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一群朋友，还有一本书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于5月15日在北京落幕。
根据新华社报道，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各界嘉宾出席了此次盛会。
“一带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而这次，除了古丝绸之路上的“老朋友”如俄罗斯、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美国、阿根廷、西班牙等“新朋友”也来了。
为什么丝绸之路在当今世界仍然能有如此的号召力？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米华健认为，“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而是一种观念——只有通过货物、思想、艺术和人群本身的交换和流动在遥远的聚居地之间建立联系，人类才能得到最繁荣的发展。
人类对繁荣的渴望永存，丝绸之路也不会消亡。在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当下，它的召唤也愈加强烈。
米华健教授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探讨了生物、技术和文化交流对旧世界的影响。
他指出，在当代商业、政治和外交领域，丝绸之路的影响无处不在。
没有丝路
我们中国人吃不上西瓜
欧洲人吃不上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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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们常说起15世纪末欧洲人抵达美洲后发生的动植物“哥伦布交流”。
旧世界的作物、杂草、家畜和病菌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改天换地，对美洲人口不啻是一场浩劫，最显著的破坏来自旧世界的细菌在此前绝无先天或后天耐受力的美洲土著中引发的传染病。
被带到旧世界的新世界作物包括胡椒、番茄、土豆、玉米和烟草，也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从16世纪到18世纪翻了一番，部分原因就是来自新世界的玉米和白薯可以在不毛之地生长，为农民提供了廉价的替代热量，让他们得以出售大米和其他细粮。久而久之，起源于欧洲的技术优势传播到了美洲，美国相对较早地采用了整套技术和经济创新，开始了我们所谓的工业革命。
丝绸之路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交流，不过其特征并非突然的接触，而是跨越数千年的无数次邂逅。
除细菌、家马和葡萄酒之外，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上进行了数万个物种的交流。
我们从史料中得知了某些此类的移植；我们知道其他物种也发生了交流，则是因为培育出驯化种的某些原始物种只在大陆上的某些地区野生。
这些生物交流为丝绸之路这一多向网络提供了一张品种地图。例如，亚洲东部地区向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提供了大米、某些种类的小米、 荞麦、甘蔗、大豆、桃、杏仁，以及某些柑橘属水果。地中海地区和伊朗回报中国的是其他柑橘属水果、紫花苜蓿 （养马必备）、蚕豆、豌豆、芜菁、菠菜，以及西瓜——最后这一物种源自非洲，但中国人只知道它是“西方之瓜”，表明它是经丝绸之路传来的。
茄子经历了一个特别的来回往复过程，起初出现在东南亚或南亚的茄子又小又圆，后来传入中国南部和印度，从那以后成为伊朗和伊斯兰世界的主食。后来，体型更大更长的紫色品种从伊朗重新被引进蒙古人治下的中国。很多作物都是首先在大陆中部驯化的，随后沿东西两个方向传播。这包括印度驯化的柠檬、棉花（经中亚进入中国）和芝麻。而令人惊讶的是，好几种常见的食物，包括来自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山脉的胡萝卜、来自天山的苹果， 甚至可能还有洋葱和大蒜，都起源于中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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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会张骞了
他没有开辟丝绸之路
和马一样，蚕的驯化也有数千年了。和马一样，丝绸也是与欧亚大陆的精英阶层密切相关的产品。丝绸和马匹是丝绸之路上最常见的一对交易物品。
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丝绸纺织品从东方运到西方，但持续时间更长、最终也意义更为重大的，却是在农业经济和畜牧经济之间、将丝绸（和其他）纺织品从南方运到北方的交易。
