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噪音，日常地狱

又一次，傅岳被楼上“砰”一声巨响吵醒了。他看了下时间，已经快要凌晨一点。白天里那种眩晕、胸口发闷的感觉又回来了。他气得呼吸急促，飞快起身冲进厨房，随手抄起一把菜刀，决心上楼跟制造噪音的邻居拼了。

刚出家门，傅岳突然停下来，他想：“我是坐电梯上去呢？还是走没有监控的楼梯？”十来秒后，随着理智慢慢恢复，他开始为刚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冲动感到后怕，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

和楼上邻居因为噪音发生冲突三个月以来，傅岳曾无数次冒出过类似的危险念头，这是离出事最近的一次。

傅岳985高校毕业，工作几年后，在苏州攒钱付了首付，然后结婚、生子。在旁人眼中，他一向体面、情绪稳定，而让他一反常态，出现文中最开始失控行为的源头，是楼上住户不定时发出的噪音。

楼上100平的房子住了六口人，两个老人，两个青年，两个小孩。傅岳时常听到小孩在地上跑跳，从晚上七八点持续到十一二点睡觉为止；大人发出鼓捣东西的声音，像是在打扫卫生；老人的动静则集中在早晨，买完菜做早饭的时候。

在长期噪音的侵扰下，傅岳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天晚上，他一听到楼上的“哐当”声，站到床上，对着头顶的天花板一顿锤，手关节流的血顺着手臂溅到床单上，疼了好几天。尽管那声音并不大，但他已经习惯第一时间跌入厌恶、抓狂的情绪里。

在楼上邻居看来，傅岳有点小题大做了，邻居说：“你耳朵这么敏感，肯定有问题，是不是对我家有什么目的？”妻子也劝：”商品房多多少少会有点声音。”

“小题大做”，受邻里噪音困扰的人常被这样指责。在偌大城市里，马路的车流声、基建装修的“轰鸣”声、广场舞音响、甚至空调外机运行的“嗡嗡”声，都足以掩盖这些微小、隐秘而持续的邻里噪音。

事实上，邻里噪音很常见。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兴房地产建设，完成了从“筒子楼”、“单元楼”到商品房的更迭。如今，城市楼房往往多而密，比如广东城中村的一些握手楼，两户窗的距离甚至不到半米。

老一辈人和街坊有多年的感情基础，包容性和意愿更强，但在那些新社区里，陌生人从天南海北汇到一起，生活习惯的不同，会将楼上楼下迅速分化为不同阵营。即使搬家，也难以确保下一任邻居就能合乎心意。

据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数据显示，全年群众举报共44.1万件，其中，噪音扰民问题占比41.2%，仅次于大气污染。

医学显示，长期接触噪音会导致噪音焦虑，造成失眠、抑郁和神经衰弱。不少人因此性格大变，和邻居大打出手。裁判文书网上，与“噪音”有关的文书高达43240篇。

然而，这个群体鲜少被关注，更缺乏救济。

傅岳多次上门沟通、给小孩送上水彩笔、遥控汽车，直到楼上觉得过意不去，两人开始聊起教育、吐槽物业，慢慢有了邻居的样子。这个过程，他花了一年。

傅岳调解完矛盾8个月后，中国的另一端，刘国强的故事走到尾声。他和楼上长达3年的噪音拉锯战，最终以他被判了一年半结束。

刘国强是个年轻小伙，从2016年开始饱受楼上邻居的噪音折磨，投诉、报警、调解……通通没用。一些噪友在群里安利震楼器，刘国强花600多块钱买了一个。卖家跟他说：“我保证你用几天，楼上肯定不吵了！”

震楼器是一种震动马达，使用者希望通过用其制造噪音，让邻居体验到等量的痛苦，从而达到一种威慑平衡。在邻里噪音的战争中，它常被视为最有效的反击手段之一。

当晚，刘国强戴上耳塞就睡，把震楼器支在天花板上，开了一整晚。第二天，楼上果真收敛了许多，没几天就主动上门求和。看着之前一直挑衅的邻居突然服软，刘国强很满意，很快停用了震楼器。

