库网店新鲜上架，点击图片即可下单人类和疾病之间，隔着一个学科的距离“人类与病”系列可以视为一部战争主题的剧集，每一册故事中，人类都要面对一个凶狠而残暴的对手：血吸虫病，麻风，疟疾，结核，霍乱，鼠疫，梅毒，黄热病，癫痫，脊髓灰质炎，肝炎，艾滋病，流感，癌症。这十四个魔王，恶贯满盈，杀人无算：江西省原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早先有四千多人，因血吸虫病危害，到1949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地图上从此再无这个村庄的名字；史上第一次鼠疫大暴发，曾经在欧洲致死接近五千万人，1910年冬，哈尔滨傅家甸鼠疫死亡率100%、六万人死亡；1918年，臭名昭著的所谓“西班牙流感”，曾经在几个月里让数千万人陨灭，总致死人数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瘟神追杀之下，就算有人能勉强脱离死刑，也难逃余生的活罪：麻风杆菌感染力极弱，只有5%发病，几乎不会致死，却易导致严重的畸形破相，口鼻缺损、牙齿脱落，于是在世人的惊恐和排斥下，患者终身无法融入正常社会，只能在“麻风村”内了却残生；1990年代之前，中国有一亿多人感染乙肝，包括母婴感染的三分之一，其中又有多少人因乙肝患者甚至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身份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考古发现的麻风病骨质侵蚀。图片选自“人类与病”02《天刑可免：麻风的诅咒与救赎》1907年的卡劳帕帕麻风定居点。图片选自“人类与病”02《天刑可免：麻风的诅咒与救赎》病魔越是恐怖，就越是显现出眼下日常生活的珍贵——很多读者甚至可能会觉得这些病离如今的现实很远，其实不然。瘟神越是猖獗，就越是显现出现代医学救死扶伤的丰功——过去的几百年里，科学的进步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在无数人无知无觉中无数次地拯救过全世界。“人类与病”描写的就是现代医学与这十四种疾病相克相杀，甚至不得不相伴而行的故事。这十四个恶魔，大多是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这些感染性疾病，除了艾滋病，基本都有几千年的历史。读了本书的故事你会知道，和古人一样，如今的我们要想抵抗疾病，首先要依靠的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可惜，因为病菌、病毒繁殖迅速，变异非常快，免疫系统的进化肯定跟不上病原体的进化。好在相对于古人，现代人足够幸运，在我们和疾病之间，还隔着一个学科可以作为保护。如果以1543年维萨里出版《人体结构》为标志，这个学科已经诞生四百八十年。《人体结构》书封，1543

按：如此宏大的标题之下，有多少故事可讲？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编辑羊顿想给大家讲两个特别的故事。猜是爱情故事的读者可以放宽了心，还真是（虽然这也是一篇广告）。从1940年代到2020年代，两个故事跨越了八十年的时间，同样是罹患重病，同样是被命运“选中”而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年轻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1940年代：艾琳的故事远洛克威位于纽约市皇后区，1935年前后，艾琳·戈林鲍姆（Arline

按：岁末年终，劳模作者土摩托老师对这两年的观影记录，分门别类地做了细致总结，在此和大家分享他从海量纪录片中淘选出来的自然类片单，其中既有拍大腿的推荐“这让其他搞自然纪录片的还怎么活？”也有不少独到的人文思考和对人类的意见建议，在波澜壮阔又细腻幽微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做对了什么？1.

威尔斯、雷蒙德·钱德勒等。戈里创作过的书籍封面。图片来源：newyorker.com也是自1953年始，戈里开始创作自己的独立绘本。戈里将自己的作品归类为文学性的无稽之谈（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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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动荡的时代，一个人如何不随波逐流，找到一生的志业。以及，我们如何能在跨越时间和国界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美，发现人的价值。“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花隈町，贸易商九七的妻子几子诞下一名男婴，取名吉川幸次郎。当时，神户有不少做生意的中国人，广东话和福建话常在吉川幸次郎耳边，他又生得比较文弱，在小学时被同学叫作“支那人”。即使是年少时的吉川，也非常不解和气愤，“究竟为什么‘支那人’就不行呢”。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是不是当时风气所传的那么不堪，这是吉川对中国发生关联的起点。中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对汉文产生极大的兴趣，沉迷于读《西游记》《通俗三国志》和《水浒传》，被中国文学的现实性和日常性所吸引。西洋小说和日本小说他也涉猎，但吸引力不如中国的古典小说。当时，大部分普通日本人读不懂原版中国书，只能用一种训读的方法，把汉文转译成他们能理解的日文，少年吉川也是如此。他渴望听到原汁原味的汉语发音，于是央求中国留学生给他读一些文章，感觉特别优美。除了中国古典小说，吉川还接触到早稻田大学出版的《〈史记〉国字解》，这是一部《史记》日译本，比较难啃，但吉川还是津津有味地通读下来。大正时代的日本恰逢“一战”时候的景气，经济突飞猛进，民主风气也越来越浓厚，这是中日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日本高中毕业生流行“间隔月”，当时去上海和去北海道差不多。从长崎出发，快速轮船一天即可到达远东魔都上海。二十岁的吉川来到他梦中的江南。他当时正在学词，读韦庄的《菩萨蛮》。看了风景，他才知道江南真的是惹人怜爱。吉川还敏锐地感觉到，江南自然色彩比日本更轻柔、美丽。后来他求问植物学者，对方先是吃惊，然后解释说：日本的群山植物种类多，所以绿色复杂而呈黑，而中国同样面积中植物种类少，所以山色是浓烈美丽的绿色。温柔的山色、河边的柳树、熙熙攘攘的行人，让他感觉街道上流动着光彩，还有商务印书馆高大的西式洋楼，也使他赞叹。这和芥川龙之介笔下死水和荒败下的江南，又似乎大为不同。用吉川自己的话说，“因为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从京都大学到北京大学1923年，吉川幸次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京都大学是日本为了抗衡东京大学而新建的高等学府，素以学术发达著称。前代日本汉学家大多不会说汉语，但可以写汉文，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研究中国学问。在狩野直喜的影响下，吉川幸次郎决定以“纯粹中国的方式”去研究中国，甚至生活方式也要学习，“为此不要吃生鱼片，要喜欢油腻的食品”。

按：吉川幸次郎，一位以中国为精神故乡的异域学者。他把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数十年潜心整理和研究中国经典和文学，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普及贡献一生。读库将陆续推出吉川先生的九册作品集，并以此为底本开启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我们还特别开发了伴读小程序，便于您随时分享阅读中的疑问、感想，与他人进行共读。本文即是读者莫昭阅读《中国文学史》一书后的所思所感所想。吉川幸次郎先生概括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尊尚个体为资料对象的研究思考，而非概论，最终他选择杜甫作为归属。这本《中国文学史》则是概论，将中国文学分为古代、中世与近代，恰好各一千年。本书由学生黑川的课堂笔记整理而来。吉川先生的几部讲义，曾唤起黑川的激动之情，将受到挫折的年轻人挽留在中国学问中，方成了这本书。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同样是因课堂笔记而成书。读书时，老师仿佛站在眼前，举手投足。我学生时同样记过逐字笔记，回看最为记挂的，是课堂上属于老师个人独特品质的那部分；读吉川时，最为记挂的，便是他明确、直接、独到的见解。黑川评价先生的讲课，“语言非常明确，很少有暧昧的语词和混乱的逻辑，完全就是文章”。吉川的选材，“都是通过自己考虑的，而不是乞灵于前人的东西”。与文化相适应的时代氛围传统的中国古典学习，着重于少数天才作者与作品，容易形成一种点状的认识。吉川的《中国文学史》，贯穿文学的整体观，他将点状的人和作品放在连续的视角中。令人想起将“文学史读法”建立在“历史式读法”基础上的杨照在“经典里的中国”丛书序言中列出的思考题。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中，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当时的读者如何阅读、接受这部作品？为什么承载如此内容的作品会成为经典，长期传留下来，没有被淘汰消失？这样一部作品，发挥了什么影响作用，以至于使得后来其他什么样的典籍或什么样的事件、思想成为可能？前面的经典和后面的经典，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吉川强调，要产生文学，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氛围。战国的氛围不适于文学，人们更关心政治。楚辞以极端、恣意支持文学的成立，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属于异类，形成一股不曾中断的潜流，到汉时浮现。汉武帝时代，文学、儒学、史学皆成熟，《史记》开启新的书写传统，具备了小说的趣味，同时阻碍了纯粹小说的发展。强烈的不能写假话的意识，削弱了后世书写神话、英雄之旅等虚构故事的氛围。吉川讲唐诗的时代氛围。初唐时，文章中的句子变长了，是人们精神活跃起来的副产品。盛唐时，诗的对象大幅扩展，出现了空前的长诗。杜甫扩大了向来诗歌的振幅，抒发以前诗中耻而不为的激烈感情，形式又是彻底端正。中唐时，诗歌不再具备充沛的感情，变成逻辑性的东西，给人鼎盛期已过之感。晚唐诗歌数词很多，因为诗人心中有着不安的情绪，在数字中波动着某种缱绻不释的心理。宋朝军事积弱，文学昌盛。苏轼等人出身于科举取士，这种新兴的阶级是其文学的背景。唐时李白、杜甫尚是单纯的文人，宋时文人与政治家合二为一。比较杜甫和苏东坡，吉川认为前者写系命之作，注重构思；后者写应景之作，像写日记一样写诗，文学仅仅是必要的“旁业”，更核心的是政治生活。元朝，对中国文明毫无敬意的蒙古人，给文学带来巨大冲击。读书人无法再寄出路于科举取士，价值颠覆，肆意妄为，元曲兴起，越发接近今日市民的文学。吉川写到近世后半段时，有种仓促之感。例如“明代也是一个庸俗的时代，土气的时代。……这个时期没有什么显著的事件，文学史上，连表面上显著的东西都没有。……在明末，文人粉墨登场而演戏，可以说是时代失去了伦理节制的表现”。文学传统一度衰微下去，至突然断裂。语言的形成，诗的形成语言的形成。五经时的语言形式尚未成熟，《尚书》中大量使用仅出现一次的文字，尚未认识到语言的共同性。《楚辞》语言夸张、高昂，想象上天入地，是一股文学的潜流。汉赋具有为事物命名的强烈冲动，华丽，从战国时有内容的言辞转变为纯粹以美为目的的文学。诗的形成。对于建安文学，吉川认为五言诗一任感情的倾泻，在脱离乐府曲调后，获得成熟。田晓菲在《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中，将建安视作一场大疫后的建构——一个永远都处于过去式的诗歌与宴饮的黄金时代。友人因瘟疫离去，曹丕发问，“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在《与吴质书》中，他回忆起曾“丝竹并奏，酒酣耳热”的诸子已化为粪壤，“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吉川没有进一步阐释为何断言五言诗是最好的抒情性诗体，似乎是一种直觉。每次我读三曹诗选，的确十分酣畅，古文今文的隔膜不存。死亡唤起了个体意识，不再是向天祈求，或把自己框进抽象的概念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年寿有时而尽，

朋友们，《五个光子》这本书，你拆封了吗？打开了吗？阅读了吗？读懂了吗？想放弃了吗？还在坚持吗？拨开云雾见到天日了吗？为了试图帮助那些收到《五个光子》后，还没拆封或者刚打开就迅速合上的读者，读完（读懂）这本书。上周五，黑猫小六们展开了目前为止最具挑战的共读活动——我们计划用两周时间，陪伴大家读（啃）完这本书，小六们会时常挥舞着小皮鞭，在共读群里催问大家的进度，鼓励（刺激）大家坚持下来。差点就因为光子分配不均的问题内讧了。我们会在共读群里不定期投放一些问题和延伸阅读，供大家回答讨论。在此剧透一则来自编辑羊顿老师的提问：自然及其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片光明。但是不久，魔鬼说：“让爱因斯坦去吧。”于是，一切又回到黑暗中。“光量子”的概念是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的，你觉得这个概念是照亮了我们对光子的理解，还是把它拉到了黑暗之中？大而化之，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现代理论，已经完全背离我们的日常经验，它们到底意味着光明，还是黑暗呢？虽然一众小六们表示云里雾里，但您可以放心地把阅读中的问题抛给我们，如果我们连问题都看不懂，会请一位神秘科研工作者参与其中，为您倾情解答。共读第二周，我们将以有奖问卷的形式，收集你的问题和阅读感受。收卷后，参与问答并给出有效答案的朋友，将获得100积分（积分可到有赞、天猫店积分商城消费，10积分约等于1元）。最后，我们会从问卷中选出一名优秀答主，可在店内任选一本（套）200元以内的书，作为奖品。共读完成后，我们会整理出一份共读资料包，包括大家的读后感以及延伸阅读和其他相关资料，发到群里，供大家温故而知新。活动时间：10月28日17:00—11月14日12:00参与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白猫小六微信，回复“相信光”，拉您入群。你愿意接受这个来自宇宙的挑战吗？▼点击下方图片入手《五个光子》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

按：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感受，亲子阅读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孩子古灵精怪的小脑袋里会有什么奇思妙想，是我们大人永远没办法猜到的。他们关注的东西，好像永远都超乎大人们的想象。编辑们选书时想到再多的卖点、品牌故事，也许都抵不过翻开画面时，孩子那一瞬间眼中的闪亮。在那些天真的、好奇的、不按常理出牌的童言童语面前，大人们的想象力全都要甘拜下风。有时候甚至会想，亲子阅读，受益最大的到底是孩子，还是我们这些日渐干涸的大人呢？今天的亲子共读分享来自读者归尘雨，或者更准确的说，来自她和儿子柒仔共同创造的美好时光。我家娃（小名柒仔）目前六岁，从他出生起到现在，我们一直坚持在做并且还很享受的事情就是每天的亲子阅读。当他还是一个软软嫩嫩的小婴儿时，我像很多妈妈一样，研究什么年龄段适合读什么样的书，从刚开始的布书、洞洞书、翻翻书、硬板书，逐渐到其他大奖经典绘本——各种风格、各种主题、各种画风……

视频号和<u>@读库</u>老六

按：自1942年问世以来，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累计售出上千万本，受无数年轻人与文学爱好者拥趸。从贫民区走出的加缪，如何在二十六岁写出石破天惊的文学经典《局外人》，又是如何在失败中找到自己的语言？《寻找〈局外人〉》即是一部揭开围绕《局外人》诸多谜题的文学史。本文作者岳谬依据书中线索，循迹加缪与他笔下文学经典荆棘塞途之命运。对于喜欢加缪的读者来说，即便是“像集邮一样收集加缪”，也能从书中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草灰蛇线。阿尔贝·加缪（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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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的情感。而绘本故事（或者任何一种童书），都能成为你“没话找话”的道具。善用这些道具，也许你能从这样的对话里感受到非常多样的孩子的成长痕迹：Ta

