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传统下，女性的血之声
Poulomi Basu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印度教家庭，在一个对女性有着结构性压制和暴力的文化下成长，让她深知女性所一直经历的各种形式的哪怕是微妙的不公。作为一名倡导女性权利的摄影师，Poulomi Basu一直致力于深入探索性别暴力、身份形成和女性经历的创作。多年来，她深入尼泊尔中西部地区，以多样化的媒介，纪录了那些在当下仍经历着“月经流放”古老习俗的印度教女性。她的项目不仅让月经禁忌进入了全球视野，而且将这些女性的生存处境推向了更为主流和广阔的国际舆论中，最终导致了尼泊尔政府的重大政策变化。然而，她的行动仍在继续……
印度社会是一个纯男性的空间，厌女症几乎渗透到每个环境中。在这个实行种姓制度的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被视为“贱民”，是一种沉默的、顺从的、第二位的性别。对女性的压制和暴力，在印度教的文化中，常以文化惯例的形式，通过宗教、传统和习俗等，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我变得非常叛逆。我曾向自己保证，永远不要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下。于是我选择离开家，甚至离开印度，成为一名倡导女性主义的摄影师，并致力于深入探索性别暴力、身份认同和女性经历的创作，特别是那些处于孤立境地和冲突地区的女性。
12岁的Anjali Kumari King说，“我不快乐。我不想结婚。我希望我的丈夫在国外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我就可以回到我母亲的家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在尼泊尔的一些地区，人们普遍相信，如果女孩在月经初潮之前结婚，她的直系亲属就会升入天堂。童婚和Chhaupadi是有联系的，它们都涉及围绕月经前后的纯洁性观念。
《血之声：流放的仪式》（Blood Speaks: A Ritual of Exile）是我众多项目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从2013年开始一直都在持续进行，旨在关注生活在尼泊尔中西部的部分女性群体的生存处境。出于迷信和印度教的传统，来月经或刚刚分娩的女性被视为不洁，她们被强迫隔离，被放逐到户外的小棚屋里，直到流血停止。棚屋如果在家附近，这是较为幸运的情况，而有的女性则必须要穿过茂密的森林，步行十到十五分钟，才能抵达隐蔽的流放棚内。
这种习俗被称为“Chhaupadi”，是印度教种姓制度中 "贱民"的另一种形式。在尼泊尔西部农村地区，这个习俗已流传了数百年之久。在我看来，经期女性因被视为高度污染的媒介而被实行Chhaupadi，是对女性最极端的限制形式之一。
在Chhaupadi习俗中，经期的女性不允许洗澡，这主要是指她们不被允许清洁自己的生殖器官，如果要擦洗，她们必须要使用单独的水源。她们也不能吃乳制品、蔬菜、肉类，不能走进房屋，不能靠近男人或牲畜，上厕所也必须在野外进行。
42岁的Ranga Joshi和14岁的Minu一起共用一间小棚屋。Ranga Joshi说，“有时我能得到食物，有时我不得不饿肚子。我的孩子还小，所以他们还不能真正来照顾我。我丈夫每年有六个月在印度工作。当他在家的时候，会给我送食物。男人不理解月经是什么，他们怎么会呢？这又没有发生在他们的身体里”。
每位女性都忍受着不同的严酷环境的限制，尽管如此，若打破传统，则被视为激怒神灵，会为家人及社区招致厄运。住在简易棚子里的她们，很容易被蛇等动物攻击，有些女性因此被毒蛇咬死。如果她们在天气寒冷时生火，则有可能因一氧化碳中毒而在烟雾中窒息；甚至有时，火会将小棚屋烧着，熟睡中的她们会葬身火海。独自在野外，她们时常面临被强奸的危险，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她们会被绑架或谋杀。那些在反复的流放中幸存下来的人，则必须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破坏性后果作斗争。
40岁的Dhana Devi，她是阿查姆地区巴斯蒂小镇的一名女性社会工作者。山上很冷，她必须在狭窄的空间里生火，“我第一次住在小棚屋时14岁，当时我姐姐告诉我，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棚屋。因为有神灵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如果我待在家里，会让他们不高兴，而且她们告诉我必须去住羊棚。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一直在哭”。
一场森林大火在夜里肆虐。在炎热的夏季，阿查姆地区发生了许多场火灾。大火有时会烧毁小屋，烧死熟睡中的人。
