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减负，需要“加减乘除”
减
负
委员呼吁：
“‘加法’，就是把孩子的睡眠时间加上去，把亲近自然和兴趣爱好加上去；‘减法’，就是严控课内外作业的数量、种类、形式、难度，把不必要的负担减下来；‘乘法’，就是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除法’，就是按教育部等四部委通知要求，将违规的校外补课、办班，以及各种违反学生成长规律的比赛坚决去除。”
一
家长“焦虑”，让孩子“吃药”
早春周日晚上19:55，北京某英语培训机构内，前来接孩子的家长队伍，从一楼大厅一直蜿蜒到大门外的院子里。其中，年轻的父母们低头玩手机，老人们在家长里短地聊天。5分钟后，下课铃声响起，家长队伍逐渐蠕动分散到各教室接孩子。
在接孩子的队伍中，有一位64岁的小洋奶奶，对她来说，这个“候场”已经是下午的第二场了。
“孙子下午14:00到15:30是奥数，晚上18:30到20:00是英语，从幼儿园就这样了，也习惯了。”小洋的奶奶告诉记者，小洋一周有7个课外班。小洋父母都是上班族，上下班都要打卡，接送孩子课外班是不现实的，但别的孩子都在报，他们也不甘心自己的孩子有所“缺失”。
对于这些林林总总的课外班，有些是小洋自己选择的，比如“乒乓球”“跆拳道”，但有些是父母列出的“必选项”，比如：奥数、英语、作文。“现在吃苦，免得升学时吃亏。”这是家长报班的理由。让小洋奶奶记忆深刻的是，有一次周六，小洋上午的课到12点结束，下午的课13:30开始，又不在一个地点，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于是全家齐动员，奶奶负责做饭，妈妈将午饭放在保温盒里，以便让孩子利用车上“转场”的时间吃。
“孩子喜欢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小洋奶奶摆摆手，“他妈说了，孩子的时间就像海绵，挤一挤，总会有的。不让他学习，他就会干别的……”小洋奶奶说，如今这城市的家长都有“病”，永远对自己的孩子不满意，钻进这个攀比竞争的“圈子”就出不来了。
其实，像小洋这样的案例，在城市中很普遍。“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突发心脏病”等文章刷屏微信朋友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及社会的“非常态”。
二
“剧场效应”引发的“报班热”
根据《2016年基础教育发展报告》显示，新东方、学而思等校外辅导机构收入大幅度增长。其中，新东方与留学相关的收入已经退居第二位，中小学校外辅导培训占据第一。学而思的核心收入来自没有升学考试的小学阶段，开班数量从小学高年级开始，伴随年级的增长递减。
对于这个数据的变化，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表示，这折射出家长们的“成绩至上观”，反映出家长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尚未有清晰认识，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创新精神等核心素养对人才成长的重要价值。“广大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成为普通教育有益的、拓展性的补充，而不应该形成同质性的，甚至是挤压性的竞争对手。”顾祥林建议，家长要客观认识培训班的作用，做出理性选择。“奥数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学校、家长将之作为选拔性竞争的砝码。”顾祥林表示，要整治比赛与升学挂钩等违规乱象，但不能将奥数本身的价值“一棒子打死”。顾祥林建议整治培训班乱象，主要在于安排好学生课内外学习的时间，使学习时间合理化。合理调整课外补习与课内学习时间，使课外补习回归作为课内学习补充的本位。
“考试竞争引发家长们的过度焦虑，很多家长把学业成绩优势归因于各种补习与训练，他们以过高的期望、让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购买大量教辅资料等方式，不惜代价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对于“报班热”的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也有同感。他表示，某些教育培训机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超纲抢跑”、虚假宣传，迎合了家长望子成龙的焦虑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并“绑架”了广大学生和家长，也加剧了他们盲目择校的冲动，形成了一种“剧场效应”———只要有一个孩子报了班，其他家长不管自己的孩子是否需要，也都要跟着报。
三
“减负”是个社会问题
“必要的课业压力对于学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学生自身角色的要求，也是他们学会学习与生存的基础；但过重的课业负担不仅损害着学生身心健康，而且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之前，戴立益曾担任多年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在基础教育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分析，学生负担过重的表象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需要唤起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对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才能从源头上遏制和堵住“乱办班”和“乱办学”的问题，重塑基础教育生态。
“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表现在学校层面，主要是教师布置的作业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综合性和趣味性，依旧有大量的低水平重复训练。另外教师习惯于把学生的学习时间进行精细规划，但缺乏对学生自身个性特点的研究，特别是缺乏学生认知特点的分析。”在戴立益看来，统一作业缺乏针对性，导致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只是重复强化，缺乏挑战性的作业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而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教师自身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此，他呼吁全社会重视师范教育，吸引优秀的学生报考师范院校。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推进师范院校教育教学改革，让高淘汰率在师范院校率先推行，完善教师资格考试，让真正胜任教师岗位的人担当重任。
“教育作为手段与工具，在实现个体教育培养目标方面的路径基本是：通过高考遴选出优秀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社会认可的学历，有了社会认可的学历才能找到好工作，而好工作和获得较高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好的生活关联……”戴立益表示，现有的招生考试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社会的人才观和就业观等也在一定层面上营造了紧张情绪。在这条路径下，环环相扣的各种问题和观念叠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家长的焦虑、学生的压力，最终层层倒逼向基础教育，转换成了中小学生的负担。
戴立益呼吁，减负需要变革人才选拔与考试评价机制，需要社会诚信体系和监管机制的健全与完善。另外，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高考，在改革中不仅需要高校率先提出自己的人才选拔标准，而且需要社会各个方面对学生做出可信赖的评价，去关注学生的个性、爱好特长、语言表达、运动技能、心理健康等，让孩子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校，也为不同个性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途径。
四
做好减负的“四则运算”
“孩子成长成才，当然应该勤奋努力，但凡事皆有度，一旦使孩子丧失了学习兴趣，磨光了学习愿望，忽视了成长规律，被拔苗，被助长，小苗就再难成栋梁！”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的大会发言引发大家共鸣。在她看来，减负问题，在学校层面，需要规范课程设置、深化评价改革，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负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才能将减负工作落到实处。
“‘加法’，就是把孩子的睡眠时间加上去，把亲近自然和兴趣爱好加上去；‘减法’，就是严控课内外作业的数量、种类、形式、难度，把不必要的负担减下来；‘乘法’，就是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除法’，就是按教育部等四部委通知要求，将违规的校外补课、办班，以及各种违反学生成长规律的比赛坚决去除。”王欢告诉记者，学生“报班择校热”的背后其是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她希望社会进一步强化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力度，提供更多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扎实、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区制、集团化办学，推进区域、集团教师一体化管理，不断增加优质教育供给。同时也呼吁借助教育信息化水平，促使优质资源向更大范围辐射，缓解供求矛盾。
针对课后“三点半”学生的去向问题，王欢建议学校要尝试盘活政府的各种投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引入社会志愿服务力量，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发展,而不是唯一的奥数、英语等学科类培训班。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在减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王欢还希望社会大力宣传“基础教育为人生奠基”的价值取向，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效衔接，让家庭教育回归本源，培育亲情、传承家风、养成良好习惯，与学校教育互为补充、良性互动，让基础教育回归本质，为学生的人生发展奠基。只有形成家、校、社会的三方合力，“减负”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