按：《生活手帖》是日本生活美学的代表读物，以守护日常的生活为目标，用亲切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生活的方方面面。主编花森安治亲力亲为，以匠人般的精神，一手打造出日本杂志界的奇迹，《生活手帖》销量从一万册达到一百万册以上，堪称国民级刊物。花森安治也被誉为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本文作者栾颖新为我们抽丝剥茧回溯了花森安治这位全能型主编的工作道路和编辑心得，也从侧面揭示出《生活手帖》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究竟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我们又该如何通向美好的生活？“如今，我们似乎又需要重读花森安治了。”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幕后故事，它最初是读库公号的约稿，在发布前夕被《读库》Mook截胡，收录于《读库2202》，我们只得含泪祝福（加把劲和《读库》抢稿啊）。年初和作者约定在花森安治诞辰的今天在此发布，纪念这位了不起的编辑。逛日本的书店，很容易发现杂志区里有很多生活类杂志。那些杂志风格各异，有的追随欧美潮流，有的寻求日本本土的生活方式，甚至有专门介绍北欧生活方式的杂志。而在这些杂志中，《生活手帖》是一种很独特的存在。《生活手帖》是双月刊（创刊初期为季刊杂志，每年发行四期，中途有段时间改为一年五期），大开本，一厘米的厚度，扎实稳重。翻开杂志，想必习惯了时尚杂志的读者会很震惊地发现，《生活手帖》竟然没有品牌广告，只是在最后几页介绍一下杂志社最近出版的书。以2020年9月25日出版的《生活手帖》第五世纪第八号（《生活手帖》杂志的独特说法，从第1期到100期为“第一世纪”，第101期到200期为“第二世纪”……）为例，开头第一篇文章是对在东京原宿咖啡店店主坂本织衣的采访；然后是大原千鹤的菜谱，她提供了五顿饭的菜谱，每一餐包含不同的主菜、配菜和汤，所需材料和操作步骤都写得非常清楚，而且配上了照片。那些照片拍得很好，让人忍不住发出“这看起来真好吃”的赞叹，可又不会觉得照片上的菜品太过精致，看着这些照片会有一种自己也想做做试试的冲动。《生活手帖》便是这样一本让人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杂志。本期还有有元叶子烹饪秋季特有食材蘑菇的菜谱，杂志内容与季节时令高度匹配。《生活手帖》第五世纪第八号，2020年9月25日发行。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除了烹饪相关的内容，还有用纸和布自制相框的教程，以及缝纽扣的方法，每一个步骤都有详细说明和配图，很容易上手；还有对日本设计师皆川明的采访、对制作日本餐馆橱窗里摆着的仿真食品模型的师傅的采访、挑选平底铸铁锅的窍门、做章鱼小丸子的机器的测评、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如何降低感染风险和减轻不安的方法、书和电影的推荐……内容丰富多样，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排版简洁，杂志的页面主次分明，读起来十分轻松。《生活手帖》的创立这样一本优秀的生活杂志的诞生与两个人有关，一位是大桥镇子，另一位则是花森安治。创刊初期的大桥镇子（左）和花森安治。2016年NHK的晨间剧《当家姐姐》，便是以他们两位为原型拍摄的，不过鸡汤性质的晨间剧多以女性为主角，剧情往往是女主角经历若干困难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当家姐姐》的主角还是大桥镇子，而不是花森安治。1945年底，在《日本读书新闻》工作的大桥镇子，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工资无法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她幼年丧父，想让操劳一生的母亲享享福，于是决定自立门户从事出版工作。《日本读书新闻》的主编田所太郎便向大桥镇子推荐了花森安治。花森安治与大桥镇子的相识十分偶然。战争以后，曾在大政翼赞会工作的花森安治失业了，田所太郎与花森安治是老同学，曾一同就读于旧制松江高中和东京帝国大学，他便请花森安治给《日本读书新闻》画插画。花森安治1911年生于神户，大桥镇子1920年生于东京，1946年起，两人开始长达数十年的合作。1946年，大桥镇子在东京银座的日吉大楼成立了名为“衣裳研究所”的公司，出版一些教人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和不多的布料做衣服的小册子，在战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可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模仿他们的杂志，衣裳研究所的生意受到冲击。1948年9月，大桥镇子决定创办《美好生活手帖》杂志，把公司的名称改为“生活手帖社”，她任社长，花森安治任主编，这便是如今《生活手帖》杂志的雏形。简单易懂的语言上高中时，花森安治便参与编辑学生杂志，1932年初被选为松江高中《校友会杂志》的编辑委员。他在《校友会杂志》一展身手，自行设计版面和装帧。花森安治日后曾对《生活手帖》编辑部的成员说，那是“我作为编辑的起点”。1933年，花森安治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美学美术史专业，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也一直持续，读大学以后进入了《帝国大学新闻》的编辑部。花森安治的毕业论文主题是衣妆美学，题目是“从社会学美学的立场看衣妆”。后来在跟大桥镇子合作出版教人做衣服的小册子的那两年里，他对服装和化妆的兴趣成了一种优势。1937年，花森安治大学刚毕业，去拜访在化妆品公司伊东蝴蝶园任设计师、插画师的佐野繁次郎，被当场录用，此后便开始在伊东蝴蝶园工作。佐野繁次郎在装帧和插画方面的造诣也深深影响了青年花森。花森安治在伊东蝴蝶园负责撰写广告语。他的特点是用词亲切，减少使用汉字，多用假名，不用艰深的词语。这种语言风格在后来的《生活手帖》中发挥到了极致。花森安治想把自己的想法直接传达给读者。1948年9月，《美好生活手帖》创刊，封二是花森安治写的发刊词：这是属于你的手帖内容包罗万象希望其中有一两项能马上对你今天的生活有所助益即使有一两项看似不能马上起到作用也期许能留在你的心里未来逐渐改变你的生活就像这样这是属于你的生活手帖津野海太郎是《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的作者，他认为这段发刊词是“花森式文体的正式登场”。使用很多假名，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普通的词。而这一段七十多年前写下的话，依然印在现在出版的《生活手帖》的封二上。从创刊号一直刊载于杂志卷首的寄语。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花森安治曾批评手下的编辑，“你们写的文章，蔬果店的老板娘能直接读吗？鱼铺的老板娘看得明白吗？要带着这种意识去写”；“要写出亲切易懂的文章，关键在于要像对话一样去写。尽量别用那些必须看一眼才能明白意思的词”。他还说过：“所谓的好文章，是能够让对方原原本本领会自己想法的文章。……要用温柔的语言来表达愤怒。”杂志的名字也体现了花森安治对语言的敏感及其对简洁易懂的语言的偏好。《生活手帖》最初名为《美好生活手帖》。而当初用的词并非汉字“生活”二字，而是“暮し”。这两个词的区别似乎不是很明显，因为翻译过来确实都是“生活”的意思。当下的日本人也未必知道，“暮し”一词在杂志创立的时候是带有晦暗色彩的词。发行公司认为“暮し”太晦暗了，可能影响销售，才在“暮し”前面加上了“美好”二字。津野海太郎对比了“暮し”一词在不同时代给人的感觉：现如今“暮し”给人一种“都市的优雅气质”，而曾经的“暮し”是“自古以来平民阶层贫乏的生活意象，因此带有几分土气”。也正是花森安治改变了“暮し”一词给人的感觉。创刊号封面，当时杂志名为《美好生活手帖》。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1953年，杂志改名为《生活手帖》（暮しの手帖），去掉了“美好”二字。花森安治追求用语简单明了、贴近生活口语。在杂志的内容方面，他努力追求一流。他向有名的作家约稿，曾请室生犀星、川端康成、森茉莉等人为杂志写随笔，也曾请一流的厨师来为杂志的菜谱栏目写面向大众的菜谱，如高级日本料亭“吉兆”的汤木贞一、香港饭店的总厨战美朴、大阪餐厅“生野”的主厨小岛信平、大阪皇家饭店的主厨常原久弥。亲力亲为的主编花森安治在《生活手帖》工作了三十年，从1948年杂志创刊到1978年他去世，杂志的销量从一万册达到了一百万册以上。花森安治在第100号的卷末《编辑的手帖》一文中骄傲地说：“从1号至100号，无论哪一期，我都亲自参与采访、拍摄、撰写原稿、排版、绘制插图、校对，这是作为编辑的我最大的存在价值，既是一种乐趣也是我的骄傲。”七十年代初期，花森安治带着相机在采访地。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手艺人，不是artist，而是artisan，是日语里的匠人。改名之后的杂志去掉了“美好”二字，而且开始重视图片和插画，《生活手帖》成为重视视觉的杂志，有了与现在的《生活手帖》十分接近的风格。花森安治对杂志有着自己的审美，杂志内页视觉明亮，使用留有余白的排版方式。曾在《生活手帖》当过编辑的唐泽平吉形容这种排版，是“优雅地呼吸着”。花森还亲自绘制封面，甚至连封面上“生活手帖”这几个字每一号都会重写。花森安治手绘的杂志封面。图片来源：生活手帖社（左右滑动查看更多）作为主编，花森安治教手下的编辑写文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没脑子的学者才会做的事。把复杂的事情用简洁易懂的方式表达，正确地传递信息，才是编辑的工作。花森安治也在编辑部教编辑们生活技能，通过安排编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让他们亲身体验生活的方方面面。花森安治的手很巧，他不仅擅长做饭，还会针线活。他很喜欢学习日常生活的技术，也喜欢教给别人。教学的方式就是成立当班小组，《生活手帖》的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编辑必须也要有生活的经验。当班小组每组四人，从周一到周六一共是六组（大桥镇子和花森安治以及几名干事不参与轮班）。当班小组的成员要比其他人到得早，一大早就要烧热水，保证大家在九点开始工作的时候能喝上热茶。还要收拾前一天洗干净的布巾，调节做商品测评的房间的温度，之后要淘米，做好中午大家吃的米饭。社里有一个大型厨房，员工可以任意使用，中午可以直接在厨房做饭。花森安治曾写道：“我们小小的研究室里，面积最大的，是厨房。到了午餐时间，大家聚集在厨房。有人开始烤油豆腐，有人默契地切起配菜用的黄瓜，有人去附近的店买素天妇罗，有人留下来准备萝卜泥蘸料。”午后三点，当班的人要给所有人准备红茶，晚上给加班的同事做晚饭，饭后还要负责刷碗和收拾。编辑们在当班的过程中体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个环节，这对于平时很少做家务的男编辑而言更是难得的锻炼。《生活手帖》编辑部的下午，花森安治画了伙伴们卖力工作的样子。左上角睡梦中嘟嘟囔囔的是他自己。“做菜这件事里蕴藏着诗心”商品测评和菜谱，是体现花森安治主编时期《生活手帖》性格和追求的两大栏目，至今仍是杂志的重要部分。《生活手帖》杂志社从1953年开始做商品测评，同时在麻布狸穴町的苏联大使馆旁边增设了用于商品测评的“生活手帖研究室”（现已被毁），编辑的重心也转移到那里。大桥镇子和花森安治从最初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有做研究的倾向，最初成立的公司名为“衣裳研究所”，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一种不仅是出版杂志，同时也做研究的取向。这也许跟花森安治大学时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有关，他的毕业论文是对服装和化妆的思考，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思路，一直延续到《生活手帖》杂志的商品测评。花森安治是《纽约客》杂志的读者，对美国的新闻也十分关注。他最初决定开始做商品测评，受到了二十世纪消费者运动的先驱——美国消费者协会的影响。美国国家测试与研究中心做商品测评，然后把测评的结果发在月刊《消费者报告》上。花森安治决定从生活中常用的物品开始测评，如洗衣机、电冰箱、煤油炉、婴儿车等。个人生活经验也为他提供了测评的思路，花森安治家曾经遭遇火灾，家里的煤油炉起火，烧掉了他所有的书和唱片，这件事促使他做煤油炉着火时应如何灭火的选题。《煤油炉起火急救措施》，刊于第一世纪第九十三号。这种危险的灭火测试，他们做过一百次以上。1953年第二十二号首次刊登了《商品测评》栏目，最初是断断续续的，后来则变成了杂志的重要栏目。现在《生活手帖》的测评栏目，相比于花森安治时代的测评似乎少了一些魄力。花森安治在测试早餐烤吐司面包用的吐司炉时，配的照片上是堆成小山的吐司面包片，那些都是测评期间使用的面包片，看到照片的读者想必会十分信任杂志的测评吧。如今的《生活手帖》做在家自制章鱼小丸子的机器的测评，虽然会把参与测评的机器的照片排列在一起，却没有一大堆章鱼小丸子堆成山的照片。花森安治想通过照片告诉读者，杂志社是如何尽心尽力地做测评，测评的过程也想让读者看到。杂志社有一套完备的商品测评规则，力求客观。编辑部自行购买产品来做测评，测试时至少用两台产品，一台购于商场，一台购于电器店，不用企业提供的产品。花森安治力求测试的准确，在测试中还原消费者使用产品的真实场景，比如不用机器插拔插头来检测插头质量，而是请员工手动插拔。他说：因为这是在用好或不好来评判别人豁出性命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以商品测评也应该拼上性命。为保持商品测评过程的中立取向，杂志不刊登广告。花森安治的解释是：时常被问，为什么《生活手帖》不刊载广告？理由有二：一是作为编辑，想把杂志从封面到封底的所有页面，全部把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刊载广告便要受到赞助商的压力，那绝对是困扰。《商品测评》栏目，扯上金钱关系，万万不可。他甚至不让杂志社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有过多的社会交往，让他们尽量不要参加聚会，怕他们在社交场合被企业的人影响。他甚至对印刷厂都很提防，很怕测评的内容被印刷厂提前泄露出去。如此认真地做商品测评，一方面是为了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是为了让企业发生改变，他想在日本创造出“产品好就能卖得好”的风气，鼓励企业全力以赴做出好的产品。《生活手帖》从创刊开始便刊登很多菜谱，介绍用随处都能买到的食材做出好吃家常菜的方法。而《生活手帖》的菜谱是怎样诞生的呢？一、请专业的厨师来做平常的家庭料理，将其步骤用一组照片的方式进行记录；二、由在一旁观察的责任编辑将其整理为一页食谱；三、由不在场的其他编辑，按照这张食谱制作相同的料理；四、请大家品尝比较；五、如果味道和厨师做的一样就获得通过，如果不一样则要修改食谱；六、重复上述步骤，直到通过为止。花森安治曾说过：“萝卜、羊栖菜、炖油炸豆腐，我们努力去改进这类出现在任何一个家庭餐桌上的家常菜，哪怕效果甚微。因为与其让一道菜看上去光彩鲜艳，不如让它真正为生活添滋加味，这是我们的想法。如此一点点改善做法，是否会逐渐改变生活的模样呢——我们怀着这样的期待。”他认为做菜是很重要的事，“现如今，也只有美食中还能看到诗。倘若我们的生活里还有动手的乐趣，那就是做菜。做菜这件事里蕴藏着诗心”。脾气很差又很温柔花森安治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严格。曾任《生活手帖》副主编的二井康雄从1969年入社工作，一直工作到2009年退休。他认为晨间剧《当家姐姐》中以花森安治为原型的花山伊佐次在剧中只会发火，这有些偏离现实。可二井康雄也承认，花森安治确实是发过火的：“工作上，我基本是在他的‘骂’声中走过来的。花森先生简直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从策划到采访、图片拍摄、撰稿、校对、封面、报纸广告制作等，无论哪个环节，他的工作都是超一流的。”唐泽平吉也提供了佐证，他还归纳出花森安治训人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当众发火，不会私下叫人；第二是一旦开骂就连细节也不放过，甚至会殃及无辜；第三是一旦发火就自己也不工作了，可谓老板也罢工。根据津野海太郎的说法，花森安治“在家里是一个任性的暴君，完全不是一个温柔的父亲，可有时也会流露出温柔的一面”。花森安治听起来似乎是个脾气很差的人，可唐泽平吉又认可花森安治的脾气，在评价花森安治时用的词是“公认的顽固”，但又认为他是一个“作风优雅、保有自由精神的人”：“花森先生非常独断专行，偏执得有些不讲道理，自己的任何意见都必须贯彻到底。但是，所谓‘主编’，本就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可以说这正是主编的职责。”主编花森的桌位被称为“起点站”，编辑部成员的写作都经过他的详细指导。花森安治要求社里的每个编辑自费购买录音笔和相机，理由是“用统一配发的工具，成不了出色的手艺人”。录音笔和相机当时都还价格不菲，刚入职的年轻编辑难以承担。可花森安治又贴心地给每一位刚入社的员工发一笔足够购买这两样工具的奖金。杂志社对年轻人十分关照，据唐泽平吉回忆，他当时去杂志社面试的费用都是杂志社承担的，够他买大阪和东京之间的往返新干线票、住酒店，还有剩余。他在被《生活手帖》录用以后，用第一个月收到的奖金买了录音笔和相机。他觉得花森安治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是自己的东西，用起来才会爱惜。虽然花森安治喜欢发火，可他又有着自己的温柔。他讲求平等，信任同事。唐泽平吉回忆说，编辑部里有一种平等的气氛，编辑们不会以职位彼此称呼，没有等级观念，称呼是平等的。编辑部实行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班的编辑不论男女都要做事。生活手帖社是一个并非只有女员工才给客人倒茶的杂志社，男员工也一样要给客人倒茶。社里也没有员工守则，花森安治曾说：“在只有三五十人的职场制定规则，是对在这里工作之人的侮辱。”《生活手帖》的平等理念还体现在每期杂志都有十分之一的版面是对读者开放的，从读者投稿中选出稿件刊登，现在也是如此。读者投稿的一个栏目是生活中的小窍门，主要是主妇的投稿，投稿内容都不长，但看了就能马上明白是如何操作的。这个栏目的投稿曾结集出版，广受读者好评。女性主义在中年时期的照片中，花森安治留着及肩卷发，还有齐刘海，眼睛很大，猛一看感觉像一位女性。而花森安治确实是有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的着装风格。津野海太郎认为，这是一种以思想为依据的社会实验。他还认为这是花森安治给刚创立的《生活手帖》打广告的一种方式：通过奇装异服让自己变成杂志的广告牌。穿俄式衬衫，烫卷发的花森安治。杂志刚创刊的时候销路一般，经销商卖出的数量甚至不到印数的一半，编辑们只能自己背着杂志去书店上门推销。花森安治的奇装异服确有为杂志开拓销路的作用。津野海太郎认为花森安治的女士发型也很可以理解，毕竟同时期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也留着童花头。而花森安治本人确实受到了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从女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尊重女性，认可女性对生活的贡献。花森安治在神户读中学，在高中入学考试落榜后的一年里，他曾频繁去大仓山的市立图书馆（现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看书。在这间图书馆里，花森安治读到了平冢雷鸟的文集，文集收录了平冢雷鸟主办的女性文学刊物《青鞜》的创刊词：“天地万物之初，女性本是太阳……如今，女性成了月亮，依旁人而生，因映照别处的光而闪耀，是有着病人般苍白面容的月亮。”花森安治读完以后陷入了困惑，不知如何整理自己的心情，而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从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开始，把图书馆里大约二十本关于“女性地位与解放”的书给读遍了。这便是花森安治所经历的女性主义启蒙。女性主义一直影响着花森安治，他的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衣服和化妆，从性别的角度对服装进行思考，他写道：“如果想象一个女性占优势地位，男性依存于女性的社会，恐怕女性的衣妆会选择朴素实用的形式，男性的衣妆则与之相反，有可能会变得轻快、线条柔和，继而拥有优雅的形式。……两性的身体条件也会随着社会地位的变迁而变化，除去本质上的差异以外，在身高、肌肉力量、骨骼等方面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花森安治对服装与性别的关系的思考没有停止，他不仅穿女装，还提出自己的观点。1952年为埃里克·吉尔的《服装论》日文版所作的序中，他写道：“比起女人穿裤装，男人穿裙子要更加合乎道理。”他尤其反对西服，认为穿西服与在显眼的地方戴上帝国大学校徽是同种性质的行为。“西装本身是否适合生活，或者是否贴合自己的身材，倒是其次，一心希望被看作是知识分子，被看成有知识的人，所以才要穿西服，我认为是这么一回事。”他认为穿西装跟戴校徽都“包含了骄傲自负的特权意识，包含了将一般国民视为不值一提的鼠辈、只有自己高高在上的意识和心理”。而花森安治是否真的穿过女装，此事似乎尚无定论。有人说他穿的不是裙子，只是裤腿宽大的裤子，因为他曾经很胖，那时的裤腿很肥。不过花森安治不肯定也不否定，继续穿着奇装异服。1940年，花森安治曾与佐野繁次郎一同在生活社发行旨在改善生活的《妇人生活》丛书，该丛书在四年间一共发行了五册。花森安治在《妇人生活》中以“安并半太郎”的笔名写了名为“和服读本”的连载。战后，花森安治开始与大桥镇子一起办《生活手帖》杂志，他反思自己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大政翼赞会工作的经历：“过去，我曾经尝试在大政翼赞会这一政府名义下的国民运动中实现自己‘改变日本人生活’的梦想。可这显然是个错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和政党、机关、大企业、大学等外人成立的组织有所瓜葛，也不会指望他们的帮助。一切都由我和少数几个伙伴完成。因此，我这次的伙伴不是政治家，不是官员，不是企业员工，也不是学者，而是实实在在支撑着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女性。其中当然也包括男性，可中心是女性。主妇、职业女性、女学生，我想让这些普普通通的女性在日常环境中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进行研究——不仅是运用头脑，也要动手，总之就是采用和专业学者不同的方法。”花森安治所说的伙伴，其实也大多是女性。生活手帖社最初是家族经营的，以大桥镇子为中心，大桥镇子的两个妹妹和母亲都有参与。虽然杂志后来也有了很多男性读者（如大阪大学理工学部担任助教的梅棹忠夫），而《生活手帖》最初的目标读者是女性。花森安治想让女性发现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他说：“煮味噌汤，冲泡咖啡，这些事情，我希望学校里成绩最差的主妇，也能比一流餐厅的厨师做得好。”花森安治积极思考女性的处境，还引导他人从女性的角度思考。他曾写道：请思考，在这个世上，女性，正在被怎样对待？请思考，女性拥有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女性遭受的种种不幸，来自哪里？思考这些问题，便是思考女性的生活方式。你的母亲、祖母，以及更久以前的女性长辈，是如何生活的？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而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女性，已经得到解放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开始写一部今后的女性生活史了。当你一旦明白，无论是服装还是打扮方式，都不能脱离女性的生活，那么，所谓美好穿着，真正的美好究竟指什么，你也就清楚了吧。花森晚年为杂志封面创作的常常是女性人物。图为《生活手帖》第二世纪四十四号封面原画。花森安治的理想真的实现了，《妇人公论》主编三枝佐枝子高度评价《生活手帖》对战后妇女生活的影响：第一，对于战败后一无所有的女性而言，《生活手帖》让她们思考如何面对新生活，教会她们活用身边的物品，指向与以往不同的“生活的美学”。第二，通过摒弃对外在的空洞模仿，《生活手帖》推翻了一直以来压在女性身上的某种权威，根植了合理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并非来自高处，而是源自生活。通过日常的衣食住，女性以自己的眼睛判断。第三，让女性从一直以来的束缚中得到解放……第四，明确女性作为战争牺牲者的角色，同时通过真实的生活告诫女性，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第五，这是花森安治的业绩中最受人瞩目的工作，即通过商品测评，打开消费者的视野，并实现对生产者的督促、警示。通过商品测评，女性能够学会对社会、政治、文化进行反思，提出质疑甚至批判。守护日常的生活战后，花森安治明确表达反战思想，1971年他出版一本反思战争的书，名为《一分五厘的旗》。而他的反战思想是逐渐形成的，他曾参与战争，又在战后开始反思，以《生活手帖》捍卫日常生活，认为保卫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反战。一分五厘米的旗（1970年）。飘扬在杂志社上空、用破布缝缀而成的庶民之旗，象征着用笔进行的、守护日常生活的斗争。1937年花森安治接到入伍通知书，1938年1月10日，作为筱山步兵七十连队的一员，他被送到位于松花江北岸的依兰，当时的依兰是一座小城（现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花森安治曾在1956年4月的《文艺春秋》上撰文回忆这一段经历。1939年2月，花森因患肺结核被送到松花江南岸的佳木斯市陆军医院。他从依兰沿佳木斯、牡丹江、铁岭南下，从大连坐上医疗船，经青岛到达日本博多港，之后被送入和歌山的陆军医院。1940年，花森安治出院，面对即将回归的日常生活，他深感不安。他重新回到化妆品公司工作，可是当时的社会已经变了，1940年7月，日本开始实行限制制造和销售奢侈品的规定，人们不再对化妆品感兴趣了。有人批评花森安治在战后的反战思想是投机的，列出的证据是他在战争期间曾为大政翼赞会工作，“那个烫了头发的反战论者在战争期间其实做过这种事”。而津野海太郎则认为，花森安治加入大政翼赞会是出于生计的需要：二十九岁的花森安治已经结婚，为保证一家人的生活，稳定的经济来源十分重要，他感觉化妆品公司的工作随时可能消失。花森安治确实在大政翼赞会的宣传部工作过。这一时期曾有一个著名的标语，“奢侈就是敌人”，很多人认为这标语出自花森安治。可花森安治在余生中对此不肯定也不否定，我们无从知晓其背后的真相。津野海太郎引用了酒井宽在《花森安治的工作》中的澄清，酒井宽认为那些“国民决意标语”是花森安治在应征的标语中选出来的，不是他本人所作。津野海太郎则认为不论这些标语到底出自谁之手，“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花森安治身为翼赞会宣传部的一员，曾经投入制作这些标语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作为过去的事实早已无法撤回。木已成舟，所以事后他也不会再去辩解了，面对任何说法都保持沉默”。他在花森的传记中曾写道：“假如辞去翼赞会的工作，像花森这样的人想要在当时的日本找个正经工作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想到家人，他确实无法做出这样草率的决定。在种种犹豫之下，他错失了辞职的时机，又在第二次改组后，在有能力的人才流失殆尽的翼赞会中被提拔成了中层管理人员。”1943年春天，花森安治第二次应召入伍，然而他在集训中发烧病倒，在临出发的时候得到了“留下”的命令，召集令被取消。1944年11月起，美军开始在东京和东京近郊实行无差别空袭，花森安治一家三口当时住的川崎市在1945年4月也经历了空袭。花森安治在院子里挖了防空洞，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时都住在位于元住吉的房子里。1945年6月13日，大政翼赞会宣布解散，花森安治失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花森安治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对于我们来说8月15日意味着什么》。他日后也曾说起当时的心情：“不用再去经历战争了，也不用去死了，只是这种利己的感情。”失业以后，花森安治曾尝试过各种工作，甚至有人说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曾在有乐町朝日新闻社后面开了个咖啡店，最后还是做了与书籍、杂志装帧有关的工作。大桥镇子邀请他一起办杂志后，花森安治曾这样回答她：“女性在这次战争中吃了很多苦头，其中有我的责任，所以我会为你们的事业提供帮助。”1971年，花森安治在《周刊朝日》杂志上讲了决定跟大桥镇子合作时的心情：“我确实犯下过战争罪。如果能允许我找找借口，那就是当时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被骗了。可是，我不认为自己可以因此得到赦免。从今往后，我绝不会第二次受骗，也会去让更多的人不再上当。看在这一决心和使命感的份上，我想，过去的罪行至少能获得缓刑吧。”花森安治在战后重新思考：“要保护的国家究竟是指什么？第一，是我们的生活，即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我要倾尽全力，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值得保护的东西”；“天皇陛下也好，神国也好，大和民族也好，除了跟随这些东西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呢？比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如果大家都非常重视自己的生活，那么当有人要破坏这生活时，难道不应该战斗吗，难道不应该反对吗？”在花森安治看来，守护日常的生活，是反战的一种方式。他以《生活手帖》为平台，向读者介绍生活的重要性。花森安治开始去日本各地发掘认真生活的人，1954年起设立专栏“一个日本人的生活”。这个专栏采访的不是名人，而是过着普通生活的平凡人，记录的也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这是“要把我们生活中‘值得守护的东西’找出来”。1968年8月发行的第九十六号，是“战争中的生活记录”大特辑。这本特辑由读者的投稿组成，而百分之八十的投稿人是女性。投稿的内容不仅是文字，还有照片、日记、记事本、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花森安治又一次与女性站在一起，他说：“输掉战争的冲击过于巨大，自己的生存方式到底哪里是对的，哪里是错的，一些人无法进行这样的价值判断了。男性在这时就沉默了……可是女性却不一样。她们坚信，自己的体验都是真实的。”花森安治曾在一篇《每日新闻》的专栏文章《岁首》中写道：“珍惜日常就是抵抗战争……想要维护和平的话，相比那些如殉道者般的反战活动家，尊重日常的普通主妇更值得期待。”而这本“战争中的生活记录”特辑从此畅销，多次加印，后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生活手帖》1968年8月发行的一世纪九十六号书封及内页。图片来源：booksmikke花森安治认为：不要觉得反对战争、反对企业排放污染物是政治家才能做的事情，大家其实都可以做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捍卫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他也给没有勇气的人鼓劲：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去模仿他人，希望你能有这种程度的精神洁癖。这也许需要勇气。那么请鼓起勇气。花钱的智慧《生活手帖》主打的是在惜物和节约的前提下过一种好的生活，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这一主张不再受人欢迎，人们开始习惯于买新东西，用旧了就扔。而反观当下，人们虽然比以往有更多的财富，却似乎没有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商家的广告创造出了本不存在的需求，人们觉得有很多东西都要买，不买好像就不行，因为别人都在买。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真的是这样吗？如今，我们似乎又需要重读花森安治了。花森安治对待生活和金钱有着自己的态度。无印良品与读库联合推出的“人与物”系列文库本中，就有一本《花森安治》，是花森安治文章的节选。其中很多段落讨论的是如何生活和如何花钱。他主张在生活中追求美，美是美，美不等于金钱：“任何时代，美好之物都与金钱和闲暇无关。创造出最美之物的，总是那些经过打磨的感知力，注视日常生活的慧眼，还有不懈努力的双手。”花森安治主张看到事物的美好，而不是事物的价格，把新东西交给孩子的时候要说“这个很美，你要爱惜它”，而不是“这东西很贵，千万别弄坏了”。要像千利休一般，在渔夫日常吃饭用的碗里发现美。花森安治强调要节约，要惜物：“每天使用的工具，看在眼里，仿佛事不关己。不打磨、不除尘、不修缮。坏了，随即丢弃；旧了，一扔了事；腻了，立马换新。自从买了吸尘器，清扫变得马虎；自从买了电冰箱，食物常被浪费。”他反思消费至上的风气，质问是谁让人们沉迷于消费：“教会我们扔东西的人，是谁？边制造东西，边满心算计着怎么让人扔掉它；边出售东西，边一味盘算着怎么让人尽快扔掉后再来消费的，又是谁？”花森安治的工作台上常备这款犀飞利墨水，瓶内有一个“小口袋”，最后一滴也不会被浪费。花森安治对穿衣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衣物都不如人本身重要，“你身上穿戴的所有东西——从衣、帽、鞋，到腰带、包、项链、胸针、戒指、丝带、发饰等等，这一切当中最美的，是你。你的身体、你的头发、你的脸，还有最重要的——你的眼睛。莫要打扮得庸俗无聊，把自身可贵的美好破坏掉。青春之美，多少金钱都买不来。请珍惜，并为之自豪”。花森还主张不要只关注能露出来的衣服，也要注意保持内衣体面美观。他说：“现在，请想一想，是不是该停止那种流于表面的、浑浊的时髦打扮了。哪怕没有新衣，也要认真对待内衣，请务必，做一个这样的人。”他认为打扮得光鲜跟有没有钱没关系，需要做到的是仔细对待自己拥有的东西。买了十年的皮鞋认真保养的话，也会显得很亮。打扮得光鲜不等于是奢侈，使用的东西如果发现了毛病，及时拿去修补，花费也不会很多。花森安治说：“不值得花钱的地方，哪怕一分钱也不花；值得花钱的地方，花多少也面不改色。”但他认为，为省钱而浪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举动是不可取的，“我们大概穷怕了，对于眼前以金钱形式流出的东西异常敏感；对眼睛看不见的支出，对自己体力心力的支出则异常不敏感。对于过久了捉襟见肘日子的我们，这种观念不可或缺，甚至值得感激，可一旦根深蒂固，无论是肉体的劳顿还是心神的耗费，只要不直接以金钱形式出现，就认为是免费的，到底还是令人感到羞耻”。花森安治深谙花钱的乐趣，他说没什么特定的购物目标、不需要像完成任务似的买东西的时候，手里又恰巧有一笔闲钱，这种就有了乱花钱的喜悦感。在聪明开支的前提下，留一笔钱给自己乱花，既不会打乱收支平衡，又能兼顾小放纵的乐趣。 花森安治对《生活手帖》有着自己的感情，他把杂志当成了自己的作品，甚至是自己的堡垒。杂志初创时期，他以奇装异服甚至女装来让自己被人注意，把自己当成《生活手帖》的活广告。因为杂志不能刊登广告，除了卖杂志，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花森安治便自己去给各种报刊写稿子，写评论也写杂文，用稿费补贴杂志社。而在杂志走上正轨以后，花森安治给其他报纸、杂志写的稿子就减少了，甚至都没有出版自己的书，他的文字都发表在了《生活手帖》上。从1948年起，到1978年因心肌梗死去世为止，花森安治整整工作了三十年。对于他而言，《生活手帖》就是他一手打造的世界，是他的城堡。▲本文作者：栾颖新法语译者，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文中图片除书封和特别标注外均选自“人与物”系列文库本《花森安治》参考资料：《花森安治》，花森安治著，王玥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改变日本生活的男人：花森安治传》，津野海太郎著，毛叶枫译，书海出版社，2020年《编辑部的故事：花森安治与〈生活手帖〉》，唐泽平吉著，张逸雯译，书海出版社，2020年▼点击下方图片即可入手“人与物”系列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

