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我该如何爱你？【献给所有ADHD孩子的家庭】
还记得十五年前那个秋高气爽的九月，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傍晚，我下班后匆匆忙忙到儿子的小学接他回家。他中午下课后到学校边上的after school care, 那里六点关门。我下班总是赶着点，常常是最后一个到场接孩子的家长。
拿起儿子的小书包，上面打开着，正准备去拉上面的拉链，看到里面有个白色的信封，顺手拿出，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一边拉着儿子走出教室，老师正准备关门，一边好奇地打开了那个信封。
这是儿子学前班（Kindergarten) 的老师写给我的信，字迹工整，上面写着：
“你的儿子很可爱，但是开学一个月了，他上课好像很难跟上，常常迷失 (often appears to be lost)，总是需要一对一的注意力 （one-to-one attention). 他的生日比较小, 我建议您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回到幼儿园大班，再过一年来上学，也许他可以成为更出色的学生。可否下周面谈？”
儿子学前班的老师有27年的经验，快退休了。我一边走一边读着老师的信，心忽然沉落到井底，脚像是注了铅一般步履艰难。这张小小的纸条在我手中好像有千斤重，像是收到学校的通知，考试不及格要留级, 分不清是给儿子的，还是给我的。一辈子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噩梦，总是满心欢喜地去上学，也是满心欢喜地送孩子去上学。
儿子呱呱落地，以为孩子长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就像他自然而然地学会吃饭，走路，说话一样。虽然他走路很慢，15个月他还在满地爬，有些跟他同样大的孩子已经健步如飞了，我不曾着急过。他说话晚，尤其在幼儿园两年，他最大的兴趣是骑玩具自行车，在沙堆里铲沙子，一刻也坐不住。医生说因为家里说中文，孩子学英文会比较慢，我也从来没有担心过，直到这一刻！
手上拿着老师的纸条，反复看着那几行文字，难以置信，儿子难道弱智到这种程度，学前班就要开始留级了？
如果时光可以回到十五年前，可以让我再一次为五岁的儿子做一次选择，也许，我还会考虑一下是否要送儿子回到幼儿园大班，但是绝对不会把老师的建议当作是羞辱和难堪。可是当时我没能理解老师的用意，也没能理解儿子要面对的是什么。
那个周末我好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反复与先生还有几个女友商量对策。
“你儿子没有弱智到那种程度跟不上学前班？也许是你们和爷爷奶奶在家跟他说中文，他听不懂英文，跟老师说一下，给他点时间跟上就好了。” 一位女友对我说，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把他放到幼儿园大班，他更无聊，每天只是蹬玩具自行车，铲沙子。还是在学前班能学点东西，为上小学做准备，不能让他回到幼儿园。” 另一位朋友建议。
“学前班孩子的程度很不同，有经验的老师应该有能力对待不同程度的学生。不行的话，换个老师。” 有位家长说。可是我知道这位老师有将近30年的教学经验，毫无疑问她见过各种程度的学生。
最后我咨询了一位美国家长，她儿子有严重的ADHD, 学习很吃力，她儿子跟我儿子是幼儿园和学前班的好朋友, 常在一起玩。她自己正在申请教师的执照。
她对我说：“在美国每个学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有个人化受教育的权利。学校应该为孩子学习创造条件，公立学校不应该把孩子推开。” 她的话很符合我的胃口。
“你应该写封回信给校长，copy 给老师。” 她接着说。
我就不相信儿子学前班就跟不上，需要留级！那些孩子不都在玩吗？玩中学，学中玩。如果以后跟不上再留级，现在也太早下这个结论了，我不能接受老师的这种“审判”。
周末马上起草了一封给校长的回信，同时复印一份给老师，让这位美国妈妈过目，修改了语气和措辞，星期一早晨上班前就送到了校长办公室。里面还夹着我先生和我的名片。他那时在斯坦福大学物理实验室当高级研究员，我在一家初创企业当首席律师。说来可笑又虚荣，其实我只是想校长和老师知道我们俩都是读书人，并不是“弱智儿”。
当天就收到校长办公室的电话，约第二天去学校面谈。星期二的早晨我和先生按时到校长办公室，见到校长、老师、还有一位咨询师，好像是心理专家，大家都到场了。
互打招呼后，马上进入主题。“我们这位老师建议你把儿子送回到幼儿园完全是为了你儿子的好处，并不是为了老师的利益。她当了27 年老师，见过各种学生。学前班的学生有些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有些已经可以读 cheaper book 了, 对她来说都不是问题。你明白吗？” 校长跟我们解释。
我很先生交换了一个眼神，我回答：“学前班比幼儿园更适合儿子的成长和学习，他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双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希望老师能有耐心。”
我解释在家里教他数数，认字，他的理解力，记忆力都没有问题。如果需要，建议换一个老师，希望他在学前班呆下去。我们不会对他放弃。如果以后跟不上再留级，但不应该是现在。