在这个项目刚开始进行的第一年，我曾在尼泊尔的苏尔凯特区（Surkhet）遇到过一个叫做Anjana的15岁女孩。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曾问过我的问题：知识、财富和权力的女神都是女性，如果她们都能住在寺庙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图为59岁的传统治疗师Devi Ram Dhamala。这些治疗师通常认为月经期间生病的年轻女孩是被邪灵附身，因此经常使用极端的言语和身体虐待来治疗她们。
那些试图要为自己赢得尊严和机会的女孩，人生则充满了不可抗拒的阻力。Tula为了准备考试，在自己的小棚屋内堆满了书，当棚屋内没有足够的光线时，她只好用手电筒来学习。在月经流放期间，她虽被禁止做家务，但却为了给家里挣钱要去做搬运工。她要背着从木柴到卫星天线等沉重的物品，长途跋涉地穿越崎岖的野地。每搬运一次，她大约要走三天时间，只得到相当于20美分的酬劳。与此同时，她还要准备学校的考试，但是，因为出生在阿查姆区（Achham）巴斯蒂小镇（Basti）一个几乎最贫困的家庭，在我拍摄期间，她正在考虑退学。
正在准备学校考试的Tula。她说，“我哥哥给我送食物，我妈妈不会。他把食物扔得离我很远，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单独的盘子里。吃完后，我再把盘子放好”。Tula的家庭是整个阿查姆地区巴斯蒂小镇最贫穷的。
因为不能在家里工作，在经期的流放期间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也很常见。除了在恶劣的地形中长途搬运，她们有的还去做砸石头的苦力活。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她们在荒野中洗衣、取水，看到她们在地上去捡家人从远处扔来的食物，看到有人甚至躺在除了蚊帐外没有其他任何保护措施的光秃秃的地面上，地上则散落着止痛药和装食物的碗盆……
Tula在经期虽被禁止做家务，但在这段时间里她要做搬运工，给家里挣些钱。她正在考虑退学。
她们的生活，隐藏在尼泊尔中西部的旷野中。我无法相信，那些我们常常将其与自由、冒险和逃避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风景里，容纳着多少痛苦。在尼泊尔的乡村，无论是在星光密布的夜空下，还是在似乎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低垂厚重的滚动云层下，那些立于山川、河流与平野之间的孤寂小棚屋，都象征着女性的痛苦，见证着隐藏在风景深处的暴行。
图为一个在河边流放的小棚屋，48岁的Ujjwali曾在经期生活在那里。她说，"好男人们理解妇女们的遭遇，但有许多男人是愚蠢的文盲，他们不愿意去理解。他们殴打妻子，叫她们'妓女的女儿'，并强迫她们呆在屋外。那些受过教育、明白事理的人，会希望他们的妻子留在家里。但主要是女性让其他女性留在外面。"
2013年，在一场针对女性的正常化暴力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仍存在于尼泊尔某些地区的Chhaupadi习俗，当即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于是，在英国慈善机构水援助组织（Water Aid UK）的帮助及马格南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开始了《血之声：流亡的仪式》项目的拍摄。
我每年都会去尼泊尔拍摄约两周。从其首都加德满都出发，到中西部地区后，我们必须徒步穿越那些偏远地区，我常常要在山区步行六到八个小时，才能到达Chhaupadi发生的村庄。抵达之后，我通常会与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合作，去找到在实施Chhaupadi的具体家庭。
阻力随时会出现，那些愿意被我拍摄的女性，通常还必须要得到其丈夫、婆婆、学校老师等的允许。有时候这很难，我甚至受过死亡威胁。有次，一个人拿着一把斧头要来砍我，因为她的妻子决定接受我的拍摄。一旦我可以拍她们，我会努力去获取她们的信任。通常，我会直接告诉她们我的拍摄目的，并解释这些作品将如何被使用，我也会和她们分享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和秘密。作为一名印度教女性，我了解她们在被社会排斥时的困苦。渐渐地，她们会向我敞开心扉，而只有在这时，我才会拿出相机。
14岁的Laskhmi睡在干草堆上。她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她的月经开始的时间，因为担心自己会被送去流放。当在三天后被发现时，她因为自己的衣服都已穿完无法再掩盖出血，而受到了惩罚。她被逼着睡在家里的动物栏，那里除了干草，什么都没有。这一事件这标志了她的成年。
