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⑱
鲍诗雨爸爸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频频出现。你知不知道，包括西哈努克在内的几位耳熟能详人士，他们在人民日报上的传播强度排名是怎样的？鲍诗雨在生日报演示中做了个榜单。顺便说一句，当年推翻西哈努克使其流亡的柬埔寨将军朗诺，我读小学时在杭州见过——他那时还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我的父亲1963年2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汉，翻阅这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一张大幅图片吸引了我：
这是一位浓眉大眼，形象气质佳的“大叔”。
图片下配标题“西哈努克亲王今日到京 首都各界准备隆重热烈欢迎”。啊，原来他就是西哈努克啊！
不知道和我同一代的童鞋们有没有相同的感觉，这是一个活在《新闻联播》里的男人，提起他，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资料显示，1941年，控制柬埔寨的法国维希政权把年仅18岁的诺罗敦•西哈努克推上王座，意图控制这位年幼的君主，使他成为执政傀儡。但西哈努克却让他们的算盘落空，12年努力后带领柬埔寨独立。1953年，他让位给父亲，获得亲王头衔，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权者。对内，西哈努克采取柔性治国方式，在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对外展示政治才能，选择了中立的外交政策，1956年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之一。同年，他第一次对华访问，这一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第一次出现。
在我父亲出生的1963年，西哈努克第四次访华。到访前，《人民日报》进行了大规模铺垫，到访后，更是进行连续报道。可以说，整个1、2月，西哈努克是“天天见”的。
正如报纸所反映出的，中国政府对于西哈努克此次来华进行了高规格的接待。1963年2月9日西哈努克抵达云南，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云南昆明来迎接他。1963年2月12日，也就是我父亲生日那天，西哈努克抵达北京。随后，他又去了上海、长沙、南宁等城市，还去了毛泽东的老家湘潭。
1963年2月27日，在西哈努克结束访华之时，他和刘少奇主席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表示，“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和东南亚局势交换了意见。”西哈努克恰恰是在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后才来到的中国，可以说，他对推动中印谈判作出了贡献：“中国政府感谢西哈努克亲王为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推动中印直接谈判所做的真诚努力和采取的公正态度。”
此次西哈努克的访华规格高，活动多，领导多，投入大。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外交环境并不好，甚至还有“反华大合唱”。中国急需一个“破冰者”，来稳定和扭转外交局势。柬埔寨当时奉行中立政策，客观而言是有利于中国的。从地缘政治来看，柬埔寨位于追随美国的南越和泰国之间，是西方国家包围圈中最有可能松动的一环。同时，和中国的交好是柬埔寨在巧妙地摆布大国势力，借以自保，也维持了国家的独立。中柬双方“各取所需”，结果也算“皆大欢喜”。
此次访华还有个小花絮，由于西哈努克曾公开流露过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在来华之前，西哈努克在苏联那里吃了个“闭门羹”，让他相当没面子。接待他的刘少奇主席为了照顾他的“玻璃心”，临时将接待活动中一个模拟火车站的名字由“莫斯科”改为了“金边”。
西哈努克与中国领导人在一起：左起，毛泽东、彭真、西哈努克、刘少奇
西哈努克与中国的缘分不止于此，1970-1975年，由于政变，他在北京度过5年流亡生涯，之后返回柬埔寨。2004年退位后，西哈努克又来到北京，直到2012年10月15日病逝，是在中国居住时间最长的外国元首。
西哈努克的政治经历和柬埔寨及周边复杂的政治形势分不开，我做了个简略的图来粗略地梳理下其中的关系，发现这是比宫斗小说还要精彩的权力更迭：
1970年3月，柬埔寨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权，成立亲美的高棉共和国，废止君主制，迫使西哈努克流亡中国，组建流亡政府。据钱钢老师回忆，此期间西哈努克在北京是“座上宾”，大型活动场场必到，小伙伴们由于看这张脸太多次，还取了个外号叫“哈哈努克”。
1971年5月9日晚，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江苏无锡的太湖饭店观看演出
在中国的劝说和支持下，西哈努克与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结成统一战线。
越战结束后美军退出，柬埔寨国内出现权力真空，红色高棉趁机攻下金边，击垮朗诺政权，成立民主柬埔寨。西哈努克回国，但很快遭到软禁。由此，红色高棉开始三年零八个月的深红统治。此时的政权内部还有一部分亲苏派。
当时的中苏关系早已破裂。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进攻金边，于1979年1月成立傀儡政权“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此时，中美在柬埔寨的利益达到了微妙的统一，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支持国内失势的柬埔寨共产党继续在联合国中掌握席位。
1989年1月，越南撤军；1993年，柬埔寨恢复君主制，改名“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第三次成为国王，继续了和中国良好的外交关系。
说完西哈努克和柬埔寨，再来用数字梳理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政治用语。
近60年来，这个用语提及次数有明显的波峰波谷。第一个高点出现在1978年，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和多国建交；到了1990年，中国被国际社会孤立，急需老朋友帮助开拓外交新局面，所以又是一个高点；1997年，邓小平去世和香港回归，让年提及次数到达历史最高点。
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国籍调查上，根据原《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的研究，截止2010年，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601人中，日本、美国两国占比最大；有意思的是，于此相对的另一个外交用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在1949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中出现48次，其中日本以21次居首，接近一半，其后是美国的10次。看得出来，在外交关系上，中国对于这两个国家可谓是又爱又恨，“相爱相杀”。
方可成先生的研究还提及，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有变化，从革命的协作者、在外交领域提供帮助的外国领导人，到文化经济等民间友人，再到新时期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的国际友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数增加，来自国家增多，从事行业也更加多样。
此时，我列出了提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会最先想到的六个人名在《人民日报》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发现西哈努克的次数仅次于金日成，下面的各位依次是：阿拉法特、卡斯特罗、穆巴拉克、基辛格。
在《人民日报》数据库里，从1949年至今，“西哈努克”这个名字在全文中一共出现7431次，标题中出现3486次，第一次出现是1955年报道他让位给父亲的消息，最晚一次则是2015年10月17日西哈努克逝世三年之际中国前驻法大使周觉的回忆文章。他第一次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在1975年，流亡生涯即将结束之时。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词，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在特有的“面子文化”下，中国人似乎比较羞于谈利益，而乐于谈友谊。所以，才有了这个充满了人情味的政治用语。这也是“毛时代”特有的，在“邓时代”有所弱化，到现在政治意义已经很虚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和中国的外交环境和政策密不可分。
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微博上流传了一个搞笑的小段子：“当今世界三大濒危物种：大熊猫、金丝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时正值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亚领袖卡扎菲政权相继倒台。其实，只有穆巴拉克才被这样称作过，但网民的调侃和段子的传播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词变得啼笑皆非。这个政治用语和今天的主人公西哈努克只是一个缩影，通过他们发现的背后的政治用意和媒体语象转变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最后再推荐一本书：方可成先生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条理清晰，兼有历史性和趣味性，值得一读。
作者介绍
鲍诗雨，2015届香港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生在读
下期预告
还是1963年，吕光一在9月5日爸爸的生日报上看到另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艾地来访的头条新闻。50-60年代，艾地也是人民日报上的常客，但与西哈努克不同，1965年后，党报上再无他的消息。这是怎么回事？
敬请期待3月18日第十九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输出的革命成功了吗？——吕光一爸爸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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