没想到一个月后，楼上突然又闹起了大动静。有人分析，这是经典的“敌疲我扰”战术，在对方放松戒备时突然反击，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刘国强每天上班都魂不守舍，满心都想着怎么对付楼上，经常划拉手机屏幕，不停地刷着QQ群友们和邻居斗智斗勇的事迹。他们的反击提议越来越激进，甚至有人开始直播砸邻居家门。

群友们一波波对邻居的言语讨伐，给刘国强壮了胆。刘国强心想：忍了这么久，是得给楼上点颜色看看了。他用502胶水堵了楼上的门，楼上也不甘示弱，从阳台往下泼水，“正好”洒在刘国强家晾的衣服上。局面越来越僵。

出事那天，楼上男人叫嚣：“有本事今天你就把我打死！”换在以往，这事儿多半吵吵完就各回各家，继续明争暗斗了。

但那天，刘国强不知道哪里来的怒气。他一把将邻居抱起来，从半层楼梯上摔下，瞅着邻居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撞破的头往外汩汩冒血，刘国强慌了。

邻居的伤势比刘国强估计得严重，因为伤到了脑部，对方可能变成植物人。刘国强因此被法院判刑一年半。

在这场噪音战争中，所有人都输了。

像刘国强这样对噪音制造者实施激烈反击的人，终究是少数。通常，人们在遇到邻里噪音时，有两条路径，一是私了：通过物业、社区街道、邻居沟通调解；二是求助公权力：报警、起诉。

邻里噪音类型很广，比如蹦跳或走动、开关门窗、敲击和锯东西、拖动桌椅和家具、电视乐器等发出的噪音，大多发生在上下楼层之间，难以界定和取证。现有法律，也多是围绕交通、施工噪音施行。

我国住宅噪声标准是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低于45分贝。而一个28公斤的儿童从沙发上跳到地面，瞬时噪音就可能高达60分贝。

当这两种努力都落空后，人们才会考虑反击或搬家。然而房价高企，大部分人都不具备随时搬家的能力。于是，如何合理反击，在无休止的斗智斗勇中夺回短暂的安宁，就成了这个群体做梦都在思考的问题。

傅岳也曾加购过震楼器，那东西在他购物车里静静躺了三个月，还是被他删除了。傅岳说，如果不是家人劝阻，他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刘国强。

2019年，傅岳的噪音纠纷解决后，业余时间开始运营“安静之家”的公号和微信社群。人对噪音的感知不同，别人很难和他们共情，甚至经常被指摘“矫情”、“敏感”。只有在抱团的社群中，傅岳和群友才会摆脱现实世界中的那种异类感。

这些全国各地受噪音折磨的人，在互联网上化成了一个个昵称，大多跟“楼上”“噪音”“反击”这些字眼有关。咒骂和幻想反击，构成了群里的主要生态。

晚上六点多，周小琴下班回家，缩着脖子轻手轻脚地开门，比做贼还要小心翼翼。进了自己家后也不敢开灯，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玩手机，黑暗中，手机的微光照亮了她的脸。

周小琴面对的问题比傅岳更棘手。傅岳的楼上邻居是无意识影响到别人，而周小琴的楼上昼夜不休地制造噪音，纯是出于恶意报复。

刚搬进杭州新居的半年里，周小琴从没被噪音困扰，直到她家楼上邻居怀疑水管是被周小琴家堵的。物业检查后证明，水管堵了是因为楼上洗衣服时没掏干净，在业主群里提了一嘴这事。兴许是觉得没有面子，自那之后，一场长达3年的报复开始了。

只要周小琴开灯，楼上的“交响乐”就吵闹不停。跳绳、拖家具、马桶冲水、往地上砸铁球……“乒乒乓乓”的动静能从晚上六点多持续到凌晨，不论周小琴躲到哪个房间，都不得安宁。

楼上是自由职业，吵闹到凌晨四点是常事。周小琴求助于社区，社区只是打电话给对方口头教育，没有任何作用。

周小琴不是没有努力过，送水果、发红包、请吃饭，楼上邻居每回刚接受礼物时会消停几天，但很快又恢复原样。

周小琴上门沟通，楼上把门开了一道小缝，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别来我们家了。”周小琴再要说的时候，对方开始破口大骂：“谁让你之前把我家水管堵了！”此时，距离堵水管的事情过去了两年。

