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她的名字叫刘安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毕业就取得年薪上百万的的医疗顾问工作，但工作的1年中，她发现自己始终找不着工作的成就与归属感，最后选择离开。
文章来源：春林&郭颜原编作品， 公众号 【朱春林and郭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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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顾自己的这段时间，觉得每个阶段就像拿着一块块的好吃“饼干”，每块饼干，就是人生一个个由世人标准认定的“成功”，她曾尝试追逐一块又一块更大更完整的饼干来获得饱足感，但当她以为自己已经吃到最大最饱满的“终极饼干”时，却发现自己得不到任何的满足感。
“最破碎的饼干才是饱足的，最柔软的自己才是快乐的。她走向为台湾偏乡教育付出这条路。
以下是刘安婷几篇LED的演讲和采访，让我们了解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如何放弃高地位和高薪资，投入台湾乡村教育，为别人的幸福付出自己的所有。林妙可从小被教导走讨好人、人上人的道路，反而艺考落榜。刘安婷为他人的教育而献身，反而找到人生的真谛。圣经说：得着生命的反而失去生命，失去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
一．刺猬学霸的蜕变
我从小就知道，怎样找大人来登顶自己。只要拿一百分，就会有很大的肯定。我品学兼优，每天八门考试，有六门是满分。国中时我学习优秀但很自负，班里56个人都不愿当我的朋友，我难过极了。 那之前我好像是一只刺猬，人家都不太敢靠近我，之后半年好像是一个很缓慢很沉痛的拔刺过程，虽然很痛，但最终变成一个比较柔软，大家可以亲近的人。
高中一年级暑假，美国堂姐帮我申请去斯坦福大学暑期交流一段时间，我原本以为只要去学英文，没想到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可以跟教授顶嘴，而且教授竟还会很开心，说我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是被鼓励犯错的，对一个台湾体制长大的孩子，是很大的震撼。
回头看我最感谢的事，就是我再怎么累，每天一定要读经祷告，每个假日还是要去教会做礼拜，那是我最大的力量来源。
高中毕业那年，我被保送到台湾大学，还收到9所美国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我放弃了台大，原本要去读哥伦比亚大学，没想到普林斯顿大学也录取我了，而且给我更好的奖学金，那时我觉得，我只能跪下来在神面前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能上这些学校的机率，几乎是零，而且还能拿到全额奖学金，我知道这完全不是我用人的努力可以争取来的事。23岁之前，我赢在一次次的学业上的第一名，活在耀眼的光明中。
我曾去柬埔寨做论文，在那里遇到了两个对我影响很深的人。第一个是我的嘟嘟车司机，嘟嘟车有点像进阶版的人力车，他是在1970年代末期的红色高棉革命的幸存者，那时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人口在大屠杀中死去，他的家人在他的面前被士兵处死，这故事让我想了很久，因为他给自己的新名字，叫做Mr. Smiley，英文就是微笑先生，他在他的安全帽后面，车子所有四周都写满这个名字，而且你看到他真的永远都在微笑。
在我离开柬埔寨之前我终于问了他这个问题，你到底怎样才可以笑出来？没想到他却说，我觉得你很有趣，像你这样拥有一切可以微笑的条件的人，你却反过来问我该怎么微笑？他觉得不是有条件才可以微笑，是微笑之后才可以有条件。
这句话让我从柬埔寨咀嚼回纽约，因我觉得这句话很深刻。理论上说他是一个最不可能微笑的人，但他在环境给他绿灯之前，他先踏出微笑的每一个小步骤。当他自己开始可以由心发出微笑时，他也带给身旁人更多可以微笑的条件。
另外一个跟他对比的人是我在旅馆里认识的瑞士人。柬埔寨有非常严重的雏妓问题，我每天早上在旅馆大堂吃早餐时，我都看到这个男人，他每天都带一个不一样的柬埔寨女孩从电梯里走出来，而且直接在大厅给她钱。每早上看到他我觉得很作呕，直到有天我在电梯里碰到这个男人，他还跟我说他如何环游世界的各种见闻。
这两个人，一个是从没离开过柬埔寨的人，但他的生命体悟如此深刻，他的视野其实是广的；但这个环游世界的人，其实他真正是一个狭隘的人，他看了这么多事，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但终究我觉得他目光如豆。
所以世界的视野，不是来自肉体去过多少国家，更来自于在你的心里，你多么用心看到，不管你去过多少个地方，即使你一辈子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但你很用心去体会生命中很多事时，可以带来很不一样的视野。
最后毕业时我写的这个论文得了全学院的首奖，我得到那份奖时觉得太不可置信。因我明明记得我是那个写五页都快要痛不欲生的人，4年之后，神是如此信实地带领我。回头看那个过程，每一个脚步如何走出来的，这是我很感动的事。
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我去了海地做义工。我很喜欢特蕾莎修女的一句祷告词：神啊，求你将我的心完全破碎，好让这整个世界能涌入我的心中。我开始思考为什么神一次次带我来，看到这些令人心碎的事，因为心碎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我觉得人的直觉是保护好自己，尤其是一些可以拥有社会资源的人，你会用各样的资源保护好自己，好让自己不用经历这破碎世界里的痛苦，那你也感受不到其它痛苦，这样你感觉自己比较舒服一点。但在我一次次破碎时，我觉得很吊诡的是，虽然我很心碎很难过，但也在这个过程里，我也体会到很深刻的希望和喜乐。
