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州人的记忆：一条棉纺路，半部郑州史…
文/河南商报记者 王菁 吴智星 唐朝金
图/河南商报记者 唐韬
B12路车，“吱吱呀呀”地停靠在一个名叫“棉纺路站”的站台。
鲜有人下车。临窗远眺的乘客发现，目之所极，是一个正在施工的场景。
正在施工的是两个郑州市大体量项目，金水西路西延正在打通，地铁5号线也穿路而过。
而早在两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繁忙景象，来往穿梭的多是一些进货拉货的棉纺商。
这些棉纺商，扎堆于此，形成了一个名叫“棉纺大世界”的批发市场，年龄古老得比B12路车岁数还要大。这样一个大龄批发市场，曾是几代老郑州人的鲜活记忆，见证了郑州这座纺织名城的鼎盛，家家户户无人不晓。
重量级到什么程度？市场门前的一条路，就依它而命名——“棉纺路”。
随着2012年启动的177家中心城区市场外迁战役打响，在外迁名单的棉纺大世界也在2014年前后走到了命运的尽头。
棉纺大世界彻底成为一代郑州人的记忆。
随着其外迁，几家三环或者四环的棉纺新市场开始慢慢崛起。这其中包括有锦荣轻纺城、元通纺织城、锦艺国际轻纺城。
以上当然是棉纺商记忆深处的故事。今天商报君要说的这个，和棉纺批发市场无关，但却与它有着诸多相似性——都与棉纺有关，都曾创造了郑州棉纺的鼎盛时代，都走了一条由盛转衰、直至隐没的轨迹。
它就是曾蜚声国内的郑州国棉厂。
国棉三厂家属区里五十年代建成的老家属楼，从高空看几乎对称，十分美观
一条街，穿针引线，缝织时代的图景。
一条街，龙飞凤舞，绘就郑州城市经济的晴雨表。
在郑州，很少有一条路像棉纺路这样，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也很少有一条路像棉纺路一样，记录了几代人的回忆与哀伤。
在这条路上，曾有过“妮儿、妮儿，快点长，长大以后去纱厂”的幸福憧憬，亦经历过“要买布，棉纺路”的改革阵痛，以及正在经历的“棉纺路？棉房路！”的现实格局。
这条路，见证了六家国棉厂的荣辱兴衰，也见证了多少家庭的爱恨离别，更见证着整个城市的工业化历程。
一条棉纺路，镌刻着一个时代的长度。
一条棉纺西路，路南路北景观大不相同。路南是各家棉纺厂的家属区，几乎保持着老样子；路北的厂区早已被拆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新的高层住宅拔地而起
在四厂大门修葺之际，我们带你重温棉纺路曾带给我们的幸福与光荣，也带你见证这座城市的时代变迁。
她，瞒着母亲买了火车票来郑州“支援建设”
雨中，这对老姊妹携手走在四厂菜市场里，也许，几十年前，她们俩就在一起工作呢
1956年。尽管家人反对，但是20岁的小陆仍然瞒着母亲，偷偷花了12块5买张车票，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江苏常州。她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才来到郑州，进入当时刚刚建成的国棉三厂。
60多年过去，如今已经80岁的陆大娘已经解释不清自己一意孤行的原因，却仍记得内心的一腔热情，“就是想来”。
一道拱门，一座苏式老建筑，时间仿佛在棉纺厂家属区里静止了
在上世纪50年代，郑州市棉纺路上的棉纺厂陆续拔地而起。除了通过当地居委会招工的方式，郑州的各大棉纺厂还以外地支援建设的方式，从上海、青岛等纺织业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请来了大批产业工人。数万人自此走进了轰鸣的纺织车间，成了郑州的“棉一代”。
三厂家属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老居民楼内，历经几十年风雨的老楼梯还在继续为居民们服务
那一大批前来“支援建设”的纺织高手，有些是服从组织安排，全家迁往郑州，也有的人是只身北上，就像当年的小陆、如今的陆大娘。
那些“支援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办法。“五一织布工作法”便是其中一种，从操作，连如何处理故障机器，都规定得很详细。
他们，“每年为国家贡献一个纺织厂”
修葺一新的国棉三厂牌坊
今年78岁的毛子莲，是郑州国棉三厂的第一批职工。她听说三厂是按照统一的设计图纸建造，“先进的很”，工作环境好，“化学地板，一走一软”，16岁的本地小姑娘动了心，便报了名。