有一次，楼上邻居砸完地板，两人在路上遇到了，他看着周小琴得意地笑。周小琴盯着他，骂了一句脏话。楼上邻居笑容凝住，转身走了。当晚，铁球砸地板的声音变本加厉了。

那段时间，周小琴的丈夫晚上睡不好，白天开车上班时出了车祸，修车花了一万多，不敢再上路。周小琴自己也整夜睡不着，头发大把掉，记忆力下降，上班经常迟到，屡次被领导约谈。

丈夫不喜欢周小琴老提噪音的事，劝她把注意力放别的地方。周小琴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只要有一丁点声音，整个人就会绷紧。她去医院看病，确诊是抑郁症，每月吃药花销三四千。

距离周小琴1000公里外的张果在河北，同样饱受噪音困扰。

张果备孕了一年多，去医院光检查费就花了小一万。医生说，夫妻俩生理上很健康，就是心理太焦虑了。

今年上半年，周小琴搬到同小区的群租房后，生活恢复了宁静。只是，噪音脱敏并非一蹴而就，她想起过去还是会哭。

她想过换房子，但第一套房的贷款至今都没还完，只是偶尔约中介看看房，提前感受那种快乐。那些房子无一例外，都是顶楼。

和周小琴的隐忍不同，30岁的张果更相信以暴制暴。

疫情期间，张果待在家里，天天听着楼上小孩3D立体式环绕的声音。她在业主群和楼上协商，对方说：“谁家还没点动静了？以后你有了孩子也一样。”

张果瞪大眼睛：我家孩子怎么可能跟这种人一样？她希望楼上邻居在地上铺些泡沫垫子，减少噪音，但邻居就是不愿意。张果找了好几次社区居委会，后者都以有孩子为由不处理。

踹门是张果爸爸在另一个小区采取的措施，比张果好声好气央求和找居委会都有用。张果爸爸人高马大，长得“很像黑社会”，好声好气和他楼上沟通过几次，在楼上租户黑着脸表示“孩子本来就爱玩，这是我家你管不着”之后，他直接上楼踹门，踹走了好几家带孩子的租户，并跟房东放话：“以后再租给带孩子的，来一家赶走一家。”

“我爸耳朵不好使了，但还是被逼到这份儿上。”张果也想冲上楼踹几脚，但被丈夫拉住了。

张果丈夫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知道，邻里噪音纠纷，警察不一定会逮人，但上楼踹门，会。

总之，张果一年半的挣扎并没有等来好结果。她决定搬家，最近在看一套独栋的房子。

张果所在地房价均价一万四五，换房尚有余力。但傅岳遇到的北京群友则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大多北漂多年，攒了很久首付，终于买了一套中小户型的房子，结果遇到了邻里噪音问题。

2009年，傅岳刚开始工作，听到的最多的消息是哪里的房子已经抢完。他曾目睹过用麻袋取钱去交首付款的人。有人告诉他，关于中国房价“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房价上涨的黄金时代，房子质量差一点，隔音不达标，只要能赶上买房都不重要。

傅岳做过相关调查发现，邻里噪音跟房价、地段、楼盘、小区高不高档没有直接关系。去年五月份，上海陆家嘴的几个朋友也集中反映了遇到邻里噪音问题，“你想啊，那儿的房价多少啊？”

那邻里噪音跟什么有关呢？跟人群、行业、素质有关。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如北上广深，邻里噪音最严重，尤其是学区房，学区房邻居经常能听到小孩哭闹、大人吵架的声音，群里有个姑娘，听楼上从一胎蹦到二胎，晚上永远都是鸡飞狗跳。

傅岳们不是没想过报警。当私下调解、投诉、沟通的渠道一一被堵死后，他们将所有希望倾注在了报警和起诉上。

张果报过三次警。第一次是在疫情期间，民警无法出警，只能帮张果打电话给楼上房东，让他劝一下租客，情况照旧。

第二次报警，警察出警了，还是上一次那个警察，问她：“你不之前报过警吗？怎么又报？”张果叹气说：“问题不解决，只能再次报警。”警察上楼让对方管一管孩子，转身让张果签完字，走了。

