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陪苏轼走一段路
按：苏轼无疑是我们倍感亲切的古人，他身上最常见的标签便是“生活美学达人”和“天才文学家”，事实上，苏轼并非“天生的诗人”，作为一位县城青年，他在去汴京科考之前，几乎没写过有品位的诗，是在漫漫人生之旅，经历过起起伏伏，逐渐成为后人所熟知的苏东坡。
你可曾想过，如果能穿越回九百多年前的宋朝，遇到正在旅途中的苏轼，你会想陪他去什么地方，聊些什么？正是基于这种好奇，曾任文化记者的作家周文翰写了一本近八百页的《孤星之旅：苏东坡传》，以近似记者的视角重建苏轼的人生之旅，展开一段段穿越时空的随行采访，并在一幕幕具体的情境中构筑了苏轼眼中的北宋。
到底怎样才算是真正了解一个人？周文翰以他的写作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近期，我们特意邀请作者周文翰来到读库大客厅，分享他在这趟写作之旅中的体会。以下为本场分享的文字实录，您也可以点击下方音频收听。
为何要写苏东坡
十五年前，也就是2008年，我开始写《中国艺术收藏史》。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苏轼对中国的收藏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书法家，也是一个画枯木怪石的画家，而且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个诗文作家，有很多收藏家、画家都拿来自己的藏品或作品请苏轼写题跋，所以苏轼写了许多关于书画和收藏的论述，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很多收藏家，也影响了后世收藏文化的发展。
于是，我生发出一个想法，想写作为艺术家和收藏家的苏轼。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读苏轼的诗集、文集、年谱。读的过程中，我心中原先的苏轼形象慢慢倒塌了，因为我发现，苏轼实际上并不那么潇洒，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痛苦，有很多困顿的时候，他甚至没法跟别人说，只能写寓言或用比喻的方式来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更丰富的，带着血也带着泪的苏轼慢慢在我心里浮现出来。所以我想，与其写一本“作为艺术家的苏轼”，还不如写一本“作为苏轼的苏轼”，把他全部的人生都写出来。艺术只是复杂人生的一部分，可能你理解了他的整体，才更能够理解作为艺术家、作为收藏家的他。那时我就生出一个想法，写一本苏轼的传记。这是第二个缘由。
第三个缘由，来自我对传记写作的思考。古代艺术家的传记通常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传记小说，故事性很强，但里面有很多编纂的情节和人物。我当过记者，习惯追求真实性，对这种写法会有些质疑。还有一种写法是评传，一般都夹叙夹议，比如写杜甫的传记，有的作者会引用朱熹对杜甫的看法，甚至引用黑格尔对艺术的某个论点。我总觉得这种写法的割裂感太强了，于是我想，能不能有一种方式，既严格依据史实描述传主的成长，同时用一种很贴近的写法写人，可以吸纳一些传记或小说的场景描写，但不虚构人物、不虚构情节、不虚构对话。我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于是写了这本《孤星之旅：苏东坡传》。
这本苏轼传有何不同
写完这本书以后，有朋友问我，你写的这本苏轼传跟其他传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从心态上，我不是以一个仰慕者的视角去看待苏轼、写苏轼的，我没把他想象成一个浪漫主义英雄或是诗文天才，我想把他当作一个平常人来对待。因为我当过记者，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经常想象自己一边跟苏轼一起散步，一边采访他。我也不是一个话多的采访者，只是简单地问他几个问题，然后听他絮絮叨叨地说话。
在这段路上，我一边听他讲述，一边观察他走路的姿态是怎样的，他走累了要吃什么，他面前出现了什么景色，是一座城池还是一条小溪。我在观察这些东西，也在体会天气的温度、湿度，我希望把这些很具体的，对人生和时空的体验写进这本书里面。
