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仅一台呼吸机，一个12岁一个74岁疫苗专家，加拿大会先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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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生孰死，你将如何选择？
【加拿大乐活网lahoo.ca 轩轩综述】一个是12岁的年轻生命，一个是74岁的传染病医生和疫苗开发专家；一个可以活下来，一个不得不面临死亡。孰生孰死，你将如何选择？
救孩子还是救医生，是医学伦理学家蒂莫西克里斯蒂（Timothy Christie）本周将向新省Horizon Health Network道德伦理委员会提出的第一种情况。一旦新省的COVID-19患者压垮医疗保健体系，他们将不得不与意大利医护工作者一样面临令人心碎的抉择。克里斯蒂正在起草一份讨论文件，列举了医护人员可能面临的不同场景，委员会的决议将成为新省面对此类生死抉择时的指导方针。
所幸这种生死抉择还没有在加拿大发生。但在全国各地，医院和医学伦理学家正在为类似的医疗资源短缺做最坏的打算。
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和新宁医院（Sunnybrook Hospital）的最新研究表明，安大略省有可能会在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出现医疗资源短缺，无处安置重病患者。戴森（Dyson）等公司正在抓紧时间生产尽可能多的呼吸机。
这种情境并不只是假设，而是意大利眼下真实的发生。那里的医生已经在根据患者的年龄、既往医疗史，以及是否有家庭成员来帮助其康复，来综合考量谁先获得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床位、谁可以使用插管机、呼吸机或其他挽救生命的治疗。
而此刻，美国也面临同样的抉择。全美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福西博士（Anthony Fauci）3月29日预计，美国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人数将超过100,000。
密歇根州的一家医院表示，患有严重健康问题，如心、肺、肾或肝功能衰竭，晚期癌症或严重烧伤的患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没有资格接受重症监护。在阿拉巴马和华盛顿等州也有类似的最坏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智障人士的生命可能不会被优先考虑。
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家鲍曼（Kerry Bowman）说，如果加拿大出现医疗资源短缺，加拿大人需要探讨谁可以被挽救生命，而谁不能。
好在如果加拿大人继续自我隔离并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将拉平曲线，减少同时段需要重症监护的人数，从而避免更多的死亡。
但鲍曼表示，如果还是到了那一步，“人们拥有基本的知情权”，了解我们如何选择谁得到照料。“这不仅仅是一个决定，如何做出这些决定也非常重要。” 鲍曼说：“信任是医疗卫生系统各个要素的基石。”
2003年SARS爆发夺走了44名加拿大人的生命，并感染了400多名多伦多居民。此后，由医生和伦理学家组成的省级工作组汇总了一份报告，为未来可能的传染病大流行期间的重症监护提供了参考。
该小组指出，即便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重症监护，“每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重视，每个人都值得尊重、关怀和同情。”跟鲍曼的观点类似，工作组表示，制定分流协议的透明度和可信性至关重要。医疗卫生系统需要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患者激增。在短期内，医生和护士可以加倍轮岗，但大流行病可能会长期持续。
报告中写道，了解何时实施患者分流是确保医疗资源可持续性的一部分。过早启动有伤害患者的风险；而启动过晚又会将过多资源应用在少数患者身上，并可能迅速填满所有的重症病床，从而限制了后续患者的医疗选择。
尽管在非典时期加拿大取得了巨大进步，包括建立了加拿大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Canada），但局限性依然存在。在三月份严重爆发COVID-19之前，许多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
“ SARS之后最有力的一条建议是我们的医院必须有能力应对过载。”鲍曼说，“我们推迟了道德决策，推迟了重大的（医疗卫生）改革……这使我们在此次疫情中陷入了巨大的麻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神经学教授、加拿大神经伦理学首席科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伊尔斯（Judy Illes）表示，加拿大目前处在分流阶段，正在决定谁先谁后，但还没有开始决定谁有谁没有。
但任何计划都需要“良好的道德准则”，伊尔斯称，在平衡风险和回报方面，加拿大医院和医疗保健系统使用的“实用主义”原则旨在做出“效果最优化”和“服务最大化”的选择。“没有非黑即白，也无关对与错，关键在于平衡”。
十位医生3月23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联合发文称，这些都是艰难的选择，但也是“在大流行病巨大影响下必要的反应”，“问题不在于是否设立优先次序，而是如何在道德和一致性上做到这一点。”
这十位医生建议优先为一线医护和为维持医院运转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的人员优先提供COVID-19测试、个人防护设备、ICU病床、呼吸机和疫苗。“应该给这些人以优先权，不是因为他们更有价值，而是他们的帮助作用。他们对应对这场大流行病至关重要。”
医生还建议，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将某些患者的呼吸机转移给效果更好的人。“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这将在心理上造成极大的创伤。”
“很多指导方针都认同，撤出稀有资源来拯救他人的决定不是杀人行为，不需要患者的同意。”如果两名患者的预后诊断相似，医生建议以抽签的方式做出决定，因为坚持采用“先到先得”医疗方法对后来出现严重症状的病人不公平。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对话，”鲍曼说，尽管他预见到现在与公众讨论这件事很可能会被当成散播恐惧，但他认为，“我们不能等到人们的呼吸机被拿走时才开始进行这场对话。希望这永远不会发生，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SARS爆发数年后，几位伦理学家在BMC Medical Ethics杂志上写道：如果多伦多卫生组织在SARS之后学到了任何东西，那就是不公开谈论艰难的生死抉择会造成伤害。“不解决道德问题的代价是巨大的——公众信任的丧失，医护人员的士气低落，角色和责任的混乱，社区的污名化，还有信息误导。”
新省卫生部发言人透露，一个道德框架正在制定当中，但现在公开还“为时过早”。魁省蒙特利尔犹太综合医院（Jewish General Hospital）的一名发言人也表示，一个省级工作组正在整理分流指南。安省最近宣布了一项将由多伦多大学生物伦理学联合中心（Toronto Joint Centre for Bioethics）主导的道德规范表，以帮助制定优先接受治疗的方案。
伊尔斯表示，这些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同步是有益的。她说：“我们有残疾人群体和不同省份的土着人民，他们的权利、观点和需求也需要考虑在内。“最好的方法是可以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达到一种平衡。
伊尔斯还称，尽管加拿大人现在无法聚集在一起面对面交换意见，但她很高兴看到在网络上公众的参与正在发生，比如阿尔伯塔大学最近举行的关于流行病伦理学的两小时在线探讨。
“我们希望保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社会参与度，并互相扶持。”伊尔斯说，“这场不幸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我们作为加拿大人紧紧团结在一起。”
图源：CNN、CBC
信源：CNN、CTV、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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