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作协率“作家天团”和“文学出版天团”齐聚“文学之乡”益阳，共同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发布。两项计划的发布如石子入水，在文学界和出版界激起阵阵水花，漾起层层涟漪，并不断向更广阔的范围扩散。
为此，《出版人》杂志策划推出“文学出版攀登新高峰”封面报道，采访了作品入选首批计划的作家和加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的多家出版机构，在这个原创作品迸发、市场渠道激变的新时代，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中国文学出版界的成绩与面临的客观问题，从激励创作和涵养生态两个维度着手，为文学出版的发展之路建言献策。
1980年，漓江出版社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成立，之后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宁建立了分支机构。建社41年来，已出版近万种图书。其外国文学图书的译介出版，享誉已久，如“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大规模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的系统工程。自2016年开始，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亮点频出，在全社生产大盘中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每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全社新书品种中占到30%左右。从市场反响看，漓江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文集”薪火相传，渐成规模，几乎成为线上和线下渠道方上架的必备读物。此外，漓江出版社在全国各项评奖中多次获奖，如《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入选“中国好书”；《大桥》《虎犊》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天津医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大鱼、小鱼和虾米》输出爱沙尼亚，并在2020年入选丝路书香工程。成绩离不开漓江出版社所有出版人的耕耘。而作为漓江出版社的总编辑，张谦将自己的热情不仅倾注到产品上，也感染和影响着新人文学编辑。多年来，她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出版清晰的认知。在从内容为王到内容、渠道双为王的出版环境下，对出版社的获利能力、人才培育、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张谦有着自己的思考。
《出版人》：漓江出版社作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参与者，希望上述计划在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对未来的文学出版生态有哪些期许？张谦：希望在未来，由于“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良性干预，突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非附丽）和在场感（非游艺）；文艺生产各环节不再条块分割，缺乏照应，而能够彼此呼应；文学须扎根于人民，新时代文学作品想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寄希望于上述计划的助推。希望未来文学出版生态，能有上游的版税限价（或课以高税率），抑制寡头经济；能有下游对电商市场的规范，比如对文学出版品类限制打折之类的保护性政策。否则大批出版社在夹缝里求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撑不起全国意义的出版规模。《出版人》：如您所言，文学生产各环节条块分割，缺乏照应确实是目前图书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次联席会上，您提到：“漓江出版社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版和传播上遇到一些困难，中国作家现在市场化程度很高，而出版社在市场的获利能力已经今非昔比。”具体而言，您所指的出版和传播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对此，漓江出版社是如何破局的？张谦：对于出版困难，漓江出版社的传统品牌优势是外国文学出版，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出版赛道，没有连续经营的经验和积累。但是，很多作家朋友愿意信任漓江出版社的诚意和努力，近几年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支持。谈到未来，中国作家现在市场化程度普遍很高，希望仍然不忘潜心修炼文学水平。传播的困难主要是大众阅读习惯的变化以及新媒体的冲击，使得纸媒步履维艰，这是个老话题了。出版社在市场的获利能力走低，有大趋势的原因，我们也努力从自身找问题。我对文学作品的纸质表现力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这些年我们从读者和市场那里感受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文学作品，配以良心制作，会收获预想不到的市场反馈（比如《地下室手记》），成为一代青年读者的热门收藏。毕竟，这个世界热爱文学的人，是层出不穷的。