我是个爱旅行的人，虽然写古代人物主要通过文献来寻找信息，但我还是会去实地勘察，感受一个人在真实的空间里对温度、湿度、交通的体验。也许通过理性考虑，你也能对这些东西大致有个印象，但是只有到达那个真实的空间里，你才能把它写活。比如我们知道南方夏天一定很热，但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你四五月份去杭州，四五点时背上就已经出汗了，这时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苏轼在杭州的时候，写过自己经常光着身子躺在佛寺里面，让随从挠他的背，因为真的很热，汗出得非常多。我希望我去实地考察之后，也尽量把我对当地的感知写到书里面。
第二点不同，在于我写作的方法。我想写一本“视觉传记”，这不是说要用很多插图来印证我的文字，而是我想通过研究苏轼的诗文和同时代的其他史料，重建苏轼所面对的视觉环境和信息环境。
举个例子，这本书的第一章写苏轼二十二岁去汴京参加科举考试，一般传记写这段，会写他顺手牵羊般地考了很高的成绩，又得到欧阳修的赞赏，成为一个名人。但我的思路不一样，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写苏轼进入这座城市时，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他进入汴京城的时候大约是五月底六月初，根据史书记载，当时的汴京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苏轼到达的时候雨还在继续下着。
所以他当时是非常狼狈的，天上在不停地下雨，地上全都是泥，很多街道需要坐小船和竹筏才能进去，他和父亲、弟弟在别人的接应下，匆忙进入一座寺庙里休息。他们住下以后，这场雨又下了一个月，所以他们根本没法出去逛这座城市，苏轼也被局限在寺庙的房间里面，每天跟弟弟一起背书，准备科考。实在无聊的时候，就去旁边的院子里看看禅宗六祖画像。这就是他对汴京的第一印象。
等到七月初天放晴，苏轼去外面活动，访亲拜友。这时我就写他耳朵里听到的谣言，那时候汴京正是谣言最盛的时候，因为年初时宋仁宗突然发疯了一样说胡话，说皇后和太监要谋杀自己，宫里出现了各种谣言。宋仁宗没有太子，也没有皇子，很多像欧阳修这样的大臣都秘密上书，劝谏他马上收养一个宗室，立个太子。而当时民间的军人和百姓都很崇拜枢密使狄青，之前下雨时狄青的房子被淹了，他就搬到大相国寺的一个院子里住了一段时间。
他去大相国寺的佛殿里读书时，偶然有人路过，很惊讶地说，狄青在佛殿里读书的样子，就像真龙天子坐在宫殿里面。这就是当时汴京的谣言，架势像宋太祖陈桥兵变之前一样。欧阳修等人就给皇帝上书，希望尽快把狄青解职，派他去地方当知州，不要再掌握兵权。所以在当时的汴京，苏轼能听见各种谣言。
我也写了很多其他细节，比如他能在汴京吃到四川老乡做的川饭，也能买到四川出产的著名特产乳糖狮子。所有这些细节，包括他眼睛能看见的、他耳朵能听见的，构成了他生命的体验。我想通过这些细节，写出苏轼对这座城市整个政治文化生态的体验。
这就是我所说的视觉传记，我希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一个很具体的场景里面生活，有他自己的各种问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不是超脱所有人的一个漫画式的主角，他是一个具体的人。我想写一个具体的人怎么一步步成长，从眉山县城的一个青年变成汴京的一位名士，又因为这种名气而不断遭受非议，当然也有各种羡慕的眼光。我希望尽可能地写出他和他的时代全画幅的场景，而不仅仅是拎出一个人来不断地赞美、不断地夸奖。
要达成这一点，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处理很多信息。我不仅看苏轼自己写的文字，也看各种正史和文献，以及同时代的人写的笔记。我需要找到某个信息，查证它的年月，然后把它重构在整体的写作情境里。而且还要跟苏轼具体的处境建立关系，比如一开始写汴京，我会尽量写得丰富，把各方面写到，因为苏轼当时是一个年轻人，一进入汴京这座城市，他的耳朵、神经都打开了，肯定会吸纳更多的信息；但是后来写到儋州，我只会写他偶尔听到某人的死讯这类消息，因为我在模拟当时的信息传输，某个诏书发布了，苏轼可能三个月后才知道；某个人死了，他可能一个月后才知道。