按：前阵子，《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文学阅读的生命化》一书作者张秋子与作家周晓枫来到读库大客厅，就“阅读能治病吗？”这个主题展开探讨。她们从自身经验出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对文学阅读效用的思考和观察。以下为本场对谈的文字实录，您还可在读库App观看完整版对谈视频。对谈嘉宾：张秋子（右）周晓枫（左），2022年8月13日，读库大客厅。张秋子：各位好，很荣幸，我是第一次来到读库大客厅。今天要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也想聊得轻松一点，不要像学院派或学术派那么严谨，所以我们会聊一个常见的话题——"阅读能治病吗？"结合我自己的专业来说，就是读小说能不能治病？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有一些朋友，他们平时完全不读书，但会来问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比方说领导不喜欢我，觉得我很幼稚、办事不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本书，读了它，领导就喜欢我了。我很犯难，不知道怎么回应。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居然可以通过读书来解决，而我们平时又根本不读书？所以今天想聊的一系列问题都跟文学、阅读、疾病有关。这个疾病可以是生理的，也可以是心理的某种状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时刻都跟疾病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戴着口罩，是因为我们正经历一场疾病，它在古代被称为瘟疫。过去，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都有大量书写瘟疫的著作，所以文学、阅读和疾病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它真的能治病吗？特别好奇在场的各位，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们读书的时候，真的觉得它能解决问题吗？读者：张老师、周老师好。我空闲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就会阅读。我从2018年开始订《读库》，书里的一些内容，生活中无法接触到，于是就产生好奇，有一种想去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在发生什么的冲动，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张秋子：你也不认为阅读是可以治病的？读者：对。有时候也会困惑，包括来北京之后，我第一次一个人生活，感到孤独的时候，就会想读一下书。张秋子：你觉得阅读能治愈你的孤独。读者：能帮助排解。张秋子：好，谢谢。周老师，对此您有没有想补充的？文学的魅力何在周晓枫：我先说点题外话，正好从《万千微尘纷坠心田》这本书入手。拿到书时我挺意外的，对我的老花眼来说，不管是辨别书名还是作者名，都有点吃力。这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当时有一个年轻编辑对我说，我们小米粒那么大的字都看得清清爽爽，只有你希望把每一页都放成字帖那么大才踏实。这本书是老六寄给我的。我认识他好多好多年了。他年少时，就长得挺德高望重的，好像和现在区别不大。过去这么多年，以他现在的年纪，长这样说显年轻也不算恭维。说实话，他好像没有这种外貌上所谓的成长。看完这本书，我特别感慨。当年老六做书，会格外坚持他的审美和立场。他可以有极大的耐心，用漫长的时间去做张火丁老师的采访，包括为了了解一个作家，做其他各种深入的研究。在这么长时间的冲击中，他始终没有丧失“行活”之外的热爱和沉迷。一般做书，书名总是起得很大，或者起一些夺目的标题，好像要抓住你的胳膊，抱住你的腿，至少吆喝一声——你得看见我们这本书。我想，一个人怎么就能这么不着急？其实就是长时间的阅读，给人一种静气和底气。你可以说这是出书人的任性，但这种任性不是莽撞。他知道结果，并且甘愿这样选择。这跟秋子老师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秋子老师在豆瓣上非常有名，但我当时没有对应上，老六说起的时候，我不是特别熟悉。看了这本书，慢慢就对上了。看完后，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关于阅读改变了什么。秋子老师是文学博士，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教育工作，阅读不仅是她外在谋生的“行活”，但她有非常大的沉迷。所以，书中所有的知识术语不是物理搬移，她内心有文字带来的、分泌的那种快乐和甜蜜。就像书中提到，《苔丝》中描写被亲吻的脸颊，“像周围田野里的蘑菇表层一样”。秋子老师现在生活在云南，云南本就是盛产菌类的地方，她在阅读中注意到类似皮肤像蘑菇一般光滑等许多细节。阅读让人敏感、有静气，让人在心里有热爱、有沉迷。否则，生活如复印机下的日子，可能就变得对内心没有划痕，在头脑里没有记忆。对我来说，阅读还是能够提供很多切实的帮助。张秋子：最开始写这本书，并非旨在面向大众，不过是在豆瓣上自娱自乐，记录跟学生互动时产生的想法。书出版后，我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可能各位也有所察觉，书的前半部分更好读，后半部分似乎太学院了。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前半部分确实是写给大众的，后半部分更多的是自我训练。我不认为文学能治病，文学其实什么都不能干，不要期待它能够达成任何目的。对我来说，它是一种自我训练的方式，让我变得更有感知力，更敏锐、细腻、宽容。假如我失恋了，读莎士比亚或其他著作，我的心情会好吗？其实不太可能。我们今天抛出的命题，其实也是一个伪命题，可能最终极的回答就是，阅读并不能治病，但是它也许会让你得到一些滋养。它书写疾病，但并不治病。包括我自己写作、阅读的过程，也不是在进行所谓的疗愈，而是一种非常严苛的训练。周晓枫：提到疗愈，我们经常会想到的是获得快乐、安慰，但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比如看了这本书，我感到疼痛、难受，反思了以后，我感到不舒服。这到底是治好了病，还是导致我生病？我的感受是，我们饿了，知道要吃粮食，其实精神也是需要吃饭的，不管是文字、音乐、艺术，还是享乐性的东西。如果我吃了这个精神食粮之后特来劲，浑身都是力气，走路如弹簧，这个过程可能是一种健身或养生。但有时，我会受到震动，会尴尬和不适，因为我没想到一本书的观点竟是这么理解生活，这对我本来平稳的观点甚至生活造成一定破坏，那么是它导致我生病了吗？不是，我认为它可能在修复我们的麻木，让我们保持一定的敏感，不管是对生活、对美、还是对变化的发现。假设我们的生活只为了谋生，完全是目的性、功用性的，这时文字能提供安慰，也能给予打击，让我们没有那么得意忘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治愈，治疗的是我们的傲慢、我们的麻木、我们的自以为是。如果认为疗愈仅是通往快乐，这有点单向度。我依然有很多困惑，但当我把这些困惑跟他人分享，有遥远而陌生的人可能和我在一起。我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但我提出了心里的问号，也许我没有提供解决的答案，但那些隐秘的、不说话的人，会不会因为怀有跟我一样的问号，而感觉自己并不孤独，从而受到遥远的安慰？看似没有直接治病，但是不是，至少也有疗效？我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有时感觉文学并不能解决什么。是的，文学有时不提供答案，甚至只是提出更多问题。但我们为此思考的时刻，可能也是远离冷漠和傲慢的时刻，也是靠近谦卑和智慧的时刻。张秋子：对。我特别同意周老师说的。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还因为我在课堂教学中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也许有一些读者知道，我会和学生一起进行文本细读。我们一个学期可能只读一本书，比如上个学期就只读了卡夫卡的《城堡》，但通常会读得非常细。期末，我也不会要求学生写一篇原创性论文，因为这对本科生来说太难，他们往往会去知网上东拼西凑，无非是把《城堡》再复写一遍。不过有一位男同学的作业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讲课时提到卡夫卡和父亲的扭曲关系。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中，有一个细节是主人公变成甲虫后，父亲很生气，不仅没有同情，还拿出一个苹果砸到变成甲虫的儿子身上。结果被砸到的地方，甲壳正在腐烂——表达的也是亲情关系正在腐烂。那位学生读完以后极为震撼，不是因为卡夫卡提供了玄幻的故事构思或设定，而是因为他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也极度恶劣。他说他在读卡夫卡时，完全看到了自己跟父亲抗争的状态，所以不仅读了《城堡》，还把卡夫卡其他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这个过程对他来说非常痛苦，可是在这种痛苦之中，又感觉到如刚才周老师所说，遥远的陌生人跟你感同身受着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情绪体验。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疗愈。我们可能把文学的治愈想得太清浅了，好像它必须是温暖的、舒服的。也许只有一种东西会让我们觉得舒服，那就是心灵鸡汤。真正好的文学可能恰恰是让你不舒适的。纳博科夫曾说过，敏感的脊椎骨是阅读当中最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象脊椎过电的感觉，它绝不像做桑拿、按摩那样舒服，是一种痛苦且快乐的复杂感受，这才是好的文学能提供的疗愈。前段时间，我去南京出差，读了一本书叫《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读前几篇时我很欣喜，那种好的文学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想象力爆棚的状态。但读完之后，我又感觉到一点遗憾。其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对情人在亲吻，女人突然觉得舌头被男人的什么东西刮了一下，有点不舒服。于是她趁伴侣张嘴睡觉时，把手指轻轻伸到了对方舌头底下。大家猜一下是什么？他的舌头下面有一条拉链。她拿起拉链头往下拉，伴侣就像蜕皮一样被翻转过来。这个过程很神秘，她没有跟任何人说。后来有一天早上，她在刷牙时，对着镜子一张嘴，发现舌头下面也有一条拉链。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精彩，留给我们的阐释空间也极其丰富。但问题在于，它没有下一步的东西。它往往只给你抛出非常抽象的、有意思的设定，但缺乏对这个设定深一步的解读。而好的文学不仅仅是给你提供想象力的愉悦或情感的抚慰，它一定要问向更深的东西：在此之后呢？然后呢？那种随之而来的痛苦感、吃力感、笨拙感，那种坚硬的东西，可能才是文学真正的治愈力所在。周晓枫：秋子老师刚才说到对文本的细读，确实如此。如果走马观花，你只能看到花海，无法分辨花瓣和花蕊。过去我一直是散文写作者，后来开始写童话。跟孩子交流时，我说你们要像拿画笔一样使用手中写作的笔，不要直接写花，要知道它的轮廓、颜色、层次。当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尊重、好奇、渴望，尽量平等地去观察一个写作对象时，它会释放出自己的神秘之美和诗意。假设对一个文本只需要了解梗概、应付考试，你就看不到那些藏在褶皱里的优美和幽微，还有那些神秘之物。所以文本细读非常重要。我做了二十多年编辑，之后才成为作家。作家相当于在家职业坐月子，长年累月地生养作品。生活教会你什么，你就去呈现、复写、描绘，这很重要。但写作还创造了一种可能身体不在场，但身心在其中获得享乐的状态。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东西我们看得见，比如你能看见我吃冰激凌，而我想吃冰淇淋的念头你看不见，但这个念头同样真实。作家也好，好的文学作品也罢，是有能力还原那些看不见的现实。即使想象，也像海市蜃楼一样，它的奇迹感来自与真实的呼应。文学，它有真实的基础、概括的可能，同时能把人推到悬崖边起舞，让你处于充满惊险莫测和兴奋挑战的神秘之境。这些都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有时候你从文学中提取出的内核，像具有惊人的辐射力，经得起漫长时间的缓释，经得起不同方向的解读，甚至是经得起读者的误读，以及它所产生的伤人的力量。然而，它让我们停顿的地方没有那么踏实，没有那么稳定，让我们获得所谓不安里的安慰，或是所谓舒适里的启示和反思。我们只要怀有足够的耐心，就会发现有细腻、安静、无声的光芒围绕字里行间。我觉得这是文学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作者是否大于读者张秋子：周老师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种形容——作者很多时候是大于读者的。因为他能给读者提供很多判断、意义感和选择的可能性。今年我开了一门课叫“小说与电影”，我们会读一本小说，再看一部电影。最开始读的是《局外人》，也是做文本细读，读完以后我找了一部相匹配的新浪潮电影，戈达尔的《精疲力尽》。这部电影大家接受起来很困难，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已经没有耐心看黑白片了，觉得很无聊。我们最后看的一部电影是《穆赫兰道》，许多同学敏锐地捕捉到电影细节背后的隐喻。有些同学喜欢提供理论化的解读，比如看到一个角色，马上联想到拉康说过什么，德里达又说过什么。理论阐释当然很精彩，但也有一些同学完全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读电影细节，同样精彩。这部电影里出现了一个形象，是女主人公杀了女朋友之后梦到的。对这个形象，我们有多种解读。多数情况下，同学们的解读是非常理性化的，但有一位同学，他没有读过那么多理论书，完全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他说，这个人好像我小时候梦到的一个人，小时候做了错事，就会梦到一个满头白发、很有智慧的老人摸着我的头说，没有关系，这一切也不全是你的错，我就在梦中获得一种疗愈感。他完全没有引用理论，就是按照自己的经验解读文本。这位同学给了我特别多惊喜，有三次印象最深的课堂发言都是他提供的。而他说，除了我们课上规定的书目之外，他是不读书的。还有一个让我觉得精彩至极的例子，我屡次在各种场合提起，也是在说作者大于读者，或者导演大于观众，因为作者给读者释放了巨大的解释空间。我们在读一位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时，出现了一个残酷的情节。一个黑人男孩和女友偷尝禁果时，突然有一群白人晃着手电筒走过来，把光照在男孩的屁股上，喊着“继续干呀，黑鬼”。这时，男孩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如果是我们，肯定会特别羞耻，马上提着裤子跑掉，而这个男孩继续做了下去。我们就针对这个细节展开讨论，也是这位同学，他说其实人类是最喜欢看别人交配的一种动物。当时全班同学都很惊讶，说我们没有这种恶趣味，谁喜欢看别人交配？但他说，所有关于动物的纪录片，都要拍昆虫、鱼、豹怎么交配，只有人才会对其他动物的交配如此感兴趣。所以当他看到黑人男孩当着白人的面继续做下去时，他想到的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理论，而是黑人把自己动物化。只有白人是人，在白人面前，黑人甚至把自己看成动物，就如同人们拍纪录片要去看动物交配一样。这个例子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出了什么高深的东西吗？并没有。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他把自身的经验、最自由的想法和看似复杂的文本结合在一起。当然，这也是因为读者作为接受者，能承受作者提供的如此丰富的解释场域。文学课的魅力在于，不是我独自面对困难的文本进行挖掘，而是一群人共同面对文本，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这个过程非常美妙，无须借助任何形而上的东西便可达成。而之所以能达成这种状态，是因为作者大于读者，才能给我们如此丰富的阐释空间。周晓枫：比如我在写某个故事时，心里走过一遍流水账，即便知道前因后果，我可能也未必会从零开始写到十。我可能从八起，带戏入场；也可能用倒叙，一开始是个破坏性的结果，越往回倒越美好。这个底牌或者说流水账在我心里，读者并不知道，所以这时作者大于读者。但如果一个写作者认为单凭技巧就能蛊惑人心，就可以忽略众人与万物的不同感知，甚至拍几下脑门就能动笔覆盖笔下人物的人生，那么这样的作家写不长久，因为他对人没有真正的关切，只是在炫弄自己的知识和想象力。有的人经过训练，或者经过一套学术培训，就丧失了最初对文字的感知力和辨别力，内心不再有真正的情感触动，于是，一写作文就用高山巍峨、河水奔腾这样的词汇，一写文章就变成尊老爱幼。那么有没有可能，描写一位老奶奶，即便是奔着尊老爱幼去的，但你会从她日渐稀疏的头发、逐渐暮气的体味里，体会出一种轻微的抵抗，甚至是为压制内心强烈的抵抗而表现出装饰性的善意。如果能把这些准确地呈现出来，包容她的真实、接纳她的缺点，这种爱就显得特别真实。作为一个作家，你可以做好充分准备、满怀自信地出发，但在整个写作生涯中，你应该贯彻的是一种不得不怀有的谦卑。如果你看到的世界足够大，你就一定会谦虚；你看到的生活状态足够得复杂，你就没有那么强的自信。刚才秋子老师概括得特别好，作者要大于读者。作家要对作品有充分的准备，你要和你的读者一起出发去探寻这个世界，不管是个人的真理，公共的真相，还是难以言明和判断的复杂内容。这就是阅读的魅力。张秋子：周老师是从作家的角度来谈，我可能是从批评者或阅读者的角度来谈，我们俩的角度正好对应。周晓枫：就像硬币的两面，尽管图案不一，但只有两面都有，才能让硬币流通，具有价值。文学批评的核心是想象力张秋子：这些年我对于文学批评有两点总结。第一，文学批评的核心不在于读了多少书，也不在于掌握多少理论，其核心在于想象力。有本书叫《社会学的想象力》，我认为文学批评同样存在想象力。同样的细节呈现在你面前，你注视着它，能想到什么，然后再把这些想法说得言之成理。这是一个核心。第二，文学批评首先起因于感觉。我们在阅读时，不是抱着目的去读。不是说今天读莎士比亚，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明天读但丁，是因为我想要了解地狱。无须抱着这种理性的目的阅读。比如读《洛丽塔》这样的书，哪怕一开始你反感其中恋童的内容，但你要记住，这种反感也是一种极其珍贵、不可取代的体验。从感觉开始，读完之后整合为一种理性，再来复盘读到的内容，最后得出某种理性结论。但这只是第二步，文学批评最终的走向应该是自由。回应周老师所说，这种自由是对人多元性的理解。你认识到众生百态不再能以你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社会行为、社会风格这一套理念来衡量；你意识到哪怕别人的立场与你相左，甚至与你形成水火之势，都有他们的理由时，这才是一种自由。你对别人宽容，最终是对自己宽容。所以文学批评的核心是想象力，它的过程首先是脊椎过电的感觉；其次是理性的复盘；最后是对人对己的理解和宽容，也就是我所说的自由。周晓枫：我很认同，特别是你提到感知的能力。当我们学习了很多知识、有很多工具可用时，却往往特别容易僵化。即使我学会了怎么用钳子、剪子、扳子、锤子，我的手也应该保持灵活，要根据表达对象去选择和使用工具，甚至需要保持徒手作业的能力。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我们掌握的知识、训练的技能，都是为了让我们面对更大的世界时，至少不抱有成见，手永远灵活，而不成为钳子、扳子、剪子本身。秋子老师说自己不做创作，我个人觉得也不完全对。《万千微尘纷坠心田》这本书里就充满了个人的触动和语言的弹性。如果文学批评只有严苛的理性，没有情感的铺垫和润泽，没有共情的那一瞬，这些想象力也好，观点的准确性也好，语言的精确性也好，都很难与读者达成呼应。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的文学批评很好看，因为它能把理性表达得感性，甚至带有一种性感，各种因素是融合在一起的。批评虽然具有解剖的能力，但不能像解剖学一样生生剥离，把活的生命变成死的标本。我很认同你说的，感知之外才能生出别的东西。张秋子：是的。我每年都会带学生写毕业论文，但我也知道，中文系的学生写毕业论文很痛苦，因为他们还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就要开始生造一篇像学术论文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拿理论来凑。有一次，我想起一个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他说他站在新疆绵延的山上，觉得远处的房子不是盖在山顶上，而是从那里长出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无论是写论文，还是理解文本，要从它里面生长出某种东西，而不是站在外面，像截肢后再安上假肢。有时我们引用各种漂亮的说法，这种外来的假肢会让你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显得很灵活，但时间久了，它是会脱落的。其实有时候批评者和阅读者的责任比作家更大。如果各位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就会知道这本书在美国引发了很多血案。当时，很多年轻人读了塞林格的这本书以后，觉得自己就是主角。他们没有办法分清作品和自我的关系，于是制造了多起谋杀案，包括约翰·列侬遇害、肯尼迪遇刺等。警察在检查这些凶手身上的物品时，两次都搜出了这本书。凶手认为自己是反社会人格，要模仿主人公的一切行事，所以要把这些人杀掉。这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候作家写完一本书，不需要对其负道德责任，而很多读者可能因为个人生活的偏执、狭隘，或陷于某种固执的观念中，没有办法很好地整合或厘清作家传达给自己的东西，就会在道德上滑入不受约束的境地。这个时候，有一种角色很关键，就是批评者。我觉得批评者是最具有道德责任的，他需要告诉你这本书是讲恋童的，那本书是讲反社会人格的，但我们要从中读到什么？不是要读到一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这种道德规劝。文学本身不提供道德感，但作为批评者，要比作家更注重道德感。不过，道德感很复杂，我一直比较反对、否定我们用这种所谓的三观来解读文学作品。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可以慢慢展开来聊。周晓枫：对。写作有时会呈现困境。举个例子，我的邻居很善良，他收留了十一只流浪猫，还帮剩下的流浪猫做了绝育手术。我作为一个似乎承担了部分责任的人，也会去买猫粮。但在我们对流浪猫怀抱善意的同时，确实有很多鸟类、幼雏死于流浪猫的爪下。在悲悯的时刻，你会觉得放弃喂这些猫、让它们自生自灭，也许就解救了很多幼鸟，但又会有不甘和不忍。写作会触及这种选择的困境，甚至是没有选择可能的重重困境。文学创作也好，艺术也好，都能让我们在自以为是中稍微停顿一下、反思一下，或者不再那么傲慢。这对写作者来说特别重要。有的作家会说，我要保持自我，创造自己的世界。但有的自我像露滴那么清澈、晶莹、简单，可以折射万物；有的自我则被过分强调，像是在全世界找镜子来确认自己——这个过程也是自我逐渐萎缩，从自恋到变态的过程。你刚才提到批评者和阅读者的责任，实际上作家对自我建构，也需要负有某种责任，作家和批评家、读者之间，有非常微妙的互动和校正关系。文青是不是一种病张秋子：周老师提到一个词，也是我特别想聊的，就是“镜子”。今天的主题是“阅读能治病吗？”，可能大家都听过一种典型的疾病叫“文青”。“文青”到底是不是一种病？我们现在会说“你太文青了”，似乎它是一个贬义词。而判断文青的依据就是，看他有没有把阅读当成一件衣服或一面镜子。把阅读当成衣服是指，衣服是最能从外在展示我们的方式，常有人用类似的方式来表现阅读，比如今天读了什么书标记一下，发条朋友圈，在豆瓣上写很多东西等。这其实是把阅读当成了衣服，属于有点向外展示的文青病。我理想的阅读状态应该是向内滋养、不为人所见的。还有一种状态是把阅读当作镜子，你在镜中照见自己是多么令人感动。我最近刷小红书，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有些人会拍自己流泪的眼睛，发到平台上。人为什么要把自己流泪的样子拍下来，让自己和别人看？因为你需要被观赏。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自我感动。自我感动是作家米兰·昆德拉最喜欢写的话题。他用了一个分外有意思的词来描述，就是“媚俗”，现在可以翻译成“刻奇”（Kitsch）。当你觉得自己在做这一切时，充满优雅、优越或哀伤的情绪，或者开始玩味自己做的事情，它就变成一面镜子。所以文青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在于，他把阅读也当成了一种自我感动和自我玩味的对象。我记得《包法利夫人》中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恰恰是昆德拉发现的。包法利夫人屡次出轨，后来又借高利贷去满足风流奢华的生活，最后走投无路、欠债累累的时候，她在路边看到一个乞丐，然后做了一个动作，把钱抛了出去。昆德拉就研究，为什么不是把钱丢出去，而是抛出去？昆德拉说，因为包法利在这个时候都沉迷于自我感动。她觉得抛出去这个动作有弧度，有一种优雅的感觉。即便走投无路，还不忘欣赏一下自己把钱抛出去的优美身姿。这就是一种自我感动、自我怜惜和自我欣赏。昆德拉是最喜欢写这个主题的，因为他觉得人之为人的危险就在这里。我们把自己做的一切都看得太重，把意义看得太大、太美妙、太感人。自我感动可能是人的内在认知里最大的顽疾。昆德拉的很多小说都在写人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包法利夫人就是一个古典时代的文青，她在少女时代被送进修道院，没有别的东西好玩，只能读书。她读的书是什么？是言情小说。我重新读了许渊冲的译本，看他是怎么描写的。书里写道，包法利夫人十五岁时，那双手已经沾满百年来言情小说的尘埃，而那些尘埃是什么内容呢？浪漫的骑士（勇敢的时候像狮子，温柔的时候像羔羊），流不完的眼泪，叹不完的气，全是这些。文学能疗愈吗？小说里写得很清楚，包法利夫人读了浪漫小说以后生病了，生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文青病。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是一名医生，也没有办法治好她的文青病。回到我们的主题“阅读能治病吗？”，其实阅读有时可能是致病，而不是治病。周晓枫：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因为对文青的想象才上的中文系。那时总是设想女文青都是皮肤半透明，隐隐露出青色血管，有点神经质，有轻微的怪癖和孤僻，显得骨骼清奇。大学毕业后，我做少儿读物的编辑，读到一篇散文，觉得写得真好。他的文字里有沧桑，他的苦味不是炫耀，而是被生活打磨出了毛刺，却有着美感的光泽和强烈的反抗。我特别感动。作者到北京时我去见他，结果他住在一个五星级饭店里，我遗憾地失声叫道：“你怎么能这么健康？”因为我此前设想，他应该是那种文青，清苦而愤懑，怎么能是这样，显得养尊处优的。很奇怪，我当时还有一种隐隐受骗的委屈感。对文青，我在不同时期的理解也不同。年少时，我觉得女文青可能都是优雅的，在审美和服饰上是有调性的，不是每天不断被生活磨损的。后来就觉得文青有点“事儿”，有点神经质，把自私当个性，把莽撞当天真，心里会有这种对抗感。我是1969年生人，年过半百好久了，再去看“文青”这个词，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把年少时的梦想贯穿一生，能够为它承担代价，不因自己的爱好而给他人带来不便和烦恼，还有本事把梦想坚持到晚年，那真的是自己的英雄。只要活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有无数细小的磨损频繁地拷问你，如果无法坚持，可能你就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有运气的成分，但也有勇气的成分。所以如果一个文青的“事儿”或者“酷”不是扮演的，不是穿在身上可显摆、可更换的衣服，而是内在对生活的理解，其中包含对自己的认知、对他人的了解和感知，如此状态保持至晚年，那么我还是很佩服的，因为他没有在谋生中轻易出卖自己的梦想，也没有伤及他人。就像蝴蝶，它在幼虫时是一副模样，成为蛹是另一副模样，最后破茧成蝶，你会觉得它没有晚年，永远在青春里。为了维护飞翔的梦想，它经历了曾经的脆弱，被包裹在茧里的困守，咬破茧的困难和挣扎，最后在阳光下羽化……那种向死而生的闪耀格外动人。张秋子：我听的时候有一点疑问，好像文青只要坚持一辈子，最后会有一种自我内化或自我认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文青了。我之前看了一本书，把社会学和文学结合在一起，研究人为什么要读偶像小说，最后的发现很有意思，人们追求浪漫小说和言情小说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代偿”。很多像包法利夫人一样沉迷浪漫小说的人，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生活中其实有很大的问题，他们需要沉浸在虚幻的空间里，通过文字带来的想象获得满足。但这真的是治愈吗？不过是通过另一种手段把问题给埋了起来，并没有真正解决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这本书还给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结果。近几十年来，大众喜欢的浪漫爱情故事有了内核上的变化。几十年以前，人们阅读浪漫小说、言情小说，一切从男性视角出发，所以有一种情节极为常见，包括之前提到的《苔丝》里也有，那就是强奸。随着这几年女性主义思潮普及、女性意识崛起，很多女性不再接受这种情节。以前的强奸换个说法，叫“霸道总裁爱上我”，现在可能更文雅一些。无论怎样，它都不过是提供一种虚幻的满足，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也没有真的治愈你。那么，到了老年会怎么样？我想起前几年看到的一则"假靳东"新闻。刚开始大家会认为搞笑、滑稽，但看久了会觉得悲从中来。现在有很多男性在抖音上用靳东或黄晓明的照片来模拟男明星身份，不断给中老年女性发送安慰的话语，慢慢的，这些中老年女性便沉迷其中。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说资金周转不过来，向女性要钱。可是明星怎么可能周转不过来？但确实有一些女性沉迷其中，甚至要闹离婚。因为她们觉得假靳东、假黄晓明才能给她真正的浪漫。人到老年还要追求浪漫，这是因为她们在早年生活中没有体会过那种爱情。残酷之处在于，这一幕并不滑稽，也不荒诞，而是格外悲凉。因为她们没有解决问题，只是被虚幻的的爱情神话拖入更深的经济陷阱中。假靳东、假黄晓明叫你姐姐、宝贝，最终目的都是问你要钱。这很残酷。周晓枫：我很认同这个观察。阅读有好处，也有问题。从好处来讲，它确实是最安全的穿越、最经济的旅行，可以上天入地，成为神仙老虎狗，生旦净末丑。一本书所经历的时间，可以到远古，也可以到未来。当然，进入这些角色里，也没有绝对的安全，它有点像角色扮演。比如在言情故事里，读者可以扮演被宠爱所关照、被迷恋所围绕的女主角。我再次想起云南的蘑菇。云南人喜食各种菌类，口感像肉类，又很鲜美，但有可能你吃下的是没有处理好的见手青（一种蘑菇），并因此而中毒。但不能因此否认蘑菇本身是美味的，需要加强的是对食物的鉴别力。不是说读书错了，而是要读更多书，受更多教育，有更多经验，这样你就会有防范意识。只读那一本书且入了戏，你可能就只想成为小说里那个被宠爱的女主人公，要求生活兑现文学所许诺的。但这样会有问题，你的期望带来的可能是生活的反讽。比如我特别爱吃菌类，但一吃完牛肝菌就呕吐、住院，几次以后我就知道这是过敏。阅读也是一样，这个过程可能会提高你的鉴赏力、增加你的经验，然后你想在书里寻求安慰时，就不会只选取一种角色类型，只使用那么单一到单调的手段。你要去到更辽阔的土地，有更大的经纬和坐标，有更多的参考系，更多地听取他人的意见。问题可能未必是阅读所导致的，恰恰可能是因为你读得有点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太乐观了。张秋子：我特别同意，但是这太难了。经济学里有个词叫“路径依赖”，当你习惯某种生活方式或阅读品位之后，就很难再走出舒适区读别的东西。有时出于教学需要，我会给同学们看一些美剧或黑白片的片段。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一位同学平时只看言情剧，他会没有办法接受这些，在思维、语言等方面都有理解困难。记得在大学语文课上放英剧片段，我看得津津有味，有的同学却睡着了。其实我可以推断他之前看到的、接触的是哪一类东西。如果你只看市面上流行的言情小说，就很难接受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那怎么办呢？美国诗人庞德说过一个比喻，阅读类似于打针。打的是什么针？预防针。如果一开始你就有人指导，读的是经典作品，这就相当于打了一剂经典的预防针，你会对二流作品产生一种抵抗。上外国文学课时，我发现很多同学此前从未认真读完一本书，尽管他们号称是中文系的。同学们跟我说，他们读网络小说是唰唰唰地翻过去，读完书连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都不记得，但这就算看完了一本书。这时我就需要使用一些强迫手段，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阅读习惯的同学。作为教师，我需要扮演一个变态警察的角色，逼着他们阅读。一开始我说要考察，同学们以为是在开玩笑。我的外国文学课上，同学们第一本认真读完的著作是《伊利亚特》。我们用了两节课的时间接龙，从一位同学开始复述情节，到某处停，下一位再随机接下去。上完一年这种变态课程之后，同学们形成一个习惯，上我的课之前，他们会在宿舍里先演练，接力讲一遍书中的情节。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有同学说从没想过自己能读完这么多大部头。还有一个收获是，当你已经习惯了《伊利亚特》，习惯了莎士比亚，再去看网络言情小说，就看不下去了。可能这就是预防针的效果。周晓枫：阅读与体育活动相似。比如一个人原本早上不愿意跑步，但如果他坚持锻炼，慢慢的，他就开始需要运动中所产生的酶，于是逐渐在看起来是考验和折磨的过程中获得了享乐。为什么有的人不怎么读书，但是有特别膨胀的自信？就是因为他缺乏辽阔的参照物。所以我认同秋子老师的观念，有的教育是你天性里会去亲近的，有的教育则需要开始某种强制，养成习惯以后，它会存活在你的日常和内心。阅读是一份向内的滋养张秋子：这些学生毕业后，没有我这种变态式的逼迫，不一定还会继续读书。但是年轻时读过的文字，总会在几年后、几十年后不经意地回到你身上，如复活一般，如您刚说的肌肉记忆一般。我还想讲一点，如何把一种身外的压迫性、强制性的东西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东西。这是个方法论问题。我想起一位哲学家康德，他的伦理观并不只在高大上的哲学书里出现，还会在App里跟你碰面。有一个运动健身类App叫Keep，开屏词是“自律给我自由”，这就是康德的伦理观。康德的伦理观是什么？简而言之，他把人的世界分为两种，一种是感官性的世界，一种是他称之为自由王国的世界。他认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种动物性的、感官性的世界里。举个例子，我以前有一个坏习惯，每天晚上都要点外卖吃烧烤，所以现在胃不太好。用康德的理论来说，你要吃烧烤、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躺平就躺平，看起来似乎非常自由，但其实你恰恰是在被你动物性的欲望所奴役。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其实你只是你的动物性和本能的奴隶而已。当你意识到要去驾驭和控制欲望时，你才是自由的状态。我超想喝奶茶，但是我忍住了；我超想点外卖，我也忍住了。这种自律好像很痛苦，但是在战胜动物性本能的那一刻，你恰恰获得了自由。这就是“自律给我自由”的含义，也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它探讨的就是如何理解外在压迫和内在驱动的关系。只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经常把这两者的关系颠倒。上课逼着大家读书，某种程度上也是想让大家尝试，是否可以把自己从动物王国赶到自由世界里来。周晓枫：我一直觉得，如果不读书，你就是履历表和身份证所概括的你；但是当你阅读，你会有另外一种生活。你可以依靠阅读抵达远方，穿越古今，让最平庸的生活展现丰富的细节。也许它可以与外人道，也许不为外人道，都没有关系。文字的功用性有时是潜在的，当它为你的血液和细胞提供不一样的养分时，你就给了自己改变的可能，以及摆脱绳索的可能。张秋子：也许阅读并不存在所谓真正能治病的功用，更多是从中获得些什么。周老师谈的一个词，我特别认同，就是“滋养”。阅读不是一件向外展示的衣服，也不是一面自我怜惜的镜子，它是一份向内的滋养。阅读本身是向内的，它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觉得读一本书就能解决一个问题？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大道理饥渴症”。我们都太相信大道理了。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是你还是你的朋友，在失恋或出现感情问题时，特别需要找人倾诉，听取意见。然而你会发现，无论说一百条还是一千条意见，他当时都深表认同，表示自己一定要那么做，但他永远不会那么做。我们太相信人会改变，太相信一个得了大道理饥渴症的人听了道理后就会不同。其实我抱有一个较为悲观的想法，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很多时候读书，只是巩固了原先更为固执的想法。在恋爱过程中受挫，我们总会习惯听取他人的意见，尽管当下的一切认同和理解都会消散成云烟，不会对自己的恋情有任何帮助，可我们还是要本能地不停寻找所谓的答案或方法，这就是大道理饥渴症的问题所在。疼痛和自我的主题周晓枫：人们总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但我并不相信这句话。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读十年书，不可能听一席话就彻悟了。可能你读了十年书也不够，还得全身心地去感受，头破血流地去总结。这时你再听一席话才会明白。举一个读书改变了我的例子。我以前记忆挺好的，九岁那年做过一次全身麻醉手术，于是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常常生理性遗忘的人。因为我做了好几次手术，所以对疼痛有预感，常常会非常害怕。我曾经以为没有痛感意味着人生大解放，但实际上，丧失痛感的患者在走路时即便脚踝完全撕裂也无从感知，以至于从轻微伤变成需要截肢。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里面提到医生给患者治病的故事。这位患者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疼痛感，医生为这位患者做了各种保护措施，但是一天夜里，老鼠把患者的一只手给咬了，但他并不知情，结果伤口很深，很容易感染。后来患者觉得愧对医生的努力，第二天晚上，他决定不睡觉，点了一支蜡烛彻夜苦读，结果快凌晨四点时他睡着了，手也被蜡烛灼伤。最后，他举着受伤的两只手，哭着对大夫说：“我要我的疼痛，疼痛才能保护我，疼痛才是我的边界。”所以疼痛一方面是种带有惩罚性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在惩罚之外，它也起到警示、提示的作用，避免给你的身体造成更大的创伤。我现在仍然怕疼，但是通过阅读这本书，我重新理解了疼痛的丰富含义，意识到原来身体的边界是由我的感觉去捍卫的。现在我在忍受疼痛时，不情愿之余，还保留了一点小小的、暂时的感激。因此可以说，阅读解决了我的具体问题。所以，我说文学的疗愈，可能是让你不疼，也可能是让你疼……但这都是疗愈，因为使你不陷入麻木状态而不自知。张秋子：我也有类似经历，不过只能说是阅读正好参与了我的生活经验，扭转了我的认识之路。先讲疼痛，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可能各位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平时身体健康，不会察觉到身体，但是假如手指被划破，胳膊肘被蚊虫叮咬，或是突然牙疼，疼痛就会强烈地提示你这个身体部位的存在。周晓枫：而且只存在于一个地方。当你胃疼，你的身体仿佛只有一个胃，悬浮在脏腑中。张秋子：对。所以我觉得在文学中，疼痛的主题非常有趣。在漫长的种族历史中，很多人被误以为没有疼痛感。我今年讲黑人文学，就看了很多关于黑人的历史资料。长期以来，黑人女性被白人认为是没有疼痛感的，而一个黑人女作家在小说里写了这么一个细节：有位黑人女性在生产时其实没有那么疼，但她拼命地喊，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白人，我跟你们一样是有感知的，我不是麻木的。所以疼痛是提示我们存在的证据和手段。再来说阅读如何改变自己。不过我总觉得改变这个词太大了，也许说转折更合适。改变需要生活经验来辅佐，如果读了很多书，但是生活经验还没到那一步，它们可能没有办法对你真正产生影响。比方说很多年前，我就试着读一些哲学家的书，但那时我才二十多岁，获取的只是浮在知识外壳上的一层皮毛，它们并没有深入我的生命体验。后来我就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自我观，有段时间我十分推崇个人主义，以至于家属总说你这个人太“独”了，我以为他在说歌曲《你好毒》里的“毒”。周晓枫：其实是独立的独？张秋子：对。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一线城市里的年轻人，都爱谈“不婚不育保平安”，要活出自我，不回老家。但如果这种自我也是被现代主流一线城市文化所塑形的，那就很危险。直到我三十多岁，有了更多生活经验，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我才开始反思“你好独”这句话背后的个人主义，可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此时，我又读了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查尔斯·泰勒伦理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其实都在戳破泡泡。你天天说你有多么与众不同，你的生活与老家的青年多么迥异，其实是陷入了另外一种同质化的个人神话之中。我读了那些书，再加上自身经验，才知道原来生育也好，家庭生活也好，并非会把女性吞噬。我非常喜欢一位哲学家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脱离个人的孤绝状态，和世界产生联结？他说要有爱欲。爱是最小的共同体，你通过爱一个人、生一个孩子和这个世界产生关联，而这种关联不是我们所谓的亲情层面，它是一种关于时间的理解。大家从不同地方赶来，我们的时间表上有不同的时间。但生一个孩子,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在一个新的人身上出现。他的时间流向和你截然不同，甚至毫无关联。你从孩子身上体验到的对时间和生命的感觉会被刷新。他反复强调，不要陷于活出自我的神话里，要么去爱一个人，要么和他人成为朋友，要么去生育一个孩子，看看万千众生的生命之流如何汇聚到你这里，然后又不由你控制地发散到全世界。这个过程非常美妙，但是如果我没有生育、没有结婚，我感受不到这一点。周晓枫：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可能也同样会有另外一些神秘瞬间，或是普通的日常对你有所启发。张秋子：对。我不是在催婚催育，只是想表达我正好在那个时间读了那本书，它让我对人生、对时间有了更新的理解。周晓枫：是的。就像我们青春年少时，很容易被“同桌的你”所打动，你需要一个女神、一个想象中保护你的学长，那个阶段几乎必然要出现这样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我们的很多认识需要结合具体的事件、情境、人物和情感，不是外在物理性的知识堆积，而是渗透在我们的细胞里，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和眼光。读书和生活同等重要张秋子：我的导师有一个很奇葩的招生标准，他喜欢招收在社会上工作多年再返回学校的人。他的理由是，如果你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单纯在书斋里过活，那你可能对文学的理解非常浅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是要渗透和反射生活状态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斋工作。周晓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井底之蛙，自己这口井再深，也有边界的限制。所谓文学，一定要反映人物、社会、情感关系。当你走出去，空气里可能有污染，你遭遇的陌生人或许有善意，或许有恶意，你看到的机会也可能是陷阱。也许你觉得已经走到绝境，其实再往前踏一步，就会发现所谓的边界只是你重新出发、去往远方的起点。这是只有你不停地处在接触、变化和感受中才能发生的作用。张秋子：对。我也一直很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不读书。读书绝不是唯一或最好的出路，它只是所有选择里我们恰好选择的罢了。我以前的误区在于，我是这么一路读出来的，就特别希望所有人都这样，总觉得读书最好，不读书就是不对的。这些年我最大的转变就是，明白了读书和生活同等重要，甚至读书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我有一些学生，他们读很多书，经验也很丰富。其中有一位来自西双版纳普洱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位领导，所以他从小耳濡目染，看各种各样的人去找他父亲。他读了很多书，但不经常跟我聊书。他最喜欢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你的生活越丰富，就越不想读书，因为发现书里呈现的东西远没有生活丰富。他当时给我举了一个例子，父亲的工作单位接待了一位老太太来申诉。我们听到这个描述，可能会把老太太想成一个单薄的、只想着自己利益诉求的人。但实际上，这个老太太很喜欢闲聊，每天准时搬着小板凳来跟大家聊天，聊她的过往和童年、童年的姐妹和村庄。你会发现她离题越来越远，但她用那种复杂的牵缠、略显重复的回忆重现了自己的整个童年。她在我眼里就不再是一个单纯为了诉求的人，她不自觉地呈现出一个童年世界。书里写的东西其实远远没有生活丰富。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讲一位人类学家去了一个雨林里的小村子。村子里只有五十几个人，说着一门少有人说的语言。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村里的一位老人说，你确实掌握了我们的语法、词汇、表达习惯，但你永远都掌握不了我们说话时那种眨眨眼，或者语气背后的停顿所传达出的微妙而隐微的含义，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才知道。如果我们只去阅读，相当于仅掌握了一些硬的骨骼，血肉是需要你去生活，扎根到日常深处才能充盈起来的。周晓枫：世界的美妙、文学的美妙，在于它不是标准答案，它是万千种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坐落成活的答案。我们相信那时候的真，那时候的善和美；哪怕没有那么真，那么善，那么美，我们也需要时间去克服，去理解，去接纳，去承受，把它们吸纳为自己的营养。文学没有标准答案，但不是没有方向可走……它敞开了所有的天地。▲周晓枫：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巨鲸歌唱》《有如候鸟》《幻兽之吻》等，童话《小翅膀》《星鱼》《你的好心看起来像个坏主意》等。张秋子：南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著有《万千微尘纷坠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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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选自《楚克斯大家族》多年以后，面对编辑递过来的新书《楚克斯大家族》，废废将会回想起她初识《百年孤独》的那个下午。那时的《百年孤独》是一部由二十多个长、难、相似且循环的人名组成的文学名作，何塞