漓江出版社目前的措施是迎难而上，积极布局。当然，这离不开上级管理部门在政策资金上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关心漓江出版社的人士的帮助。经过卓有成效的努力和筹备，我们将会在明年恢复大型文学双月刊《漓江》，用以壮大漓江出版社文学品牌，孵化未来原创精品。同时，我们在今年已经完成了关键意义上的发行队伍改组，进行了新媒体营销矩阵的有效布局，各项发行数据开始触底上扬。《出版人》：短视频渠道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图书的销售。东方甄选的爆火，您如何看待？这是否给漓江出版社的新媒体营销带来了新的启示？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新媒体营销和销售方面，目前漓江出版社是如何做的？张谦：东方甄选的爆火，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是优质团队布局了图书销售业务，另一方面也有效促进了全民阅读。但是，以直播带货为代表的新媒体营销仍然有它的局限性。毕竟，带货的逐一性令单位时间内品种数量的展示显得比较有限，无法像传统渠道那样触及出版社的大部分产品。我们的营销人员一方面在直播中“吸粉、养号”，同时也在积极开拓分销和带货渠道，利用其他已经成熟的新媒体电商平台，做漓江版新书在传统渠道铺货前的第一波销售。目前，我社新媒体营销矩阵已基本搭建完毕。《出版人》：业界有观点认为：“书做好了是编辑的功劳，书卖好了是发行的能力。”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营销工作的尴尬处境，您如何看待营销工作之于图书的意义？张谦：随着新平台的不断出现，图书发行渠道不断细分，“图书营销”这个岗位自2000年前后出现后，经过20多年的更新迭代，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2020年以来的环境变化，给整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由于流量稀释、竞争加剧、头部乏力、腰部难支等因素，导致传统渠道（地面店与三大网店）没落；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汇聚过亿的流量、网红私域生猛、兴趣电商消费强劲、颠覆认知的带货量不断攀升，新兴电商强势崛起。无论是主动求新，还是被动使然，图书营销从之前的互联网思维营销，正式进入了智能商业打法时代。这就要求图书营销要懂得各个平台的机制与算法，要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发行思维去进行图书宣传与销售。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当下的营销对于图书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宣传，而是具有了销售的属性，且能通过新兴媒体触达更为精准的读者。《出版人》：您曾提到，“出版社需要培养新的发行队伍，转变新的发行观念”。您认为如今的发行队伍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新的发行观念？张谦：传统出版社都会有这样的发行人员，每天在一个常态的“面”上，做着一个勤奋的“点”。虽然每天很努力，每天都在想着未来，但其实这个“面”正在萎缩。传统地面渠道“一统江湖”的地位在萎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电商，尤其是新兴电商还在增长。所以，整体来看，图书业态并没有萎缩。而且，新兴电商时代，给出版人提供了更大的滋养与回馈，那就是能真切感受读者的存在和快速感知读者的需求。那么，新兴电商业态下的发行人员，就应该去努力学习新技术，拥抱变化。在受众相对明确的渠道，勇敢地尝试新的推广思路和销售方式。所以如今的发行队伍，最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勇于创新，不断学习。《出版人》：是的，环境的变化要求营销和发行不断创新和学习，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新人文学编辑方面，漓江出版社是如何培养的呢？漓江出版社是否面临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张谦：漓江出版社分四地办公，2016年以前，编辑队伍集中在本部之外，稍有风吹草动，人员要么走、要么换，缺乏稳定而有支撑感的人力资源。2016年开始，新一届班子谋篇布局，围绕主体编辑队伍和核心产品线进行了建设和再造，完全改变了之前本部队伍的“空心”状态，拥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经得起风浪、有主人翁意识和造血机能的漓江新生力量。一是人性化管理，做有温度的出版人，着眼未来，重视传、帮、带。为此，今年我们新增“总编辑时间”这个机制，由我出面，与入社两年以内新员工进行每周一次的面对面沟通交流。年轻人有各种可能性，要激发他们的趋光性，努力上进，追求真善美。二是强调“规矩就是效率”，重视带队伍。新人上岗，最重要的是督促他们打好基础，遵守规章制度和流程，基础正了，未来楼就不会歪。培训不只在课堂上、课件中，而在于时时处处的言传身教，在于秉持公心的传道解惑。三是以产品助独立。手把手地培养习惯，无保留地传授资源。当几年文学编辑，如果都没有拿得出手的自己责编的书，这个岗位也留不住人。我们扶新人上马，带他们编好书、重点书，鼓励文学编辑独当一面做选题，出成果。漓江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是人员比较稳定的一支队伍。《出版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还把目光投向了文学的影视版权输出转化。目前漓江出版社有哪些适合影视化的作品？在文学作品影视化的过程中，出版方的难点是什么？您如何理解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张谦：《大桥》《虎犊》都适合影视化，无论人物、情节、节奏还是画面感，哪样都不差。有些非常特别的中篇，比如程青获“老舍文学奖”的《十周岁》，拍出来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月芽儿”。先有剧再有书不是难点，难就难在先有了书，后面怎样转化成影视。兰晓龙的《士兵》是2003年10月在我社首版新发的，2006年底据此拍成《士兵突击》一剧火遍全国的时候，惜乎此书版权已经易手。图书出版和影视制作双方核心团队，在对的时间有对的相遇，这个于漓江出版出版社而言有点难，缺乏渠道和机制，目前基本依赖作者自己的人脉，比如《寸刀》的影视改编权，售给北京魔宙文化传媒，就是作者申剑谈妥的。文学和影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数字时代视听技术很发达，需要越来越多的内容素材，文学是影视和其他很多艺术形式的母体，好的影视作品，必然需要好的文学脚本来保驾护航。而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就是作品走向大众，通俗化、普及化的过程，会获得非凡的影响力。浇树要浇根，必须加大对文学母体的投入，下游影视创作才能有根本的优质精品内容保证；影视作品的高质量制作（非恶搞、非神剧），也会反过来激发作家队伍在创作上的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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