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之路 | 南帆：必须为这个时代写些什么了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要想写出这个时代的厚重之作，强大的艺术家主体是前提条件，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艺术家建构思想高地，洞察时代气象，创造文艺精品

【现实生活比艺术想象更丰富，这是文艺创作遭遇的时代挑战】

历史上，文艺高峰的崛起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一批卓越乃至伟大的文艺家显然是文艺高峰出现的先决条件。无论屈原、杜甫、苏轼、曹雪芹还是荷马、莎士比亚、贝多芬、普希金，他们出生的时间、地点不无偶然，人们无法按照设计蓝图预先制造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出来。与此同时，任何艺术家都置身特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社会历史环境可能催生和激励艺术家的杰出才能，也可能阻碍和延迟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二者之间的互动存在一定规律。今天我们再来认识这种“互动”，需要留心它可能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高额票房是一种互动，艺术基金赞助是一种互动，文艺批评带来的激烈争论也是一种互动。社会历史环境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样。

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了一个文艺高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发出耀眼光芒，他们的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文学史铭记的经典。这一批作家的集中出现可以归因于历史提供的“天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替形成巨大压力，他们以文学“呐喊”将这些压力释放出来。但这些作家自身素质构成文艺高峰的先决条件——他们多半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的漩涡，曾接受良好教育，具有突出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这些均是他们被历史选中的理由。

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文艺高峰成为人们强烈期待。这种期待隐含历史必然。尽管现今面临的形势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但是，许多作家察觉到另一种“天时”以及历史赋予文学的重任：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无不发生深刻改变，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巨大转型已经远远超出历史既有概念和表述，以各种具体生活形式展开，潜入千家万户。传统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调整，年轻一代的生活观念、价值判断乃至衣食住行无不显现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总之，20世纪80年代迄今，一个斑斓的时代已经出现，众多感触不断激起文艺家的创作欲望：必须为这个时代写出一些什么！不计其数的文学出版物已经出现在读者面前，名噪一时的电影、音乐、绘画和戏曲作品轮番登场，某些影视作品创造惊人收视率，尽管如此，仍然没有理由绕开一个尖锐问题： 存在多少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厚重之作，又有多少艺术家具备打造厚重之作的雄心和才能？

至少在目前，答案并不乐观。比如，不少人惊讶于电视屏幕、电影银幕或者互联网上的喜剧为什么如此盛行，这些蜂拥而至的作品为什么不断重复同质的美学风格？古典喜剧的笑声隐含价值立场和批判精神，现今更多喜剧却仅满足于“搞笑”，卖弄机灵抖个包袱或者展示一下“段子手”的俏皮。这种状况显然缘于市场驱动。娱乐精神将喜剧遴选为市场宠儿，令许多文艺创作者趋之若鹜，进而深刻地影响喜剧这一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表现形态。再如对“类型化”的膜拜。传统文艺评价体系往往给予“类型化”负面定位，认为其意味着独到艺术发现、富于个性的想象与体验以及异乎寻常的艺术形式的缺乏。现今，大量流行文艺创作争相以“类型化”将故事导入相似的槽模，削减审美陌生感，利用似曾相识保证观众与读者最大限度的接受。这种固定模式会抑制艺术探索现实的更多视角，限制主题展开的更多可能。许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类型表面丰富之下的内在贫乏。他们曾感叹，现实生活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艺术的想象范围和表现体系——这种感叹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力不从心是这些艺术家的共同苦恼。

【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融会贯通，是创作者强主体、破瓶颈的关键】

从文化市场、消费群体到艺术运作机制，艺术家的苦恼有多方面原因。在我看来，艺术家主体是最重要的因素。艺术史表明，那些目光如炬、思想深邃、富于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往往有勇气拒绝利诱，坚持己见；他们的目标是以令人惊叹的艺术质量征服读者、开拓市场，而不是毫无主见地迎合乃至投机。而那些屈从于蝇头小利、胸无大志的艺术家则无缘享受文艺高峰的殊荣。所谓的“目光如炬”“思想深邃”“富于创新精神”不可能一蹴而就。艺术家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必须置于一个开阔的思想平台予以重新认知与定位。在我看来，历史感、哲学观念与科学素养构成了这个思想平台的三个重要元素。