经过简单培训后，毛子莲成为布机车间的一位布机挡车工。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来回走，开布机、关布机、用手摸布，检查疵布。为了赶产量，半个小时的用餐时间往往会压缩成十几分钟，“早点开机，就早点生产，提高产量”。
当时，车间内部还配备“卫生防疫站”，工人生个小病在车间就能看好，此外，饭也会有人专程从食堂送来。这么干，全都是为了高效的工作。
因为这份抓紧吃饭好干活的勤奋、一人能干两人活的高效，毛子莲在1958年获得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并在1959年去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年观礼，还见到了毛主席，“特别激动！”
众人拾柴火焰高，纺织机日夜运转，工人“三班倒”，在毛子莲等数万纺织工人的努力下，郑州国棉厂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起来，创下了每家企业“每年为国家贡献一个纺织厂”的惊人业绩。
43岁的她为了让儿子接班，选择提前退休
窗外一棵老树，看着这老楼里的居民换了一代又一代
为了让儿子赶上最后的接班政策，1981年，当时只有43岁的曹奶奶选择了提前退休，“那个时候想进纱厂上班，相当不容易，谁都知道这是好工作。”
除了接退休老人的班，进入纺织厂工作的途径还有技校统一组织的招工考试，以及上山下乡后返乡的棉纺厂子弟，这些生于1955年到1965年的人，构成了郑州的“棉二代”群体。
“棉二代”的进厂时间一般在19世纪80年代，这时正值郑州纺织行业经济效益最好时期，一时间，纺织业成为郑州市第一支柱产业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他们的生活也分外忙碌。
和现在的幼儿园不同，棉纺厂的“托儿所”分为两个园区，一个在生活区，“托幼儿”，一个在厂区，专门照看那些尚需要哺乳的婴儿。国棉五厂的职工谭晓晖还记得，自己的女儿出生于1987年，刚休完产假，她就返回了工作岗位，还带来了几个月大的孩子，“上班的时候孩子放在托儿所，工作间隙赶紧跑去喂奶。”
繁荣后的棉纺路，成了令人伤感的“下岗一条街”
下雨了，在四厂摆菜摊的这位老太太赶忙又撑开一把雨伞，把棚子遮不住的地方挡住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棉二代”的生活方式和父辈差别不大，厂子效益好，生产节奏快，企业的生产计划都由国家统一安排。每个棉纺厂都有食堂、澡堂、医院、学校、托儿所，除了工作，职工似乎不用操心任何事情。
单调而充实的生活让他们从来不考虑，棉纺厂未来会怎样，“下岗”这个词，更陌生得像外语。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形式急转直下，计划经济下的棉纺厂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1999年的某一天早上，郑州国棉五厂的职工走到单位门口，竟然发现厂门紧闭，门口贴通知表示即日起生产暂停，要求工人回家等候通知。
突如其来的停工让工人们慌了神，事实上，从1998年，国棉二厂首先宣告破产后，郑州的各棉纺厂先后被拍卖、收购和改组。昔日风光无限的工厂区，成了令人伤感的“下岗一条街”。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已和棉纺厂不再有交集
在“棉二代”纷纷下岗的90年代，电视里常常能听到刘欢高亢激昂的嗓音，“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大批棉纺厂职工被“买断工龄”，得了一笔补贴后自谋出路，在这个时候，这些下岗职工的孩子，大多刚上小学或初中。年幼的“棉三代”那时并不懂得，“辛辛苦苦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的父母，正在经历怎样的人生转折。
保留下来作为博物馆的国棉三厂大楼，几乎要淹没在它背后已经拔地而起的高层住宅楼群中
在这往后的二十年间，棉纺路的面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棉一厂、六厂的厂房旧址上，已是高楼林立的新兴商圈锦艺城。国棉三厂、四厂分别迁往中原纺织工业园区和中牟县白沙镇，国棉五厂也在进行改造，而它们的原址，也主要规划为地产项目。