在海地除了孩子教给我的事情之外，教给我最多的是一个牧师，他原本在地震发生时在办公室里。地震一发生时，他下意识开始跑回家里，发现他的房子倒了。
他妻子抱着他的小女儿在哭，因他大女儿还活着，他知道所有海地的医院都倒了，唯一有可能的地方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就是邻国边境。那里说不定会有一些医生，我不知道他跑了多久，终于到了邻国边境时，真有一群原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度假的医生，当时地上躺满了伤者。
那时天色渐渐黑了，最可怕的不是伤口或疼痛，而是绝望，那绝望会传染，整个地方都充满绝望。牧师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开始哼古老的诗歌，他身旁的人也跟着哼。我问牧师，我真的完全无法想象我在那状况里还可以唱赞美的歌。
他就问我，你好好想想，你爱慕的是礼物，还是礼物的给予者？如果你爱的是礼物，礼物没了，你就不爱他了；但如果你爱的是这个人，他不管给你怎样的礼物，你是否理解，你都依然爱着他，这才是真实的关系。
耶稣来到这世界，他做过最伟大的事也就是把自己破碎，他的身体因我们破碎，所以我们才能从他的破碎里得到涌流出来的爱和祝福，所以我觉得那个奇妙的破碎的心痛和喜乐来自于这过程。虽然我的心碎让我很难过，同时我也越来越接近神的心意。其实最深的满足感，最深的成就感，来自于我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
上帝在我生命中做了更新和翻转的事情，上帝让我明白一个只为高贵的真理：我是这么软弱，这么破碎的一个人，都可以被上帝使用，经历上帝这么多奇妙的恩典和带领。我相信神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只在乎我们愿不愿意跟神说我愿意。
二．饼干怪的终极饼干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我顺利找到了一个顾问行业的工作，年薪过百万，梦寐以求的一切好像正要开始展开时，我却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我心中有一种很空洞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工作。再加上我越来越了解到在台湾的教育的一些困境和现况。
在台湾的偏乡缺的通常不是物质，很多时候是人，软体。很多人都觉得可以捐钱，捐书包，捐电脑，在台湾却没有人真的愿意去到偏乡，去通常是短期的，可能在假日或放假时，没人愿意长期留在那边。在台湾的学校里，很多学校在八九月找不到老师。而在美国有一个长达25年的非营利组织在做这样的事，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它叫做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
在长辈的鼓励下，我创办了Teach For Taiwan,“为台湾而教”。这是一家非盈利组织，主要为了解决台湾，偏远山区的教育问题。我从小就懂得怎样通过读书得到大人的肯定，但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
其实这对我挑战很大，因为我放下的是对我来说我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切，但终究我觉得，在一个很长的过程里，神带领我回来。我们第一次招募原本只有10个名额，但我们收到了将近200封申请书。我是哭着看完每一份的。因我觉得这是很多年轻人想要重新思考自己对人生的追求是什么的一个时机，所以我觉得刚好架起了一座桥梁，让对这个社会有一点负担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卷起袖子，自己来成为这个改变的一份子。
我想要跟大家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伯克莱大学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将一大群大学生召集起来之后，然后3个3个分成小组。然后在每个小组里面随机选出一个小组长，他们每一个小组都放在个别的房间，然后给他们一个讨论的题目。然后研究员们就离开了房间，让他们进行讨论。过了一会儿之后，研究员们又回到了每一个房间，然后手上各端着一盘想要犒赏他们的饼干。只不过这个盘子上面有4块饼干，所以研究员们想看看这最后一块饼干的下场会是如何。那么大家猜一猜，这第四块饼干的命运是如何呢。研究结果发现，几乎毫无例外的，这多出来的一块饼干都被随机选出来的小组长给吃掉了。
这个实验结果的解释方式却有千百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实验当作是对于世界的一种譬喻的话，那么是否在某一个层次来讲，我自己和在场的各位都是这个世界上被随机选出来的小组长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如何去定义我们的成功。
反过来说，面对于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吃到饼干的组员们，我们的态度甚至是责任又在哪里呢？我很喜欢讲这个饼干的实验，其实也是因为我认为它非常贴切的描述了我23年以来的人生。
