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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德国笔记丨我的134块“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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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8年6月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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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 尽知天下事

柏林住处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们。到达当晚,班志远送我到塞贝尓街25号(Sybelstraße 25)。他说钱老师你看,说着蹲下身,打开手机电筒。我看到门前地下闪着光亮的两块铜牌。

 

 

在德国被叫做Stolperstein(“绊脚石”)的这种铜牌,我曾在上海的电视片里见过。记得这是标识,每块铜牌代表一位在纳粹时期被抓走的犹太人,而安放处,是这位被害者曾经的居所门前。


现在,就在住处,我亲眼看到了两位被害邻居的“绊脚石”。其中一位死于奥斯维辛;另一位不堪侮辱自杀。


触碰到活生生的历史,和从书本上屏幕上见到相关记述的感觉非常不同。为期数月的客居,我天天经过这两块“绊脚石”,出入这幢六层建筑,搭乘1909年的老式电梯上下;天天看到主人书架上诸多犹太作家的著作、有关以色列的书籍和童屋门上粘贴的希伯来文识字彩木;早晨、傍晚在塞贝尓街上散步,走过街角玲珑精致的二手服装店,走过社区学校的红砖钟楼……;这条小街,街上的“绊脚石”,让探究心日增。

 

塞贝尔街概况

 

我的住处,在柏林市区西部,选帝侯大街以北,夏洛滕堡火车站以南:

 

 

塞贝尔街,长约1公里,以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塞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的名字命名。这显然是二战前的老地名。以学者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夏洛滕火车站附近有康德大街,在塞贝尔街东侧有莱布尼茨大街,再东一点,还有萨维尼广场。这些名字从未消失。或许可说,20世纪的一幕幕疯狂,是在众多德意志先哲的凝视中上演的。


这条街35号,曾住过著名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他是最早遭到迫害的犹太人,在纳粹上台的1933年流亡法国,和他的好友,另一位遭迫害的犹太学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一起。克拉考尔逃过劫难,1941年移居美国,本雅明却在1940年自杀。今天的塞贝尔街,东西两端有两个小广场,一个是克拉考尔广场,一个是本雅明广场。


名人的故事会载入史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当年居住在塞贝尔街上的普通犹太人呢?


塞贝尔街上的“绊脚石”有134块。下图是其中的一部分。

 

 

“绊脚石”之检索


我发现每一块“绊脚石”的资料都可以查询,虽然详略不一。第一个途径是“绊脚石”网站(https://www.stolpersteine-berlin.de/):

 

 

“绊脚石”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分散式建筑”,由德国艺术家君特·德姆尼格创意发起。它是民间活动,无政商参与,全由公民捐建(每个铜牌120欧元)。现已有6万个铜牌,散布在20个欧洲国家的1100个城镇。这是柏林七千多个“绊脚石”的分布图:

 

 

显然,项目启动时间不长,目前“绊脚石”数目只是被害者总数的一小部分,与“至少留下每个人的名字”的目标尚有很大距离。网站具有基本检索功能,可以搜索被害人的姓名、年龄、住址、被害“借口”,甚至个人命运细节。资料的来源是联邦档案馆、勃兰登堡州档案馆等机构。


我还发现柏林每条街道都有专门网页,这是检索“绊脚石”的另一个入口。

 

我的犹太邻居


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打开方式”。就是这条街,就是这条街上的人,有机会住在这里,我能不能知道得更多?他们是谁?何时被抓?驱逐到了哪里?或许条件有限,只能作粗略的了解。


塞贝尔街共有69个门牌,134块“绊脚石”集中在18个门前,最多的是克拉考尔曾住过的35号,有21块。


铜牌上记录的迫害事件,最早发生在1938年。塞贝尔街上,那年有3位犹太人被抓到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读史可知,1933年,一系列限制、排挤犹太人的法案被通过,1935年,希特勒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塞贝尔街9号的犹太音乐学校那年被强制关闭),1938年,爆发史称“水晶之夜”的暴力反犹事件,犹太人的财产被洗劫,商铺、教堂被扫荡。塞贝尔街上的几位犹太人,被抓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曾被释放,及至大规模驱逐犹太人,他们再度被抓以至被害。