这些细节我都会按照当时的信息传输效率大致算一下，然后写他大致在什么时候听到某个消息。而且当时的政治信息很多，苏轼又已经非常年老，甚至没有心情出城去游玩了，他对信息的吸收也会降低，所以我还要判断出他可能关心哪个消息，比如某个旧党的人死掉了，他可能会知道，我就把这个写进去；其他对他来说不重要的消息，我就不写。有时候我会想，我可能在替苏轼判断这个信息对他有用还是没有用，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这样判断，不然这本书就写不成了。这就是写作者在背后要做的工作。
《孤星之旅：苏东坡传》收录了众多画卷和书法作品，构建了苏轼在不同人生阶段可能体验到的视觉景观。
重建苏轼对空间的感知
如果有人问我，你写完这本书以后，对苏轼有什么认识？我会说，写作的过程中也是我学习和更新认知的过程。我心中原来那个苏轼好像瓦解了，通过写作，我更新了对苏轼的认知，也重建了对苏轼和他的时代的很多看法。
首先就是苏轼和当时空间的关系。刚才已经提到苏轼对汴京的感知，再来说说我对苏轼途经道路的理解。在苏轼那个时代，他从河北定州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一路上顺利的话要走两三个月，如果中间遇见雨雪，或者某个地方发生战乱、混乱，他可能要走半年甚至一年才能到达，这是他当年对道路和时间的体验。但是我现在去儋州考察，坐飞机三个多小时到达海口，租辆车再开两个小时就到儋州了。
我们对时间的感知都是按小时甚至是分钟来算的，但是在苏轼的那个时代，他对时间的感知常常是按照月来算的。而且一路上，如果身份是去上任的官员，他可能每天走四五十里便会在官方的驿站休息，然后就有县尉、通判之类的官员来招待他，举行酒宴，他要跟这些人社交，给这些人赠诗，感谢对方的招待。如果他是被贬谪的官员，待遇就稍微差一点，不会有高级的官员出来接待，但还是有比较低级的官员邀请。他是以这种方式体验整个路途的。
我在书里面特意写过苏轼的两段旅行。第一段是他二十五岁时，结束了在老家眉山为母亲守孝的三年，跟父亲、弟弟带着一大家子人，坐船沿着长江出三峡，从襄阳北上去汴京。我专门写了这段路上他经过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诗，想要突出这种空间感知对他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感知中，他第一次开始用心写诗。
另外一段，我特意写了他对庐山的感知。他被贬谪到黄州几年之后，得到宋神宗的赦免，可以到北边一点的地方居住。北上的过程中，他特意去了一趟庐山，我就专门写他上庐山时对空间的感知。比如有个细节：我们现在可能觉得一个文人上庐山，应该是独自去感受风景，但实际上不是，苏轼上庐山的时候，已经是全国最有名的诗文作家和名士，所以他旁边跟着一大堆人，有的希望他题字，有的希望他赠诗，有的希望他去搞场讲座。这个过程中，苏轼既有对庐山空间的体验，也有对这些人事的体验。这些细节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感知习惯都是经过影视剧调教的，老希望五分钟出现一个高潮，十五分钟死一个人最好，但这本书里没有这样的情节，书里写了许多他在贬谪路上的百无聊赖。它有点像法国的一种电影理论“视觉主义”，不重视剧情的激烈，重视的是日常生活里的冲动、偶发事件，所有这些交织在一块，构成了电影的“视觉交响乐”。
我写这些细节，也是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当时人们对时间、空间的感知，所以我也有意地在一些文字上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或者写得更细一点，让读者感受到苏轼和空间的这种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一个地方。这些东西跟我的生活、我的写作、我的经验都交织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写古代的人物，其实跟写一个当代人物没太大区别，只不过你需要去重新理解古人，用一种更宽广的角度去看待他们。
苏轼和写作的关系
