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研究中心 |复调图书馆] “玻璃阁楼五歌之巴比伦的朱红色” 活动回顾
2020年7月12日，OCAT研究中心邀请艺术家、艺术写作者郭锦泓开启了“玻璃阁楼五歌”系列活动的第一期“巴比伦的朱红色”。在本场讲座中，郭锦泓从个体出发，通过对1990—2000年十年间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总结和分析，寻找女性主义思潮的演变和叙事逻辑，从而构建女性多重身份政治意向。郭锦泓首先简要地介绍了这十年间女性思潮的背景，进而探讨其如何建立起由性别意识和主体艺术的创作；通过家庭、情感与性、个体内卷和社会介入四个方面对女性艺术创作进行了概括和归纳，并对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展开了充分、详尽的分析讨论。
玻璃阁楼五歌
Polyphony in OCAT Institute Library
Five Chapters of the Glass Attic
巴比伦的朱红色
主讲人：郭锦泓
我们把第一期命名为“巴比伦的朱红色”，起因是我个人觉得《圣经》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叫做“巴比伦的大娼妇”，是反基督，也就是敌基督（Anti-christ）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形象。她被设定为是一个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无所不能的女巫形象。女性形象作为敌基督，让我觉得非常诧异。一开始是非常诧异，然后有一定的反感，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我们必须要去接受的性别政治的形象。唯有我们接受了女性是可以作恶，可以作为娼妇，我们本身就有好几重这样的性别加身份政治意象之后，我们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出现。所以今天的议题就有关1990年代这十年间女性主义思潮的一个起源，我总结了一部分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来看看如何能够把所谓的这种巴比伦的大娼妇的形象建立起来。
尹秀珍 ，《尹秀珍》
综合材料， 1998
女性评论者廖雯曾经指出一个问题，她说因为从上而下的功利主义革命（非诸众自发），妇女从未真正意义上自发进入过对自我的研究，父权制话语在意识深层和现实层面的全方位占领，使女性其实并未意识到“现代主义”时期的“铁姑娘”、“英雄母亲”等看上去先进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依然是某种“工具人”的需要。
中国的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致对应的是美国“二战”和战后的现代主义时期，50–70年代时大众潮流下的“女性意识”其实很难看出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生发于个体内心，自由生长出的意识形态，它其实全部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就慢慢地到了这种全部由国家意识形态左右的，看上去好像“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到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也知道“85新潮”所谓的最有名的肖鲁的那一枪。这件作品叫作《对话》，我觉得她这件作品的实际意图是对某种自我情感关系的梳理和断舍离。这是一个很偶然的装置行为，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能作为女性思潮觉醒的起源。
[英] 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分殊正典》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在这十年的主流当代艺术当中，我们好像能看到女性思潮的觉醒，仍然要从自身出发，凭着肉身的直觉丈量，丈量空间与社会的分寸。这一点和男性叙事其实很不一样，也是很多人批评女性主义艺术作品的点。所以，我先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分殊正典》（Differencing the Canon）。这本书对性别不对等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质疑，我觉得把所谓的对正典的质疑套用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上依然是适用的：主流倾向于褒扬某种与社会问题结合的外化的思潮，并会针对某些表述“阴性意识形态”的作品给出“囿于闺房”的结论，同时这种定义方式也会对人性自然的内卷思考进行一定的折损。很多外卷式的女艺术家也会基于主流社会的定义规则，而极力避免自己被称为女艺术家。但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对这种我们能去跟正典抗衡的力量的一种折损。因为你无论表现的多么有男性特质，在父权社会定义上来看，你还是跟那种所谓的满足他所设定角色的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当男性特质足够大的时候，生理性别就会被社会性别代替，反而进一步加固了父权社会的合理性。
在1990年代这关键的十年里，很多人会说自己并没有看到什么优秀的女性主义作品。我个人倒是觉得没有必要以时间为度量衡去争取一个什么结果。在研究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其实有很多自由生长的种子，日后长成了很多非常坚固的树木。再次，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认同所谓的这种小我和大我的分别。我觉得这种话术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追本溯源还是正典（Canon）的一个变体，但实际上在“冷战”后逐渐融合和互相试探的世界中，大我恰恰是由无数的小我体现的。
喻红， “目击成长”系列，布面油画， 1993—2002
蔡锦，“美人蕉” 系列，布面油画，1992—1993
我认为这十年年看上去比较同质化和蛰伏的女性思潮，其实是可以归为几大类的。比如说家庭——喻红的作品非常明显；在情感与性当中，有画植物的蔡锦，也有身体绘画；第三类是所谓的个体内化，就是身体自传叙事；第四类是现象学式的社会所见和社会介入。
尹秀珍，《废都》，综合材料，1996
曹斐，《狗》，影像，2002
之所以这么分类，我觉得我是遵循了廖雯的一个说法：“我在对20世纪妇女解放和1980年代的妇女艺术做了一些具体研究后，认为问题恰恰出在‘妇女解放’。因为这种妇女解放，既不是女性自发的，也不是为了女性的。由男性领导和以增强政治斗争力量为根本目的，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革命功利主义的性质。由于无视父权制话语造就的意识深层的影响，以及女性在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下的切实处境，女性进入根本上未被动摇的父权制社会，要想获得平等的权益，前提只能是认可社会现成的男性的价值标准，而解放的标志事实上即是达到某种标准的程度。半个世纪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中，中国女性几乎是携带着很深的传统意识印记，毫无思想准备，匆忙地投入‘新生活’的怀抱，被革命的洪潮裹挟着滚滚向前，却不知流向何处。其地位以个人对小家庭的附属，变成的集体对大家庭的附庸。所以，妇女解放造就的是以革命男性为样板的‘女强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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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萱，《垃圾》，影像， 1999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我们这种东亚的典型的父权的内卷社会里面，在脱离集体主义叙事之后，女性思潮的萌芽，其实还是遵循了那种我觉得比较像罗兰·巴特提的印象学的方法，就是由个体的感受出发，由心理学式的原生家庭或后天家庭这种灵肉联系，然后悄悄地开始实体化自己的身体与感官，甚至是实体化自己的性器官。（社会对男性的性器官和排泄器官的谈论是早就已经祛魅了的，已经变成了一些我们很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我们不会看到女生可以自由地祛魅化地谈论自己身体那些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美的东西。）在实体化自己的性器官之后，再一步一步地完整自己情感中的体验。
*图片源于网络
本场活动的图文内容将在编辑整理后，完整收录于本系列活动的出版物当中，于系列活动完结之后发布，并于OCAT研究中心图书馆内长期陈列，供大家研究参考，欢迎届时到馆取阅。
“玻璃阁楼五歌” 系列
（第二期）[OCAT研究中心 | 复调图书馆] 1997—1998：由“被物化”到“反物化”的可能
（第一期）[OCAT研究中心 | 复调图书馆] 巴比伦的朱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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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8：由“被物化”到“反物化”的可能
主讲人：郭锦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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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阁楼五歌之巴比伦的朱红色
主讲人：郭锦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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