塞贝尔街上的被害犹太人,最年长的是62号的音乐教师阿玛利亚·弗莱舍(AMALIE FLATOW),她生于1861年,81岁那年,1942年6月被驱逐到捷克特雷津,9月死亡。最年幼的是5号的丹尼·所罗门(DENNY SALOMON),他生于1939年,1943年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并被杀害时还不足4岁。


134块“绊脚石”的主人,身份有商人、教师、医生、药剂师、法院工作人员等。铜牌上,集中营(或被驱逐地)的名字有11个。有58人被押往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26人被押往拉脱维亚的里加,20人被押往捷克特雷津,另有:波兰特雷布林卡、罗兹、索比布尔、库尔姆、爱沙尼亚拉斯库、立陶宛考纳斯以及德国的萨克森豪森。


在“绊脚石”前,我一次次蹲下,逐词判读或推测。诚如“绊脚石”的创意者所言,它们不会绊倒你人,但会绊倒你的心。铜牌上有史实,更有生命印记。这种切肤感受,对问史者是不可或缺的。


塞贝尔街上的犹太人被抓捕驱逐,集中发生在1941年-1943年。1941年:15人;1942年:65人;1943年:43人。高峰在1942,与当年1月20日纳粹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密切相关。


万湖在柏林西部,从夏洛滕堡火车站乘轻轨3站可达。无法想象,这座幽静的湖畔别墅,竟是罪恶渊薮。万湖会议遗址,如今是博物馆,保存着纳粹决定将犹太人大批驱逐到欧洲各地、最终大规模灭绝的罪证,墙上可见汉娜·阿伦特研究过的那位纳粹军官艾希曼的照片。在那里,我一直试图理解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说实话,难。在这个作出罪恶决定的现场,暴政,兽性,是赤裸裸的。

 

【视频:万湖会址】



 

柏林,万湖会议遗址

 

关押地


柏林,是众多犹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甚至是几代人的家。反犹风暴袭来,他们被连根拔起。工作遭禁止,财产被罚没,住所被侵占——他们将在临时关押地度过在柏林的最后一夜。


“绊脚石”资料中,两个地名多次跳出:列维佐夫大街(Levetzowstr.)7-8号、大汉堡街(GroßenHamburgerStr.)26号。


列维佐夫大街7-8号位于蒂尔公园北侧,从前是一座著名的犹太教堂。下图摄于1914年,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的平静生活。

 

 

教堂在1938年“水晶之夜”遭破坏,后被纳粹改造为临时集结地,座椅拆除,地面铺草,关押一批批将被送上“东线运输”列车的犹太人。塞贝尔街上的许多犹太人都曾来到这里。


寻找这个地点,我费了些时间,因为犹太教堂已不复存在。最终发现,教堂旧址矗立着钢铁纪念碑,显示有63批犹太人曾在这里关押并被押走,多批被送往奥斯维辛。

 

 

1942年秋天以后,更多的犹太人被抓到大汉堡街26号。这里从前有一所犹太人养老院和一所犹太学校。1942年6月30日学校和养老院被纳粹装上铁栏杆和探照灯,改成监狱,后作为被驱逐犹太人的集合点。

 

 

这里也是犹太人向纳粹当局申报、登记财产的地方。这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然而纳粹的面目,却是专业、精准(比如在倾家荡产的犹太人资产表上的“收益”栏里填写“收益为零”)。有关“绊脚石”的网络资料中,可以看到剥夺犹太人资产的法律文书,一切于法有据。


我找到这里。养老院、学校,踪迹已无。路边有一组纪念被害犹太人的雕塑——

 

 

他俩的故事


我的住处——塞贝尔街25号的两位被害犹太人,一位是米夏埃利斯·马克斯·以色列(Michaelis Max Israel),一位是埃德温·布兰德斯(Edwin Brandes)。在朱易女士的帮助下,我检索到一些资料,他们的故事现出大致的轮廓。


米夏埃利斯·马克斯·以色列生于1867年(“绊脚石”误刻为1912年)。1936年到1939年,他在地址簿上登记的职业是“商人”。铜牌上刻着:他“被羞辱/剥夺公民权”。1940年9月13日,这位73岁的老人自杀。