通过写这本书，我也重新理解了苏轼和写作的关系。大家知道苏轼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苏轼那个时代，对文学的评价、对各种不同文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如果翻开苏轼的文集，你会看到他有很多职务作品，尤其是他当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的时候，写了很多任命公告。现在除了苏轼的研究专家，绝对没有人去翻那些东西了。我们喜欢看他写情、写景的诗词，能够产生共情，但是在他活着的那个时代，那些职务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士人包括苏轼最看重的东西。苏轼写过三部解释经学的著作：《易传》，解释《周易》的；《书传》，解释《尚书》的；《论语说》，解释《论语》的。他把这三部作品修改多次，宝贝得不得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海南岛得到赦免，过海的时候都随身带着它们，他还老担心船翻了，这三本书要怎么办。
苏轼死了以后，弟弟苏辙写他的祭文和墓志铭时，也特别强调说哥哥的文章天下第一，尤其重要的就是这些解释经史的著作，希望能流传千古。这跟当时世人的普遍心态有关系，他们最重视古文和解释经学的著作，其次才是表达心志的诗，至于表达你侬我侬的诗词，是等而下之的。这就是他们当时对文学的排位，和我们现在的认知差异特别大。
实际上，在二十五岁之前，苏轼几乎没写过诗。为什么呢？第一，父亲苏洵不擅长写诗，苏轼也没有受到家风的熏陶。第二，在当时，虽然诗也是科考的内容，但它相对来说好掌握，容易应付，所以士人主要的精力都用来学写更难的策论文章或长篇的赋。第三，当时主流士人都重视古文，轻视诗，更轻视词。所以苏轼在去汴京赶考之前，很少写诗，他参加科考时得到赞赏的是他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二十五岁时从老家出长江，是他的第一次创作之旅，他从此才开始写诗，而当时也只有他的妻子、父亲、弟弟知道他写诗，他在京城是没有任何诗名的。一直到大约十年之后，他在杭州当通判时，诗名才传了出去。恰好那时候欧阳修也过世了，而欧阳修生前已经指认苏轼为下一代的文坛盟主，于是他成了当时天下最著名的诗文作家。而且他的出名也借助了当时一种新兴的技术——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虽然在唐末已经开始应用，但原来主要应用于佛画或佛经。
到了北宋，时人的诗文集慢慢被印行，苏轼在杭州当通判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书坊把他的诗集印成《钱塘集》传播。雕版印刷的诗集，再加上抄写，加上口耳相传，使得苏轼在熙宁末期的时候，变成了全国最知名的诗文作家。
苏轼开始写词，也是在杭州因诗出名的这段时间里。他当时的官方职责之一就是招待南来北往的官员。因为杭州是京杭大运河南部的起点，也是当时东南的经济中心，所以来往的官员非常多，他经常要负责举办宴会、招待官员。这种宴会上一般都要招官妓来演唱曲子词助兴，所以他当时就接触到很多歌妓，听了很多曲子词，而且也跟其中一些歌妓有了你侬我侬的情感关系。
另外，他还认识了一位写词的大家张先。张先当时已经八十一岁，但身体非常健壮，经常到杭州、苏州参加各种活动、酒宴。苏轼和张先认识以后，也经常探讨诗、词的写法，张先可能也指点过他。在这期间，苏轼才开始写词，逐渐变成一个词作家。但因为词受到士大夫的轻视，苏轼一生只写了三百六十首左右，而诗则有两千七百首左右，文章更多，有四千八百余篇。从这个数量差别，也能看出当时各种不同文体的等级制。
现在保存下来的苏轼诗文集很厚，大家有没有想过，它们为什么能保存下来？古代很多诗文作家的作品都没有了。其实是因为苏轼是一个有档案意识的作家，他写了东西，一般都会保存一份草稿，让儿子收纳起来。我认为他这是受到了白居易的启发，白居易和苏轼有很多相似点。白居易活着的时候就成为中唐最著名的诗文作家，他有明确的作家意识和档案意识，晚年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好以后，让亲友抄了五份送到五个佛寺保存，还让亲戚保存了两份。
苏轼也有类似这样的意识，希望作品能流传下去。李白就没有作家意识，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散佚了。杜甫运气好一点，保留了一千四百多首，他最后穷困潦倒，诗作很容易被散失掉，但他就是非常幸运，作品流传下来了。而像白居易、苏东坡这样的人，他们的作品一定能流传下来，一是因为他们有档案意识，二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已经非常著名，很多人在抄他们的诗集文集。