历史感。社会历史的巨大转型往往带来各种性质的经验、现象以及价值观念。如果艺术家缺乏历史感，他们的判断可能目迷五色，陷入一时一地的表象。例如，当前乡村建设引起许多作家关注，大量文学创作中乡村是主角。在从悠久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国现代史上，乡村既曾是革命的策源地，也隐含贫穷落后的社会伤痛。大半个世纪以来，农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均包含解决乡村问题的巨大努力。作为一种见证和呼应，各个时期的文学都曾经围绕这些历史事件展开叙述，许多作品成为文学史名篇。不论现今对于这些作品如何评价，各种主题无不沉淀下来，如同地质构造中不同年代淤积的土层。如今，当文学涉及乡村“空心化”、精准扶贫等乡村建设命题时，历史上相关作品其实也从各个角度参与着对话。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讲述农民进城务工使作为乡土文化代表的“秦腔”后继乏人，它并非一部孤立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不镶嵌在《秦腔》的写作背景之中，《秦腔》业已隐含与《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的潜对话。历史感是聆听这种潜对话的重要前提。只有深刻理解大半个世纪乡村与农民命运的巨大变化，人们才能理解《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与《秦腔》分别据守的文学位置。一些作家简单地将乡村“空心化”归咎于城市文化时髦、享乐的消费主义瓦解了乡村诗意的田园风光。尽管这种观点可以搜集到若干例证，但是我仍然想指出，静态的乡村/城市二元对立观念恰恰表明历史感的匮乏，这种观念引导的乡村叙事无法成为历史脉络的组成部分。

哲学观念。文艺是感性的、审美的，感性与审美从形形色色的具象开始。所谓历史感表明，不论山川草木还是人间百态，它们并非突然降临世界，各种具象其来有自。然而，尽管这些具象可能在时间轴上显现特殊的来龙去脉，一些思想家仍然企图进一步追问：世界万物背后是否存在更为基本的元理论？这时，人们转向了哲学，转向思考形而上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如果一个艺术家有志于攀登文艺高峰，那么，哲学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修养。当然，那些关于宇宙观的深刻表述不可能指导作家生动地描写一个客厅，或者帮助雕塑家鲜活地再现一个农妇的神情，但是，哲学可以赋予艺术家仰望星空的心胸。相较于普通作品仅仅呈现世界的一个片断，经典作品通常在片断之中最大限度地寓含“道”的内涵，“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这绝不是鼓励艺术家平面地论证或者图解哲学表述，而是强调提炼、挖掘各种具象的深刻内涵。一些时候，艺术作品引申的内涵可能突破传统哲学表述，催生新的哲学思考。这即是文艺与哲学的互动，感性、审美与理性思辨的互动。许多艺术家隐约觉得，高蹈的哲学往往缺乏实用性——他们更愿意从事实用型的“技艺”训练。事实上，哲学的意义是提供宏观思想方位。如果说，驱动艺术家想象的时常是具象，“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那么，“思接千载”或者“视通万里”的宏观视野欠缺是不少艺术家一个明显短板。一段时间里，人们可以从媒体上读到众多文辞优美的“心灵鸡汤”，哲学的思辨很快可以指出，为数众多的“心灵鸡汤”仅仅奢谈个人修养而缺少社会维度，往往是无力回应时代的表征，是廉价的安慰剂。

科学素养。在历史、哲学之外，多数艺术家还亟待提高科学素养。倡导一定程度涉猎科学知识并非为催生科幻作品，而是考虑到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迹象：科学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艺术家来说，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可能导致大面积的生活盲区。从卫星电视、手机、高铁、互联网、大数据到转基因、人工智能、3D打印，科学技术正在许多领域重塑人们的生活观念。表现金融领域的作品不了解电子系统如何支持金融产品，涉及侦破、间谍题材的作家不熟悉各种特殊器材窃听、监控以及反侦查功能，他们的作品多半走不了多远。艺术家可能认为，文艺从属于人文领域，科学技术活跃在自然领域，二者分疆而治。但不得不指出的一个重大动向是：许多科学技术正在显露进驻人文领域的强烈意愿。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美，什么是真，科学技术正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套异于传统的答案。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传媒巨大变革，一个新型视听体系已经出现。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传媒变革迟早将带动艺术形式创新，这个课题与未来的文艺高峰密切相关。

文艺高峰是许多艺术家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只有强大的艺术家主体才有条件问鼎这个目标。《文心雕龙》曾经如此描述古典作家的才学积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一流的艺术家才有一流的文艺，今天这一时代对艺术家主体锻造提出更高要求。站在思想高地，实现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艺术家更为深刻地洞察这个复杂的时代，将观察与思考融入创作之中，拿出时代呼唤的杰出之作。

（作者为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8月14日24版，原题为《洞察时代气象 创造文艺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