埃德温·布兰德斯的命运,和米夏埃利斯·马克斯·以色列密切相关。这是一位牙科技师,生于1912年。1939年后,曾租住后者的房子。老人自杀后,他逃离了塞贝尔街25号。在大批犹太人被抓捕驱逐的1942年、1943年,埃德温·布兰德斯东躲西藏,过着盖世太保档案所称的“非法生活”。1944年初,他被纳粹抓获,关进大汉堡街26号。


在塞贝尔街被抓捕驱逐的犹太人中,1944年的记录仅埃德温·布兰德斯一人,也是最后一人。1944年1月20日,他在格鲁内瓦尔德车站登车,被送往奥斯维辛。

 

格鲁内瓦尔德


万湖-塞贝尔街-列维佐夫大街-大汉堡街,我开始熟悉、并将这些柏林的地名串连起来。这些地名又都指向同一个地名: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这是纳粹“东线运输”的起始车站。


被集中到临时关押地的犹太人,一批又一批,由军警押送,步行到格鲁内瓦尔德。地图显示,从列维佐夫大街到格鲁内瓦尔德,步行时间为1小时33分。这是道路通畅的今天。战争环境下的当年,需时只会更多。这条路,途径俾斯麦大街、康德大街、夏洛滕堡车站,极有可能经过我住处附近的丽叶岑斯小湖。


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揪紧我心。塞贝尔街犹太邻居们背负行囊、一路受辱的画面恍若眼前。我曾在万湖会址翻拍了几张照片,情形当与此相若吧。

 

 


格鲁内瓦尔德,可直译“绿色森林”。刚到柏林时,我完全不知道它的故事。北大张千帆教授在那附近的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我去拜访,分别时他送我到轻轨格鲁内瓦尔德站。那是个古香古色的美丽小站——我只看到它的美丽,曾拍下照片传给好友。

 

 

当我了解到格鲁内瓦尔德是纳粹“东线运输”的最重要发车站后,又在途径该站时,两次下车观察。今天的车站不大,只有长长的隧道,可让人想象当年的规模。但这两次,我都还没有发现车站的历史遗迹,甚至在隧道中拍下这张照片时,我还不明白这个“GLEIS 17”的牌子指的是什么。

 

 

查阅资料,我终于知道,“GLEIS 17”,即格鲁内瓦尔德车站的17号站台,它是当年押运犹太人的专用站台。这个站台已废弃,德铁公司将它辟为纪念遗址。整个17号站台成为令人震撼的躺卧式钢铁纪念碑。

 

 

这里曾是死亡之路的起点。史料显示,这里多次一车发送上千人——许多时候是在酷暑或严冬。我在塞贝尔街的“绊脚石”上曾一次次看到“里加”,送往里加的人,大多集中在1942年1月,那些天寒地冻日子里的押运,史称“苦寒运输”,许多人冻毙途中。而活着到达目的地的许多人,等待他们的是毒气室。


请看我拍的视频。格鲁内瓦尔德,它和塞贝尔街、和我的134块“绊脚石”,紧紧连在一起。我住处25号那位布兰德斯,他的登车日期、运输批次,在“GLEIS 17”刻下了印记。


埃德温·布兰德斯,32岁,1944年1月20日在格鲁内瓦尔德和另外47人一起被送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9天后,1944年1月29日,他被杀害。他的“绊脚石”,由1944年1月29日出生的赫尔穆特·勒霍夫捐赠。

 

【视频:格鲁内瓦尔德车站】

 

作者附言

134块“绊脚石”中有一块是特别的。塞贝尔街66号的赫尔穆特·史蒂夫(Hellmuth Stieff)非犹太人。他是将军,参与了史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事败被杀。他是怎样一个人?请朋友们特别是懂德语的朋友们赐教。这块“绊脚石”也提醒我们,“绊脚石”和“犹太人”不能简单划等号,纪念铜牌的主人还包括其他受害者,如共产党人、吉普赛人、罗姆人、抵抗运动参与者等。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德国罗伯特·博世研究院魏茨泽克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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