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动荡的时代，一个人如何不随波逐流，找到一生的志业。以及，我们如何能在跨越时间和国界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发现美，发现人的价值。
“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兵库县神户市花隈町，贸易商九七的妻子几子诞下一名男婴，取名吉川幸次郎。当时，神户有不少做生意的中国人，广东话和福建话常在吉川幸次郎耳边，他又生得比较文弱，在小学时被同学叫作“支那人”。
即使是年少时的吉川，也非常不解和气愤，“究竟为什么‘支那人’就不行呢”。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是不是当时风气所传的那么不堪，这是吉川对中国发生关联的起点。
中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对汉文产生极大的兴趣，沉迷于读《西游记》《通俗三国志》和《水浒传》，被中国文学的现实性和日常性所吸引。西洋小说和日本小说他也涉猎，但吸引力不如中国的古典小说。
当时，大部分普通日本人读不懂原版中国书，只能用一种训读的方法，把汉文转译成他们能理解的日文，少年吉川也是如此。他渴望听到原汁原味的汉语发音，于是央求中国留学生给他读一些文章，感觉特别优美。除了中国古典小说，吉川还接触到早稻田大学出版的《〈史记〉国字解》，这是一部《史记》日译本，比较难啃，但吉川还是津津有味地通读下来。大正时代的日本恰逢“一战”时候的景气，经济突飞猛进，民主风气也越来越浓厚，这是中日关系相对平稳的时期。日本高中毕业生流行“间隔月”，当时去上海和去北海道差不多。从长崎出发，快速轮船一天即可到达远东魔都上海。二十岁的吉川来到他梦中的江南。他当时正在学词，读韦庄的《菩萨蛮》。看了风景，他才知道江南真的是惹人怜爱。吉川还敏锐地感觉到，江南自然色彩比日本更轻柔、美丽。后来他求问植物学者，对方先是吃惊，然后解释说：日本的群山植物种类多，所以绿色复杂而呈黑，而中国同样面积中植物种类少，所以山色是浓烈美丽的绿色。温柔的山色、河边的柳树、熙熙攘攘的行人，让他感觉街道上流动着光彩，还有商务印书馆高大的西式洋楼，也使他赞叹。这和芥川龙之介笔下死水和荒败下的江南，又似乎大为不同。用吉川自己的话说，“因为中国天生就是我的恋人呀”。
从京都大学到北京大学
1923年，吉川幸次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京都大学是日本为了抗衡东京大学而新建的高等学府，素以学术发达著称。
前代日本汉学家大多不会说汉语，但可以写汉文，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研究中国学问。在狩野直喜的影响下，吉川幸次郎决定以“纯粹中国的方式”去研究中国，甚至生活方式也要学习，“为此不要吃生鱼片，要喜欢油腻的食品”。
1928年3月末，二十五岁的吉川幸次郎来到北京，入住演乐胡同延英舍。刚到北京，他就和当时已是京都大学教师、留学北大的仓石武四郎约法三章：一是不穿西装，穿中国的长袍。二是不用日文写论文，要用汉文写论文，废弃汉文训读。三是用北京音直读中国的文学作品。衣长衫，读古书，写汉文，学做一个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方式研究中国古典学问。这在当时日本汉学界引发轩然大波。吉川的“长衫”，后来也成为他的一个标志。吉川在北京的第一年基本埋头于语言学习，请一位名叫奚待园的旗人教授汉语，老师选用的教材是《红楼梦》，每天念一回，先解释原文，再答疑解惑。原来，那一代的汉学家是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谈吐学习汉语的。语言学习快结束之时，吉川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旁听生。马裕藻先生给北大学生开设古音学课程，吉川也去旁听，本来上课的人就寥寥无几，某天暴雨，听讲学生只有吉川和另外一位旁听生仓石武四郎。马先生尴尬地说：“中国学生都很懒……”听课之余，吉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逛琉璃厂，买旧书。因为当时中国银价暴跌，他每月获得的上野奖学金相当于五百中国银元，而当时陈寅恪作为清华知名教授也不过四百八十银元。扣除一百元生活费，其余四百元全部用于买书。常常是吉川还没有起来，就已有十多人挤在门房的屋子，桌上放着用布包的样书。他起床后，一一交谈，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一下，就说“看一看”。他每天要花上一个小时和店老板打交道，隔天他还会去文奎堂、来薰阁、通学斋等访书，和店主都结成了好朋友。留学期间，他南下拜访章太炎先生的弟子黄侃。黄侃先生学问渊博，据说可以把《广韵》全部背下来。平时听到日本就睚眦欲裂，但来访者是一位研习中国学问的青年学子，黄先生热情接待，为吉川解答读书时的疑问。在中国的三年，吉川幸次郎努力学习成为一个中国人，研习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和思考。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他吸收的这一切养分，要成为他未来别开生面的预备。在战火中研究经学和元曲
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吉川幸次郎回国担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母校京都大学文学部青年讲师，主要研究清代经学，并组织《尚书正义定本》读书会。每周一次，延续了六年，直到1941年初结束。
从1940年到1943年，他翻译的《尚书正义》四册陆续在岩波书店出版。他在译序中说，《尚书正义》的重要性在于最彻底地体现了中国人思考和说话的方式，译本是为了详细记述自己的思考过程，而如何思考要比思考什么更为重要。思考与语言的关系，这也是未来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一大主线。