不觉已流水年长。屈指算来，我们拍摄张火丁老师，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改变了多少人与事，但还是有些没有变的：火丁还在演，我们还在拍，戏迷还在看。忍不住有些感慨。但除了感慨，我们还得做些什么啊。首先，需要招呼一下大家，把火丁的戏迷聚拢到一起，然后我们来做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于是，就有了这个在线调查问卷。如果你是火丁的戏迷，烦请费神作答。嗯，必答题很简单，选答题有的需要酝酿一下感情、调动一下记忆才可以。当然希望你回答得越完备越好啦。如果能把这个问卷扩散给其他戏迷，就更好啦。然后……就会有然后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在电脑端填写问卷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点击

据观察，我们的金牌作者刘勃老师对写《史记》的司马迁老师着实是情有独钟、念念不忘，不仅写出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还在读库App开设了一档音频专栏来专门讲述隐匿在史书背后的司马迁。对此，我们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刘勃老师，你为什么那么爱写司马迁？收到刘勃老师轻描淡写同时还略微有些尴尬的回复后，我们意识到，这事儿不简单。在我们的穷追不舍之下，终于撬开了刘勃老师的心房，他说：“其实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特别矛盾。我觉得他是那种情感上的判断和理性上的判断完全相反的人，在人格上有一种内在的冲突和张力。这点特别能打动我。”他在新书分享活动中也曾过分谦虚地表示：“希望我的书能起到垫脚石的作用：大家看过后，有去读《史记》的兴致，感受会有点不一样，回过头来再说司马迁写得太好了，刘勃完全没有把司马迁的好处写出来，那我的目的就更加达到了。”而在“刘勃说书”这档音频专栏中，刘勃老师更是为读者逐字逐句拆解《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至于为什么选择这篇？那是因为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记载很少，主要就是这篇《太史公自序》。理性啊客观啊，这种东西暂时放一放，刘勃想捕捉的，正是司马迁讲述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时，字里行间流露或隐藏着的情绪。探究至此，不得不感叹，司马迁，你可知道刘勃爱你有多深。我们在此为您放送“刘勃说书”专栏前两讲，如果您觉得不够解渴，欢迎移步读库App收听完整版（共九讲）。相信听完这个专栏，你也就理解了刘勃为什么那么爱（写）司马迁，以及我们为什么那么爱看他（写）的司马迁。《史记》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大书，应该从哪里开始读起？可以按顺序，从第一篇《五帝本纪》开始读，这是司马迁心目中，文明史开始的地方。也可以把书翻到最后，先读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適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後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安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屋子人排排站，就沿着这两面墙，也就是“序”站着，你站这个位置，停那儿了，叫“次”，这就是“次序”；官大的在前，官小的在后，官员大小看俸禄，俸禄叫“秩”，也就是“秩序”……诸如此类的词，都是这么产生的。所以，序又派生出我们今天所说的次序、秩序、序列之类的意思。写一段文字，把整部作品的编排次序、主要内容、关键主题都告诉你，这样的文字，就好像礼仪活动时的那两面墙，给你提供了理解全书的参照物，所以也叫序。现在我们觉得这样的文字放在全书开头最好，所以序都在书的开头。司马迁时代还没这个概念。《太史公自序》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介绍司马氏的家族源流和司马迁自己的经历，后一部分介绍《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内容。这段话，细讲会非常绕。因为牵涉到好多人名：颛顼、重、黎、唐、虞……这些人在古书记录里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内容，要注释这句话，把各种材料都引一下，再想法子调和矛盾，很容易就会写好几页注释。我们只讲一个相关的神话：“绝天地通”。神在天上，人在地上，原来，天地是相连的——看见高耸入云的山或大树，人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很容易的。那么，人可以上天去请示神意，神也可以下地来。总之，原来神和人沟通很方便。这大概类似于我们在希腊神话里看到的那种景象。神和人谈恋爱，生孩子；英雄们大展身手的时候，往往也有神来庇护。一个英雄，有神灵加持，可以纵横披靡甚至挑战别的神，神不管他了，他的破绽也就暴露了。对于人间的统治者来说，这种情况很不妙。我是君王，你是臣民，按说你必须要服从我，可是你背后有神，神保佑你，你就可以和我对抗了。所以到了颛顼的时候，就把上天下地的路，都封锁、截断。从此，民和神就分开了。能代表神的，只有帝王。神意和帝王的意志，合二为一，从此民在统治者面前，越发卑微。为帝王完成分开天地的工作的，是重黎氏。司马迁提醒大家，自己是重黎氏的后代。大家可能都听过这句话，司马迁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本来就是司马迁的老祖宗划出来的。现在司马迁想要把这个边界真正弄明白。而且，天和人分开之后，才会有天官和处理人间事务的官的区别。下文司马迁讲到自己的父亲是太史公，这个职务的特点是“为天官，不治民”。他们做史官的，就是研究天的。固然皇帝才能代表天意，但是重黎氏“世序天地”，皇帝想要弄明白天意，离不开他们这些做史官的。这也就是司马迁一开篇就强调，自己是重黎氏后代的意义——自己肩膀上，承担着让皇帝明白天意的重任。史这个字，甲骨文里就有，但究竟是什么意思，众说纷纭。可以看出，甲骨文里的史字，下半部分是一只手，手里拿着一件东西。王国维先生把这件东西理解为书，史官是拿着书的人。如果这个解释可信，那么这个史的含义，和后世就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但陈梦家先生认为，史是拿着武器捕猎野兽的象形，那这个史就是武官。还有先生认为，史就是事，所以从事任何工作的官员，都可能叫史。不过到西周，我们已经大致可以说，史是文职官员了。我们知道，很多严谨的学者，对待传世文献里描绘的西周景象，态度是很谨慎的。现在考古发现很多，不看传世文献，就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可以整理出西周不同时段（早期、中期、晚期）的中央官制是什么样的。·—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可以发现，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叫太史寮。部门主管，叫太史，下面还有若干各种史。其他部门里，往往也会有一些史。基本可以肯定，西周的史是文职人员。再往后，到春秋时代，关于史的材料就多了。梳理下来，史的工作大概有四种：1.

埃及金字塔，Edward

按：四百多年前，月亮在人们心中还是纯洁无暇的完美存在，美得如梦似幻。因此，当伽利略第一次用手制望远镜看到月球表面时，内心的落差和惊讶可想而知，毕竟，那都是坑啊。四百多年后，回溯漫长的艺术史和宗教史，回望伽利略审判的真相，我们才终于了解，当人类第一次看清了月亮，究竟意味着什么。伽利略看见的那颗月亮《伽利略肖像》，奥塔维奥·里奥尼

按：8月13日，读库联合亲子教育机构山原猫举办了一场夜游奥森的亲子活动。由王玉婧老师作为领队，带领小朋友们在夜幕下，一同探寻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夏夜可不只有知了在歌唱，在夜晚的森林还会遇到什么，发生什么？同行的编辑吴语将通过本篇图文带我们一同回顾那个奇妙的夜晚。▼傍晚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似乎与任何一家公园并没有什么不同：赏景的人们、跑步的人们、纳凉的人们……西门处，十一个家庭陆续到齐，领取装备和神秘礼物之后，安静地汇入人群。小朋友们正饶有兴致地捧读《自然图鉴》。这支临时组起的队伍先是在主干道上行走，不时与迎面而来的跑步者擦肩而过，接着，领队的王玉婧老师倏忽转向，把大家带进一条小道。夕阳也十分配合地落幕，天色擦黑，奥森的氛围陡然一变，众人好似重新睁开了眼睛。真正的夜探之旅就此开始——喜鹊精致的飞羽。刘晓瑞（助教老师）

这个周末，读库陪你度过。在南通，周六日下午，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博物大牛“三蝶纪”老师将连续带来两场关于自然的讲座，现场名额有限，还请抓紧报名。周五至周日晚，读库小伙伴将在南通“濠滨夏夜书市”摆摊，欢迎大家前来抚摸采买或交流围观。在福州，周六晚，星空摄影师北斗将与读库编辑佳佶，展开一场关于宇宙的对话。现场还有璀璨夺目的“夏日星空摄影展”，欢迎大家来玩。▼时间2022年8月27日（周六）15:00

朋友们，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本周四晚，读库便利店正式开张！当晚，东东枪和吴主任两位值班店员，将在读库便利店，一起聊聊天卖卖书，为大家伙好好服务。他们挑选了几十种读库产品，正在努力补课抓紧复习，好向各位导览介绍。据说，吴主任卖起书来有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我们的东东枪老师可也不是省油的灯呐。两位店员将持续营业四个小时，欢迎大家到时来店内瞧瞧，且看他们的服务能否打动你和你的钱包。在抖音搜索“吴主任”，锁定那个直播间，咱们这个周四见。之后，还会有各种型号的读库小六不定期来到读库便利店为您服务，敬请期待。直播时间2022年8月25日（周四）19:00