马匹和丝绸分别代表了大草原和耕地的本质，前者体现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后者象征着欧亚边缘地带的文雅精英着重于感官享受的温和生活。农业土地上对于运输和骑兵坐骑的需求与游牧部落对于纺织品——特别是精美丝绸——的需求互补，丝绸象征着正统和地位，帮助游牧精英获得属下的支持，还可再次出售谋取利益。这种差异和互补构成了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丝绸来自一个叫作赛里斯（Seres）的地方—语言学家近来论证，这个词的词源正是汉语的“丝”字，最终的词形经过了各种中央欧亚语言的过滤。但即便绫罗加身，又对其垂涎不已，罗马人也并不知道丝绸制造的技术。维吉尔在《农事诗》（公元前1世纪）中写道，当时的罗马人普遍认为丝线是从树叶上梳理下来的；大约与此同时， 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说，丝是生长在印度的某些特殊树种的干树皮。
一个世纪后，老普林尼仍将赛里斯人的丝描述成“在他们的森林里找到的羊毛”。赛里斯人，也就是中国人，将其浸湿， 梳掉上面的绒毛，“然后，他们把解开织物、重新编织这两重任务交给了我们这边厢的女人。所以说，为了制成一件我们的贵妇人们公开展示其魅力的华服，需要多少辛勤劳作，还要到多么遥远的地方去劫掠一番”。
看起来罗马的女人会修改进口的丝织品，要么是松开紧密的编织，要么是将其改做成某种饰带。因此，罗马诗人卢坎在提及克娄巴特拉时写道：“她洁白的胸脯透过西顿城的织品熠熠生辉，这种织品是用赛里斯人的筘座细密编织而成，尼罗河的工匠用织针分离，并通过延展织物松开了经纱。 ”
有人说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前文所述，跨欧亚的交易可以追溯到张骞之前数千年。但张骞为了寻找对付匈奴的盟友而走访中亚（约公元前129年）的确促成了中国丝绸在中亚的热销，它从中亚经由巴克特里亚 （贵霜帝国）、印度和帕提亚一路交易，其中有些最终抵达了罗马。然而，中国丝绸西渐的本意并非作为一种消费品， 而是推行帝国政策的工具。在这一时期，汉帝国把大量丝绸运到北方去绥靖匈奴，换购马匹。
唐朝主要以丝绸制品来支撑其在“西域”（今新疆）的行政经费——数量高达每年90万匹，用作通货。那些年，唐朝向如今蒙古境内的突厥人和回鹘人运送了数十万匹丝绸。
中国也是如此，用纺织品换马匹的贸易在唐朝、宋朝和明朝持续下来，并逐渐由茶叶销售予以补充，因为这种饮料成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而俄罗斯人也培养了对茶叶的爱好。
18世纪末和19世纪，清帝国再次开启了向哈萨克人出售丝绸和棉花的大宗交易。新疆北部的清朝官员用产自中国南方的丝绸交易大草原的马匹，用新疆南部的棉布交易牛羊。从1759到1853年，清朝把将近42万匹皇家丝绸从中国南方运到了中亚。纺织品换马匹的贸易，丝绸之路的经线和纬线，就这样延伸到了现代。
在明朝
我们可瞧不上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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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中国花瓶”。你的脑中几乎一定会出现一只有蓝色花纹的精美白色瓷器： 汉语中把这种风格叫作“青花瓷” 。
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种风格就是中国瓷器的缩影； 实际上，它是整个大陆各种文化相互滋养的另一个例子。
那种能够在瓷器上造出深蓝色的颜料最初用于更加偏西的地区；最古老的实例见于古埃及的手工艺品， 9—11世纪伊斯兰世界也出现了蓝白花器具的实物。但从9世纪开始，波斯的钴矿出口到中国的唐朝，在那里被称为“穆斯林蓝”。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公元830年的勿里洞船骸中有现存唯一的唐代青花瓷实物，使用了钴蓝颜料，但这里的钴涂在陶器的白色泥釉上，而不是直接在透明的白色高岭土瓷器上着色。这条阿拉伯单桅帆船是在往返于中国通往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沉没的。我们如今所知的青花瓷始于元朝（1279—1368）和其后的明朝（1368—1644）。
蒙古帝国促成的交流使得波斯钴颜料的进口不断增加，与之相应，陶瓷技术也实现了新突破。在中国南方的景德镇，陶工学会了在干燥的白色高岭土上直接作画，涂上一层透明釉后，在极高的温度下烧制瓷器，而不再像唐朝的陶器那样在泥釉上作画或蜡印。青花瓷就这样产生了。
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宫廷， 特别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宫廷的支持，但它日益成为一种出口产品。明朝的很多中国文人实际上认为青花瓷是舶来品，且粗俗不堪。与此相反，中亚、南亚和西南亚的伊斯兰宫廷却非常看重中国的青花瓷。萨菲王朝的国王阿拔斯一世（1588—1629年在位）据称引进了中国的陶工和明代的瓷器，而奥斯曼的托普卡珀皇宫藏品中也有从元朝到清朝的10 358件中国青花瓷器。中国工匠专为伊斯兰市场制作了很多器皿，上有伊斯兰几何图形的主题以及阿拉伯和波斯的书法。
