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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孩从来不该开口提要求”，那就让我臭名昭著吧
| 雇主有权合法开除怀孕员工。
| 婚内强奸，案件通常不予起诉。
| 如果丈夫不同意，女性可能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这些是不到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的现行法律。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 观念上的偏见总是根深蒂固
但在美国，法律条文上的性别歧视已难觅踪迹。
有一个人，就是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原因。
她，就是金斯伯格。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上周因胰腺癌并发症离世，享年87岁。
追悼会将在25日于美国国会大厦举行，她也是首位在国会大厦接受民众悼念的女性。
为什么她的逝世不仅在美国，甚至在国内也引起了强烈关注？
首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终身制，这一重要职位向来是两党角力的场地。
金斯伯格是9位大法官中为数不多的自由派（自由派的典型观点是支持女性堕胎的权利）。
而川普这位保守派的总统必然会在她离世之后挑选符合自己阵营的继任者（保守派的典型观点是反对堕胎），这势必影响接下来的美国政局，甚至社会风气。
更重要的是，从几年前开始，当她在最高法院发表的异见不仅仅只为业内人士知晓，而是在网络上传播时，年逾80的金斯伯格成为了美国年轻人的精神偶像。
粉丝在社交媒体上为她建立主页，自发制作带有RBG的马克杯和T恤。
人们忽然发现，在最高法院竟然有这样一位女性，长久以来为推动两性平等做着如此重要的贡献，在她瘦小的身躯里蕴含着这么大的能量。
她为什么想要将两性平等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又是如何做到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纪录片《RBG》中都有动人的呈现。
年轻的金斯伯格没有从一开始就将消除性别歧视作为自己的使命。
彼时她只是单纯出于对背诵法条的擅长，而选择走上律师的道路，凭借自己的聪慧顺利考取了康纳尔大学，继而进入哈佛法学院、哥伦比亚法学院深造。
但就像她自己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康奈尔大学的男女比例是4:1，哈佛法学院在50年代之前根本就不允许女性申请入学，她那一届500多名新生中只也招收了9名女性。
纵然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她也已经深感两性不平等的压力。
并不是女性没有男性聪明，而是没有人认为应该扩招女性。
甚至当时的院长还特意请那一级的女性新生聚餐，问她们有什么资格占据一个原本可以给男生的位置。
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有一次金斯伯格被派去学校总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室查询资料，门口警卫拦住了她，因为她是女性，不可以进入馆藏区。
不难想象，这种基于性别的歧视在她之后的人生中也时常出现，可每当面对这种情况，金斯伯格都不会消极以对，因为她一直记得母亲对她的教导。
做个淑女，做个独立的人。
这里是淑女可不是指穿衣打扮，或任何表面上的言行举止，而是指一种处事态度，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无益的情绪掌控你自己的心境。
虽然金斯伯格的母亲在她1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但她终生都践行着这两条原则。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金斯伯格正在罗格斯大学任教。
她的学生们希望她开设一门关于“女性与法律”的课程。
她埋头文献一个月，研读每一个涉及性别歧视的联邦裁决，却发现相关的案例寥寥无几，过去几个世纪，女性这个词仿佛不存在于美国法律。
女性觉醒的风潮之下，学生的鼓励和她在加入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之后目睹的性别歧视案件促使她决定要尽其所能去争取两性平等。
在ACLU任职的几十年里，她接下了300多件有关性别歧视诉讼的案子。
其中有6件在最高法院审理。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案件应该说是1973年的佛朗提罗诉理查德森案。
这也是金斯伯格在最高法院作为辩护律师出席的第一件案子。
40多年前，佛朗提罗是一位刚毕业、刚工作、也刚结婚的空军少尉，新身份和新环境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在手忙脚乱的几周过后，这位职场新人才发现除了自己，周围结婚的同事都可以领到住宿津贴。
起初，她以为这只是行政上的疏漏，但当她多方打听之后才发现。
她就是不能像男军官一样领到津贴，因为她是女军官，仅此而已。
面对上级的不屑和轻视，佛朗提罗并没有被吓到。