最后一次是邻居报的警。

那天早上，张果和楼上邻居在电梯里狭路相逢，张果瞪了她一眼，楼上见状，小声念叨：“有毛病。”张果回嘴：“上梁不正下梁歪，扰民还有理了？”两人的声量一个比一个大，楼上开始用手指她，这恰好是张果最讨厌的事情。张果怒火中烧，推了她一把。

对方马上拿起电话报警，张果没理她，翻了个白眼就自顾自上班去了，前脚刚到单位就被警察传唤。噪音扰民的事，警察让张果去法院起诉。

张果丈夫问了事务所里的其他律师，说法基本都是：全国目前还没有一例生活噪音胜诉的案件，法官是很难参考的，就算是胜诉了，也没有实质性的惩罚，所以无解。

报警十几次无果后，周小琴决定起诉。

她到法院现场咨询，屏住呼吸，听到的是这样的话：“建议不要过来打官司，就算最后赢了，楼上还吵，你还是得报警。”

律师也不建议她打官司，“律师完全代理是八千块钱，打官司花的钱可比打官司赢赔得的钱多。”

周小琴苦笑，给了律师五百块钱咨询费，离开了。

一位经手过类似案件的方律师告诉字母榜&直面派：“如果是邻居的声音太吵，处理会比较麻烦。一方面是取证困难，另一方面是诉讼结束，执行起来也有很大障碍。取证难以证明是哪一家发出的声音，什么时候发出的，是否超过分贝；执行上，如果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不按照法院判决去做，执行法官也很难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最严重的可能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关于噪音，国内没有这个先例，适用的可能性不大。”

像张果和周小琴那样，一次次报警，在多方周旋中慢慢消耗掉希望的人，社群里一抓一大把。苦恼之下，有些群友甚至提出要移民。

有些国家法律规定，楼层噪音是危害公共环境的行为。

以美国为例，他们官方督查组会在公寓楼一米处测声，超过45分贝就会被禁止，哪怕是狗叫也不能超过3分钟。一旦有人投诉，督查组就会带着检测仪器赶到现场测试分贝，违规超过3次的人，会被处以525美元～2625美元罚款，当场开罚单。

韩国在2014年实施了《共同住宅楼层间噪音标准规定》，明确了噪音类型：蹦跳或走动发生的噪音；开关门窗发出的噪音；敲击和锯东西发出的噪音；拖动桌椅和家具发出的噪音；健身器材等运动器械发出的噪音；电视、收音机、乐器等发出的噪音，除了下水道。

噪音标准是日间57分贝，夜间52分贝；对于1分钟内持续噪音的标准为:日间43分贝，夜间38分贝。一周超过3次超标，就属于违法范畴。

日本除《环境基本法》外，还有《轻犯罪法》，这是独立于刑法之外的存在，专门约束那些道德层面上的行为，给予了警察更多的执法弹性。比如，插队罪、尾随罪、妨碍安静罪，可能被处以1日以上30日以下的拘留，或1000日元以上1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知乎上有个用户在日本遭遇了邻里噪音纠纷。

他租的是日本普遍的木造房屋，隔音本就不好，但第一年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年，楼上来了新住户，动静明显比第一年大很多，晚上还经常响起生命大和谐的声音。他不堪其扰，打了日本110。

10分钟后，到了三名警察，但楼上不开门，警察也没办法，留了他的联系方式隔天沟通，并说：“如果对方过后再制造噪音，你可以再次报警。”当晚，楼上安静了。

第二天上午，警察跟他反馈，已经让楼上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调查后会再联系他。下午，房东那边也来电话，先是道歉，说：“楼上是刚搬过来的外地年轻人”，附近邻居也受到他们影响，已经责令他当天搬家了，并表示之后会登门拜访。傍晚，警察来电，调查情况和房东说的差不多，他们会对楼上住户保持关注，定期询问那个人的工作情况和居住地址。末了提醒他，不要在这里租太便宜的房子。