苏轼和同时代人的关系
我还很关注苏轼和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对苏轼的命运影响最大的是他跟皇帝的关系。他一生经历了五个皇帝，前两个皇帝是宋仁宗和宋英宗，他是在宋仁宗的统治下考中了进士和制科第三等（制科第三等的难度和进士的状元相等），在官员群体里一下子变得非常著名。再加上他的文章一直得到欧阳修的称赞，所以他在士人阶层里面也非常出名。后来他的诗也非常出名，于是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全能型高手。宋英宗也非常赞赏他，想把他提到翰林院当修起居注这样的官职，作为自己的近臣，只不过当时的宰相韩琦反对，所以没有提拔成。
但是很快，到下一任皇帝宋神宗统治期间，苏轼的命运就发生巨大的转折。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实行新政，当时新旧两派官员起了激烈的政治冲突，是思想、权力上的全面冲突，双方互相骂对方是小人和奸臣，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而苏轼倾向于旧党这一派，所以他在熙宁四年被排挤到地方，此后在宋神宗统治时期，他一直在地方为官，这期间掌握朝政的都是新党官员。苏轼后面经历的宋哲宗、宋徽宗时期，政治和思想上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党争也越来越激烈。
在这样的时代里，苏轼和他同时代的其他士人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欧阳修是他的贵人，直接指认他将来继承自己的地位。
而王安石简单来说是苏轼的敌人，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也经历了各种变化。最开始王安石是有点轻视苏轼的，也轻视苏轼的父亲苏洵，因为当时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城时，把文章献给欧阳修、韩琦等，王安石也看到了。王安石对苏氏父子的文章有个整体的评价，觉得是战国谋士写的那种权谋文章，游说人们搞阴谋诡计。而王安石自认为他研究的是经学，就是孔孟之学，他是从经学出发推断出一整套关于道德和政治制度的整个改革计划。所以他觉得苏轼这样的人没什么定见，比较轻视苏轼。
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第二次罢相以后，他回到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闲居，这时候他就比较心平气静，可以不单从政治的角度去看待苏轼了。苏轼那时已经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诗文作家，而王安石晚年也颇有意于写诗文，这才意识到苏轼真的是可以和自己匹敌的诗文作家。他看过苏轼的雕版印刷文集，还写过几首和诗，并夸赞苏轼写的《表忠观碑》。他们虽然在元丰七年之前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互相知道对方写的诗和动态。
到了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北上的过程中拜会了王安石。很多人都把这看作一次和解的会面，但我认为他们其实是互相有保留的。比如苏轼保留了一个秘密，他当时已经写完了《易传》《论语说》《书传》，但他没告诉王安石这个消息，为什么？他实际上是要在经学解释上跟王安石竞争。王安石那时已经跟他的儿子编纂了《三经新义》，通过朝廷的力量发到全国的学校，成为官方标准教材。但是苏轼觉得自己在经学界也可以跟王安石一争高下，他想等以后把自己的书稿修改得更精彩后，再拿出来印刷和传播，所以他是有保留的。当然，他们对朝政和其他方面也有保留。但他们也有互相欣赏的部分，比如苏轼要离开金陵时，王安石邀请苏轼互相书写对方的几首诗，当作纪念。他对苏轼的才情肯定是欣赏的，甚至有点嫉妒。所以苏轼跟王安石的关系，就是这样既有互相欣赏的成分，但也有所保留。
