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碳定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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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记者 潘秋杏
编辑 姜黎
“我们都认识到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碳中和提出的就是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或许是中国将来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6月2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晋涛在“碳中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引擎”主题研讨会上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碳中和不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而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将促进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的剧烈变革。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强调，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需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立足长远，分阶段、分步骤稳步推进，做到在产业供给安全前提下的平稳转换，“无论是能源还是其他高碳行业的调整，都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
碳中和下的新机遇
刘俏介绍，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1980-2009），随着工业化进程高速推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在4%左右，从2010年到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下降到2%左右，“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超过第二产业之后，再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就会比较困难”。
刘俏指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时候中国的全要素生产水平要达到美国的65%——这是一个现代化水平的底线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需比美国高1.95%，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在0.7%到1%，这就要求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达到2.5%-3%。
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能否找到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及如何有效释放新动能。“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评估是，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还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刘俏说。
他列举了可以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因素，包括产业数字化转型、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以及碳中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再工业化过程；新基建为再工业化提供基础设施；虽然目前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降到30%以下，但未来仍要保持一定的比例，由此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如果还不够，碳中和或许就是答案。”
与此同时，刘俏指出，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意味着社会顶层设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的转变，这或许会成为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防止减碳被滥用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说，虽然不知道现在多排放的一吨二氧化碳在50年后甚至100年后产生的危害有多大，但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长期累积的效应，到了产生很大危害的那天，再想改变就迟了。“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为子孙后代买一个巨额保险。”
那么应付多少保费呢？彭文生指出，碳排放经济活动让私人受益，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等损害由全体社会承担。这种负外部性使得自由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不符合社会利益，体现为化石能源的市场价格太低、消费量太高。纠正这种外部性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为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价。碳定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一是碳税，另一个是碳市场。
彭文生分析，两者相比，碳税形成的碳价稳定，由于有成熟的税收征收机制，成本比较低，但是碳减排的可控性较差，引进新税种还涉及社会接受度问题；碳市场形成的碳价价格波动较大，且碳市场是新的市场，交易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都需要资源投入，成本较高，但减排具有确定性。不过，碳税和碳市场两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设计得当，两者都可以发挥有效作用。
2011年底开始，深圳、上海、北京、广东等七地先后启动地方碳市场试点，2017年底全国启动碳市场建设。欧盟碳市场已于2005年启动。
在刘世锦看来，从全球范围看，碳交易市场发展不及预期，原因在于缺少微观基础。“约束条件、生产函数、消费者效用函数变了，机制体制如果没有相应的变化，出来的价格还是难以令人满意。”
刘世锦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现阶段主要采取由上而下，用行政性手段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的办法。这套办法的优点是短期内行动较快，也会较快取得成效，但可能的问题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搭便车”、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他提醒，尤其要防止的是，减碳被滥用，成为行政性不当干预的借口，严重时可能影响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
刘世锦认为，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须建立与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相配套的微观基础。最重要的是要有账户。从碳的角度上看，没有一个普遍公平合理而且交易成本比较低的碳账户，就难以形成比较合理、能够配置碳资源的碳价格。从广义上看，要解决绿色收益的问题，首先要建立绿色责任账户，界定产权和责任。
减排需关注地区差异与行业联系
针对通过碳市场确定碳价，刘俏指出，欧盟碳市场在2016年-2021年，存在碳价波动大、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所形成的碳价难以起到引导碳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他表示，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形成的统一碳价，没有考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不一样，碳减排行动对不同区域GDP、全要素生产率、就业等影响也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区域的碳价应该有所不同。
彭文生指出，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税收对采矿、电力等行业的税收依赖度高，税收背后涉及居民收入、就业等，在绿色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转型、怎样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怎样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可能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支持。
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覆盖八大行业，包括电力、钢铁、建材、交通运输、化工、石化、有色金属、造纸，这些行业的排放量占总量的80%以上。
刘俏指出，现在关于碳中和有个误区，认为碳中和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事实上，每个行业都不是孤岛，各个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互为上下游，某一个行业的政策变化或是技术变革会在生产网络中传递、叠加，产生“乘数效应”。
“识别出碳节点行业，聚焦碳节点行业能够对碳减排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刘俏认为，碳节点行业既包括生产型行业，也包括消费型行业，与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并非完全重叠。
但在推进碳中和过程中，技术会改变生产网络（生产函数），碳节点行业会不断变化。他建议，在国民经济核算里设计碳核算体系，通过碳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某一行业碳的产生量，以及通过产品输出的碳排放量，更好地把碳节点行业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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