校长看我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再坚持让儿子回幼儿园了。就这样儿子开始上小学。学前班一年很快过去了，再没有老师提起把儿子送回去，或再读一年之类，他顺利地到了一年级，我们也没有发现他有弱智的倾向。忙于工作和两个孩子，虽然不知道在小学里每天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感到他们都很轻松，玩中学吧。课外除了一周一次的中文课和钢琴课，我们也没给孩子上过任何补习班或者额外的功课，觉得没必要。
一年级结束的时候老师让学生给二年级的老师写一封信介绍自己，儿子交了白卷。他说不知道写什么，脑子一片空白。数学课简单的加减，他有时都能做对；有时他做不完。儿子在一年级的时候，两个老师承担教课（Job Sharing），对儿子的学习状态常常从两个不同的老师那里听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不确定的评语。但是他们两个都说儿子上课坐不住，经常跟人说话，到处乱走，注意力不集中。中午不好好吃饭，有时很容易跟小朋友发生冲突，等等。
一位美国妈妈觉得我儿子和她儿子一样有ADHD, 她儿子每天都离不开药物，建议去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 但是“Disability" 这个词对我来说相当陌生和刺激，心里还是有些发慌。
正好女儿也要上小学了，趁女儿抽签拿到胡佛小学 (Hoover school) 入学通知时，让儿子一起转学，到这个比较规范的小学校 (a structured alternative school in Palo Alto)。儿子同学的妈妈说ADHD的孩子去一个比较规范的、传统的(Structured)学校比去一个开放、自由式的学校，对这些腾云驾雾的孩子更加适合，这种教学环境孩子比较容易适应。家长也可以知道每天孩子在学校里干什么，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
儿子二年级开始上学了，老师还说他坐不住，常常与其他学生发现一些冲突。 在这位美国妈妈的推荐和介绍下，终于找到了我们所住的城市里一位有名的ADHD 专家医师。检查ADHD要三天的时间，他对儿子进行了一系列的神经发育测试 （Neurodevelopment Assessment).
在见医生之前他要求父母双方分别填写七、八页的问卷调查，还要求两位老师填写调查问卷，有几十个问题，包括各种控制能力 (Mental energy control; Processing control; and Production controls).
医生给儿子进行一系列的检查，调了他的病历。询问了孩子从出生到现在的身体状况，家庭病史。问了什么时候孩子开始走路，什么时候会说话，生过什么病，包括小时候冬天咳嗽，耳朵发炎过，统统记录下来。
然后是体检，查身高体重血压，然后对他的学习能力（词汇，记忆，数字，听力，复述），神经系统的发育，动作协调，各种能力进行测试、评估。
三天的全面检查与测试后，这位ADHD专家对我说：“你儿子有非常严重的ADHD, 他符合所有的标准和症状：行动亢进，注意涣散，易冲动。这不是他的过错，不是他主观上的懒惰和无动力造成的，而是他神经和身体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但是很幸运，我没有发现他有其他学习障碍。”
他用麻省的一套标准的测试教材考查孩子的学习能力，他发现儿子的阅读、词汇、数学水平都超过他目前所在的二年级的水平， 但是他诊断儿子有严重的ADHD. 医生说学校和家长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督促鼓励，而不是指责。他给学校写一封信并把检查结果让我带给学校。通知学校，让学校提供个人化的教育计划 （加州称为504 Plan）。
看到这份检查结果，有些如释重负，对儿子的一些行为解开了迷底，但随之而来的焦虑和不安又让我不知所措。
医生说，很多ADHD的孩子上课时这缺点，那缺点, 到了高年级就很难跟上了，有些孩子会 Drop out, 他建议用药以便尽早控制症状。
ADHD在中文中叫"多动症", 它是病吗？“多动”难道不是儿童的特征吗？ADHD 是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 吗？
到底是不是要用药？孩子一辈子要靠药物来控制多动症，听起来好像不那么对劲。那时我周围中国家庭的孩子似乎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他们的孩子个个多才多艺，在美国小学竞争不那么强烈的环境下，周围很多中国家庭的孩子在外面学这学那，超前学习。
这里和蔼可亲的医生目送着我们走出诊所，他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儿子很聪明，他很幸运有你这样的妈妈。” 他的眼神告诉我们，他会尽力帮助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让我转交给学校的信，上面有检查结果，写着医生的建议。
他建议的第一条就是现在就开始用药。写到孩子的父母担心用药的副作用，随时可以跟他联系，并放上他的电话号码。
第二，他建议实行一些奖赏制度，对鼓励孩子做的行为给予奖励，比如按时完成作业就可以受到奖励。
第三，要求学校提供一些配合，上课坐在好的位置（坐教室前面，老师可以管到的地方；周围是模范学生），老师可以多次重复要求; 安排他到比较固定的，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可以预料的教学环境。
在学校、家里要帮助他集中注意力，提醒他回到手中的功课和要做的事情上。允许上课时或做作业时给他一些小的休息时间；可以让他把作业可以分成几部分，允许他分几次完成。
总之要不断提醒，鼓励孩子；保护他的自尊心，让孩子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克服自身的弱点。