青花瓷也是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经常被模仿的对象。举例来说，从15世纪起，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伊兹尼克，陶工就仿照奥斯曼人从大不里士、大马士革和开罗掠夺来的器皿， 制作自己版本的中国青花瓷。他们没有使用陶瓷，而是将装饰了龙、凤、莲花和牡丹等中国主题的白色泥釉涂在红陶器皿之上。除偏好青花之外，伊兹尼克的工匠们后来还加上了彩绘的果类和鲜花，特别是郁金香。他们精巧绘制的瓷砖装饰了伊斯坦布尔各清真寺的内部—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 （1616年）因而得名“蓝色清真寺”。尽管伊兹尼克的装饰灵感来自中国陶瓷，但它却在书法和来自建筑、地毯、书籍彩饰及本地培育的花卉等装饰主题影响之下，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表达方式。毋庸置疑，这种专供皇家清真寺和苏丹宫殿使用的精美手工作品极其昂贵。据幸存至今的文件记载，一块瓷片的售价就高达一个技术工匠每日工钱的五倍以上， 餐具的价格更加昂贵。
荷兰人对克拉克瓷非常着迷。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从它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基地运出了259 000件瓷器。
荷兰人以这些瓷器作为模型，在代尔夫特酿酒厂的原址上建立起青花瓷工业，那里出产的盘子和瓷片如今备受珍视， 起初却不过是充满中国主题的仿制品而已。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都制作了各自版本的青花瓷。但真正把中式风格的青花瓷带到世界各地的餐桌上的，却是18和19世纪英国新陶瓷工业的大规模炻瓷和低温瓷生产技术。画着游船、拱桥、飞燕、 宝塔和飞檐凉亭的田园牧歌式“柳园图”设计，把可汗和苏丹的审美偏好发展到了高度媚俗的水平，成为我们很多人关于瓷器 （以及中国）的第一印象。1960年代和1970年代， 那还是美国人或欧洲人几乎都不会使用筷子的时代，美国的一些超市每周会送出一件工业生产的柳园图青花餐具作为馈赠忠实顾客的礼品。说到靠拙劣仿制奢侈品致富，中国人可算不得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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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不断在召唤我们的想象
“丝绸之路”一词的历史回声在很多领域中依然响亮。在国际关系中，“丝绸之路”是包括中国、中亚、南亚、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在内的整个区域双边或多边关系的简称。
不过任何人都可以利用丝绸之路的浪漫想象，这倒不是外交官的特权。几乎每一个欧亚大陆的城市，从宁波到第比利斯到伊斯坦布尔乃至威尼斯，都可被称作“古代丝绸之路城市”。
旅游公司打着这个旗号营销其旅游路线——但游客得谨记仔细阅读细则，因为“丝路之旅”虽然最有可能把游客带到中国，但行程的终点可能会是中亚、伊朗、尼泊尔、土耳其甚或高加索山脉的北部。餐厅老板非常喜欢丝路的概念： 北京、上海、多伦多、怡陶碧谷、悉尼、阿德莱德、奥克利和伦敦都有名为“丝绸之路”、提供维吾尔美食的餐厅。但一家丝路餐厅并不需要与中亚有关： 21世纪的“丝绸之路”之于“亚洲混搭风”，就像20世纪中期的夏威夷风情酒吧之于“中国—波利尼西亚”美食。
在音乐和舞蹈方面， 丝绸之路的概念经常让人想到启发普契尼创作出《图兰朵》的那种中国—伊斯兰混搭风，但 “丝路音乐”的音乐和编舞源头却可以是旧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马友友的丝绸之路合奏团委托作曲家创作并演出了来自欧亚各地的华美的混成作品。然而还有一位更早、可能是第一位在商演时披上丝路外衣的音乐家，那就是喜多郎，他的《丝绸之路》合成乐可以说创立了新世纪音乐这个新流派。喜多郎为日本国家公共电视台NHK的长期节目《丝绸之路》纪录片系列制作了背景音乐，但我还记得曾在圣塔克鲁兹一个室外浴池的喇叭里听到过美妙至极的《丝绸之路》乐曲，彼时几码之外的一辆重新漆过的老旧校车上画着紫色的莲花。
尽管中央欧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一度定义了丝绸之路的商业、生物、技术和文化交流在近几个世纪却有增无减——的确，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本身就是由增进交流所定义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就是始于数千年前的丝绸之路进程的必然结果。但音乐、旅行、游戏、美食、时尚、医药乃至政治中对丝绸之路的召唤还另有深意，它道出了我们对旧世界的怀念， 那是一个相互联系却彼此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依然能带给我们惊喜：下一个绿洲巴扎上的货品跟我们自己的还是不一样，那里的行程尽管艰苦，却能启迪崇高的精神境界。
丝绸之路或许是一个幻想，但我们依然渴望踏上那段征程。
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作者：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
译者：马睿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书号：9787544767163
定价：32.00元
出版方：译林出版社
本期内容摘选自牛津通识读本《丝绸之路》
本期题图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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