在我看来，她们不只是被摄者，而是我的合作者。这很重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之间才会摆脱主客体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关系，而我也才能以一种超脱的角色进入，对她们进行更深入的描述和观察。毕竟，我所调查的暴力都隐藏在日常中，这些不会因为我的询问就神奇地自我显现。
在拍16岁Saraswati时，我遇到了作为一名摄影师的伦理困境，也曾因此受到过尖锐的质疑。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应该将其当作所谓的“文化规范 ”来遵守而以旁观处之，还是要将其视为我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来进行道德评估，进而做出干预行为。
因为在分娩后出血，16岁的Saraswati必须和她出生三天的婴儿一起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见到刚分娩后的Saraswati时，她的腿肿得很厉害，几乎不能走路，她身旁孩子只有三天大。她看起来很悲伤，很痛苦。当时气温约47度，地面热得发烫，除了清晨和傍晚，我们和当地人都无法在白天工作。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和Saraswati相处，她其实还无法理解母亲这个新角色，完全不懂如何应付一个婴儿，她自己几乎都还只是个孩子。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沉默，但我一直试图理解她没有说的一切。
事情发生在某一天的下午，当我坐在外面削水果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大哭。我看到Saraswati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崩溃了。她放声大哭着，孩子都几乎快从她的腿上滑落下去，这场景使我颤抖。后来我了解到，她经常这样崩溃，最早发生在两年前，在一场毁灭性的洪水夺去了她的家人和朋友之后。更糟的是，因为产后出血和不良的产妇保健，她发起了高烧。
分娩后，她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由于一直呆在小棚屋里，很少被允许出去，她的腿已经肿得几乎不能走路，而且她患有严重的应激障碍，经常精神崩溃。最后，因为产后出血和不良的产妇保健，导致了她的高烧，在生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她被抬往几小时之遥医院进行救治。
情况很严峻，若不进行医疗干预，她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找她的丈夫谈了一下，他虽也不喜欢chhaupadi的做法，但和许多人一样，他是传统的奴隶。于是，我决定帮Saraswati，让她下决心结束chhaupadi。我花了一万卢比，雇了一个八人抬的担架送她去医院。他们要步行两个半小时，外加坐一趟船，再坐一趟巴士，最终才能到达。
一个年轻女孩的生命，曾被伪装成传统仪式的暴力推到了边缘。她现在很健康，但她当时的极端情况，对村里的Chhaupadi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但Chhaupadi的残酷性因此也暴露无遗。在当下，我不得不去质疑我所认知的新闻伦理，而必须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经验，做出干预的决定。
14岁的Mangu Bika和34岁的Chandra Tiruva共用一个经期小屋。Mangu Bika说，“我第一次走进棚屋时很害怕蛇，现在我更害怕男人，更害怕被绑架。真的很担心我结婚后会发生什么。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老师，因为我喜欢上学。上学的时候，我们男孩女孩都坐在一起，没人歧视来月经的女生。
14岁的Mangu Bika，她和34岁的Chandra Tiruva及其2岁的孩子Madan共用一个经期小屋。Chandra Tiruva说，“根据传统信仰，我们的家神（Kul devtaa）会被激怒，所以我被送到了棚屋。我不喜欢待在这里，这里有很多压力。是婆婆逼我来的，我又能怎么办呢？在此期间，我婆婆要照顾我的另外三个孩子”。
在野外洗完澡后的14岁的Mangu Bika。
宗教和传统将月经笼罩在禁忌之中，以便将其作为一种武器，一种控制的手段，这是野蛮的。成长于一个父权制的印度传统家庭，我深知女性所一直经历的各种形式的哪怕是微妙的不公，这些都成了我创作这个作品的直接启发。
在家里，我曾目睹了宗教仪式和传统的暴力控制。当月经开始时，我被禁止进入厨房和参加宗教庆典。我的母亲和祖母，她们都曾是童养媳，然后都成了年轻的寡妇，我目睹了她们如何成为文化和信仰的囚徒。在一个充满了禁忌的家庭中长大，开启了我最初想要探索父权制复杂网络的兴趣。
