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寄宿在一个俄罗斯家庭，为他们拍了二十一年照片
作为一个在曼彻斯特大学读经济学的年轻人，我沉迷于研究苏联。比起关心计划经济的运作方式，更吸引我的是幻想那片土地上迷人的雪季。我对俄罗斯的最初记忆：是在莫斯科缓慢驶向乌拉尔的火车客厢里，我睡着了，梦见黑夜中的雪花飘落到我的身上。醒来后，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皑皑雪景，在晨曦中闪闪发光。当时是1996年，我正去往彼尔姆，因为我收到了当地展览的邀请。
彼尔姆是牛津的友好城市，我有一位认识的艺术家John Goto，他之前在牛津教书，90年代初他去到彼尔姆工作了。我的展览邀请是通过Natasha Dubrovina发出的，她住在彼尔姆，曾协助John进行研究。Natasha的丈夫Robert Belov是一位诗人，他们一起到莫斯科接我，我们坐在同一个车厢里。这列火车载满了从车臣战争归来的乱兵，Natasha非常谨慎，她很担心我的身体状况，不过Robert另有一计，他借口送我去厕所，我们趁机逃往了餐车车厢。我们吃着餐车供应的煮土豆和腌鲱鱼，大口灌着伏特加，Robert还往伏特加里加了大量胡椒来缓解他的胃溃疡，他拧开胡椒罐的盖子，把里面所有的胡椒都倒进了杯子。就在此刻，窗外大雪纷飞，如同梦境重现。我看见万物在雪中焕然一新，它们彼此弥合，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Giorgi Chulakov是一家电子维修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素未谋面，但他赞助了这次展览，帮我支付了往返莫斯科的车票，还为展览印刷了广告海报，而且在彼尔姆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邀请我住在他家，以便我了解这座城市。当时人们的境况并不富裕，毕竟距苏联解体才过去了五年，因此我也深知此举意义重大，这表示着一种信念——对艺术、友谊，以及摄影的允诺深信不疑。
多亏了Giorgi不断的慷慨支持，一年后我再次回到这里。在Puppet Theatre开始驻留项目。这一次我全程和Chulakov一家待在一起，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Giorgi的公司会在莫斯科购入损坏的电话、打印机和电脑，进行维修后在彼尔姆出售。彼尔姆是在莫斯科以东，车程近1500公里的地方，这里几乎就是另一个国家了，比如从伦敦到里斯本、那不勒斯，或者华沙，抵达欧洲最西南或最南端边境，乃至深入东欧，都是1500公里，从伦敦到莫斯科也就2500公里——到彼尔姆也差不多。当然比例上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更不同的是，当你到达彼尔姆，会有一种身处两大洲交界的感觉，你几乎就在亚洲了，亚洲大陆近在眼前，就在紧邻的城市。你此刻站在欧洲的最边缘，面临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西方媒体几乎从未报道过的世界，即便我们现在有实时的新闻媒体，可以通过任一荧幕看到上亿的影像，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未知的。彼尔姆地属这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但这里的人们于你于我并无不同，语言当然是不互通的——哪怕是掌握几种拉丁语和日耳曼语的人们，如果不从头学起俄语，也没法轻而易举地进行翻译。然而上述的事实和数据，并不是促使我深入了解彼尔姆的动力，我沉浸在此，根深于我与Giorgi以及遇到的人们之间蔓生的友谊，还有我们相伴彼此时无间的亲密。
我很清楚自己对这世界的感受，但不知道该从何思考。对我来说，观看是出于直觉，基于感受的——然而语言作为一种更大的建构，却在我眼前模糊一片。我很早就发现自己俄语能力的匮乏，反而为我开拓了一个空间——在此我无需诉诸语言，可以无拘无束地饱览世界。
1997年，我再次前往彼尔姆，Giorgi开了一辆满载的货车来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接我。当时正值深冬，莫斯科郊外天空湛蓝，开往彼尔姆的漫长沿途中，道路都融化成了冰冻的溪流，这真是一次深入白色大陆的梦幻之旅。和俄罗斯相较之下，所有欧洲国家都显得很渺小。虽然这条路线他们以前开过很多次，但我们还是经常迷路，路标在雪中消匿不见，道路也逐渐狭窄，把我们引向农场或是树林的死胡同，于是只好沿途重返。
由此你会理解为何伟大的俄国小说和戏剧篇幅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甚至一部俄国电视剧，也试图从一个缩影来囊括生活的全部，但凡有所简略，都难以如实描绘这片无边无际的白色大陆。司机Igor带我们行驶在压实的雪地上，货车第二次失控了，两次大难临头我们都得救于路边松软的积雪，第一次我们还能自己从雪地里爬出来，但第二次我们不得不在一位农民的帮助下，用他的拖拉机把我们拉出来，当地的机械师还帮我们修好了货车。我对那段旅程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停在一个村庄的郊区，妇女们聚在主干道上卖着食物，巨大的保温杯盛着她们亲手制作、热腾腾的土豆泥馅饼。时至今日，这一顿简单而完美的佳肴也历历在目，我还能想象那些馅饼在天寒地冻中冒着热气，在果腹之前温暖着我们的双手。