从小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饼干怪，一个一个的第一名，一份一份的成就就是我的饼干。我很爱吃饼干，而且我很会吃饼干。在大学之前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人生的目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考全台湾排名第一的大学，我想要考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总之用一句话来讲，我就是大家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对面阿姨的女儿。我终于在高中毕业时考上全世界第一名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台湾唯一一个。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最终目的，那就是不断的去吃下一块更大的饼干。然后总有一天，我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饱满的饼干，让我吃了一辈子都不会再饿，我把它称之为终极饼干。
第二个故事，大一的暑假我来到非洲的加纳，做两个月的小学老师。我的教室非常的落后，地板是泥土，黑板是黑色油漆涂成的，我的学生制服都是捐的，所以不曾合身过。如果您仔细看，虽然是上课时间，但是只有一半的孩子在做笔记，不是他们不认真，是只有一半的孩子才有笔。虽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孩子们面对一个外国来的老师总是很兴奋。只不过我从进教室的第一刻开始，就开始有学生和老师警告我，有一个孩子叫做玛丽，玛丽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老师赏过脸。而且老师还跟我说，如果你硬要管她，她可能会揍你，叫我小心一点。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忽略和便宜了她，所以18岁的我很坚持并固执地每一天进教室，至少要跟她说Hello Mary， how are you？Hello Mary，Hello Mary，Hello Mary讲了4个礼拜，她一个反应都没有从来不理。Hello Mary，又继续讲了一整个礼拜，到了第五个礼拜的时候，她忽然抬起头说，I’m not good（我不好）。但是任凭我怎么问问题，她就是不理我。Hello Mary，Hello Mary, 又讲了很久，到第六个礼拜第7个礼拜的时候，她忽然抬起头又说，I’m not good，my mother hit me.（我不好，我妈妈打我。）她从此就没有再跟我讲过另外一句话。
我两个月的任期很快就到了。到了我教学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走到我的教室，想要和我的孩子们说再见。说完再见我就往校门口走过去，那里有一台巴士等着，要载我去机场。走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我听到背后有大大的跑步声，我吓了一跳。我转过去看，发现玛丽朝我跑过来，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要来揍我。但是终究是被她追上了。我停下来。那天下毛毛雨，所以地上都是泥泞，我的脚上当然也都是泥土。只不过当她追上我的时候，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就蹲下来，用她的手把我脚上的泥土一次一次的把它涂掉，然后她又站起来往教室跑回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玛丽，我看着她跑过去的身影。其实我没有想到我这么早会哭，看她跑回去的身影。我震惊了，没有想到，带给一个孩子改变的契机，竟是自己不经意的一句，“你好吗？“而我也问自己说，如果今天我可以为玛丽留下来的话，那么是否她的故事，我的故事都会有所不一样呢。
第三个故事，两年前我来到了海地，大家知道海地在3年前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大地震。海地的人口其实不到台湾的1/10，但是当时的死亡人数比台湾921多上100倍以上。我到海地的时候，其实离大地震已经过了一年。但是他们仍然穷到连总统府都没有办法修葺，穷到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埋葬自己的亲人，所以十几万死亡的人口就丢在一个大坑里一起埋葬，穷到1/3的全国人口仍然住在帐篷搭的难民营里。我去海地，其实是在难民中当英文和法文的老师。我虽然是一个老师，在看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渺小。我觉得我到底有什么道理可以教给你们，所以除了我上课的时间之外，我大部分时间很少讲话。我就是去一个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帐篷里，听我的学生们讲故事，陪他们一起哭，陪他们一起笑。回到美国之后，我的海地学生们会想办法用网络和我保持联络。其中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年纪比我没有小几岁的学生，他用法文跟我说：“老师，我从来没有停止讲过你的故事。”
我说：“我没有什么故事，你明明知道我很少讲话，我哪来的故事跟你讲。”他说：“老师，因为就只有你来的时候，没有满腔的大道理要讲给我们听。只有你来用你的聆听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就算没有办法改变了，都有他们的既有价值。”
讲这3个故事，其实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我这个饼干怪在追求所谓的终极饼干的一个旅程。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当我似乎拥有一切，我有高学历，高收入，甚至是高名气的时候，我的心却一味地去渴慕更大的饼干，但是当我的心因为玛丽而纠结，当我的嘴巴因为感到渺小，而闭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却有一种非常莫名的饱足感呢。当我在思索这一个问题的症结点的时候，我读到德雷莎修女的一句祷告词。她说：“神啊，将我的心完全的破碎。”这是她祷告词的第一部分。我读时还是非常的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祷告不都应该是：“神啊，求你保守我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找到好老公。总之，神啊，请保守我不要心碎，不要受伤。”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人要做这样背道而驰的祷告呢？后来我把她的祷告词读完，她说：“神啊，求你将我的心完全的破碎，好让我的心中能有整个世界。”