棉纺路上没了纺织厂，自然也没有了严格意义上“棉三代”。
小王的奶奶和父母，都是郑州国棉五厂的职工，在棉纺路长大的她，已经多年没回过位于建设路五厂四街的老房子，“厂没了之后，小区物业管理不善，居民楼之间到处是私搭乱建的铁皮房子，乱糟糟的看着心里不好受。”
一块起皮掉色的老招牌，仿佛让人穿越回到几十年前
随着中部地区的发展进入快速轨道，郑州受益于中原经济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自贸区等国家战略红利，一跃成为“热点二线城市”。“棉三代”们成了发展进程中重要的贡献者和受益者，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经和棉纺厂不再有交集。
一条棉纺路，五家棉纺厂。十万产业工人围绕着棉纺路，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王国”：相似的工作、相似的居住环境，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使他们都有着相似的装束和生活轨迹。
在包豪斯工厂和红砖红墙围起来的半独立世界里，他们曾经是让全郑州艳羡的群体。他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杆，而这也是棉纺路“王国”里的集体回忆。
衣终于穿上自己产的牛仔裤，一辈子都没穿坏
圆筒形白帽、印着厂名的白色围裙、厚实耐脏的袖套，是当时棉纺厂女工的标准装束，这样的装束反复出现在不少影视、文学作品当中，可谓是一个经典的中国产业工人形象。
郑州国棉五厂职工张玉芬的家里，还保留着几件这样的“装备”，“生产车间里都是飞转的机器，女工必须把头发盘好塞在帽子里，这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安全准则。”
和老照片中一样，那个年代，就是靠着织布机间的这些“白帽子”，才生产出一匹又一匹的布，再大批运送出去。
下了班的女工有时候顾不上换衣服，穿着这身装备走在社区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在更多时候，她们是衣着时髦的大媳妇小姑娘，整个郑州市，就数她们最新潮。
身处纺织行业，棉纺路上的职工们倒是很少能穿上自己工厂生产的产品，因为当时各厂生产的精品布匹，主要用于出口，为国家赚取外汇。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各厂尝试改革创新，拓宽产品线，国棉五厂推出了“蓝雀王”牌牛仔布和牛仔服，还曾获得国家优质金奖。
这样的牛仔服，张玉芬老人家也有，某一年厂庆，五厂给所有职工发放了一套“蓝雀王”牛仔服，工人们这才穿上了自己生产的衣服，“又宽大又厚实的牛仔裤，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一辈子都穿不坏。”
食放个锅在烩面馆排队，洗澡出来能轮到你
棉纺路最兴盛的时候，号称有“十万纺织大军”，这支庞大的队伍首先养活的，就是大批饭馆。
提起西郊的美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咖喱汤烩面。为啥只有郑州西郊流行吃咖喱烩面，烩面馆店主们也说不清了，大致是在改革开放前后，棉纺路上出现了不少推小车卖饭的个体户，各家互相模仿而形成的风气。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梅记烩面的生意最是火爆
百花路上的梅记烩面就是专营咖喱烩面的老店之一，如今的店主杨女士回忆道，1982年是自己的亲戚推小车卖烩面，逐渐有了门面，后来自己又接手经营，梅记如今已经是一家三十多年的老店了。
百花路是上万职工去国棉五厂上班的必经之路，梅记生意最火爆的时候自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棉纺厂效益最好的那段时间。
到梅记烩面吃碗咖喱烩面，已经成为不少国棉五厂人寻找旧时味道的方式
“店里生意最好的那几年好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热水器，都是去工厂的澡堂洗澡，你拿着一个锅去澡堂，路过店里把锅放下排着队，洗完回来差不多能轮到你。”据杨女士的儿子王先生形容，那个时候的就餐高峰时期，吃碗烩面差不多要排两个小时的队。