他们学校的老师很有经验，收到医生的材料后，校长，老师，学校的心理医生马上跟家长一起开会，提出帮助孩子的计划。学校的这些安排都是保密的，但是很快发现不少美国小孩有ADHD, 很多孩子都在吃药。
但是我们实在下不了决心让七岁的孩子吃治疗“多动症”的药，看到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更不敢随便让孩子长期服药。
大概两、三个星期后，这位专家医生非常负责任，给我打电话问：“孩子吃药了吗？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在犹豫是否给孩子用药。医生建议可以减量，建议从一种比较常用的药开始试用。我还是不放心。
最后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医生，他已近70岁了，快到了退休年龄，他几乎突然失去控制，对我大喊起来：“你不让孩子吃药！这就像是孩子得了糖尿病，你不让他打胰岛素一样！你知道吗？”
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带着疑问带孩子到斯坦福去看家庭医生。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这位很有经验的家庭医生，斯坦福的医学教授，非常支持我们不用药的决定。他说在美国一直有两种观点，两派意见。一派认为ADHD 是一种病, 就象其他疾病一样，生病用药治疗。另一派认为不应该给ADHD 孩子轻易用药，不要把ADHD 随便当作一种病, 而是应该把它当成一种个性特征, 个体身体的状态去面对。除非严重得涉及安全和无法控制的程度，一般不要随便滥用药。他们认为美国人对ADHD 太滥用药了。
他还建议我看两本书，一本是 《Ritalin Nation》by Richard DeGrandpre，还有一本是 《A Mind at a Time》by Dr. Mel Levine，同时介绍我看一些关于ADHD 的录像带。
《Ritalin Nation》的作者告诉我们美国的文化似乎总是在寻求一种速效解决问题的办法，对孩子行为控制的快速方法就是吃药。在快速的现代社会中，他建议大家慢下来。
《A Mind at a Time》的作者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
这些书和录像带让我了解到很多人都有ADHD ，包括很多很有成就的人，他们也有这种特征，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等等，他们仍然活得充实而富有成果，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再仔细看看ADHD 的特症，一一对照，发现我自己好像也有很严重的ADHD, 但是并没有人把我当作残疾。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都不同，我自己也是有些东西学得快，有些东西学得很慢，好像永远进不了大脑深层，永远记不住。我们很多人的智力和能力往往都不是平衡发展的，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有着不同的长处与短处。而这个社会往往急于给我们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以便分文别类。
这个问题想通了，我就不再急于去弄明白ADHD 到底是不是病?是不是一种智残？我只知道儿子有注意力的问题，他自己需要去面对，去克服这种弱点，作为家长也需要时常提醒他。
决定不给孩子吃药，我们决定从生活习惯下手。注意饮食平衡，采用低糖多纤维的食物；督促他按时做作业，按时睡觉；加强体育锻炼，让孩子练习打坐；养成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时很难看到成效。
带儿子一路很辛苦，不仅在学校，在家里他也总是需要一对一的注意力。我们都上班，加上他有个比他小15 个月的妹妹，时间与精力总是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他妹妹是个“自推娃”，性格活泼可爱，学习从来不需要大人盯着。两个孩子离得近，免不了打打闹闹的，他欺负妹妹，例如打妹妹，抢妹妹的东西，管教他就是家常便饭。但那时没有懂得儿子争强好胜，希望得到承认，渴望得到注意的心理状态。
到了初中，儿子十二、三岁时开始强烈的“少年叛逆”。在他眼里父母什么都不懂，他弄不懂为什么自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有妹妹？把自己头发染成红色，很不得去整容变张脸！他不想吃中餐，每天要吃汉堡，比萨。
刚上初中，他的数学老师告诉我们，儿子几个月都没有做数学作业了。老师问他为什么，开始他说：“这些都会了，不需要再做了。” 原来他在小学已经学过了一些初中课堂上讲的内容，老师就没有强迫他做作业。后来开始学习新的内容，他也不做作业，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太难了，不会做。”
这位数学老师给我打电话约时间面谈，他说你儿子我真是教不了了，他会做的作业不做；不会做的也不做。上课时把他放到周围五个非常安静用功的好学生中间，他自己不学，还捣乱不让别人学。后来这位老师发现他有ADHD, 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我们家离他的初中只隔一条街，走路三、五分钟，但是他还经常早上迟到。钢琴练练停停，最终放弃了，开始吹号。我花几千美金给他买了一个新号trombone，要求他至少练习三年，他倒是坚持下来了。
好在美国初中的成绩是不记录在案的，儿子的逆反发展到了极致，尽情发挥了他的创意，谁也拿他没办法，全家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先生说这一定是基因逆反。