在研究《尚书正义》前后，他还着力于元曲研究。吉川首先是举办《元曲选》读书会，一字一句精读，并开始借此编纂元曲辞典。接着，从个案出发，细细考察了《元曲金钱记》《元曲酷寒亭》等作品。
最后，从元杂剧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特色出发，既有元曲作者身份的钩沉与辩驳，也有杂剧结构和语言的分析，写成巨著《元杂剧研究》，1947年于岩波书店出版，并以此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时年四十四岁。在主要研究经学和元曲的十六年间，他初步完成了从一名青年学生到新锐学者的转变。对于吉川来说，他不会拘泥于新派与老派，《尚书正义》研究继承乾嘉学派的精华，而元曲则是炙手可热的俗文学研究。在日本军国主义一步步走入疯狂的时候，普通日本人，包括许多汉学家也卷入了战争狂热。有大学校长在学生入伍饯行仪式上说：“各位，安心走吧，望平安归来，学校的大门永远为你们打开，等候着你们。”吉川不为所动，他所珍爱的中国文学，当时就以“纯粹的人道主义”征服了他，他不相信要以“发扬光大”的名义去占有另一个国家的文明。哪怕他被人视为老古董，哪怕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 吉川幸次郎经历时局动荡和学术蜕变，他要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我是为杜甫而来到这世上”
出版《元杂剧研究》后，吉川幸次郎继续在京都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此时吉川在讲义中已有不少关于诗歌的部分，而杜诗，越来越成为重心。
据吉川幸次郎回忆，他二十岁接触中国文学，便隐隐感觉杜诗的独特。此后二十余年，他更加确认杜诗不仅是中国文学中最优异者，也是“往昔人类创造出的最真诚的艺术之一，正因为这份真诚，时至今日杜诗仍如昨日之诗般鲜活”。
在吉川看来，杜诗体现了中国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其语言也超越过去程式化的雕琢美，而进入真正最蓬勃、最有表现力的境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他陆续撰写《杜甫私记》第一卷、第二卷，采取传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解说其诗歌特色，同时探寻诗歌背后的杜甫生活及其时代。无论是李白，还是苏轼、陆游，大多数诗人的风格比较固定，但杜甫不同，其壮年之诗与暮年之诗风格转变极大，他总是不断对自己发动革命。在吉川看来，单从这一点出发，杜甫之伟大也堪称古今绝无仅有。在战后日本重新崛起时，随着现代媒介和大学体制的变化，汉学修养离日本国民越来越远。吉川敏锐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儒者”的责任，他有必要重新解说中国文学和杜诗，使一般日本读者领略其日常和生命的力量。吉川除了撰写《杜甫私记》这种通论著作，还邀请诗人三好达治一起编注《新唐诗选》（1952），开篇就选了杜甫的十五首名作。这部选集在日本风行至今，截至2018年，已印行98刷次，初步统计上百万册，吉川幸次郎几乎以一己之力将唐诗特别是杜诗普及给日本读者。吉川还被NHK数次邀请，为日本上亿听众讲解中国诗人和杜诗。去世前两年的1978年4月到9月，吉川还在广播中分享他最新的《杜甫诗抄》。他退休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注解和翻译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日日厮磨，他能用北平官话背诵其中数百首。这部分著作后来结集成《杜甫诗注》十卷本。1979年，吉川作为日本访华学者代表团团长，带领一批日本一流的文史学者，从洛阳到西安，停成都，下三峡，直抵武汉，寻访杜甫的诗歌之路。他此行第一站是想拜谒杜甫的诞生地——河南巩义的杜甫窑，但当时的主事者认为杜甫窑的状况不宜对外宾开放，以交通不便为由婉拒。吉川已准备好行礼时穿的仿唐风白色长袍，知拜谒无望，遗憾地说：“谁知我明年能不能来呢？”中国古典文学阅读计划
《中国文学史》
《中国诗史》
《陶渊明传》
《杜甫私记》
《新唐诗选》
《宋诗概说》
《元明诗概说》
《汉文漫话》
《元杂剧研究》
这其中，有跨越数千年，以独特视角串联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有可以随时造访的专题人物读本《陶渊明传》《杜甫私记》。还有中国断代诗歌史的开山之作《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还有奠定吉川幸次郎学术地位的《元杂剧研究》，这是第一次被引介到中国大陆。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精神史取向，关注文学背后的人心风俗和历史流变，且面向丰富，深浅适度，我们每两个月给订阅读者寄送一本，减轻大家的阅读压力。
这次我们开发了中国古典文学专属小程序，帮助读者朋友共读分享，进入这位以中国为故乡的异国知己绘制的文学宇宙。
我们也将以吉川幸次郎作品集九册为底本，联合播客品牌JustPod推出十二集节目，邀请古典文学研究者、爱好者、诗人、歌手，从书漫开，开启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特别旅行。第一期节目邀请到武汉大学陈顺智老师讲魏晋玄学和六朝文艺，日前已经正式上线，可在播客节目《忽左忽右》收听。
在《中国文学史》前言中，吉川幸次郎的学生黑川洋一回忆日本战败后的混乱岁月，黑市猖獗，物价腾贵，普通学生经常几天滴食未进，过去的东方文化也被视如敝履，古籍堆积在古书店前，论堆拍卖。当时学习中国文学的青年学生，则被投以“既非冷笑又非怜悯”的眼光，倍感压力。黑川洋一回忆，“真正将受到挫折的我们挽留在中国学问中的，可以说是吉川先生的几部讲义”。如今不再是古籍论堆卖的年代，有人还愿意花费超出一般的体力和精力，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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