来年夏天，Giorgi和他的长女Lyuba来英国拜访我，我们在苏格兰西海岸的科伦塞岛度过了一周。科伦塞是一个世外岛屿，清澈的海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正如我也一样难以想象他们的冬天。不久之后，Giorgi不幸患癌去世了。后来的二十年里，每次为Giorgi的家人和朋友拍照的时候，我都试图在照片中注入一束通透明亮的光芒，那是我们在海边的一周里共同见证的瑰丽异彩。从来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自然光，但一张成功的照片能让你身临其境，如同和画中人并坐在一起。一张好照片，不仅能使观众对画中人犹生亲密之感，还能激发对于地方的想象，当然，还有时间的想象。1998年，Lyuba在赫尔岑大学学画画，我们在圣彼得堡一同度过了除夕。
约翰·伯格在他的一部小说开篇写道：“我听见的，几乎都能记起，但我终日聆听，时而不知如何将所有事物兼容并蓄。每当这时，我就紧紧依附于看似适用的文字和语句。”我一直把这句话当作我的试金石。我后来还是会定期旅居彼尔姆，十二年来，我都会把朋友们的生活照制作成影集和有趣的拼贴画，寄回Chulakov一家当作我们友谊的纪念，其他时间我几乎很少关注那些照片了，也许这也解释了许多影像无法自觉的本质。直到2008年，在俄罗斯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后，正是影像的这种特质让我再度关注到当时的照片。那年夏季，我和Giorgi的妻子Valya，他们的小女儿Ann还有他们的儿子Deema，踏上了为期一个月的公路之旅，我们在西伯利亚西南部的阿尔泰长途跋涉了6000公里。和我们一道的还有Ketov和Bolshakov两家人，他们和Chulokov一家关系非常好，这么多年来也很欢迎我。这次旅行不仅仅是我的一次冒险之旅，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激动人心、野心勃勃的尝试。我们要观看日食，还要进行一周的徒步和露营，到西伯利亚的最高峰Belukha的山脚下探险，那里长年冰雪覆盖的尖峰，千年来直指天空，Belukha是佛教、印度教和萨满教的精神象征，在阿尔泰民间传说中，人们信奉这座山是通往Shambhala(香格里亚)之门，信奉这片土地是与世无争、安定幸福、全民开悟的一片“净土”。
在这次艰苦跋涉的头一天，我们就遇到了大暴雨，我把相机放在防水夹克的一个外口袋里，忘记把口袋系紧，走了几个小时后相机就浸了水。Alexi Ketov带了两台相机，他十分慷慨地借了我一台，可就在第二天，我们跨过一条又深又湍急的山涧的时候，我没站稳，这台相机也浸水了。我也不抱有什么希望了，只好绝望地把相机拆开，把零件放在营地旁边的平坦岩石上晾干，这过程中电池的小金属盖又被我弄丢，让我更加心烦意乱，而我的朋友们毫不气馁，他们除了一把斧头和一把多功能小刀之外没有别的工具，却用金属铁罐如法炮制了一个小盖子，零件晾干之后我把它们重新组装起来，相机奇迹般地复原了。
当时我的大脑一片茫然，因为我们深入了世界上最遥不可及、最美、最原生态的地区之一，我却无法拍下这里的全貌，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真实的照片之于我，并不是戏剧性、宏伟壮观的场面，而是那些日常生活的提炼。那年夏天回到伦敦，我发现已经累计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这是一个可以回溯到14年前的独立系列，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总计将近两万张照片。这个系列记录了Chulakov家族的四代人，在此意义上，这些照片与那些十九世纪的小说异曲同工，它们都在艺术层面之外，以超乎我们意料的方式绘制着时间，通过家族的变化和延续，记述了代代相传的亲情和友谊。
作为彼尔姆的一个旅人，我讲不了流利的俄语，无法深入当地的生活。关于Chulokov家族，我只能创造自己的故事，书写自己的剧本。Chulakov一家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兄弟，就和契诃夫的戏剧「三姐妹」一样。我还发现，契诃夫曾写信给马克西姆·高尔基，说他把剧本设定在一个想象的外省小镇，他想到了一个就像彼尔姆的地方，契诃夫戏剧的核心可以说表现了人类活在当下的苦境，戏剧中三姐妹的住所和彼尔姆十分类似，她们都盼望着回到莫斯科，想象莫斯科才是她们“真实”的生活所在；然而我在Chulakov一家，直接感受到的是他们活在当下的喜悦。我意识到我的摄影，同样也得讲述一种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记录人们的所作所为，我要看见他们如实生活的样子，拥抱彼此的样子，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从未拍过他们一家人在外工作的照片。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中，似乎无法逃避它的力量，连同国王的神权也是如此。而人类能够抵抗，或是改变所有的人为之力，这种抵抗和改变往往始于艺术，更常始于我们的艺术，即文字艺术。”（勒古恩 2014 n.p)