苏轼跟黄庭坚的关系也很有趣，我在书里也写了几笔。苏轼和黄庭坚在第一次见面之前，做了十五年的笔友。苏轼知道黄庭坚这个名字，是因为苏轼的朋友孙觉是黄庭坚的岳父，苏轼在杭州当官的时候，孙觉给他介绍过黄庭坚的诗文，苏轼也公开夸赞过他，但两人没有见过面。一直到元祐元年，苏轼北上到汴京当官，两人才第一次见面。在当时的汴京，他们被看作一个政治集团，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有了一些变化。
在元祐后期，黄庭坚的诗文确实很出色，上升得很快，当时的人已经开始把他和苏轼并称“苏黄”了。苏轼倒没怎么样，但苏辙对此好像有点不高兴，其中也涉及当时政治的一些人际关系。他们的关系似乎快到破裂边缘了，但这时发生一个偶然事件，黄庭坚的母亲病逝，按照当时的礼制，他要回去守孝二十七个月，这就避免了苏黄两人的进一步冲突。所以在一个集团里的人，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当然未必是由苏轼引起的，可能是其他人引起的。
我发现当过记者，再写苏轼这种人物，会有一些好处，因为你相对来说社会经验会稍微多一点，会用常情常理去推断古代人物，所以不容易夸张，不容易把古代人物写成一个真空里面的英雄、一个仙人，你知道他必然要面对生命中的一些纠结，以及官场上各种各样的明枪暗箭。名气给苏轼带来了好处，很多人仰慕他、拜会他，求他写文章、写题跋，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尤其是在官场上，名气大反而容易招来是非。
苏轼在元祐年间虽然是当时的翰林学士，也是礼部尚书，可以说是京城的权贵之一，但他的处境非常难，因为有很多年轻的谏官、御史不断上书攻击他、弹劾他，一些人甚至只是想借助攻击苏轼来让自己出名。所有这些事情都纠葛在一起，不仅苏轼自己受影响，跟他交好的黄庭坚、秦观这些更年轻的才子全都受到影响，官职都比较低微。但苏轼没办法，他已经是这个世界上诗文最有名的人了。他在汴京真的不愉快，他宁愿去当一个地方官。
我还写到了苏轼为什么成为宋哲宗最恨的人。苏轼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期间教过宋哲宗，两人按理说是有师徒之谊，在哲宗亲政以后，苏轼本来有可能掌握更大的权力，甚至被任命为宰辅，但实际上并未如此，为什么？我写了一个细节，太皇太后去世前一年，皇帝要去南郊祭祀，回来路上发生了一件事，皇后和皇后的乳母骑着马过来，冲撞了原来很整齐的仪仗队。其他官员不敢上书纠正，苏轼就写奏折批评了这一行为。苏轼当时是礼部尚书，他可能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地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但我觉得，这实际上是引起宋哲宗记恨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正处于很微妙的一个时间段，那时候宋哲宗十七岁了，已经结婚，马上就要亲政，而苏轼上这样的折子，会被反映到太皇太后那里。这件事如果搞大，可能会成为哲宗的一个把柄，被人诟病连后宫礼仪都搞不定，又如何亲政。虽然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搞大，但宋哲宗很可能因此记恨苏轼，因为他是很希望亲自掌握权力的。宋哲宗是真的讨厌苏轼，因为苏轼被贬得最远，去了海南岛。直到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登基，向太后垂帘听政时，苏轼才得以回到北方。
我很注意这种细节，我们现代人写传记的时候，往往有一种现代人的理性，对一件事会尽量列出特别全面的理由。但我反倒是怀疑的，因为一方面当时的信息沟通没那么方便，一些今人猜测的理由当时的人未必知道；另一方面，人哪有那么理性？人有时候就要发疯，就是要做一个不理性的决策，就是无端讨厌一个人。你说古代人没有这样的吗？可能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决定了一个人恨另一个人。我写传记的时候，对此会选择比较开放的态度。
苏轼生命里的各种关系和冲突，我都写到这本书里面，想要呈现一个群像，所有人都被命运卷到里面去，各种合力最后形成一个结果，有的人下坠，有的人上升。
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孤星之旅”，这个“孤星”是有象征意义的，苏轼是一颗孤星，因为他亮着，但是还有很多没有亮的星星在天空中，只不过我们没有看见而已，那些星星的命运是怎样的？苏轼有他亮的时候，也有他不亮的时候，他不亮的时候是怎样的？我想写的是这些，是他生命中的各种各样的纠结。