我也曾想过要成为一名舞者。成长过程中，我接受过古典婆罗多舞（Bharatnatyam）、抒情爵士舞和放克爵士舞等训练，也曾登台表演。但当我15岁时，这些都被停止了，因为我父亲认为职业舞者都是妓女。就因为我想跳舞，他就叫我荡妇。
16岁的Radha Bishwa Karma说，“我希望我母亲有时能在这里，希望她带我回家或给我拿点药来，特别是在我痛苦的时候。这里很黑，也没有灯，我很害怕会有人来”。
小时候，父亲有时会用铁棍打我，有时他甚至会拿走我的校服和鞋子，阻止我去学校参加考试，我不得不打电话给朋友，找她们借多余的衣服。那是非常暴力和控制性的，但我知道，接受适当的教育才是我通往自由的门票，我必须为此而战。
我17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那是我真正的机会。母亲鼓励我离开，“做你必须做的事，这里没有未来，不要困在这里”。于是，18岁时，我拿了父亲的一台旧尼康FM2相机离开了。我开始旅行，也开始纪录自己的生活。
经历了一个疯狂且漫长的背井离乡的旅程后，我现在住在伦敦。研究生时我被伦敦传媒学院（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录取，专业是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但许多女孩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这种选择，对我母亲而言，她就曾被剥夺了各种生活的机会。在印度教文化中，寡妇被禁止参加庆祝仪式或再婚，在其余生中都不能再穿红色衣服，只能穿象征哀悼和死亡的白色纱丽。父亲去世后的这二十年来，我一直都在说服母亲穿更鲜艳的布料，虽然有些进展，但她仍不愿接触红色或亮粉色。
《血之声：流放的仪式》这个项目，就探讨了与经血相关的红色。这个项目的长期目标，就是想要帮助结束根深蒂固的将经期女性推向孤立无援的境地的印度教Chhaupadi习俗。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成为了一名“跨媒体艺术家”，同时担任着人权记录者、记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我想以一种扩展的形式来运用摄影，因此加入了动态视频、音频和沉浸式虚拟现实VR作品，从多层次和多角度来呈现Chhaupadi。我不想让观众去 “观看”那些女性，而是让他们花时间与她们相处，以此产生某种共同的经验。
这个项目的视觉影像，目前已经被世界内诸多重要的网络和杂志媒体、电视台、电影节、画廊、摄影节等报道和展览，这不仅让月经禁忌进入了全球意识，而且导致了尼泊尔政府的重大政策变化。尼泊尔最高法院曾于2005年禁止了Chhaupadi，但在该国的某些地区，这种做法仍然很普遍，因为人们对打破月经禁忌的后果的恐惧仍然很严重。我的项目在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使其最终在2017年将Chhaupadi定为犯罪。
在帕苏帕提拿神庙（Pashupatinath）的河边，女性们要在里希·潘查米（Rishi Panchami）节的仪式中清洗自己。她们腰间系着圣线，要花上几个小时进行清洗私处、肚脐、肘部、腋下、心脏和头部的仪式。最后，她们要用新鲜的牛粪抹在头发上，然后再用牛尿和牛奶来清洗。加德满都。
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在某些地方，这一裁决使得Chhaupadi转入了地下。现实是，把Chhaupadi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并不能真正改善女性的处境，也不能打击父权制的根源。关键在于，要改变人们的信仰和文化。这要做很多事情，最基本的要改善厕所和卫生条件等基础设施，要为女孩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我的工作，就是邀请受害者们进行对话，让她们把想法说出来，并尽可能地将她们的声音扩大，以此拓宽讨论的领域，从而逐步改变既存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疫情以来，我的展览和其他活动都被大量取消，但我相信，最终我们会从疫情中走出来。明年，我和母亲合作的新系列《萤火虫》（Fireflies）将会在伦敦展出，这部作品扎根于我自身的家庭暴力经历，探讨了我们集体创伤的血脉渊源。这一次，我将镜头对准了自己，讲述自己的反抗故事。对那些曾将生命向我敞开的女性们，这个作品是我欠她们的，她们的支持曾是我坚持的原因。而我想让她们知道，我们正在一起对抗社会的结构性压迫，我们要一起发出集体抵抗的声音。
一个在棚屋流放的女性的物品。
10岁的Helen是一位正在因经期而流放的女性的女儿，她在村里围着火堆玩耍。
关于创作者
关于采访者
《 假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