读到这里我才开始意识到，让我从小到大所相信所奉持的饼干定律是错的。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饼干越多快乐越多，所以我们不断竭尽所能地去吃各样的饼干，不论这个饼干是成绩，成就，或是外表，是任何让我们应该可以满足的东西。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好像我们比别人更快乐。虽然我曾经是这个追逐饼干比赛之中，最强最快乐的佼佼者之一，但是我发现在狼吞虎咽之后，与其说我的心充满了快乐和饱足感，还不如说它已经昏得饱涨到看不到眼前的世界，也感受不到身旁的温度。我的世界可能就在我的眼前，我的世界可能就在我的手上，但是在我的心中，它只是越来越冷，越来越空。但是当我的心因为玛丽，因为海地的孩子们而开始破碎时，我反而开始恢复了知觉。而我也才看到原来真正的养分来自于，在每一份破碎之中所带出来，所共享的生命多少的坚韧希望和爱，而这些养分才真正开始去填满我的心。这时候我才体悟到原来最令人饱足的饼干，是破碎的饼干。最快乐的自己是最柔软的自己。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给予，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祝福别人更祝福自己。而当我们的心能够破碎的时候，世界就不再是我们之外，才能够开始涌到我们的心中。而当我们能够吃到世界那块饼干的时候，我跟你说可能再也没有比那块饼干更大，更令人饱足的。那对我来说才是所谓的终极饼干。
讲了这么久大家可能想说这个不是Teach for Taiwan 的创办人吗，怎么讲了这么久都还没有讲到Teach for Taiwan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可能会被忘记，但是一个人为什么做事情是不会被忘记的。为什么要创立Teach for Taiwan 。在台湾我们或许尤其在台北，很难想象任何的孩子必须面临像是在加纳像是在海地这样的困境。但是我们的孩子里每9个就有一个是所谓的弱势儿童，这些孩子饥饿的受虐的，甚至因为爸爸妈妈是新住民而受到歧视的都有。我认为这个不是政府的问题而已，这个是所谓的人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重重环节之中教育尤其出了问题，但是在教育的问题里，我们常常会觉得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新的制服，新的书包，新的笔记本。但是真正最大的断层，来自于愿意花时间，愿意和他们建立关系，愿意陪伴他们的人——老师。《天下杂志》在上个月的时候，对于这样偏乡的一个教师荒，做了一系列的报道。
但是最令人困惑的一个点，是其实每一年台湾有多少的年轻人挤破头想要当老师。为什么我们会找不到人去偏乡做这么重要这么被需要的工作呢。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错综复杂，我没有办法以偏概全。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增减点，或许来自于我们这个时代，在追求饼干的游戏当中，迷失了自己。做老师或者是做任何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被狭窄化成为下一块饼干，而去偏乡做老师这块饼干所需要面临的挑战更可能会面临的心碎，让这块饼干看起来非常的难吃。
Teach for Taiwan 不是一个，想要召集青年就业的一个中介公司，而是想要带领我们的年轻人，这个时代做一份更大的想象。如果在偏乡教书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块饼干，而是一个世界呢。如果我们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先去学，不先去问自己想要吃下一块什么样的饼干，而先去问看看自己已经所有的饼干，随机得来所有的饼干，我如何能够将它们破碎，站在社会最需要我的地方。这样的领袖是否能够带出台湾世代的翻转呢。
因此Teach for Taiwan 是一个召集年轻人，去偏乡承诺至少两年做教学工作的一个project。我们相信其实最大的革命来自于我们心中的饼干革命，面对于社会，不只是教育的任何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试着用一个好老师的心。即使冒着心碎的风险，我们是否能够用我们的行动向无条件的去在乎他。最饱足的饼干是破碎的饼干，同样的我相信最强大的时代会是愿意破碎的时代。这是Teach for Taiwan 的团队，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介绍他们。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在我们台湾人时代的心里，我们可以拥有比世界更大的饼干。
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
（本文由郭颜根据刘安婷的几篇LED演讲和境界采访，逐字逐句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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