既然只有通过司法诉讼才能得到应有的权利，那就法庭见。这就是她的想法。
当金斯伯格和同事们得知此案之后，马上主动联系佛朗提罗，想要接下这个官司。
最高法院审理的那天，他们是下午开庭的第一个案子，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金斯伯格连午饭都没吃，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准备庭审上。
字斟句酌的辩词中，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行法律造成了性别歧视因此违宪，还娓娓道出长久以来女性作为次等公民的生存困境。
但结果证明，在场听众只是惊讶于这情理并蓄、掷地有声的辩词。
他们赢了。
如佛朗提罗所言，“很多人认为我在小题大做，好女孩从来不应该开口提要求。”
“但我只是要求平等。”
虽然首战告捷，但她们希望通过这一案件推动修法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金斯伯格深知，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她的信念也从未因此而动摇。
致力于推动两性平等的这些年里，她胜诉的案件也不乏男性委托人。
1975年，她作为单亲父亲威斯菲德的辩护律师再次出现在联邦最高法院。
威斯菲德的妻子在生下孩子之后，不幸去世于羊水栓塞，威斯菲德因独自照顾新生儿而无暇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去当地的社会安全局办公室申请育儿津贴的时候，却被告知这种津贴只允许女性申请。
与佛朗提罗案相同的是，这份津贴只允许某一性别的公民申领，但不同的是，上一次是男性，这一次是女性。
许多人，哪怕是今天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性别歧视不仅伤害着女性，也同样伤害着男性。
为什么养家糊口的一定是男性？住房津贴因此不能发放给女性？
为什么育儿顾家的一定是女性？男性就不能得到单亲家庭补偿？
作为辩护律师的那些年里，即使是胜诉的案件，也免不了在庭上收到法官的质疑乃至嘲笑。
曾经，当她申辩“男女两性都是人，本当享有平等的人权与尊严，在法律面前也应当公平对待”时，法官突然转移话题反问说，
“那你之后也要争取把女性名人肖像放在新版纸币上咯？”
但对于这种公然嘲笑，金斯伯格的态度一向是淡然的。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幼儿园老师教育小朋友一样的心态，去向这些成年男人讲述女人所受到的歧视。
利用这种机会去扭转那些轻视你的人的态度。
在几十年的努力中，她逐渐让大法官们明白，这些以性别为凭，为了“保护”女性而设立的法条，实际上是将她们困在了牢笼之中。
有趣的是，正是这位出言嘲讽金斯伯格的法官，此前也曾撰文发表关于消除性别歧视的观点。
这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正经历着金斯伯格曾经历过的的歧视，在一个传统上认为属于男性的领域想要开创一番事业却处处碰壁。
金斯伯格从一开始就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不是先天存在的，而她的使命就是帮助这些自负傲慢的男人，理解女性的真实处境。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不是一句玩笑话。
1993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提名金斯伯格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从那之后她便担任这一职位直到去世。
如此高的职位并不意味着推动两性平等能变得易如反掌，与此相反，在涉及性别歧视的案件上，她通常都是决议投票的少数派。
法律规定，大法官可以在判决发表时提出自己的“异见”（又称“反对文”），陈述自己的观点，解释为何不同意法院的审判结果。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金斯伯格在法院发表的这些异见，越来越多地更多人所了解，她犀利的观点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认同。
她的支持者因这些文章为她取名为“臭名昭著的RBG”（来自说唱歌手Notorious B.I.G.），这也是她的纪录片取名为《RBG》的原因。
也许很难想象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情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都需要诉诸法庭，甚至最高法院才能得到。
即使在中国，一个世纪以前，女性连决定头发长度的权利也没有。
“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鲁迅《忧“天乳”》
我们以为理所应当的日常，来自一代代人的据理力争，甚至抛洒鲜血。
正因如此，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今天能享受到的权利而安于现状，也不应该因为前方仍有漫长的道路而放弃抗争。
毕竟我们所求的是人生而具有的权利。
不是特权，不是优待，也不是呵护。
而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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