我们意识到孩子有太多的能量一定要有个去处，无论是体育，音乐，还是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开始跟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羽毛球俱乐部，有一个很好的教练，好像以前是马来西亚国家队的，帮助他们培训。对于一个全天候“坐班”，从事客户服务工作的职业人士，每周三、四次孩子放学后送他去附件另一个城市打球，在时间上是不太现实的。感谢几位热心、无私的父母，四位男孩下课后一起Carpool去羽毛球馆，每家每周接送一次，好几位父母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为了孩子的心身健康，孩子三、四点下课后就送他们去打球，我永远感激这些家长的付出。
儿子很努力，他的球技提高很快。此外，在学校他加入了Band, 还在校外参加了一个青少年交响乐队。羽毛球队的训练和比赛，乐队的练习和演出，让儿子逐渐地改变了精神状态。他学到了团队精神，通过自己的付出与艰苦努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球技与乐器的演奏水平，并从中获得快乐和自信。
开始上高中，周围的孩子都在努力学习，上大学的压力忽然间就变得很现实，而不再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了。我对他说，你最终要选择一条自己的人生之路，要过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生活。儿子的态度开始改变，或者说开始开窍了。
上高中后他在学校羽毛球队当上了队长。在高中的 Band, 他是主力成员，是 trombone 的组长 (section leader). 在校外他继续参加青少年交响乐团，还加入了一个 Honor band, 去多处演出，包括暑假去欧洲巡回演出。
他在高一时法文的期末成绩得了C，高二他开始努力学习。正如他在大学申请的一篇作文里所说的那样，他发现语言（尤其是外语），象体育，音乐一样，没有捷径。只有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开始跟自己较劲，再没有时间与精力跟别人较劲了。他意识到自己语言能力并不强，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学好。他做了小卡片，走到哪里都在背单词，反反复复练习语法，看书，功夫不负有心人。
意识到了自己有ADHD，知道自己做亊容易拖拉，很难开始动手，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完成它，因为强大的动力，他不停地提醒自己，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打球和乐队花了很多时间，每天回家后的时间很有限，周末也常常要练习，比赛或者演出，所以他不得不学会充分利用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完成学校的作业，才能安排好时间做其他各项活动。当然他并没有在我们规定的时间休息，有时晚上我看到他房间里的灯光一直亮到清晨，我也默默地陪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不曾去打搅他。
儿子的变化是白天与黑夜的转变。高二时他的法文从C 变成了A. 数学课他不再满足于自己所在的班可以轻松拿个好成绩，转到了最快班，而且成绩很好。在高二考PSAT, 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的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inalist.
除了继续在校队打羽毛球，在学校及校外参加乐队，还参加义工其他活动，高二后他各科成绩都是A. SAT 综合考试考得高分，几门单科 SAT（subject test) 成绩满分。因为他进入了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inalist, 有学校录取了他，并提供全额奖学金。他最后选择了去柏克利上大学。
我们的周围实在有太多出类拔萃的优秀孩子与父母，你们让我感到格外谦卑。我与大家分享儿子成长的过程，在经历了很多焦虑和挫折感后，带着妈妈的一丝骄傲和欣慰，但是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理由和心情。只是想告诉年轻的爸爸妈妈，每个孩子都不同，如果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同，请不要放弃，耐心陪伴他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让我们耐心等待，静等花开。相信咱们的孩子最终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
有些孩子也许没能上名校，有些孩子也许选择了别的生活道路，虽然每个孩子都不同，有着自己天赋和秉性的不同，但是他们每个人身上一定有他闪光的东西。让我们去发现他们那些闪光的东西，去鼓励、帮助他们追求梦想。让他们有希望，有尊严地活在世上。不管他们今后将面对何种人生处境，让他们相信生活的美好和各种可能。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更有耐心的妈妈，做一个更好的聆听者。我希望更早地告诉儿子，我爱他；告诉他，我从来不曾放弃过他，从不曾放弃过对他的爱，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