“可是，地球还在转动。”因坚持日心说，伽利略经受长达六年的拷问，在罗马宗教法庭上被迫认罪。但获得自由后，伽利略又仰头看天，接着俯视地面，低声说出这句话。这是一段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位良心科学家，因坚持真理被罗马教廷残酷迫害，最后仍不忘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也成为反抗权威的代言人。直到现在，伽利略一案依然活跃在高中生作文以及自媒体文章中。不过，当我们重新把历史的望远镜对准这场“世纪审判”，发现的真相可能并不比伽利略当年所观测的要少。关于月亮的新发现1632年，伽利略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为《对话》），这部作品并没有用当时学术界常用的拉丁语写成，而是使用伽利略本人的母语意大利语。虽然讨论的是力学和天体运行的问题，但形式上采用比较易读的对话体，全书论证也尽量删繁就简，以便让有一定知识的普通读者也可以读懂，并参与讨论。这已经不是伽利略第一次出版重量级著作。早在二十二年前，伽利略就在《星际信使》（1610）中公布了他利用改良后的望远镜观测到的新发现。他偶然听说荷兰的镜片制造商利用凸透镜和凹透镜组合，可以放大看清远处的物体。伽利略立刻联想到可以用来天文观测，并着手把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提升到二十倍，对准人类已经仰望了成千上万年的宇宙星河。现代人早已知道月亮上有很多环形山，但四百多年前的人们第一次得知皎洁的月亮，其实布满了无数山峰和山谷，被伽利略在《星际信使》中描绘成“好似孔雀尾巴上的圆斑”。甚至，伽利略还通过确定影子的长度，算出某些月球山峰高达4000步（7000米），要比当时已知的地球山峰都高。除了关于月亮的新发现，伽利略还观测到木星周围有四颗卫星，并非常机智地把它们命名为“美第奇星”。美第奇家族当时是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统治者，文艺复兴时期最知名的艺术和科学赞助人，出过四任教宗、两位法兰西王后。时任大公的科西莫二世曾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属于家族的荣誉。伽利略也如愿以偿，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星际信使》甫一出版，五百册便被抢购一空，整个欧洲都在风传一位意大利学者，以及他发现的月球山脉和四颗行星。英国驻威尼斯大使亨利·沃顿爵士随即把这本书寄回国内，呈给英王詹姆斯一世，并在给另一位伯爵的附信中写道：我随信向陛下禀报一条消息，这是他迄今为止从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收到的最不平常的消息；这就是随信附上的这本书，作者为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先是推翻了以前的整个天文学，接着又推翻了整个占星学。因为这些新星的价值必定会改变进行判断的立场，而且，为什么不可能再发现些什么呢？……该书作者未来之命运或名噪一时，或贻笑大方。第二年，伽利略受邀抵达罗马，受到罗马学院的天文学家和一些支持他的耶稣会学者的热烈欢迎，他的发现也得到天文学界和宗教界的认可。教宗保罗五世私下接见了他，并免去拜谒时下跪的惯例。猞猁之眼科学院的创办人切西亲王尤其看重伽利略，邀请他担任该学院第六位院士。猞猁之眼，象征着人们发现新科学和新世界的敏锐眼光和探索精神。猞猁之眼科学院徽标伽利略欣喜地接受了院士头衔。从此之后，他的每一部作品封面都会在自己姓名后注明“猞猁之眼”字样，也都带有学院的徽标。伽利略后来写信给好友萨尔维亚蒂说：许多名人接见我，并设宴款待。这座城里的枢机主教、高级教士、亲王，都想看看我观察过的东西，看过后俱为之着迷——恰如我在此时此地，奇观当前：雕塑、绘画、宫殿和花园，我看得目眩神迷。当新天文学遭遇《圣经》接下来几年，伽利略的声誉与日俱增，但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骚动。他的学生、比萨大学数学教授卡斯泰利在一次早餐会上，兴奋地介绍伽利略的新成就，却遭到同校另一位教授的反对，理由是日心说违背了《圣经》的记载。同席的还有科西莫二世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女大公，她虽然也喜欢伽利略，但信仰虔诚的她，基于对日常经验和《圣经》个别词句的字面理解，也提出了质疑。伽利略听到这样的辩论，心有不安，他害怕科学和信仰之间爆发争端。在伽利略看来，他的基督信仰和宇宙探索丝毫没有矛盾，反而如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科学家一样，像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研究宇宙和自然规律，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寻求背后的规律是理解上帝工作的绝佳途径。正如十七世纪的荷兰博物学家斯瓦姆默丹所说：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早年，伽利略还立志要做一名天主教修士，只是在父亲的要求下改为学医，后来转而研究力学和天文学。在给卡斯泰利的回信中，他再次申明《圣经》的真理与自然界发现的真理都是来自上帝的意志，前者来自圣灵的启示，后者是上帝命令的忠实执行者，二者并不矛盾：显然，两种真理不可能对立，所以睿智的注解者应该通过明确的感知和必然的证明，令《圣经》的记载与确信无疑的自然学结论相一致，从而找出其文字的真正含义……其次，让我们看看存疑的《约书亚记》相关篇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圣经》的词句。《圣经》是为配合平民的理解而书写，采用了多种文学手法，如果拘泥于字面意思，许多陈述会显得偏离现实，不仅会生出各种矛盾，也容易造成各种异端和亵渎。因此，《圣经》并没有支持地心说。反而，通过伽利略严密的推理，《约书亚记》中提到的太阳停住，更符合哥白尼日心说体系。尽管伽利略有充分的论据，但是他反对把这种天文学解释用于证明《圣经》的权威，理由是《圣经》更重要的目的是启示天国之道，而不是一本关于天体如何运行的书。虽然伽利略有理有据，却正中论敌下怀：把他引入到《圣经》解释的危险区域。未遂的审判1517年，天主教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在威登堡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本义是讨论赎罪券的功效，延续到质疑教宗的赦罪权柄，引发一场德意志乃至全欧洲的大风暴。时任教宗利奥十世签发了《斥马丁·路德谕》，限路德六十天内放弃自己的论点，否则开除他的教籍。路德针锋相对，当众烧毁诏书，与教廷公开决裂，并在一次演讲中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为了应对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1545年到1563年，天主教会召开了特伦托大公会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选举，并通过决议：任何人都不得用依据自己的判断，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歪曲《圣经》的办法来解释《圣经》。这项规定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教义，并在伽利略出生的那一年，经过系统阐述汇编成修道誓约，无数修道士和天主教徒都以此庄严宣誓。伽利略在给克里斯蒂娜女大公的信中，间接指责他的对手们歪曲《圣经》，违背了这一誓约。与此同时，伽利略的对手也断定他犯了同样的罪行。显然，双方的争论虽然因地球是否做绕日运动而起，但核心是谁才掌握《圣经》的正确解释。作为学者和普通信徒的伽利略，完全落于下风。1615年，罗马宗教裁判所收到对伽利略的告发，指责他有异端嫌疑，威胁到三大权威，即《圣经》注解者的权威、《圣经》本身的权威，以及构成天主教教义的神学与哲学基础。经过十一位神学家顾问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审查，判定日心说是明显的异端，与《圣经》多处记载不合。当然，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日心说和地心说哪个正确，而是这些是否符合《圣经》的记载，以及对这些论述的容忍程度。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正式训诫，放弃“太阳静止不动、是世界的中心，而地球运动”的观点，“今后不得以口头、书面或一切形式，持有、教授或拥护上述观点，否则宗教裁判所将对其进行审判”。一份文件显示，“伽利略同意此禁令，承诺遵守”。事实上，1615至1616年这次审判的未遂，除了告发者准备不足外，也与同情和支持伽利略的修士、枢机不少有关。1614年末，一名多明我会修士抨击伽利略，作为同一修会的总传教士路易吉·马拉菲神父，曾致信伽利略表达歉意：三四万名修道士做出的，或者可能做出的愚蠢行为，都是我的责任。出身佛罗伦萨的巴尔贝里尼枢机主教，与伽利略同为比萨大学的校友，曾热情地站在伽利略一边。他在信中对伽利略说：我祈求上帝保佑你，为了公众的利益，像你这样极重要的人物是理应长命百岁的。并在一封信里自称——“亲密的小弟，枢机巴尔贝里尼”。伽利略则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给巴尔贝里尼回信：我是您卑贱的仆人，虔诚地吻您衣服的褶边和祈求上帝赐给您最大的幸福。他时不时给枢机写信报告最新的科学发现，把自己的每一种著作都寄给枢机一本，并将《试金者》一书题献给巴尔贝里尼。1623年，巴尔贝里尼被选举为新一任教宗，即乌尔巴诺八世。教宗乌尔巴诺八世（1568-1644）第二年四月，伽利略乘坐马拉轿车前往罗马祝贺，受到这位老朋友、新教宗的私人接待，五个星期内接见了五次，每一次都在梵蒂冈的花园里散步一个小时。他们讨论的具体内容无从得知，但从伽利略接下来的行动来看，他似乎以为自己得到某种程度的默许，可以继续写作关于哥白尼学说的著作。四百年后的真相经过多年断断续续的创作，伽利略终于完成《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他将主题限制在潮汐现象，避开太阳静止的讨论，小心翼翼地规避异端嫌疑。此外，新任教宗也声称：教会从未谴责哥白尼的学说是异端，他只是过于轻率罢了。为了拿到出版许可证，伽利略还亲自去了罗马一趟，只是他离开罗马后，形势剧变。他的忠实支持者切西亲王逝世，鼠疫的流行隔断了佛罗伦萨到罗马的交通，他无法将《对话》书稿顺利寄到罗马，只好退而求其次，向佛罗伦萨的异端审判官提请许可。几乎没怎么修改，《对话》就被通过出版了。这部伽利略的心血之作，刚问世就得到众多人物的认可，同样也掀起了一场大波澜。教宗乌尔巴诺八世看到新书中伽利略并没有遵从自己的忠告，把日心说当作假说。这类文字并未写进正文，而是用与正文相区别的字体草草放在序言中。而且，教宗的意见还由书中滑稽可笑的角色辛普利丘说出，显得尤为讽刺。更乌龙的是，教宗还托人来信责问，为什么扉页上印上了三只海豚的图案。因为巴尔贝里尼就任教宗不久，即把弟弟和两个侄子升为教廷要职，以为这是伽利略揶揄自己任人唯亲——或许这样的风声太多，让教宗认为所有人都可能影射自己，哪怕是自己曾经的好友。伽利略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扉页（1632）事实上，这三只海豚只是这家出版商迪尼书店的商标。此时的教宗陷入了深深的愤怒。他（伽利略）和奇昂波利欺骗了我。特别是奇昂波利，他厚颜无耻地说，伽利略将完全遵从冕下的命令，一切都会很顺利。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我从没有见过或者读过这本书。奇昂波利是伽利略的坚定支持者，之前已经因与教宗敌人结盟而触怒乌尔巴诺八世。形势急转直下。之前教廷中支持伽利略的人或死或贬，最高领袖乌尔巴诺八世也已经把伽利略视为背叛者——没有比朋友的欺骗更让人愤怒的了。然而，这不完全是私人恩怨。教宗为了彻底审查《对话》，启动了特别委员会。这意味着事态已超出教宗质疑的阶段，走入宗教审判的程序。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宗教裁判所并没有那么可怕。虽然它是一种有罪审判——一旦提请调查，一般情况下都会判为有罪，但只要罪犯放弃异端观点并公开悔过，大部分都会被释放，个别会被处以监禁，最为严重的会被送上火刑架。学者E.

告示贴出的当晚，荒野里跟往常有些不一样。表面上一切都悄无声息，但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就会听到荒野学校的七个班级都不约而同地说着悄悄话……我就是传说中的“北冰洋霸主”。虽然我是熊，但我特擅长蛙泳。在这个寒冷彻骨的海洋世界，我能凭借机智的捕猎本领过得很不错。不过我也常常迷糊，我经常在游泳的时候睡着，醒来后再继续游；也常常跟着浮冰漂流，不知道何时才能落脚。我们班位于世界上最险恶的荒漠——北冰洋。这里每年有六个月是黑夜，其余时间则沐浴在黎明的曙光或黄昏的余晖之中。尽管如此，这里依然跃动着生命的火花。冰块相撞时，会产生巨大的裂缝，微小的藻类趁机浮出水面。这些浮游植物的生命脆弱而短暂，却蕴含着勃勃生机。而在神秘的海底世界，各种动物熙来攘往，不谦虚地说，我们哺乳动物绝对是其中的奇迹。-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我们是这个神秘班级最活泼的存在，爱打爱闹，巨能吃！即便在寒冬腊月，我们也会在层层积雪下挖掘洞道，东奔西跑，寻找被雪掩埋的植物。虽然个头小，但我们繁殖力尤其出众。我们心中有个神秘的信仰，每隔四年，就会成群结队地离开栖息地，沿着祖先曾走过的路，浩浩荡荡地横渡江河湖泊，涌入沿途的城市，最后一个接一个跳进大海。我们班位于荒凉的北极地带，这里的土壤永久冻结。在气候宜人的季节，苔原上千朵根茎细弱的花朵盛放开来，如星辰般耀眼。每年有九个月，苔原上昏暗寂静，只有狂风时常呼啸大作。这里的冬季漫长寒冷，温度往往降到零下七十摄氏度，仿佛被隔离在世界之外。剩下的三个月是极昼，最高温度可达零上三十摄氏度，大量蚊子、蝴蝶和熊蜂飞舞。这是一个神奇的班级，大家仿佛与世隔绝的隐士一样，各自怀揣着秘密。☜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我居住在山上海拔最高的地方，任何天敌都无法追到这里来，因为我的攀爬功夫天下第一。我的蹄子尖细又坚硬，无论是陡峭险峻的冰川山坡还是悬崖峭壁，我都如履平地。即便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山顶，我也能够突然跃起，落在几米之下仅可四足并拢站立的狭窄峰顶。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可不容易，幸好我的食量很小，只要吃些地衣、苔藓就够了。我们班覆盖的地方可真不少。在海拔八百米以下，有阔叶林为我们遮荫；在海拔四千两百米以上的伯尔尼高原地区，冰川毛茛还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我们班的学生个个身怀绝技，创造了生存的奇迹。座座尖峰高耸入云，猛禽在高空翱翔，空中时而飘荡着旱獭的尖叫声；下方乱石林立，只有野山羊才能行走于这样的险峻之地；再往下是夹在陡壁之间的深渊和天然岩洞，被人类、熊和猞猁搅得不得安宁的美洲狮躲藏在那里，四处游荡……☜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我是森林里的建筑师，如果你在水面上看到一个圆形屋顶，那就是我的家。我用树枝在河底建造了一座舒服的茅草屋，里面有长长的走廊，通向一间干燥舒适的巢室。每次回家时，我都会在走廊仔细地弄干身体，再从水下的开口进屋。你问我那些树枝是哪儿来的？告诉你吧，我的门牙非常坚固，几分钟就能啃断一棵柳树苗。欢迎来我家做客喔！我们的家园，就是这片隐蔽而巨大的森林。森林里，布满树瘤的树皮是经年累月暴风骤雨洗礼的见证，粗壮的树身是这座庄严肃穆的大教堂的支柱。走入这个静谧封闭的世界，荫蔽的林间空地中翻飞的猛禽纵身掠过，冲向高耸的树干顶端；阳光从交错的枝叶间漏下，散落在地面；泥炭沼泽附近还游荡着远古时代最后的幸存者……这就是我们的家园，它以它的包容接纳了我们如此多样的存在。☜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正如人们所以为的，我真是个机灵鬼。当我遭遇追捕时，会转过身去大便，因为我的粪便形状像小纺锤，这样就能把猎人引诱到错误的方向。我喜欢标记我的领地，比如用排泄物标记往返路线，在树干上蹭屁股，或者尖声吠叫。我的洞穴位于一棵老树盘绕粗壮的根部，里面错综复杂，有三到十二个出口，彼此之间往往相距几十米。如果你来我家，恐怕是会迷路喔。我们班位于离村庄最近的灌木丛和草甸中，与人类比邻而居。同学们都生活在茂密的灌木丛和树篱深处，依着活水而栖，游荡在洒满月光的林间空地，在那里完成奇特的仪式。这里既有成群结队、无所不在的昆虫，也有叫声悦耳的鸣禽。这是我们的理想家园，却往往被人类毫无理性地轻率毁掉。但我们仍得想尽各种办法来应对人类的贪婪，守卫我们的家园。☜左右滑动查看更多我是天生的歌者，每到春天，我的歌声就会回荡在小树林里。布谷鸟有一种独特的习性，因为我们自己无法孵蛋，所以会把众多蛋分别寄生在好几个鸟巢里。那些鸟巢的主人已经在那里产下一窝鸟蛋，自以为安全无虞，殊不知我们已经偷走其中一枚，换成自己的蛋。但我们的体形变化得有点快，短时间内就能达到养母的好几倍。实在是有点滑稽！我们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存在，天空就是我们的家。很多人羡慕我们，那么就让我们告诉你如何变成一只鸟吧：你的骨骼必须完全变形，胸骨像鸟那样突出，肩胛骨发育成鸟的乌喙骨，锁骨向前连结成叉骨，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撑你那变成翅膀的双臂；同时手也得萎缩，三部分骨骼（腕骨、掌骨、指骨）黏合在一起；还需长出飞羽、尾羽或者复羽，轮廓变为流线型，颌骨变成鸟喙，这样才有希望自由自在地飞上天空……☜左右滑动查看更多草原上最具震撼力的声音，就是我们悠扬婉转的合唱。太阳刚落山，我们就会在临时宿营地周围引吭高歌。我们也是草原上最机敏的捕手，会成对展开长途狩猎，最喜欢的猎物是野兔。我们虽然体型小，但总能从敌人手中逃脱。被追捕时，我们会在草丛里打滚，直到浑身变绿，沾染上草的气味，让天敌沮丧地无功而返。我们的班级，就位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在广袤无垠、绿浪翻腾的草海里，四面八方轰隆作响，空中翱翔的鹰隼猛然扑向地面飞奔的走兽，草原犬鼠一遇到危险就立刻藏进洞里。每到春天，这里的植被呈现出缤纷灿烂的景象；夏天，经历奇迹般短暂复苏的花草被晒得干枯；冬天，草木全都变成硬邦邦的“石笋”……这里有最美丽的风景，也有最残酷的争夺。☜左右滑动查看更多小鸮校长把各班的同学录汇总起来，送给了那个孩子，并帮助他回到了人类世界。过了一段时间，小鸮校长收到了一封回信：↑点击上方图片即可入手《荒野居民》↑文案：禄禄

“读写困难症”——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感陌生的概念。但对那些天生有着读写困难的人，却是伴随一生且挥之不去的压力。“读写困难”是什么？有哪些表现和特征？它是一种病症吗？与普通人相比，有读写困难的人正面临哪些挑战？家长、社会该如何帮助有读写困难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本期读库立体声，主编老六请到“飞米力”主理人郑枫，纪录片制作人樊启鹏，一起来聊聊读写困难是什么。作为一个有读写困难症孩子的妈妈，郑枫将用她的个人经历，讲述如何为孩子营造成长环境，又是如何发现孩子的优长。拍摄过《我不是笨小孩》纪录片的樊启鹏则以观察者的视角，分享他目之所及，那些“读困”孩子的闪光之处。以下为本期对谈的文字节选，点击音频即可收听全部内容。读写困难的孩子，有没有另一种可能？郑枫：我们家孩子是小学四年级就确认有读写困难。一篇一百字的日记，他需要通过语音说一遍，我帮他改正里面的错误，然后他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后来，我带他去专业机构做了评估，确认是中度读写困难。我得知后兴高采烈，反而觉得释然，拿着评估报告就冲到老师办公室，理直气壮地对老师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成绩不好。”很多家长朋友一发现孩子有“读困”，就觉得“天呐，我的孩子天天写不完作业，考试成绩又很差，未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家长们非常焦虑。这样的孩子，要是想让他们走传统、符合体制的常规升学道路——参加高考，对他们来说太折磨而且太辛苦。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晰地决定不这么做。再加上我家孩子从两三岁开始，就有了非常明确的兴趣爱好：他从小对植物、动物、矿物异常感兴趣。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离开体制内的教育环境，找到一个更加适合他，能够发挥他长处的地方生活、学习，因此来到了大理。到了大理之后，从挺多方面都让他更加打开了。樊启鹏：《我不是笨小孩》纪录片中，有一个孩子走的教育路线与郑枫家比较相似。这个孩子刚开始在北京上学，后来也是父母发现了他有“读困”的问题。他的父母都是高知，明确意识到孩子肯定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他们通过学术检索找到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才了解到“读困”这个概念。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反倒变得释然。他们观察到孩子在公立学校上学的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孩子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到的伤害，可能远比读写困难本身带来的问题要大得多。所以父母最后决定让孩子转学。他们找到一个在外地的私立学校，让孩子不会受到来自排名、成绩等传统教育路径带来的升学压力，孩子一下就放松了。但那个孩子的性格让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的同桌是一个学霸，也是他的偶像，他老跟同桌比；他的另一个偶像是乔布斯——乔布斯也是读写困难。读写困难，是病吗？郑枫：读写困难症，首先它不是疾病；第二，它在生活方面是不会对人造成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都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才发现孩子有“读困”——二三年级，孩子的阅读量增加，写作也开始了。在此之前，这些孩子的表现跟别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樊启鹏：我特别认同郑枫所说，不要把读写困难当成疾病。当然，这个“病”的定义不同——如果说你非要从生理上解释读写困难，它确实有生理基础、脑结构方面的不同。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定义疾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病，更不存在完美小孩。读写困难只是人身上的一个特点，只不过恰好这些孩子在面对应试教育时，他们的短板被放大了。要直面这个问题。如果说高考变成考怎么跟毒蛇搏斗，怎么做木匠，那他肯定就奔一流大学去了。读写困难的孩子，有哪些特征？郑枫：读写困难的孩子缺少解码能力，难以将文字符号与声音结合。他没法直接写作文，需要先说出来，然后再抄下来，中间多了一道。理论上，对读写困难的判断需要专业的评测机构介入，但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很欠缺。据我所知，目前只有深圳、北京有非常权威的机构。樊启鹏：读写困难的孩子在运动时，协调性可能会有所欠缺。一些精细的动作，他做的跟别的孩子会有差异，但并不是说他不爱运动。有时，他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偶然认识了北师大心理学部做这方面研究的同事。那时候听到“读写困难”这个概念就让我很吃惊，并且它的比例非常高——有10%。也就是说我们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孩子的周围，读写困难到处都有。读写困难的家长，走过哪些弯路？郑枫：大部分家长在得知孩子有读写困难后，第一反应往往是“我孩子有病”。第二反应就是“我要帮他做治疗，我想要治愈他”。因此，时不时就会有家长挖掘一些所谓的“黑科技”、“脑科学”研究的新发现，然后带着孩子去做所谓的“脑部治疗”，一次就要花费上万。也有一些家长通过中医的方法，做些徒劳的无用功。大部分家长还是很焦虑，因此总想去寻找所谓的突破口。但他们并不从自己或孩子身上寻找，而是希望借助外力，靠一个神奇的技术就改变了，病急乱投医。樊启鹏：不要以为父母是最熟悉孩子的人。很多时候，要成长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我不是笨小孩》纪录片中，校校就是一个有读写困难的孩子，他每天要写大量的作业，而他妈妈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母亲。妈妈觉得哪怕你作业做得不好，不会，做错了都没问题，但你不做就是态度问题。她觉得孩子必须要完成作业，所以她就刻意去补孩子的短板。这是她当时面对“读困”孩子的方法，其实走过很多弯路。后来回头看，她后悔了，觉得没必要，反倒把孩子给弄近视了。读写困难的孩子，也有优势？郑枫：有读写困难的孩子，智力是正常的，甚至超常的。这样的孩子在学习上，会找到自己的方法。很多成年的“读困”人士，他们都能够归纳总结出自己的学习方式，比如思维导图。在英国有很专业的“读困”机构，他们研究出在“读困”人士身上，拥有一种“读困思考力”。它由六方面构成：视觉思考力、创意想象力、沟通力、推理力、连结力、探索力。根据这项研究，这六大能力，“读困”人士都高于常人。如果你能够从这些方面挖掘，给到他相应的成长环境，他往往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像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有大量的“读困”人士供职，因为推理能力很强。例如乔布斯自己是“读困”，所以苹果公司在招工程师的时候，招聘广告里面会特别指出要招“读困”人士，占比达到40%，NASA的占比是50%。樊启鹏：不以成绩论英雄，不能用成绩来评判他们。《我不是笨小孩》纪录片中，校校的妈妈说：“世界上的问题有千万条，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孩子。只不过恰好我的孩子遇到的是‘读困’而已。”她说的很对，没有“读困”，孩子也会有别的问题。你怎么去面对孩子的不完美，怎么去发现孩子的长处，让他更好地做自己，这个可能更重要。孩子有读写困难，我该怎么办？郑枫：一定要去接纳孩子，放下焦虑，然后孩子才能显示出他的优势来。家长需要换个角度看问题，首先不要把“读困”当成致命的事。当你觉得天塌下来了，你的所有情绪都会传递给孩子，接下来会引发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可能你会一直纠结于成绩，纠结于未来的高考。这种困境持续的时间越长，家长越痛苦，孩子也会跟着痛苦。家长需要尝试去更多地看见孩子，发现孩子的特点、过人之处，扬长避短。无论怎样，首先要去接纳你的孩子。樊启鹏：“读困”是一种看不见的障碍，需要社会给到“读困”人士支持。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老师能不能单独给他们延长时间，给他们读题，或者单独出一份卷子，把字打得大一点。这对“读困”孩子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本身智力没有问题，这个题他会做，只是需要照顾到他的特点。如果未来能够考虑到这些孩子，给到一些政策支持，就会解决家长的焦虑。我们老说因材施教，其实“读困”的孩子也是“材”，但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嘉宾简介郑枫：公众号“飞米力”主理人、写作者、影视节目导演，曾出版书籍《天使爱巴黎》《梦旅行·念头集》《奇妙之境》等。樊启鹏：纪录片制作人、教授，曾参与制作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零零后》《成长的秘密》《文学的故乡》等。节目中提及的相关作品读小库能读会写套装点击书封即可进入购买页面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可在央视网搜索片名观看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