苏轼作为一种艺术的存在
最后，我想聊聊苏轼和艺术的关系。其实他的生命里有很多为难，有很多纠结，但艺术给他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他释放自己，让他从政治的控制、思想的控制里逃逸出来，这种东西对他非常重要。
他为什么喜欢造园？他为什么写不太重要的诗，还写更不重要的词？他为什么明明基础技能很差，但还是要画枯木怪石的画？他为什么老追着别人给他讲笑话、讲鬼故事？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属于私人空间里的艺术方式，能够让他解放一下、逃避一下。苏轼一直在当官，有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贬谪，实际上是有很多难处的，但这些艺术的方式让他超越出他所在的那个空间。
比如他在儋州，那里完全是一个偏僻的小镇，连店铺也没有，每五天才有一个集市，你想吃肉的话，得等集市上当地黎族的老百姓拿来肉，你才能买到。如果刮风下雨，集市不开，你可能十几天都吃不到肉。所以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报春词：
他说春天来了，春风你快点把桃红染成肉红吧。他为什么把桃红比作鲜肉的那种血红？那是因为他已经十几天没吃肉了，他渴望吃肉。所以写词的方式就让他想象到，哎呀，我吃到这个肉了！他用这种方式来吃一顿，得到一些美好的感受。
我也写了苏轼如何用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也遭遇过中年危机，有他的情感上的失落，有他弥补空虚的方式。这些艺术的方式帮他超脱了具体的困境，而这可能也是我们现代人之所以感觉到亲近他、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本书里，我还写了很多关于苏轼的闲笔。比如我写苏轼在一个夜晚举头看见了星星——
为什么写这个呢？其实很简单，人是有感情的，你很孤独，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抬头看见星空，你会驻足一下。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中需要那些看起来不重要，但是能让你发一会儿呆的东西。我是在用写作来模拟这种生命体验，我就希望他在那儿发一会儿呆，我不希望他一直按照逻辑生活。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鲜活的苏轼，你了解了他的真实，才会更理解他哪些地方是超越现实的。
我还写了很多很可笑的事。比如苏轼喜欢练养生术，但他每次都是练了十几天以后，因为喝酒或参加宴会又破戒了，然后他就不练了，过一段时间又去练一个新的东西。我不动声色地写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边写边笑，感觉这个人就是狗熊掰棒子，摘了一个苞米又丢了一个，但这就是苏轼，这就是一个活跃的人，他有点空想，想长生不老，但最后到了儋州，他也知道这是空想。他已经很衰老了，没原来那么活跃，但有时候还想要辟谷，尽量少吃饭，节省点粮食。
苏轼的诗歌里有很多鲜活的场景，我写这本书时有时候也在想，我真的是因为前面说的那三个理由而写苏东坡传记吗？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很简单的刺激呢？也许真的有，因为我小时候，大约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去翻父母的抽屉，找点吃的或者玩的东西。有一天，我翻开我爸爸的抽屉，抽屉里有一叠纸，我拿出来一看，是一套关于西湖的明信片，有一张里面有一片竹林，翠绿的竹子占满整个画面，那种绿真的把我吸引住了，那就是我对江南最初的视觉印象。
这个场景马上跟苏轼写杭州的诗词连接在一块儿，构成了我对天堂、对美好的想象。过了几年，我买了那本《三苏选集》，开始阅读它；又过了将近三十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有可能只是因为这样一种视觉刺激，驱动我写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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