中国目前使用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是1997年施行的，对于邻里噪音的类型、规定、处罚尚没有明确的条款。

为数不多关于生活噪音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傅岳指出，中国参考国外的《噪音法》意义不大。

首先，国外地广人稀，而中国的房子太密集了，住宅压力不是一个量级。第二，隔音标准不一样，中国住宅楼板标准厚度是80mm到120mm，日本过去是150mm，现在又调高到200mm。第三，国外法律是健全一些，但是执行起来也有很多问题，只是，比如日本的国民性，他们的文化里，“管好自己，不影响别人”更有助噪音的沟通。

所以，各国的噪音法条并不具有普适性，还是需要中国自身加快邻里噪音立法。

在95后李小雨的家乡，邻里噪音被一些传统思想浓厚的居民认为是“声煞”，是犯小人，需要专门的符文去解，很多人会在自家门口贴诅咒符。

李小雨和母亲一起住在县城的老房子里。板楼太老了，没有物业，隔音糟糕。楼上房东是一名老师，将房子租给了夜店混混，后者经常半夜开Party、喝酒打牌。李小雨跟房东协商了五个月都没有结果。

有天晚上，李小雨站在一楼阳台窗户边，窗子装了钢化纱窗，外面的人没法看到里面。她看到混混用非常恐怖的眼神盯着她们家，和旁边的人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尽管她知道他们看不到她，但还是生生被吓退了一步。

房东说：“你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儿？我不可能不租房子，除非你给我两千块。”李小雨去报警后，反而被楼上老师找的混混威胁，生了一场大病。

李小雨和母亲张罗了一场法事，花了好几万块钱。没有效果。

李小雨崩溃了，给楼上老师发了短信，说要去学校大闹一场，才把他约出来。“如果不处理，我就直播跳河。”很快，楼上老师就把房子卖了，新租户是一个安静的大叔。

即使楼上混混已经搬走半年了，李小雨在路上看到跟楼上混混发型相似的人，还是会下意识觉得那人会害她。“要是那人敢往我身边靠，我绝对能立刻跳起来把刀掏出来！”

傅岳遇到怀着6个月身孕，被楼上诅咒孩子是脑瘫的女人；遇到有人贷款100万换房；遇到有姑娘的父亲间接因噪音的影响去世，设灵堂期间，楼上依然在跺脚报复；遇到有人写下“我想像梵高一样割去耳朵”的投稿。

这些人背后，都是一个因噪音，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邻居的拒绝沟通而破碎的家庭。他们在求助中的呐喊、沉沦，他人难以拯救，像医生面对绝症患者，只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61岁的康爷爷是个老兵。3年前，他因为邻里噪音，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在战场上痛失战友的画面，炮火轰鸣和冲锋号的声音。他身上的弹孔早已被时间愈合，但战争遗留下来的PTSD还如影随形。

老街坊都走了，每当楼上的小年轻夜里打游戏，“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传到他耳中时，寂寞就尾随而来。但他已经一把年纪，很多事情也不想搞明白了。

他不会上网，就将自己和噪音斗争的种种细节手写下来，托女儿发给安静之家，作为一种告别，然后把老房子卖给了一对做美发的小夫妻。傅岳也不知道最后他去了哪里。

在看房期间，张果学会了自嘲，她在朋友圈发：楼上轰隆了一整天，体力杠杠的，下一届铁人三项没楼上我不看。 

去年，傅岳遇到物业经理，经理曾经调解过他的矛盾。他问：“你楼上这两天一直在投诉他楼上的噪音，你知道这事儿吗？”傅岳这才知道，原来楼上邻居也开始跟他的楼上斡旋了。唯一不同的是，傅岳的楼上有两个小孩，而楼上的楼上是3个。

“安静之家”社群里，人数变动是常事。不断地有人进群，为找到组织雀跃，也有人想重新开始，不再被噪音裹挟，他们和傅岳道完感谢后默默退群，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

群聊依然热火朝天，他们在讨论什么样的音响反击更加有效。这时，一个顶着孩子头像的人连着发了3条消息，最后一条是，“我今天非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本文中刘国强、周小琴、李小雨、康爷爷、张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