故事的缘起是两年前。2020年9月份，读库阅读基地在南通开张，我动了感情，许下六个心愿，其中一个是站在活动区的大平台上，期待将来有一天能带着孩子夜宿此处。望着肃穆伫立的一排排货架，和上面那一垛垛的书，六千多平米的仓库屋顶有五十六个可透光的天井，虽然当时阳光明媚，我却幻视出深邃的夜晚，静谧的星月之光洒在仓库里的情景，忍不住想起徐志摩老师的诗句：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今年六月初，和老狼等人喝了顿大酒。此前我俩已经若干次相约，带上各自的娃夜宿读库大平台，这次再度提起，我对狼师傅说，你不能白跑一趟，怎么着也得给我们南通的乡亲们搞次音乐分享吧？等酒醒了再聊，发觉限于疫情防控，搞多人聚集的现场活动已不可行；正值酷暑，江南梅雨季，孩子去那里可能吃不消，于是变成：那咱就拉几个朋友，围坐在平台上，边喝酒边聊天边唱歌？如果体力和酒量允许，就搞一夜；如果可行的话，还可以在网上直播，让更多的人边喝酒边聊天边唱歌。我查了一下月历，7月13日是农历六月十五。就定这一天啦，月圆之夜听狼嚎。越聊越兴奋，我就建了一个微信群，时间是6月23日，群的名字是：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在我看来，老狼不仅是个歌手，他还是个读书人，经常跟我聊起自己刚刚看的书，新鲜而深刻；是个学术研究者，兴致勃勃到各地采风，结交各种民间艺术家和年轻歌手；最重要的，他还是个优秀的管理者，既广结人缘，能够组合、配置好各种资源，又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关于这场二十天后就要举行的歌会，狼师傅跟读库小伙伴几番探讨，很快确定下来：不要做成专业的演唱会，那样的演唱会层出不穷，也不缺我们这一场；不要追求音响和画面效果多么极致，再怎么追求也讲究不过场馆里的演出，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要有会然一心的朋友，有轻松随兴的现场氛围。最终我还是发觉了自己的大意：没有跟狼师傅核对我俩用的词典是不是同一个版本。原来我和老狼各自对“轻松随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我设想的现场，无非是朋友们喝着啤酒撸着肉串，兴致起来就抄起吉他挠几下，同时一展歌喉；而狼师傅所说的“不是专门的演唱会”，只是一场比大型音乐会的规模要小一些的歌会，他是要在专业的基础上挥洒一种轻松随兴。等收到他开列的设备清单，我和东东枪老师都哭了：早知道需要这么大阵仗，咱们就不搞了……南通当地就没有能满足这类要求的机构，最终是满满一辆大卡车从上海借调发出，整套国内现场演出的顶级设备。狼师傅纠集的这支“不用那么专业”的团队，有两位调音师，四位乐手（吉他大师龙隆能来共襄盛举，真是惊喜）；张尕怂既是狼友，也是枪友，所以欣然赴约；遗憾的是张玮玮老师因疫情困守上海，物理空间最近却不能前来，好在狼师傅在现场代唱了《米店》；当然，不能少了狼师傅的钛氪金搭档叶蓓。老狼和四位乐手，右起：打击乐手Dom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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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久前，读库主编老六与得到CEO脱不花在直播中谈到他们眼中的年轻人。老六表示“年龄本身并不可怕，遗憾的是，很多人二十八岁时不像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就晚了”。正如普希金的诗中提到“幸福的是，谁年轻的时候是年轻的，幸福的是，谁成熟得正是时候”。两位过来人向年轻人分享了他们多年来积累的职场经验和工作心得，回望各自年轻时犯过的错，总结下血与泪的教训，相信也会对你有所启发，帮助你更好地“年轻着你的年轻，职场着你的职场”。以下为本场对谈的文字实录，移步读库App可观看完整版视频。读库主编老六与得到CEO脱不花，一同探讨职场人生。张立宪：坐在我对面的是得到CEO脱不花，花姐。上次和花姐深入探讨人生，还是好几年前。那时候在罗辑思维朗园创意园的办公室里，我们正聊着，罗胖进来了——兴奋得满脸油光，当然他的脸上本身就有油。他说自己想到一件“可以做一辈子的事”，然后就有了“得到”。你们现在有多少员工？脱不花：我特别羞愧。有七百六十个。张立宪：羞愧是因为它规模大，还是规模小？脱不花：是人太多。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这些人很多份子钱。张立宪：现在职场上的人进进出出的频率比原来快很多，而且有大批年轻人相继涌入。你们的员工是不是大多都是九零后？脱不花：是。我们的项目组今年迎来第一个2001年出生的同事，我的心情特别复杂，不知道该不该跟他开玩笑，因为差着辈儿呢。张立宪：这两年面试，很多年轻人说他们的爸爸妈妈比我还小一两岁。怎么和这些年轻人相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脱不花：你有没有碰到过员工说他的爸爸妈妈特别喜欢你？张立宪：有。脱不花：这会不会成为他进来工作的加分项？张立宪：完全不会，当然也跟我现在把自己磨练得越来越心狠手辣有关。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和他的爸爸妈妈喜不喜欢读库一点关系都没有，哪怕他是读库多少年的读者，我也不认为那是能来这里工作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从学生到职场人脱不花：很多年轻人觉得不适应，尤其是在进入职场的第一年，感觉自己像纸片一样——我是你们的装饰品，甚至连装饰品都算不上，是透明的。新一茬年轻人马上又要进场，对于从学生到职场人的第一步，您有什么建议？张立宪：年轻人最好能够在应聘的时候完成心理建设。脱不花：怎么完成？张立宪：大概得知道这家公司要的是什么，你的能力和对方的要求能不能匹配。这样的心理建设最好在“相亲”阶段完成，等到了“结婚”阶段就可以好好过日子。脱不花：年轻人很关心存在感的问题，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太像既得利益者，我认为还是得靠自己。不可能有人说，来，年轻人，欢迎你进我们公司，这是一份存在感，你收下。张立宪：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年轻人找到他们要做的事。当然这也跟教育有关。年轻人不能决定自己上什么大学，除非超级大学霸。即使一门心思要报考什么专业，也存在错觉、误会，等进入那个专业，他们一下就崩溃了。刚刚走上社会、进入公司，他们内心并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公司适当地推一把、逼一下，一棵小树苗就成长起来，否则，也许到三四十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脱不花：假设年轻人怀着进入圣殿般的心情来读库，你会怎么推一把？因为在今天的语境下，很难把它和PUA彻底分清。张立宪：虽然我提倡应聘时最好不要问薪水，但是不可能不问。当然，每家公司不一样。我倾向于告诉他们，只要在公司正常上班，每个月保证有一万元收入，你可以按照这份收入安排自己的生活，支付房租、交通及各种费用。这份薪水不是固定的。有年轻人直接问，我的心理预期收入是一万五，怎么办？我就有责任和义务告诉他，怎么能够拿到一万五，不是说必须要熬五年才能挣到一万五，那不是一家好公司。新加入的人和待了十几年的人都一样，一万五放在那儿，谁能做到相应的事，谁就能拿走。读库这轮招聘大概会有十个人到岗。我会在入职培训时告诉大家，怎么实现月收入一万五或两万五；怎么实现年薪三十万或五十万。经济前景对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他们真的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首先要让他们有财务上的安全感。有的年轻人过去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读库的运营逻辑，跟同行不一定一样，哪怕他本身学的就是出版专业，也不太一样；有的直接就是小白，从大学课堂来到读库，或者他学的是其他专业，比如兽医、无线电通信等等。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这份工作怎么才能做好，做好它需要什么，不能做到的，能不能求助别人，能不能把手头资源统筹好。这就像勾掉任务清单一样，他慢慢具有拆解任务，再一项一项落实、完成的能力。我自己就曾经饱受其苦，事没有做成，双方都有无穷的理由。员工说，我跟你要的条件，你没有给我，而老板也有各种道理。现在交代任务，年轻人要的条件，我都予以满足，他就没有退路，之后再给他耐心，确定项目的时间尺度，即使完不成也没有关系，然后再给他可预期的收入、职业前景，还有职业荣誉感，让他觉得从事这份职业有尊严。互相完成刚性兑付脱不花：有人评论你是“天使老板”，这很容易引起误会，会让人觉得在读库工作好像是挺松弛的状态。张立宪：不是的。老板和员工是在互相打工，只要来上班，彼此都要完成给对方的承诺。有时候我跟这些职场年轻人说，假如老板晚发一天工资，你干不干？如果不接受的话，对不起，你答应公司的事情也不要推迟交付。我特别喜欢四个字叫“刚性兑付”，到什么时间完成什么量、什么质，你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就提前说，不要事到临头再说自己做不到，这不是职场应有的伦理。提前告诉公司，大家都容易理解，但是从一开始你就躲闪、逃避、搪塞，找各种台阶，最后事情拖得不了了之，或漫无边际，这不可接受。脱不花：彼此拿出刚性兑付的精神，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简单。得到没有读库那么高的文艺青年含量，但也不算低。文艺青年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容易给自己找理由，并且可以把理由找得很漂亮，诗与远方啊，总有一种特殊性在。得到花了很长时间适应，避免出现这种特殊性。张立宪：很多应聘读库的年轻人也说喜欢读书，订了多少年《读库》，但入职后他们就会知道，书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做的不是书，从事的不是出版行业，和其他公司也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和卖汽水的小摊在骨子里是一样的。形成这种基本的职场共识之后，剩下的事就好办了，哪怕他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合适，我们高高兴兴地送他走，或者迅速提升他的职位、待遇，一切都顺理成章。成为会上班的成年人脱不花：如果有年轻人来读库应聘，你最看重的特质是什么？张立宪：首先，看他能不能放松。当然，年轻人放松下来很难，他们的社交能力反倒没有六零后七零后当年强，因为在网上的时间太长。大部分人以宅、社恐为荣，也不会觉得这是缺陷，反倒觉得挺好，所以我会努力先跟他们像朋友一样聊会儿天。聊天时，对方眼睛里有没有小火苗，这很重要，因为在出版行业，骨子里具有强大的自驱力才能做好一件事，如果只是完成部门主管、老板布置的事，永远不够。我们得自己找活干，要努力从六十分提高到六十五分，内心要有强大的小马达，不给钱都干，不让干就会出人命。如果有这样的小马达、小火苗，基本上他就是读库的人，其他问题都好解决。然后，再看他是不是一个成年人。这不只是指生理上的成熟，而是他有没有共情能力，能不能和人进行良好沟通，有没有协同能力、合作能力、妥协意识等等。曾经有一个同事，离职后我们也还是好朋友，后来在一块喝酒，这时没有原来的同事关系，说话更随便了。说起原来我们作为同事时的相处，比如我跟他提到一件事，如果正合他的心意，就会一好百好，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如果他不同意，就会说，“那就照你说的做吧，不过我就不干了”。我这才发现他的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干或者不干，没有说咱俩再商量商量，我听你三分，你让我七分。人处在机构里，并非个体工作者，是需要彼此协同的，这也是组织比单打独斗的人要强大的原因。我不知道得到有没有工位费的概念，比如读库租下这间办公室，里面坐了六十个人，一年要付的水费、电费、网费，所有费用加上，落在每个工位是十五万到二十万，即使员工一分钱不拿，为保证他在这里安心上班，也需要支付十五万到二十万。如果你只是朝九晚五上下班，也不跟别人聊天，沉默得跟金子一样，那这十五万到二十万就花得不值，还不如居家办公。那怎么让工位费花得值？你要去和大家沟通，彼此学习，哪怕是拍桌争吵。年轻人上大学，交的是一辈子的朋友；职场人走上工作岗位，积攒的是他一辈子的社会资源。很多人遇到什么事，想找的还是他第一份工作遇到的人。进入一家公司，你得到的不只是工资，而是你的同事，还有各种各样做事的机会。脱不花：很多人对于到读库工作，或者做书这件事，都有一种误会。我亲耳听到很多年轻人说，我社恐，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想去做编辑。很多人想象中的编辑是只对着文字工作。六哥刚才也说了，不是的，你得有编辑的基本功，也得有很多其他的软技能。编辑的协同能力非常高，要能吵赢作者、设计师、发行，而妥协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张立宪：我想不只是编辑，未来大部分不被机器取代的职业，核心都是要有说服力，能说服同事，说服上下游，你的传播力、感染力都很重要。如果你不敢跟别人的目光发生对视，不敢交流，或者只是无限谦让，都不够。年轻人如何建立社交脱不花：我前两天刚看了一本书，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社恐，确实是因为他们在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我二十多岁才知道上网，现在的小朋友十岁就用软件聊天、打游戏。过去要靠和人见面才能建立社交，现在都在网上完成，这对进入职场有不好的影响。很多年轻人觉得社交很困难，我听过两个建议，一个是去做志愿者。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会觉得像是进了动物园，自己是小白兔，周围全是大灰狼，感到很难受。可是六哥觉得自己和蔼可亲，我也觉得我在公司和蔼可亲。但有天，一位年轻女孩在公司的内部网上问：在走廊里看到花姐要打招呼吗？我看到这个问题就火冒三丈，什么叫该不该打招呼？后来才发现，社交对年轻人来说是真的困难。张立宪：你的火冒三丈难道没有让她感到更困难？脱不花：是，我反思了。后来遇到著名经济学家汤敏老师，他说自己一直在鼓励年轻人做志愿者。志愿者组织没有利益关系，年轻人会有被需要的感觉。比如加入给老人读书的组织，来的人都有差不多的背景、爱好，建立起一种弱联系。有的年轻人来得到一年了，哪里都没去过，觉得那样才安全。志愿者组织会让他发现，有很多跟自己相似的人，不用害怕犯错，用弱联系慢慢打开自己。又因为有一种崇高的爱，就比较容易进入状态。张立宪：或者说可以更早一些，上大学时就可以迈出这一步。脱不花：汤敏老师说，很多国家要求年轻人要有足够的志愿者服务时间，现在很多机构也需要专业志愿者，比如会计、心理咨询师、律师。这些事特别有意义，能让你很好地融入城市。这真是老同志的智慧，说得我都蠢蠢欲动。那要加入志愿者组织，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离家近。如果你非要每个星期穿越五十公里做善事，那也挺好，但是你要能够坚持。如果你可以就近做一件事，本身就很好，而且它能给你职场以外的归属感，带着这种归属感回到职场，你的自信会不一样。张立宪：还有什么办法？脱不花：还有就是加入兴趣小组。我们有一个姑娘，从山东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得到。她来北京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有离开过公司和家，室友也是同事。后来她找到一群年轻人，一起跳街舞，既锻炼了身体，又认识一堆朋友，还可以在组织里获得极大放松，等再回到公司，整个人就感觉“打开”了。张立宪：人在公司里不可能完全放开自己，得扮演好某个角色。另一方面，年轻人怎么能够达到饱满、绽放的状态？我以前特别羡慕，想着终于有一代年轻人处在温饱无忧的时代。我小时候，整天看什么都是充满渴望的眼神，是强大的饥饿记忆，现在终于有从小就生活在富足中的年轻人，没想到他们也有他们要面临的问题。不靠加班来渡过难关脱不花：有朋友问，年轻人做好本职工作，业绩不差，按时下班，下班非必要不回邮件，六哥怎么看？张立宪：首先，读库要求员工不加班，如果你长时间加班，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公司安排不当；第二，你的能力不足。其次，我们也没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在工作时间之外要求必须回复，你完全可以不回。原则上，大家十点上班，六点下班，如果你十一点来，也不会扣你的钱，或者看你不顺眼，你下午早点走也没关系。有朋友问，为什么不能向公司提出要加班费？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劳动法》规定要上八小时班，但我们不要求大家坐够八小时，因为不可能。你能在上班时间专心致志地工作四小时，手上的活儿就足以干好。如果你平时没有满负荷运转，公司也给你留出了这样的冗余，偶尔加班你还要加班费，这对公司是不公平的。脱不花：而且像读库这样的公司，绝大多数是弹性上班制。有时候你早退，公司也没有扣钱，不能把跟公司的关系搞得那么清楚，因为本身就计较不清楚。张立宪：从情理上说，公司毕竟处于强者的位置，最好是能够替员工多着想。2021年的“三八”妇女节正好是星期一，法律规定女同事可以放半天假，我当时就想，这半天特没劲，刚到办公室，公司就说下午不用来上班。于是我们提前几天告诉大家，女同事下周一整天都不用来，这样正好可以连续安排放三天假。何必再上那半天班呢？这份工作的本质不是“日工”，不是朝九晚五、必须打卡。你早来一会儿，晚走一会儿，都没有关系。脱不花：所以最重要的是对目标有共识。我面试时，会看应聘者的眼睛里有没有光，倒不见得是对这份工作，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件事能够让他的眼睛瞬间发亮。有的年轻人，一说到某件事，眼睛就跟打了光似的，他有自己内心的欲望，能够自我驱动。张立宪：那时候他就进入一种状态：万物皆备于我。公司所有的资源都可以为他所用。脱不花：而有的人聊一个小时都灰头土脸的，什么事都不能让他兴奋起来。张立宪：现在的年轻人被摩擦的次数太多，就会努力掩饰，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因为就算在乎，最后还是会被打脸。这种态度不利于职场。年轻人应该早早离开摩擦你的人，但对于在乎你的人，也要拿出很在乎对方的态度才行。脱不花：有人说，六哥现在有足够的安全感，所以要求员工不加班，那最艰难的那些年也不加班吗？张立宪：当然，最艰难的时候也不会靠加班来渡过难关。脱不花：我经常跟年轻人说，你们都是学霸，特别擅长答卷，但没有人再发卷子了，作为成年人，得自己干事。他们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就需要成长。张立宪：通常有三种能力的年轻人，第一种就是答卷高手，给一项任务，他能完成得很好，比如今天晚上跟脱不花老师做一场直播，他安排得非常周到；第二种是，他能给你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他会主动说，六哥，能不能你去邀请脱不花老师，因为这样能体现对脱不花老师的尊重；还有一种是，他会说，六哥，我们下周四能不能和脱不花老师做一场直播？整个公司都围绕他的提议为他服务。慢慢的，这三种人的成长路径会不一样。有人说，不是每个年轻人都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进入职场几年，没有成长又无力改变，该怎么办？我跟同事是这么说的，编了几本书，做得也不难看，还能得到一份收入，可以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可是除了这些，你付出的是什么？是青春年华。别说读库，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也买不回你这几年，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几年过得值不值。这种值不值，不能用薪水来衡量，比如读库给你年薪三十万，另外一家公司给你十三万，如果那家公司让你觉得有价值，宁肯选择它。当然，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年轻人需要为解决温饱不得不从事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我们都会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卑微地活着，但是你要记住你的目标，要知道这不过是往那儿走的几个小坎而已，一旦有条件，一脚把它踢开就行了。脱不花：大家也不必那么委屈自己，如果对现状不满意，就投一下简历。张立宪：我也看到一种说法，说员工进入一家公司之后，就整天想着能不能离开，老板也想着能不能把他炒掉，去找更好的。脱不花：只要公司在发展，老板每天都会招人，也需要被现实打耳光——就你这点钱，没人来，就哥们儿愿意给你干，你对哥们儿好点儿。时间一长，也就教育好了。员工也一样，如果给想去的公司都投了简历，可是没人约你面试，那你心里得有数，看待眼前这份工作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张立宪：就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也不妨碍你每天畅想，离开它，我能不能活得更好？人的大脑是拦不住的，你也千万别拦着自己。建立基本的职场共识脱不花：我很早就开始看六哥的博客，看你写的“老男人局”，那时候刚从山东来到北京，特别羡慕，跟今天想象另外一家公司是一样的，是想象另外一种生活。我第一次见六哥，就有种“我也有今天”的感觉，是六哥发生了改变，还是我发生了改变？都不是。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不用想怎么接近那个圈子，干好自己的事就行。张立宪：人的长大，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你对一件事充满美好的想象，接触之后，发现没有那么美好，或者接触它之前，你已经把虚幻的想象剥掉，有了强大的重新建设的过程，这时再回望自己当年对它的情感，可能更坚实。脱不花：我跟六哥认识之后，并没有祛魅，而是看到更闪亮的人格。另外一方面，这是一种激励，干好一件事，很多愿望都会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实现。张立宪：说到激励，我和同事管它叫“建立基本的职场共识”。它不是指按时上班，给别人什么交代，而是指对评估和验收有基本的共识。评估一件事，肯定会有分歧，但是更应该有基本的共识：这件事对品牌、机构有没有价值？价值是正向还是负向？事情做完，要验收它是否合格，是否达到预期。最怕的是，你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好翻天，对方觉得不过如此，如果发生这种分歧，想都不要想，赶快分开。脱不花：我们经常说这人“味儿不对”，其实往往是指大家对“终极”的想象不一样。张立宪：你对好的标准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应该有非常清晰的把握，哪怕它暂时实现不了。这样就有可以比较、比对的目标。把情绪和事实分开脱不花：很多年轻人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不是过去能遇到的。七零后小时候是自己上下学，我八九岁时，被学校的大孩子堵在路边抢零花钱，那时候就知道，有两块钱不要嘚瑟，那是我受到的最早的社会化教育。现在的小朋友，十八岁了还要家长送去大学报到，还是妈妈去铺床，社会化进程比我们晚。很多不适应职场的年轻人，也不是不能适应，而是会比较晚。张立宪：或者他本来就不愿意适应？陈晓卿老师说，他跟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事提要求，同事说，你别提这些，我还是个孩子。这无可厚非，没有人规定三十多岁就必须独当一面。脱不花：我听一个大厂的高管说，他那儿很多人都是宝宝。那些年轻人一毕业就进入大厂，获得比同龄人高很多的收入和地位，不能接受被挑战、被否决、被漠视，如果被质疑，他们就受不了，会崩溃。后来那个高管反思，给年轻人那么高的起点，到底是对还是错？大厂不可能永远是大厂，大家也不可能永远是宝宝，每个人都会经历被挑战、被否决、被漠视，只是早来晚来的区别而已。你在什么时候承受这一切？你有没有受过这种训练？张立宪：是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种牛痘，越早免疫，越早被摩擦越好？现在还有的年轻人，在公司受了委屈之后不跟你争辩，他吐槽到网上去，让社会大众替他收拾你。在过去，别管他是委屈地接受，还是暗自嘀咕几句，这场风波很快就会平息，现在他不说，而是让别人来围剿你。你的PUA有没有被你们的年轻人引来各种舆情大军？脱不花：我都是赶在别人爆料之前“自爆”。我没有看过六哥带年轻人工作，你严格吗？会训人吗？张立宪：训得比较少。我刚刚工作的时候是在报社，整天接受的全是这种蹂躏。同样的新闻事件，你这样写，另外一家报社那样写，第二天一早，几家报社报道同一件事，评报的马上会说，我都怀疑这个记者有没有上过大学；堂堂大报被人家隔壁报纸弄成这样，不丢人吗？全是这种词。那时候就是这样被打击的，一天被机关枪横着、竖着扫射好几百分钟。我曾经也以为可以这样跟年轻人接触，后来发现不行。据说《三联生活周刊》的前任主编朱伟老师，当年直接把稿子扔到地上，记者还得弯腰捡。现在如果年轻人把这样的职场情景拍成视频发到网上，这个老板就甭活了。于是这就形成一种不对等的局面，貌似是老板和年轻人不对等，其实是年轻人扩散了事态。如果只是两个人，别管用的是非常残暴的还是其他什么方式，都好办，就怕引入场外因素。我很少向年轻人发火，因为我自己受过这方面的教育，要把情绪和事实分开。如果对方不是和你平起平坐的人，他只会记住你的情绪，会被吓得战战兢兢，忘了你说的是什么，也不可能形成良好沟通，所以我会尽量出乎他的意料，他认为我会发火，可我偏偏不发，尽量用比较柔和、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沟通。作为老板，把员工弄得束手束脚垂头丧气，干活也没了心气，最终吃亏的不还是自己的公司嘛。脱不花：我有时候说话非常难听，比如讲设计师的这个方案像“小寡妇上坟”，其实是一件喜事被设计成过于清淡的样子。他们会开玩笑说，花姐，我们对殡葬文化没有你那么熟。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能停在那儿，得给一个他能信服的方案。张立宪：点拨比骂更重要。我还注意到一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职场环境，尽量不要示众，把年轻人关在小黑屋里，你怎么批评都行，但是你当着一堆人，非要把他怎么样，那是践踏人格，不是业务探讨。脱不花：人的心力资源有限，皮质醇每天能承受的量就那么多，你把他吊打之后，他能承受的量就爆了，导致他更不能修正自己，因为所有的精力都已被占用。张立宪：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的环境非常粗鄙，大家都争着抢着比着，看谁说的话更难听，更能践踏对方的尊严，即使是家长、爱人、老师、同学，都一样。大家以把对方吓得心灵都在颤抖为最高目标，可有什么用呢？我就想，坚决不能让自己再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当年吃过的苦，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再受。脱不花：这样的事，不光老板要干，父母也得干。父母不让孩子做决定，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有目标感。我不是教育专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觉得确实可以让孩子多做决定，多承受决定带来的后果。张立宪：在读库年会的时候，陈晓楠老师说，更年长那一辈欧美国家的完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育儿经验，不会让孩子受任何伤害，可是当父母不会犯错时，所有错误就转到孩子身上，等他们长大后，面对不完美的环境，无所适从，反倒不如在沟通中有很多问题的父母。我被骂了一顿，就会想，不能像爸爸那样说话。父母成了反面教材，反而有正向作用。我听了之后特别受启发，做家长、老板，不用那么完美。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我给否定她的次数设了限——一天最多对孩子说两次“不”。大部分的事都听她的，她要喝可乐，喝吧，她要吃薯条，吃吧。如果孩子一天提十个要求，你全都否定，会导致她撒谎，有什么愿望也不跟你说，等孩子稍微有点自主权，就不会征求你的意见。脱不花：心理学上有个词叫“习得性无助”，经常被否定的孩子或者员工，就会进入这种状态。很多老一辈的企业家像超人一样，但是没有接班人，没有搭档，身边所有的人都习得性无助，反正干什么都是错的。应聘的选择是双向的张立宪：我现在在想，作为老板，能不能把团队营造成让员工高高兴兴地说是，大大方方地说不？当他说不，不用担心受惩罚，或者被辞退，即使被辞退，也是高高兴兴的，日后还能在一起喝酒、聊天。脱不花：六哥说的其实很难。在得到、读库这样的公司，如果老板愿意，这种氛围也许能出现，因为大家拿手艺说话。年轻人如果要选工作，可以看老板能不能是你的师父，我说的老板是广义的，他可能就是一个部门经理。有的老板是小官僚，他会说你不行，但不知道怎么才能行，很多大公司就有这种专业官僚，你学不到什么东西。有的人脾气不好，是暴君，可是出的活儿好，你被他骂了一顿，在洗手间哭得出不来，却还是服气。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消化责骂，只要是有上进心的年轻人，都能分清。张立宪：所以应聘时，员工也在面试老板。你现在还参加面试吗？脱不花：我会面试其中一部分员工，有时候也会问对方，有什么问题要问我？这能反映候选人有没有脑子，职业化好到什么程度。有的孩子没有准备，白白浪费掉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你不能心眼那么实，问你问题，就是真的问问题，其实也是展示你自己。张立宪：我喜欢对自己的权益有强烈主张的年轻人。好的公司不用牺牲员工权益，也不用员工逆来顺受、舍己为人。我一再跟年轻人举例，比如今天脱不花老师来读库，进门的时候正好碰到，花姐对你说，年轻人帮忙去给我买杯咖啡。你就花了三十块钱买咖啡，但当时着急，也没有开票，那这三十块钱让年轻人自己承担吗？绝对不允许。你就直接跟财务说，财务不能有任何质疑，要给你报账，这是你的权益。脱不花：而且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简单。张立宪：年轻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反倒能够在公司把事做好，如果做什么都像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挺让人害怕的。脱不花：有人问，如果只是图生存的面试者，怎么符合面试官的要求？张立宪：如果只是图生存，在前几轮面试时就会被刷掉。你拿千篇一律的简历投一万家公司，哪家通知你，你就去草草地面试，这样效率很低。脱不花：很多年轻人为了保护自己，表现得不在乎、玩世不恭。要表现得认真很难，认真是很高级的。张立宪：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认真不起，只能用无所谓、玩世不恭来掩饰无能，提前给自己找台阶下。脱不花：我曾经面试过一个教育背景特别好的学霸，前两轮的面试结果都不错，同事写评语说，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就是有点玩世不恭，没有研究、下载过得到App。不是说来面试就必须是用户，这根本不加分，可是你已经准备要到一个专业的岗位，了解是应该的。我顺口问了一句，上次面试之后，你用得到App了吗？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我？他说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下载。这件事本身不减分，只是他表现出的提前自我保护的态度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后来我跟同事说，我不确定我们有能力帮助他重新建立面对事情认真得起的态度，所以我对面试结果持保留意见，但看着又有点心疼，因为可以想象他经历过什么，才会先把刺支棱起来，表现出“这样你们就不能伤害我”的样子。张立宪：认真准备、对待一件事情，这非常可贵，职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人。我跟同事说，良好的工作关系和良好的朋友关系不是一回事，也许某个人在生活中可以跟你成为很好的朋友，洒脱、颓废、有魅力，生活中的我有时特别灰暗，也不喜欢那种积极向上的人格，但是工作中就得有工作状态。脱不花：大家还是必须要有职场共识。张立宪：像读库这种小作坊起家的，原来都是朋友，甚至是像亲戚一样，慢慢地要尽量往后退一步，从朋友关系转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脱不花：得到也是从小作坊开始的，所以我习惯于把手伸得特别长，经常会“起来，我给你弄，看姐的”，觉得是替人家解决问题。然而在这一两年，我发现这种工作习惯会给整个团队造成损害：第一，导致下面的管理层进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第二，完全打乱了年轻人的节奏，让他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这样一指挥，年轻人的上级也没法干活，所以我干脆把手绑起来，不管了。我想说的是，年轻人一定要相信，如果你进了一个大差不差的公司，管理者本身也在学习，你可以给他点时间。张立宪：读库是从三五个人的小作坊，到三五十个人，再到六七十个人，从管理学上来说，三十五个人以上的团队最难管，超过一百人，有层级了反倒容易。我也确实在努力学习，把这个小而全的团队、公司做好。我从俄乌战争学到一个军事术语，叫BTG，营级作战单位。不管投入几十万人也好，装甲洪流也好，最好是能够拆解成独立的、强悍的小作战单位。这些作战单位享有极大的权限、调动资源的自由，也有最大的责任。把活儿干好，荣耀是你的，干不好，丢人也是你的。有的公司只有一个正处级岗位，争不上就算失败，或者一年只能挣一百万，你分了八十万，其他人就只能分二十万。甭管得到还是读库，都不是这样，干得好，一百万会变成二百万、三百万；这个战斗小组做得好，完全可以超过另外的战斗小组，不是只有一个正处级的概念。读库可以生长出很多个BTG，这是我们的系统优势，可以让大家相对自由、野蛮地生长。当然公司需要花时间、有耐心，等一个个战斗小组的战斗力形成，最后变成高价值作战资产。脱不花：有朋友曾经说，有一种能力对所有人都公平，而且零成本，就是积极主动。要让很多战斗小组迅速成长，那在这种环境里，你就要稍微主动一点。张立宪：如果这家公司给不了你成长空间，早点离开，如果给了，你却不能胜任，把它浪费掉不就很可惜吗？职场上的三十五岁陷阱脱不花：最近在职场上特别流行一种说法，叫三十五岁陷阱。它指的是在招聘时，三十五岁的不要，也有一些公司裁员，三十五岁的是第一波。对于读库来说，或者对编辑来说，有三十五岁陷阱吗？或者说有年龄限制吗？张立宪：相对来说，出版行业会好一些，我们不是吃青春饭的，甚至越老越值钱。我曾经在很随机的环境里问，愿意让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还从事你所在行业的人，请举手。结果举手的没有几个。这说明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心灰意冷，能逃就逃。我没有办法替孩子做主，但如果在未来，她真的在出版社做编辑，至少我内心并不遗憾。出版行业确实寂寞、清贫一点儿，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书的品种越来越少，整个行业的营业额也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即使这样，我也仍然认为它是越老越值钱的行业，因为时间、经验的积累很重要。它是脑子权重占比很大的行业，有的编辑到六十岁也干不好，如果真是熬年头，也就没劲了，它得有灵光一现，靠灵感的部分，也得靠非常严格的职业训练、积累。脱不花：如果一个人今年已经三十八岁，之前没有干过编辑，那他需要什么样的特质？张立宪：编辑不是只看稿子，那是外化的动作，其职业内核是对信息的筛选和加工、发现和呈现。有的人从来没有干过编辑，甚至不知道书长什么样，但他具备在信息场中迅速归纳、提炼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并且可以把信息有说服力、感染力地传输给更多人，那他就是一个好编辑。这样的人，出版业求之不得。编辑零基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信息加工能力，或者是没有说服力、感染力、传播力。有的人大字不识，一说话谁都爱听；有的人读完博士，一开口所有人都恨不得按快进键。脱不花：媒体讨论问题，可以归类、标签化，但个体还是应该从具体的问题出发。张立宪：刚才您说三十五岁，我忽然想到一个话题：年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二十八岁的人不像二十八岁，如果生理年龄和智识年龄相称，别说三十五岁，八十八岁仍然能找到工作。遗憾的是，很多人二十八岁时不像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就晚了。脱不花：心智和成熟度不匹配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人问，信息加工和筛选的能力应该怎么提高？张立宪：这是读四年大学都不一定能够提高的能力，如果今天看一场直播就掌握了，我们得收好多好多钱，真不是靠听几句金句就幡然醒悟、茅塞顿开的。他们年轻时犯过的那些错脱不花：您有没有说得出口的，年轻时犯过的特别蠢的错？张立宪：我犯的是属于青春期特有的错误：虚荣、做作、矫情、玩世不恭，就是一种矜持秀，你不搭理我，我还不稀罕你呢。但是慢慢就会发现，这种意气之争、脸面之争没什么意思。年轻的时候没有更好地照顾需求方，整天想的就是怎么实现我的梦想，怎么发挥我的才能。幸亏后来做读库，逼着我不得不想读者、时代、社会、市场需要什么，如果还在原来那种铁饭碗的行业里，我也许还是一个高度自我的人。这个时代真的挺滑稽。今年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不是很好，而当年大学毕业想不工作都不行，现在说起来都有点凡尔赛。那会儿有“四大枷锁”压在身上——户口、职称、干部身份、事业编制，如果你是国家干部，简直不得了，找对象都不一样，单位发的福利也不一样，而事业编制把人死死地焊住，一个部门，正处级干部有一个名额，副处级有两个，十几个人像狼狗一样争那三块肉，吃相都很难看，并且你不自觉地会成为别人的敌人。可惜的是，我们这代人努力挣脱的“四大枷锁”，现在的年轻人求之不得。脱不花：有人问，年轻人拼命挤到体制内工作，六哥怎么看？张立宪：我只能说，你要想清楚，任何东西都有代价，它的代价是不是你能承受的？你不可能又占着它的好处，又不愿意承受代价。这个世界上到哪儿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事。脱不花：只要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就行，不要说，我没有想过，那肯定就怎么都不合适。我刚工作的时候犯过一个错误，那会儿才二十出头，有机会给一家非常大的企业报方案，争取拿下一单生意。那天我紧张得不行，不过那时年轻，记忆力好，就像背课文一样把方案背给在场的人听，声音响亮、情绪亢奋。背完之后，甲方肯定要问问题，当时因为我太小，大家还是有怜悯之心，很多人不是评判，而是了解情况。那天每一个问号结尾的句子都是挑战，每一个问题我都做出回答，如果有人敢问三分钟，我就能用十分钟回他，特别雄辩，滔滔不绝。最后，主持人说会议结束，我就站在门口送领导。每个领导走到门口都跟我握手说，年轻人，你的表达能力真好。直到现在，那都依然是一个噩梦。我完全错了，但是在那之前，我真的像李逵一样，宣花板斧，什么都抡起，什么都忘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纳西姆·塔勒布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想赢，一种想赢得辩论。可能正是因为太没有自信，我才那么在乎自己的正确。一个人能够接受别人的挑战、否决，其实是成熟的标志。张立宪：我是年轻编辑的时候也这样，尤其是和德高望重的，内心当作神一样对待的老先生打交道时，也有非常不得体的表现，总希望人家说，这个年轻人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想法深刻等等。其实，人家内心并没有那么在乎你，或者你说的不过尔尔。我经常无地自容地想起当年轻狂、貌似叛逆的表达。然而现在，我和作者、合作方相处得会比较好，不仅仅是倾诉者、表现者，更是欣赏者、倾听者。我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把想做的事做得更好。脱不花：我曾经看到一句话，五十岁之前，每天都忧心忡忡，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五十岁以后才发现，其实没人看我。我和六哥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越早把它扔掉，成长就越早发生。张立宪：年轻人可以犯错、出丑、丢人，你所处的系统、社会，会相对宽容，大家都相信你能变好，但是过了某个年龄，你还这样做，别人就会在心里把你拉黑，没有机会让别人再相信你了。脱不花：这确实比较残酷。跟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说不行，没有顾虑，可是到三十五岁，就不太好意思。全世界都知道你不行，可是没有人会告诉你。张立宪：很多人生活在自我认知障碍中，他心目中的自己和别人心目中的他有巨大反差，并且反差大到他已经不能很好地工作，也不能很好地和别人合作。二十五岁可以原谅，三十五岁真不可原谅。脱不花：我相信马上会有关于这种认知失调的问题，我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别人不说，怎么办？张立宪：一个人能够让其他人放下心理负担说实话，很了不起。很多人脆弱、虚弱到别人不忍心对他说实话。一个公司好就好在，能让人高高兴兴地说是，也能让人高高兴兴地说不。人也是一样，要能够让人开心地夸你，也能够放心地批评你。具备这种能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脱不花：越来越多的职场高管把“皮实”两个字加入企业文化里。别那么脆弱、玻璃心，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反馈，我翻译一下，就是要真诚，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张立宪：人越皮实，越能够让别人畅所欲言地说实话，人也随之更强大。就像我们从来不怕跟罗胖开玩笑，而很多像罗胖这样的大叔已经开不得玩笑，只能哄着他开心。年轻人也是这样，爸妈已经不敢说你，有时候别人说两句，能听进去就听进去。脱不花：挨骂、挨批评肯定不痛快，但是能不能真诚地对自己说，这个意见能不能听一听？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你就能始终处于自我发展当中。“你去上个班就好了”脱不花：我跟你说一个罗胖的八卦，他今年五十岁，报名参加了钢琴学习班。张立宪：他是要等女儿出嫁，哭着弹钢琴吗？脱不花：他报班就是被“暴打”的过程，因为普通的班级不接收他。报名处的人说，隔壁有中老年钢琴班，于是他就满腹委屈地去跟一群阿姨学钢琴。我原以为他抱有特定目的，或者受了什么刺激，就问他为什么要学。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用理性知识认识世界，从来没有用感受系统去感受过绘画、音乐和美。我们俩经常一起吃午饭，有天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他。原来，有两天他去健身，三天去弹琴，这发生在一个五十岁老男人身上，还挺难得的。张立宪：在老家，我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以前他让我练字，我万般抗拒，所以字写得特别难看。后来父亲走了，我经常产生一个念头——是不是应该练练字？等我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就可以写给他看。人会做一些看起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这样挺好的。我能理解罗胖的想法，并且知道他真有这种毅力。他每天早上为用户发六十秒语音，刚性兑付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其中至少有两年是闰年，那就是三千六百五十二天。脱不花：我也问过他，十年到了，你还会接着往下干吗？他说不会，说十年就是十年。那不会感到失落吗？他说，我肯定会再想出一件事来干。虽然他已经是老男人，但我很欣赏这种年轻的劲儿，如果有什么想法，就去干。张立宪：罗胖这种人，五十岁来读库应聘，或者去任何一个大厂，绝对没有问题，就算别的什么也不干，每天六十秒，十年扛下来，对他自己而言也是多么大的收获。脱不花：年轻人进入职场，最宝贵的就是行动力，刚性兑付能力。干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困难，不过没关系，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人说，五十岁年龄不大，是的，在今天真不算大。张立宪：我们这一代，会拥有跟父辈、祖辈不一样的五十岁，我小时候见过河北农村的五十岁男性，很多都已经去世了。我们要对得起科技发达、经济进步，以及人民生活、健康质量切实提高的现在。脱不花：人只有到了中年才会有这种感觉。我想说的是，年轻人容易低估自己的年龄，二十二岁进入职场，可不是只有二三十年的职场生涯，很有可能要应付五十年，甚至六十年。张立宪：到2021年，读库做了十五年，我过去想的是再做十五年，干到六十六岁退休，但我这种贱脾气不可能闲下来，还得干活，读库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1991年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三十年，也许还能再干三十年？很多年轻人才刚刚起个头，不要就跟天塌下来了一样。脱不花：所以职场规划至少要做到七十岁，如果你刚进入职场，不必太着急看结果，因为今天的结果，都只是开头，根本还没到中场。很多人说三十五岁焦虑，其实没有必要。张立宪：有人问，你们的身体怎么比年轻人还好？你们没有压力吗？我也年轻过，不得不说年轻时太会挥霍，只有到了我这个年龄，才能有一点严格的自律，并且从中获得更大的快乐。脱不花：很多人说，你疯了吗？干到七十岁，不享受生活吗？张立宪：其实编辑没有下班时间。读库不要求大家朝九晚五，也从来没有打卡，但这不意味着只有八小时或五小时工作制，可能你晚上做梦都想着怎么把书编好。坐地铁看标牌，你就想着这种色彩搭配能不能用到书封里；带孩子看童书，你就琢磨其中的语言组合在编成人书时是否用得到。这是人类最大的优点，李世石吃碗米饭就可以下一盘棋，而AlphaGo下一盘棋要一兆瓦能量，相当于五万个李世石所消耗的。各种异想天开、石破天惊的想法，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快乐、资本，你看，一碗米饭就够。脱不花：能力和心智成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我经常放假在家觉得不舒服，我老公就说，你去上个班就好了。确实如此，周围的同事都是你喜欢的人，你费了那么多努力才加入如此理想的工作环境。张立宪：有朋友说，工作和生活是不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事业成功。当然如此，我们的生活过得格外丰富多彩。脱不花：不喜欢编辑这份工作的人，要看一百种纸才知道怎么印刘勃老师的书，非常痛苦，但对于六哥来说，这件事爽得不行，是手艺人的幸福，而且跟生活毫不对立。张立宪：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身在此岸，心在彼岸——对眼前的一切都不满意，要努力挣脱，进入理想状态。这是青春必须有的一种突破的生命力，也是人的驱动力所在，等到了一定程度，此岸就是彼岸，身心合一。脱不花：得到每个月都要给新员工培训，有一次我跟他们讲，我非常讨厌三十岁以前的自己，因为所有的想象、表现都没法看。三十岁以后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好，也不是坏，是不一样，所以大家不用着急，不用做非此即彼的判断。张立宪：整个社会有一种不怀好意，对青春无限谄媚，或者说惯坏了青春期的人，有青春就有一切。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我的青春期，也不认为青春就美好到无敌。脱不花：大部分六零、七零后的朋友，对自己的青春期都不满意，那时候觉得拧巴是痛苦、深邃，现在回头一看，太蠢了。张立宪：那时候泯然众人矣，总以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悲剧感。脱不花：那种表演欲很可怕。张立宪：刚才说了在面试时让你眼前一亮的年轻人，那什么样的员工离职，你会特别舍不得？或者什么样的人走了之后，有时间你也要跟他喝杯酒？脱不花：这样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在离职时，我会跟人力资源部的同事说，盯着他，半年找他一次。他身上有一种特质叫旺盛的好奇心，每次看到他都是一个新人，总有新鲜事告诉你，这样的人能干成一切事情。另外一类是特别能操心的人。读库肯定也有这种小伙伴，倒不见得他有过人的、冒泡的才华，但是他有横向联络、把事情兜起来的能力。这种人走一个损失太大，因为兜底的能力是培养不出来的，是一种特质、天赋。张立宪：从罗辑思维到得到，你们干了十年，身体都很健康，假如有一天你们干不动了，能描绘一下那时候的得到是什么样吗？脱不花：那时候肯定会有干得动的人来干。我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的控制欲，不能说，这是我的孩子，它得按照既定路线发展，谁干谁决定。创业时，我跟罗胖有一个约定，比如某天我出门碰到车祸，我的孩子能不能继承公司股权？按照《公司法》，能继承，但是按照我们的约定，不能，永远要把利益留给未来在干这件事、决定它命运的人。得到还有一位合伙人叫快刀，您也认识，我们仨人之间有另外一个约定，如果其中两个看另外一个不顺眼，那他必须离开，要把利益留给另外两个人，让他们继续好好干。公司也好，品牌也好，都有自己的生命。某个阶段它跟我绑在一起，现在这个阶段读库跟您绑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有限，而它还要走很远很远，要让它按照自己的命运发展。张立宪：我现在也努力让读库滋生更多BTG，更多强悍的营级战斗小组，未来他们能成长为新的参天大树，那会儿我老老实实闭嘴就好。脱不花：那天看到东东枪给读库App上线一百天写了一首歌，特别想在这里请六哥给大家读一下。张立宪：河流解冻，候鸟回程心里多少不安，世上多少确定难免迷茫，难免慌恐予我满目狼藉，报以朗朗歌声将有骤雨，将有微风该相逢的相逢，该相拥的相拥是我之忧吗，是我之幸做一束安静的光，亮在暗夜虚空谁说人间尽耳聋，才不信一切都是无用功就算是少有人懂吧，也总会有些美好的事情在发生料必有君与我同，不必把那字字句句行行看轻明白哪怕微不足道，也总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在发生让我来好好唱首歌，我知道你一定会好好听就是这样地简单，总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在发生脱不花：总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在发生。再见。张立宪：各位，再见。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读库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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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旅行，我们拥有的多是轻松、愉快的回忆。很少有人会像土摩托一样，把“出门找虐”当作旅行的一大目的。可正是因为这异于常人的目的地选择标准，土摩托得以看见那些未曾被人见到的风光：保留着原始植被的安第斯山脉，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小岛，人人扛枪的北极小镇……疫情几年，我们难以亲历世界的大好风光。在这个无法自由出行的当下，老六邀请到行走过八十八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民间的叛逆》一书作者土摩托，来为大家分享旅行中的奇闻轶事。海地、津巴布韦、巴布内亚、新几内亚、委内瑞拉、土耳其、格陵兰岛……土老师的脚步横跨大半个地球，看遍名山大川，经历过生死时刻。于他而言，旅行不是度假，是冒险，是奇遇，是科学探索，更是求得新知的手段。这两期读库立体声，早前已在读库App陆续上线，在此集合放送，跟随土摩托老师一同领略“在路上”的魅力。02:23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并非物理学的革命时代，多数做物理的人终其一生也很难有机会做出真正具有持久价值的原创性贡献。”无论童年或成年的卢昌海与爱因斯坦有多大的相似性，成就或者性格的差异有多么巨大，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所处的并非爱因斯坦的时代。这是没法选择，也没法改变的。考，还是不考？1993年11月，复旦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卢昌海得到通知，“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初试即将举行。考试由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学院三校联合命题，计划在复旦大学招录六名研究生。一经录取，美方将提供全额奖学金。这场考试的渊源颇为不凡，之所以能在这个时间举行，也经历了不少波折。“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由李政道先生发起，最早于1980年正式实施，当年即有一百二十六人通过考试并赴美留学。实际上，这个项目是一个仅存于中美高校之间、独立于正常录取程序的特殊选拔渠道：通过物理专业课笔试和英语面试的学生，可以免除托福和GRE的考试要求。而且，经李政道先生的大力斡旋，美方高校承诺提供学生的教育和生活费用。包括1979年十八名试录取学生在内，截至1988年，这个项目共为九百一十五名学生提供了赴北美留学的机会，参与合作的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有九十五所，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九十七所。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知名学者文小刚、谢心澄、汤超、张千帆，以及1号店创始人于刚、搜狐创始人张朝阳。1989年，中美科技交流中断，项目被迫终止，直到四年后才恢复，而且只能说是略有恢复。因各方面规模大大缩小，重新开办的考试被称为“Mini-CUSPEA”。卢昌海赶上的就是恢复后的第一届：国内仅有复旦大学一所高校，国外仅有纽约三所大学参与。按常理推想，卢昌海应该为这样的机会感到兴奋才对。那是1993年底，距离九二南巡讲话已经一年有余，“出国热”正席卷全国高校——大约就在卢昌海得到通知的同时，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在北京成立，可见当时形势之一斑。另一方面，此次参与招生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非常强，正是很多学子心中的物理圣地。而说到物理学习，整个复旦大学物理系又有哪位学生能比卢昌海更有优势呢？早在两年前的一次活动上，才刚上大一的卢昌海就已经在心中立下抱负。当时，身为“李政道奖学金”获得者，他得以参加丁肇中教授的座谈会。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他没有盲目崇拜面前的权威：因为丁肇中说自己“五分钟之内就从理论物理转向了实验物理”，卢昌海对他印象不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丁肇中的观点“多少引起了爱好理论的同学（包括我自己）的不赞同”。看法本身姑且不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卢昌海已经明确认定自己“爱好”的研究方向：理论物理。只有爱好，是无法支撑爱好的，好在除了感情之外，卢昌海还有别的东西作为后盾。大一下学期的一次系内研讨让他无意间显露了实力。那个量子力学讨论班本来主要是面向大三学生的，但卢昌海决定参加。讨论班的学长说是大三，其实只比卢昌海高一届，他是1990级，人家是1989级。但从课程学习上来说，确实是大三和大一的差别。卢昌海这一级虽然是1990年考入复旦，但开始文化课学习之前，他们被拉到大连陆军学院参加了一整年的军训。只比他们早一年的1989级并无如此待遇，所以就造成了这种错位。所谓讨论班，就是老师给出若干与量子力学发展史有关的课题，让学生们挑自己感兴趣的，花两三周的时间分头准备，然后在讨论班上做公开汇报。五个可选的课题分别是：普朗克黑体辐射理论、玻尔原子理论、海森堡矩阵力学、薛定谔波动力学、自旋与不相容原理。卢昌海很喜欢科学史，这应该是他愿意参加研讨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之所以选择海森堡矩阵力学，是因为他知道，其他课题在国内已经多有讨论，而矩阵力学这个陌生的课题，虽然查找资料会有困难，但自己的努力“不至于完全重复国内作者早已完成的工作”——或许应该强调一句，对自己抱有如此要求的卢昌海只是进入大学还不到一年的新生。他当然知道如此选择意味着什么，但他的算盘是，这正好可以锻炼自己处理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为研讨会做准备的过程他应该感到满足，当时他主要参考的是两种一流的物理学史专著，都是英文，都是超过三百页的大部头。三周之后，1992年6月2日，第一次讨论会举行。没想到差点取消。因为大三的几位同学准备不够充分，他们就商量着要取消这次活动。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卢昌海说自己准备了矩阵力学这个课题。于是只有他做了报告。他报告的题目是“矩阵力学的历史发展”，讲了一个多小时，没人提问——用他日记的话说，“看来是讲得太快了”，在座的接近十位学生没怎么听懂。主持讨论的是青年教师金晓峰博士——他四年前刚刚在复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听说当天做报告的学生才上大一，金老师大吃一惊。接下来，在大一和大二之间的暑假过后，卢昌海一一通过考试，如愿免修了所有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在他看来，当时国内的普通物理教材，“大量的内容甚至语言都是从第一本流行的版本开始传抄的，毫无创见，了无新意”。对于国内学术界的风气，他也多有不满之处。这些认识，按理说应该为他想要出国留学埋下伏笔才对。果真如此的话，时隔几年才得以“小范围”重启的中美联合招考，对于专业水准已经在系内一骑绝尘的卢昌海来说，得是多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已经上到大三的卢昌海不想报名。他在当年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顾虑。其一，是因为对杭州、对家人的留恋。他不舍四季风景如画的杭州，不舍夏夜的西瓜和星空，不舍雪后西湖的无边寂静。其二，是因为压在他心头至少已经一年多的那块巨石——上面刻着三个大字：“重整化”。在卢昌海公开发表的日记中，“重整化”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92年4月初。所谓“重整化”，是指量子场论、统计场论等理论中采用的一系列数学方法。打个不太严谨的比方，这种方法就是打在这些理论上的一些补丁，补丁里面要盖住的，是计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数学上表现为无穷大，从而失去物理意义的项，这是一种漏洞。在卢昌海看来，这块补丁太过丑陋，而且似乎并不足以遮掩理论本身的问题：“量子场论（在我看来）与量子力学不同，由于它的深入发展借助于重整化方法，而使人觉得有一种人工斧凿的痕迹。而且即使重整化方法也未能完全消除困难。”问题是，无论在卢昌海眼中是美是丑，这种重整化的方法毕竟可以很好地与实验结果吻合。但卢昌海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努力抓住各种机会，与系里的老师探讨心中的想法。他与金晓峰博士讨论，这位年轻的老师与他观点一致。他向来自加拿大的访问学者请教，对方却认为“场论中并不存在有根本性错误的迹象，尽管从数学上讲还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但这并不足以使人们放弃这套方法。”卢昌海仍然自信，但也不免感叹：“听众对这一报告的数学细节很感兴趣，却没有一个人关心这种相互作用的物理现实性。物理学似乎变成了从数学到数学的游戏。”大三开始的那个秋天，一个周日，卢昌海独自坐在自习室内，当他闭上双眼，心底出现了一个声音：“也许自己应当选择一个别的职业。”此前几年，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将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仿佛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一选择才变得有了意义”，但是现在，他失望地发现，物理学家们关心的不是对作为物理学之本的基础问题的探索，而是纠缠于与现实并没有多少关系的具体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在重整化的框架下作复杂的计算”。卢昌海开始强烈地排斥重整化的方法，无论它和实验吻合得多么完美，在卢昌海眼里，它都是丑陋的。他认同的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狄拉克的的看法，一个数学上优美的理论，比一个单纯与实验吻合但不具备数学美的理论更可信。面对“小范围中美研究生联合招考”，卢昌海的内心活动简直是一种幻灭，一种悲哀，甚至可以称得上悲壮的幻灭。但有人要拉他一把。“别人只会感到更困难”11月中旬，金晓峰博士一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听说了卢昌海的决定。他坚决反对，坚持劝说，两人数次长谈。金老师反复对卢昌海说的，大概有两个意思：我认同你对物理学、对出国的一些看法。但是，你必须参加考试，必须出去。和卢昌海一样，金晓峰也是杭州人。那两天他正好有事要回家，而且已经买好了车票，就对卢昌海说：“你干脆和我一起回杭州一趟，路上也好有个伴。”卢昌海一愣，这应该是想带着他回杭州找他父母一起商量的意思。他不想这样，但也明白老师知道自己没有课业压力——他当时已经免修了全部课程。没法推脱，两人约好第二天一早六点半在金晓峰家中碰头，然后一起去火车站。当晚睡前，卢昌海按照习惯定好闹钟，上紧发条——对他来说，这只是额外一重保险而已，他知道自己肯定能在铃声响起前的片刻醒来。他的生物钟一直比机械钟更可靠。这个近乎特异功能的本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第二天，他在秋意中睁开双眼，发现闹钟没响。从宿舍赶到金晓峰家中，按响门铃之后，黑沉沉的房间内隔了好一会儿才亮灯，等金教授出来，第一句话是：“奇怪，我的闹钟怎么没响呢？”从复旦到火车站，要走中山北路，当时正是内环线高架桥的施工路段。公交车不时堵在路上，卢昌海心平气和，甚至心中窃喜，金教授却如坐针毡。时间虽然紧张，但毕竟还是在发车前赶到了车站。金老师帮卢昌海买了一张站台票，就带着他冲进站内。卢昌海暗自祈祷——如果车厢门口有乘务员，单凭站台票是上不了车的，然而，他们所在的那节车厢恰恰没有乘务员。1993年12月4日，卢昌海参加了初试。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今天的预考将选出12人参加复试，我想通过预考是毫无问题的。”12月17日，复试。这次卢昌海没有那么乐观，他说：“题目的难度颇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实在令人惭愧，在我的物理中毕竟仍有不少破绽。”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我相信别人只会感到更困难，因此通过仍然应该是毫无问题的。”参加复试的，没有大四学生，因为当时整个复旦校园里都没有大四年级。除了卢昌海是大三学生，其余都是物理系的研究生。最终，卢昌海得分第一。在参加英语口语复试后，他被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录取。