要想改变世界，我们需要改变讲述世界的方式。如何塑造这些新的故事，我们则需要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在整个社会中，世界的呈现方式和（人们的）存在无法共鸣，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脱节是在读经济学的时候，我惊讶于建模、图标、统计和数字构建的经济理论，和真实的生活是如此的相去甚远。我们忽视日常生活经验的独特性，忽视个体独特的价值所在，造成了一个失去道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既不关心男女同胞，也不关心整个世界的福祉。
所以我作品的核心，在于对镜头里的世界表示敬意，无论拍摄的是人、艺术品、植物还是动物，这些照片都应该在任何意义上展现他们最好的一面：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在人际圈内实现着自我价值。这种对他人、他物的敬意，赋予当下生活以理由和意义，我认为这种敬意，是通往长久政治变革的必经之路。除非我们能够欣赏这个世界的物质性，以及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否则我们无法真正审视自己为人处事的轻佻态度，审视自己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的挥霍无度，包括友谊、分享食物、抚养家庭，然后我们才能觉察到更多的身外之物。
这些照片拍摄了朋友、共食、鲜花、宠物和笑容，它们是一种象征：爱的象征。我希望它们被视为家庭影像，以及对家庭影像的思考。我乐于成为这个家庭和城市的局外人，因为正是这种互不一致的关系，呼应了我所认为摄影中的固有矛盾。摄影是现实和虚构的奇异交融：使得摄影的特性难以捉摸，更无法渗透。摄影的这些善变的特质，藏匿在灵动的光泽之下，反映了自我认知的主体性。我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不是光靠想象就能得心应手，真相是你永远无法洞悉它的全貌。如此一来，这个世界迫使我们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谦逊，因为你意识到需要依赖他人，并且只有不断向别人学习才能取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照片或许是天真烂漫的：是一个初来乍到者对这片土地的印象，但他能够发觉这个世界别开生面，另有洞天。
我有三个姐妹，所以在Chulakov一家的某些方面能看到自身家庭的影子，我有幸拥有一个田园诗般的童年，浸润在父母、表亲、叔叔阿姨和祖父母的亲情中，他们用爱意保护着我，让我远离这个残缺的世界。也许我的摄影是一种探索，通过描绘Chulakov的家庭生活再现这种童真，以此作为看待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该系列中的一张照片，是他们的二女儿Sahsa坐在餐桌边，他们的家猫坐在她腿上的纸箱里。Murik为了抓住一只飞过的鸽子不慎从六楼的窗台跌落，仔细看可以看到他鼻子流了血，纸板箱上也有斑斑血迹，这只猫依靠腿上的金属支架活到了现在。这张照片让我想起了另一个Chulakov一家的故事，第一次去Giorgi家拍的一张照片里记述了这个故事，我们在家看了一段影片，影片记录了几年前一次非同寻常的家庭夏日出游。我最近和Lyuba回忆起这个故事，她也还记得我第一次拜访他们家的情景。这段影片拍摄了Giorgi和他的妻子Valya，他们四个年幼的孩子和另外两家人，他们是如何租来了一架直升飞机，一同抵达了乌拉尔北部一个禁止通行的边境地区。
直升机降落在目的地后，他们乘着自己造的竹筏沿着科瓦河漂流了两个星期，并提前安排了直升机来接回他们。对我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带上了家里的猫共赴这次探险之旅。Murka是一只小巧玲珑的白猫，在旅行前从没出过他们住的公寓六楼，一次也没有，这是一只家猫。从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只猫自顾自地趴在开阔的竹筏上，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猫、一家人还有他们的狗乘着竹筏在广袤的原始风景中顺流而下。这只猫非常享受这次旅行，它尝到了冒险的滋味，以至于回家后总想着逃离公寓。第一次成功出逃的几天后，邻居在半里外的集市发现了它。后来，Murka第二次离家出走，再也没见它回来。
这个系列里的每一张照片都围绕着故事，但我希望它们以各自独立的形式存在，作为一种不动声色的观看方式。我深信摄影可以诉说真实，然而通过文字，我讲述的是哪一个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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