随着棉纺厂的关停，曾经摩肩接踵来吃烩面的大批工人不得不另谋出路，梅记的生意也今非昔比。“现在每天烩面卖个两三百碗。”他说。
虽然生意不温不火，但是王先生全家人却从没想过放弃这家店，“我自己就是吃着店里的烩面长大的，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意，不指望这一个烩面馆赚大钱，而是希望延续着全家人乃至咱们整个棉纺路街坊记忆中的味道。”
住“二七塔附近还是平房 我们已住上三层楼”
如果说北京的记忆是回荡在四合院的大气厚重，上海的记忆是留存在石库门的流金岁月，那么郑州的记忆则很大程度上定格在棉纺厂的苏式建筑上。
郑州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兴的省会城市，在当时中苏友好的历史环境下，城市建筑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苏联风格的影响。很多苏联专家参与了郑州重点项目建设或设计，而有些建筑则参考苏联图纸建造。
这种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在几个棉纺厂家属区里还十分常见，而且都有人居住。老房子也见证了棉纺厂里几代人的成长，和棉纺厂外大环境的变迁
如今在国棉三厂生活区，顺着棉纺路一字排开，仍能看到几栋典型的“苏式家属楼”：
红砖红瓦结构，三层楼带烟囱，加上左右呈中轴对称，平面规矩，回廊宽缓伸展；标志性地具有“三段式”结构，即檐部、墙身、勒脚。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居民楼单独围合成一个四合院，与我国传统的民居四合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虽然这些三层小楼在如今看来已经显得破旧拥挤，但是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高档小区”。仍住在小楼里的郭大爷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即使是郑州的市中心二七塔一带，放眼望去也是一片平房，“当时我们棉纺厂的就住上三层楼了。”
苏式小楼虽然洋气，但是毕竟过去生活条件差，住房非常紧张，国棉五厂的“棉一代”职工冯大娘说，当时各家都住得挺拥挤，“我大儿子十来岁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人还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住房都由工厂分配，严格按照等级、工龄等指标论资排辈。上世纪90年代，国棉五厂启动过一次集资建房项目，退休职工张玉芬排在了厂长前面，“整个小区的房子，我比厂长先挑选。”
社交一天相亲三四次 下班都不想回家
棉纺路上的每个厂有食堂、澡堂、医院、学校、球场，国棉三厂原职工吕志刚说“到大学以前，都不用出厂。”齐全的生活配套和繁忙的工作，将棉纺厂的职工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社交活动圈内。工人们自己也不大爱跑远，因为“都没有厂子里好，啥都有，出去干啥！”
社交圈的稳定和固化，使得职工们的婚姻问题也常常不用“出厂”就能解决，因为当时能做个棉纺厂的工人，工资高，待遇好，结婚对象也不愁找。曾几何时，郑州坊间流行一句话：“纺织厂的闺女，铁路局的女婿，建筑工人不用提。”
说起当年的情景，77岁的李大爷合不拢嘴，因为是国棉四厂的职工，工资比干部的高，又长得帅气，20刚出头，就不断有红娘上门介绍对象。“一天三四个，那时候下班都不想回家。”
最后，他有天在厂里看到了比他大一岁的刘奶奶，“两条大麻花辫，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后来，他写了封情书，托人给刘奶奶送了过去。那时候就是个看脸的时代，刘奶奶也早对李大爷有好感，一封情书就换得美人归。
“找木匠做了张大床、衣柜，凑够了36条腿。”李大爷说，三个月，就把刘奶奶娶回了家。
这样的爱情故事在棉纺路上俯拾即是，不少人“自己是纱厂的，亲家是纱厂的，儿子媳妇也是纱厂的。”
来源：河南商报郑州批发市场（zzpfsc2015）
监制/张高峰 统筹/宋光华 编辑/张雅烜 校对/杨中霞
视觉/河南商报视觉产品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