在专注力普遍缺失的今天，我们的孩子面临着怎样的阅读困境？而通过阅读，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主编老六与小猿阅读主理人李琳，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谈起，讲述阅读对思维方式、心智成长的影响。为什么要读纸质书？李琳：您创立“读库”的初心，是想要还原一本书原本该有的样子。在您心目当中，书该有的到底是什么样子？张立宪：现代印刷术发明至今已有七百多年，书走入千家万户，滋养了几十亿、几百亿人，大家对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努力去顺应大家对一本书的期待和需求。李琳：您感受到的，大家的期待可能是什么样子？张立宪：在现在这个时代，人要发布自己生产的内容非常容易，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或者拍了一段视频、一张照片，一点击，就可以在网上随便发布。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内容做成书？按照我的理解，书是一种最便宜的奢侈品。一本书交到出版机构之后，它必然要经过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之手，每个人用自己的专业技能、编辑理念，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经验来打磨它。我们会针对它所传递的内容，它的篇幅、质感，为它设计专有的开本，选合适的纸，设置内页，处理文字和图片的关系，实现最后的呈现方式等等。这些都由专业的团队量身定做，最后定价几十块钱把它卖给读者。所以，我说书是最便宜的奢侈品。无论如何，它是定制化的产品，而不是量产的产品。李琳：确实，读一本纸质书，跟读电子书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您做书的角度看，纸质书跟电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张立宪：首先，我们确定一下概念，电子书指书的电子版，而不是指现在这种所谓的富文本，包括视频、音频等各种多媒体方式。我们就说相对窄的概念。一本书其实是把内容固化在纸上。比如这一段它长什么样？是什么字体、字号、行距、间距、天头、地脚。它只要经过编辑的设计之后，就固化在纸上。而电子书的字号是可调的，这一段内容有可能是一大片，也有可能是一小片。对于人来说，方位也是帮助记忆的。纸质书可以架构出空间感，而空间感能帮助人更深刻地记忆书上的内容。一本好的纸质书像一栋建筑，从封面到扉页，相当于有大门、玄关，里头还有各个房间，它营造的这种格局感、空间感都是电子书没有的。阅读如何影响孩子的思维？

