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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烧画,我偷画,一个战争后遗症难题

卷卷毛 看电影杂志 2021-02-23

[窃听风暴]、[再见列宁]、[铁皮鼓]......说到德语电影,那其中必然有许多经典的战后反思电影

战后德国对战争的思考与清算,几乎形成了一场文化持久战,时至今日还未见穷期。

2019年电影[德语课]就算得上其中之一。

电影改编自1968年经典同名小说,取材自画家埃米尔·诺尔德在纳粹统治时期被禁止作画的真实事件,以一个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疯狂的时代。


萧瑟美丽的滩涂、海边燃烧的绘画、房子里海鸥的累累白骨......残酷的[德语课]故事在清丽的风景和考究的摄影中徐徐拉开序幕。

如果周末需要一部能让人静下来沉思的电影,[德语课]正合适。


在德国易北河的一座孤岛,少年犯西吉·耶普森被关进单人囚室,罚写作文《尽职的快乐》

在刚拿到这个题目时,西吉大脑一片空白,并不是无有可写,而是过往画面纷至沓来,竟一时无从下笔。而一旦动笔,就再也停不下来,痛苦的往事打开了一个缺口。


和小说一样,[德语课]有着一个“戏中戏”的文本结构。西吉写下了一摞纸的作文,也构成了这部电影的主体部分。

那是40年代的纳粹统治时期,年仅10岁的西吉和家人生活在有着美丽滩涂的家乡小镇。父亲是个严肃而冷酷的乡村警察,正时值希特勒颁布了一项禁止作画的命令。


他们说,绘画是病态的。父亲的任务便成了监视周围一个名叫南森的画家,禁止他偷偷作画。南森本是他的好友,也在幼年时代救过父亲的命。

但在被赋予的“职责”面前,父亲陷入了愈加扭曲的执着。

南森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其原型便是埃米尔·诺尔德。


为了重振并为最纯正的德意志古典艺术正名,希特勒当时对各种现代艺术进行了“大清洗”。

而诞生在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尤为希特勒厌恶,在他举办的具有处刑意味的“堕落艺术展”中,埃米尔·诺尔德的47幅作品当时还成为了主角。


三、四十年代,诺尔德的千余件作品曾遭到查封,画室被毁,他本人也被禁止作画。一直到1947年,他才得以重操画笔。

在这个美丽残酷的古典村落,南森眼睁睁看着自己过往心血被查抄没收。


看着过往的好友在自己生日宴上一脸平静地吼“我只是完成我的职责!”


看着好友的10岁小儿子与自己愈发亲近、偷偷藏画;看着大儿子从军中负伤逃回,却只能躲躲藏藏,直到被扭曲的好友再次送往军区(医院)

这里的一切都是“病态”的。亲情、友情,正常的情感与人的情绪,在纳粹制度的执行者面前,早已被轻易碾碎。

原著里说,促使父亲每天上路执勤的,可能“不是勤奋,不是从业的快乐,更不是那项分给他的任务,很可能只是一种职业习惯”。

制服在身,全副武装,每天一成不变的同家人告别,垂着一张干巴巴、死气沉沉的脸,任何微笑、怀疑、赞成的表情都是很慢很慢的呈现出来。


为了抓住还在偷偷画画的画家,父亲会让10岁的小儿子西吉故意去接近画家。哪怕只是违反了“暴雨天必须待在家”的禁令,小男孩也要挨一顿打。

因为父亲的教育告诉他:“有用的人必须懂得服从。”

父亲不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自己甘愿活成了为纳粹制度效力的一颗齿轮。

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是德国战后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杰作。被翻译成20种语言,广为流传,甚至与格拉斯的《铁皮鼓》齐名。

1979年[铁皮鼓]电影

电影[德语课]的气质自然大部分来自于原著的质感。保留了第一人称,从小男孩视角的叙事,不仅增强了故事的情感色彩,同时保留了原著的文学色彩。

或许正是一个懵懂孩童的视角,才让这个故事显得愈加残忍而压抑。


“我只是完成我的职责!”父亲嘴里的这句“辩白之语”,我们已经听过太多次。

在同题材的[朗读者]里,凯特·温丝莱特饰演的中年女人汉娜,最喜欢的就是躺在15岁少年怀里听男孩为她读书,朗读狄更斯、海明威或是马克·吐温。那时候,阳光明媚,一切安好。


但也是这个看起来平凡、认真的女人,她曾是为纳粹制度服务的集中营看守。

在法庭上,被讯问为什么做了纳粹帮凶时,她回答说,“这是我的工作”

还有那个名叫阿道夫·艾希曼的著名官员。

艾希曼中校的官阶不高,他的工作是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方案。他的双手,沾染了数百万犹太人的鲜血。

然而,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旁听了对艾希曼的庭审后,却发现,艾希曼和舆论宣传描绘的那个极为邪恶、罪大恶极的杀人狂魔完全不同。


他中等身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既不心理变态,也不暴虐成性。

他为自己辩护,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艾希曼成为刽子手的动机也无非是想勤勉工作,好在纳粹官场上爬得快一些。阿伦特由此提出了“平庸的恶”概念。

康德曾说,愚蠢是由邪恶的心灵引起的。

阿伦特却说,不对,因为无思和愚蠢比邪恶更普遍。不思考,让人更容易犯下罪恶。

纳粹制度让个人成为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他们甘愿放弃了自我和价值判断,迫不及待将自己扔进集体里,成为面目模糊的一员,“服从成为美德”。


恶行并不神秘,只是一种冷漠。

不论是[朗读者]的汉娜,[德语课]的父亲,还是艾希曼本人,他们都是普通人,然后再成为恶的代言人。

网飞也曾有过一档真人秀节目《达伦·布朗:就范》,一场关于“平庸的恶”的心理实验,用72分钟能不能让一个普通人变成“杀人犯”?


从设置情境、到树立权威、再到对实验者的服从训练,几乎就是恶行的情境模拟。四个实验者中,最终有三个都做了和[德语课]父亲一样的选择。

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

而在此基础,[德语课]还走到更远。不仅是“平庸的恶”,还有“后遗症”的问题。

第三帝国败亡,“禁画令”取消之后,父亲仍然在严格而枯燥的执行着曾经搜寻并烧毁画作的命令。小儿子长大之后,仍然在努力从父亲手中拯救画作,甚至不惜偷窃画作。


一个毁画,一个偷画,他们都陷入了某种病态的战争后遗症中。

西吉成为少年犯,便是因为持续的偷画。而他所受的惩罚,某种程度来说,又全部来自父亲的作为。

西吉一代固然无辜,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父辈一代作为所带来的梦魇。下一代人仍然有责任怀疑、诘问上一代。

这也是西格弗里德·伦茨写作《德语课》的反思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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