4月28日，本周四晚八点，“两家人说一家话——读库2022系列直播”迎来第三场，主编老六将与《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继军一起，进行一场主题名为“今天的文学杂志，明天的文学史”的直播。《收获》作为一本老牌文学杂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出版、发行过程中，见证了哪些历史时刻？作为文学类杂志，它与《读库》这样的社科、非虚构类读物有哪些异同？文学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起到了哪些作用，又承担着怎样的社会责任？这次对谈将在“读库老六”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现已开启扫码预约。我们还将在接下来的三周，于每周四晚八点至十点，为大家带来三场不同主题的线上直播。主编老六将与多位出版传媒领域的老朋友分享洞见，交换智识，深深浅浅地聊聊天，掏掏心窝子，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的春天里，为大家带来一丝丝确定。信息洪流中，有我们相偎相依的身影。本周四晚，我们直播见。直播时间2022年4月28日（周四）20：00-22：00对谈嘉宾王继军

读库App即将迎来上线第一百天，我们整理了已发布内容的数据和反馈，向各位读者及亲友汇报。小伙伴们还创作了一首歌曲，自弹自唱，奉献给各位朋友，风雨交加，也请相信，总还有些美好的事情在发生。2022年1月18日，读库App正式发布，至4月28日，这款App已上线一百天，陪伴您从凛冬时分走向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在这一百天内，读库App和纸质刊物的发出同步上线了《读库2200》《读库2201》《读库2202》，以每一期为单位，在App上呈现全部内容，并根据文章内容，做出特别加料，为您带来更丰富立体、体味更深厚的阅读。已发布两本会员特供的小书，陆续上线二十四篇往期《读库》文章，并仍将继续重现。其中，阅读量最高的前三篇是：《〈盲山〉前的李杨》《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垄断的困境》。之后，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要，优先发布呼声最高的往期内容，还请您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如果您想了解《读库》历年来的文章，可以在首页点击《读库》总目，查看每期的编辑手记及导读。每周定期更新的“老六周报”，是主编老六的专栏，每周一晚八点前在读库App首发。不定期更新的“传达室”栏目，由值班小六向读者汇报近期和读库有关的那些事儿，他们都盼着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伙唠唠。读之外，听当中的读库立体声、读库原声、六进制栏目共发布了五十一期音频节目，最受读者喜爱的是《未来的阅读，与阅读的未来》《美不胜收的冒险》《我们栖身的这座城》，分别是主编老六和王俊煜、梁文道、陈晓卿的对谈。视频栏目共发布一百二十八条，最受读者喜爱的是《谷泉：我们如何与“物”相处》《三千公里外，四个九零后》以及一日一更的《今天》栏目。这些音视频的呈现，算是文字工作者笨拙而勤勉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您的宽容和支持。▼—左右滑动显示更多—在这一百天内，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读者及亲友的反馈和建议。其中被问到最多的是：读库App何时推出iPad版本？请各位放心，技术人员正在开发中，需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正式发布，还请先使用手机版本，我们一起边用边等待。还有很多读者反映音视频的播放卡顿、中断，我们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修复，还请您更新升级版本，可在AppStore、各主流安卓应用商店或读库官网下载安卓版安装包。这一版本里，我们增加了音频断点续播等功能，也集中修复了大家反映较多的音视频播放不流畅、文字及笔记格式偶现错乱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问题。还请您继续容忍和帮助我们，一起把它完善得更好。大家从各个渠道反馈给我们的意见，我们都看见了，也好好记下了，会和开发人员继续改进、优化，真正呈现出电子阅读的美好可能。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们的读者，看看在这一百天里，读库App是怎样与他们相伴走过——余六日：整体体验感不错，听的版块中“立体声”可能是我的最爱；读库App让我最喜欢的是摘抄笔记功能，因为不爱在纸质书上写写画画，这个功能很好的帮助我进行阅读记录，小小的建议，笔记的页面不好关闭，而且有时候会挡着最下面几行字，希望能改善一下。值班小六：余同学，我们收到了你的意见，也修复了这个问题，记得升级更新版看看哈。在听歌呀：最喜欢“老六周报“栏目，像一位兄长每周准时娓娓道来，内容包罗万象，语言简练幽默，偶尔“调侃“小六。值班小六：偶尔调侃，时常敲打，下次小六会在传达室栏目跟大家唠唠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花絮。致真的客厅：喜欢读库App的slogan“读库总在你手中”。最喜欢的栏目是“六进制“，以六为切入点，六部电影、六种综艺、六个故事、六处奇景、六部唱片，还有刚更新的《六兽：租房必备的六样东西》。能真切地感受到小编为了六，硬凑，辛苦啦，哈哈哈。值班小六：某些小六开口就是六条，还能硬凑六十年，不断更不断粮，您放心听，总有新鲜的六进制。读库会员强忠华、小朋友强巍：我是读库2022年的八零后订户，在读完《二十五种营生》、听完《每个人都该写写父亲》的对谈音频后，和家里六岁半的小朋友一起画了五零后爷爷的六种营生。爷爷出生在上海郊区，这里带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属性，爷爷的工作也正是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中不断变换，随手记下，和小朋友一起表达一下对爷爷的情感。值班小六：珍贵的记录和传达，谢谢你们，之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小朋友的画。Rika：我就是海外读者，应该说几年前就想订阅《读库》，但是苦于书籍难以邮寄，今年靠着读库App才终于成为读库读者。纸质书寄到了我父亲的地址，一人买书两人读，或许很快我俩除了无聊的问安，还可以一起聊聊读书感想了。值班小六：真好，希望《读库》不仅仅成为你和父亲交流的方式。宁宇_Ryan：十六年的读库，出了App，赶上了互联网的浪潮，但又不那么“互联”，就有种教会了家里长辈上网，他们把见面时对你讲的故事，能从微信发给你了，温情，舒服。值班小六：感谢，这是真把我们当自己人了，会上网的长辈是特指某老六吗？蜜桃果冻：读库新粉一枚。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推荐读库的书，一搜索发现竟然刚出了App，立马下载购买一年会员服务，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生娃之后有好几年没读书了，只有每天陪孩子看绘本。就这样，又一发不可收拾地入了好多读小库。天津疫情，快递停发。没想到《读库2200》和《读库2201》发了顺丰，很快收到，欣喜。春节期间，六必黑一直陪伴着我，喜欢上了六叔和黑叔。读库于我，书籍于我，是重新打开与世界的新联结。纸质版的文字，App的音频，看完听完皆是充实感、满足感。值班小六：谢谢您，我们会继续更新更多更好的音视频内容。留首务工人员Plato：作者通过App加入了一些类似备注和注释的东西，尤其是图片和说明，就特别方便。有时候看纸质书不清楚的地方，一些盲点可能就糊弄忽略了，毕竟不是严肃读书且不求甚解，求知自觉比较差。但这种互联网方式的解答让我觉得非常可以共同进步，非常感谢那些不吝啬自己知识的朋友们和愿意把资料分享出来的作者。相比于应试语文教育要疯狂揣度作者想法来讲，阅历和知识一致自然才会感同身受，因为这一点，我反而也不那么期待Kindle版本了。这就是自有App的牛逼之处啊。值班小六：感谢读者的支持和喜爱，作者也会继续提供更丰富的加料内容。千里：读完这期《读库2201》正好看到App上特别收录——《我怎么喜欢起笺纸来》的访谈，读起来特别有趣，文章背后的故事又是另一番精彩，比起在App上看《读库》，看这样的访谈感觉更棒。值班小六：收到，您是爱加料尤甚于正文的读者代表，我们继续努力。夏雨：这次拿到实体书，注册了App以后，迫不及待地用App看了起来。在通勤或者午休间隙、睡前玩手机的场景下，随时点开都可以阅读。不知不觉很快就读完了。可能是自己的原因，看纸质书，就喜欢找一段不被打扰、比较宽裕的时间看，看电子书则偏向于碎片化的时间。所以之前纸质书读得其实比较慢，这次在App上看，阅读速度变快了，但阅读感受还是一样的，果然内容才是最关键的吧。看的时候就想着，有些文章要重看一遍纸质书（比如《故人温情》），目前还没有重看，因为App里面不断有新文章出来，应接不暇。我是从去年开始订《读库》的，苦于在外漂泊打工，不敢多买书，而去年回家乡工作，第一时间订了《读库》，一年间也断断续续买了读库的很多书。比如，《医学大神》系列、漫编室的漫画，小册子也很有意思。我送了一本《大山的礼物》给远渡重洋的三岁小侄女，给她念的时候，心里满是不舍，希望她以后能经常回来和小姨玩耍。拉拉杂杂写了一堆，那，总而言之，期待《读库2202》。值班小六：看完《读库2202》再继续和我们唠唠吧。来自海外读者和物流暂停地区读者的留言，也让我们感慨万千——花魂：疫情封控，暂时收不到纸质版了，幸亏有读库App可读。大大米米大大：上海这边近期收不到快递了，只能先看电子版，幸亏读库今年出了App。CiCi：坐标上海，第一年订《读库》想找回过去的阅读体验，不曾想第二本就被疫情耽误了，很期待收到新的《读库》，那也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快要康复了吴周怡：因为疫情还没揽收发货，但这一期真的好想马上看到，本身双休日的时间都准备好了……诶呀！看来要在App上妥协止渴了。卜媛：我在海外，不要纸质书，捐给需要的人，读库App值得很多人参与。Xiangyu：家里人在国外，我在国内，读库App是否考虑将来开通家庭共享账号的功能？否则我只能自享刊物，把App权限割爱给老公了蕾^_^🎶：太棒了，

按：“一旦真正浸入文本的天地，傲慢与偏见忽然被另一些东西替代了。”文学经典常常被看作高不可攀或难以获得审美趣味的专业研究对象，但张秋子老师在《万千微尘纷坠心田——文学阅读的生命化》中，从阅读中浑然忘我的时刻讲起，为普通读者介绍一种以个体感受力来领悟文学的方法。本文选自该书的开篇，题为《凝神时刻（代序）》。在求学阶段，很长时间里我几乎不看小说。那时候，吸引我的是各种社科理论或文学理论，它们能给人带来强烈的智力愉悦，所以，学生时代，书架上的书分成两种：买来的理论书与借来的小说——小说好像因为太轻了，不值得花钱。虽然博士论文也是以维多利亚小说为研究对象，但似乎这些古老的故事只是研究的载体，我并不太能从中获得审美上的趣味。工作以后，教外国文学，不得不重新捡起文学文本；为讲课顺利，又不得不与这些文本进行逐字逐句的“贴身肉搏”。事情的变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一旦真正浸入文本的天地，傲慢与偏见忽然被另一些东西替代了。因为，这时候我的身份发生了分裂：我既是小说的阅读者与享受者，当然也是它的研究者，同时，还是其传递者与解读者。分裂的身份迫使我用更多的耐心与可能去面对文本，阅读的方式也从“找问题、做研究”变成了用经验与感受去直接触碰文本。对我而言，与挖空心思对文本做出符合学术期待的阐释相比，那种用本能和直觉直面文本所获得的愉悦感显然更持久。同时，我终于发现，在对人内在世界的描写方面，小说无与伦比。伍尔夫曾在《达洛维夫人》中说，捕捉到一种感情虽然“微不足道”，但“即使最精密的数学仪器也无能为力，尽管它们能记录中国的地震，却无法测定这类事情的震动”，在那些阅读到令人忘我的时刻，正是文学有别于其他人文社科的魅力绽出，它们往往勘测到心灵深处最隐秘的震动，这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都无法做到的。原想给这本文集取名为“凝神”，就是出于如上的考虑。一方面，它意味着始终对阅读的文字保持敬意，屏气凝神，以严肃而非消遣的态度阅读；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阅读过程中的“凝神时刻”，经典的作品像黑洞一样将我们卷入其中，浑然忘我，惟听见呼吸声。本书辑录的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大多是在捕捉某一瞬间的特殊感受：读完一本书、讲完一篇文学作品、上完一堂课。但是，从根本上，它们又是对近十年阅读经验的一个反思与总结，有一些核心问题是我始终在追问的：我们目前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是令人满意的吗？怎样才是对一部文学作品有所领会？如果不借助学院派那套充满黑话与术语的技巧，我们面对文本，又能说出什么？如何把一部作品令人感觉到“好”的地方讲清楚，而不仅仅停留在“真好看”的感慨上？如何通过训练获得更细腻的感受力，把

我们如何记录新闻、书写历史，就是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孕育未来社会的可能。获取信息、窥探内情、了解真相，是人类超越时代的需要，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我们对新闻的需求与生俱来，在当今时代，对优质新闻的需要更远胜以往。及时、有效、真实的消息传递并非易事，在电报、报纸、互联网诞生之前，人们困顿于信息的荒原；而新技术导致的信息爆炸，让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淹没于信息的汪洋大海。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财新的专业新闻从业者从不缺席，以其迅速、可靠的报道为人们所信赖。当免费信息铺天盖地袭来，财新反而重回付费新闻的道路，理由直白且诚恳：为用户奉上值得付费订阅的优质新闻。从2017年至今，财新的付费产品“财新通”、“财新数据通”等已拥获得超七十万订阅用户的信赖。让更专业的人，做更专业的事情。读库自诞生以来，虽然不以时效性见长，但同样致力于记录时代故事，“搜罗被摒弃在人们视线之外的边角余料”，每篇文章都用一本书的力气，来记录这个时代的人与事。《读库》收录的文章虽不重视时效，却都留下时代的烙印，让好奇的读者不断重返阅读。“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在记录与讲述时代故事中，财新与读库找到共同的地基，携手为您带来“读库×财新mini

《经济学人》“讣告”专栏自1995年开办起一直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写作对象的选择常常令人惊异，人生故事精彩纷呈，同时也由于其写作风格独树一帜，堪称当代英语世界最优美的散文。读库出品的《讣告》一书是《经济学人》讣告专栏首次结集，精心选择二百零一篇，从戴安娜王妃到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从导演黑泽明到作家索尔·贝娄，从非洲大独裁者到花园里的跳蚤专家。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也有被遗忘的小角色，甚至还有一只非洲灰鹦鹉，因为作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有值得倾听的故事”。作为每周《经济学人》全刊的最后一篇文章，“讣告”栏呈现出这本强调匿名性的杂志少有的个人趣味与文学色彩。一百三十二行的长度，千字左右的有限篇幅里，专栏作者用聚焦个体的视角和跨越长时间的刻度，记录下一个个我们并未亲历的世界。怎样写好一篇讣告？从2003年开始担任《经济学人》讣告专栏编辑的安·罗（Ann

《读库2201》发出后，我们收到了许多读者的阅读反馈和灵魂拷问，为响应群众呼声，我们选出六个问题，请六主编来到镜头前，一一回应。与此同时，老六还在视频中分享了这一期《读库》的编辑手记及幕后花絮。此外，读库库房现已恢复发货，受疫情影响积压未发的订单会在近期陆续发出，物流暂缓地区的读者，可以打开读库App，阅读《读库2202》全部内容及特别加料。如果您读后有想分享的感受或问题，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读库2201》怎么成了这样子？大家问

本文题图及插图均选自《我感到……》注意！情绪小怪兽已出笼菜鸡宝宝最近情绪有点儿不好。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比方说自己不小心撞到了桌脚，或者搭好的积木倒了，他瞬间就爆发，一边哇哇大哭一边大叫：“桌子是坏蛋！积木是坏蛋！”他喜欢的小朋友跟其他人一起玩，他就气哼哼地来找我：“妈妈！WW不跟我一起玩，没人跟我玩了！”又开始哇哇大哭。晚上睡觉前，他不肯关灯：“妈妈我好害怕，野猪和大怪兽会来吗？”无论我怎么耐心安抚也不敢睡觉，一直折腾到自己累得不行，自动睡着为止。面对这些时刻，我也很苦恼。哄也不行，道理也讲不通，抱抱拍拍也不行，有时候还会打人和摔东西。这个阶段的菜鸡宝宝，就像从一个小天使变成了小恶魔。发展心理学讲到，随着年龄增长和外界环境变化，3-6岁的小朋友开始逐渐体会到复杂的情绪。当小朋友的情绪小怪兽出笼之时，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四堂情绪亲子课有一天，好朋友送了我一套关于情绪的系列绘本，叫做《我感到……》，帮助我找到解决孩子情绪问题的答案。这套绘本包括《我嫉妒了》《我害羞了》《我生气了》

按：同一本书籍，你会选择电子阅读还是纸质阅读？你是否认为纸质阅读自有其存在之必要？面对未来的阅读场景，你可曾构想过其形态与样貌？读库App开发团队负责人、“轻芒”创始人王俊煜，读库主编张立宪和主持人东东枪分享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下为对谈内容节选，完整版音频可在读库App内收听。此外，读库库房现已恢复发货，由于南通地区包裹积压，物流时效仍有滞后，还请各位读者耐心等待。受疫情影响物流暂缓地区的读者，可以在读库App浏览《读库2202》全部内容及特别加料，随时随地展开阅读。分享和传播是人类的天性东东枪：俊煜，从你过往的经历来看，整合信息、与人分享、把它以更好的形式呈现这件事，似乎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王俊煜：小时候，我们小学门口就有《广州日报》，他们当时用连锁店、便利店的形式发行报纸。那时《广州日报》有四十版左右，是一份很厚的报纸。每天早上大概六点半，报纸送来，每一叠每一摞地摆好，你去买，他们还没空招呼你，你把钱直接扔进投币箱，拿好ABCD几个版面再拼到一起。我觉得这事特别好玩，由此产生了对新闻的兴趣。后来我在广州长大，开始受“南方系”的“荼毒”，再后来上高中，对杂志也有兴趣。2000年，我有了电脑，能看的东西就更多。2003年报考大学时，我也想过要不要报新闻系。张立宪：分享和传播是人类的天性。原来是少数人掌握特权，媒体报道只能发在报纸上，或只能发在有限的版面上。后来有了自媒体，传统媒体去中心化，每个人都可以自成信息源。王俊煜：《读库》刊发过《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一文，回想起来，2003年、2004年，Web

生物多样性不但和我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和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物多样性》这本书绝不仅仅只是一本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科普之书，而且还是一本关于精神健康的生命之书。作者本川达雄为我们的世俗生活赋予了高尚的意义，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思想中获益。科普之书的易读属性大约在2007年，我去伦敦出差，顺便拜访了著名科普杂志《新科学家》（New

死亡是被架空的话题，偶然砸下来，那是不幸者的不幸。“早上来工作室的路上，碰到一株小树。本来已经走远，想想还是折了回来，怔怔地盯着它，好久。它无非是一粒被人随手扔掉的种子，抓住机会，就这么奋力地长了起来。一片片绿到滴油的叶子，宽大，舒展，压着还稍嫌稚嫩的枝条。不过大可放心，它们也就是有点弯曲罢了。那属于青春的弹性，明年春天就注定身形伟岸。重要的是，它野蛮向上的傲人姿态，更衬托出背后人工林大面积死亡的事实，一种顺势而为的悲哀。我站在那儿，阳光裹在身上，暖暖地撩到骨髓。风又是凉的。八月底的北京，看着都刚刚好。我一直站在那儿，感受活着的美好，再想想生命势必有的模样。我也想替那些离开的伙伴们，再感受一下这样的美好。自由的意识，有多可贵。”

按：春暖花开之际，《读库2202》已陆续发出，读库App也同步上线了全部内容及特别加料，受疫情影响，一些地区的物流暂缓，读者朋友们可以打开读库App随时展开阅读，并在此提前验收主编老六随本期《读库》发出的信。亲爱的朋友：这封信写于2022年三月底，但对于相当一部分《读库》订户来说，恐怕要到四月中下旬才能看到这封信以及相应的预订图书了。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许多地区的物流已经停止，甚至整个城市也已经停摆，并且这一轮的波及范围非常大，大致有三分之一的订户不能及时收到包裹。对这些同学，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通知大家：一时拿不到纸质书，但可以去读库App浏览，最新一期《读库》的内容已全部在线更新完成。这算是读库App的好处之一吧，可以摆脱实体的物理属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展开阅读。而这一期《读库》，则让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App的另一个好处。《素锦的香港往事》这篇文章，我与作者刘涛老师的沟通已有一年多，从看到初稿，就开始发愁这些内容如何编发，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篇平铺直叙娓娓道来的纯文本文档，还应该呈现那些带有时间印痕的历史遗物，以及这些物品所氤氲的气息。到去年九月份收到定稿的时候，读库App也正在研发过程中，我便想到：借助我们的App，这段堪称传奇的故人故事就有了更丰富、更理想的呈现方式，当时就决定，这篇文章应该等App上线之后，再在《读库》刊发。当《读库2202》付印之后，我邀请刘涛老师从太原赶到北京，那三百多封书信也被带到了读库编辑部，我们为这篇文章录制了播客，拍了图片和视频，没有篇幅的限制，没有形态的限制，完成了比传统出版方式更好的表现与表达——我悄悄给它起了个名字，“钳式呈现”。作者刘涛携三百多封家书原件来到读库编辑部，讲述他如何与书信结缘，又是如何从这些书信中打捞出周素锦女士的半生浮沉。还有更多加料内容，收录于读库App。这种情况下，读者也有了更自由的选择。只读印在纸上的纯文本，是一种体验；打开App，收听收看与之相关的音频视频内容，则是另一种感受。由此，读库App已经不仅仅是把纸质图书的内容投射到电子屏幕上，而是让电子化内容发挥纸质载体所不具备的优势。也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请在本期《读库》中写水浒故事的刘勃老师尝试录制了两段音频，与原文呼应，又错落分别，以观后效。恳请您打开App，也打开自己更丰富的观感。假以时日，我们会把这个工具优化到更上层楼。说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读库App上线已经两个多月，除了大家预订的那些内容上线外，我们还发布了相关的“加料”、过往的文章及其他图书的特供全本，还有边学习边生产的音频、视频节目。当您收到这封信时，2022年的第一季度已经结束，读库App也推出了升级版本，您可以在AppStore、各主流安卓应用商店或读库官网下载安卓版安装包。这一版本里，我们增加了音频断点续播等功能，也集中修复了大家反映较多的音视频播放不流畅、文字及笔记格式偶现错乱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问题。还得请您继续帮助我们，进行这永远没有尽头的内测。本期L套餐的订户，会收到一本“次经典”系列中的新书《科幻界漫游指南》。在DK-16年会现场我提到这本书时，想起的是里面的一句话，“科幻在努力追赶现实”。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在这个现实需要努力追赶科幻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了解科幻。这本书恰好可以从一个制高点上，来俯瞰基于理性的想象力，是如何驱动这个世界的进步与进化。更值得一说的是M套餐的小册子《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当然L套餐的订户也会收到）。相信这本书也会让许多朋友感觉到被冒犯：书里的知识点一点儿也不新鲜，故事的结局我也早已知道，并且还涉及那么复杂的宗教历史，出场人物的名字还那么拗口……是的，这些理由确乎存在，这本小书的价值也正在于此。伽利略因为坚持自己的科学发现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甚至他被判终身监禁后还淡定地说出一句充满骄傲的话“可是，地球还在转动”——概括成上面这几句话的伽利略生平事迹，是几乎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而“四百年后的真相”则使用能够看到的繁琐文献，把史实尽一切可能放大，于是我们看到，伽利略和宗教裁判所之间并不是敌对关系，甚至他和教皇还是私交甚笃的朋友；伽利略也有极大可能免于遭受宗教审判，却因为一些偶然因素被传唤至罗马，最终导致了有罪判罚；那句“可是，地球还在转动”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甚至伽利略对教廷也有种种妥协服软……精度，是我们观照历史的重要指数，我们也期望可以把一个历史事件精细到某个非常具体的人，以及与其他人的微妙关系；精细到某个具体时段，哪怕到某一日、某一小时、某一分钟。宏大叙事之外，还可以有像素级、毛细血管级的细究和挖掘。读库的文史类图书，大多基于这种历史切片式的片段和细节，因为它更贴近真相，更贴近人性。对伽利略，泛泛地了解到他因为坚持自己的科学发现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甚至被判终身监禁后还淡定地说出一句充满骄傲的话“可是，地球还在转动”之后，再做更深入、更丰富的探究和探险，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阅读体验和收获？为什么还要为一件距离遥远、跟现实毫不相干的事情找这些麻烦？这个问题，在3月27日，我参加《三联生活周刊》组织的袁越（没错，网名“土摩托”、《来自民间的叛逆》作者的便是）作品研讨会时，从各位业界和学界的发言中找到了部分答案：好的作品，能够让人看到复杂、面对复杂，并解决复杂。宁可选择复杂，而不是满足于简单；为“简单的”历史概述祛魅，还原并了解它的复杂，正是我们出书、读书的意义所在罢。春天到了，让我们读书去。张立宪2022年3月28日温馨提示：南通仓库附近多个物流中转场因疫情封闭管控，包裹中转可能会有延迟，如物流信息几日未更新，还请稍加等待，待管控结束后即可恢复。每周在此为您导览读库App最新内容点击图片即可进入官网下载读库App

漫编选·第二弹《海兽的孩子》上架以来，我们收到许多读者对于这套漫画的反馈：“看不太明白”“有些慢热”“很受启发，但又讲不清楚”……这些反馈让我们有些意外，所以在冬天的尾声，我们找到一些分布在各行各业的非典型读者，坐在一起面对面聊聊，他们看完这部作品后的真实感受，以及灵魂拷问——聊到最后我们发现，看懂与看不懂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而是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和人生。如果漫画也曾带给你触动和思考，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感谢接受采访的朋友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