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海岸线》出道的张晓，之后又创作了作品《他们》，在经历完凯鲁亚克式《在路上》的激情过后，张晓将一切创作的方向转为他的故乡—山东烟台。
苹果，作为烟台重要的产物及形象特征，同时也是与张晓自小密不可分的符号内容。他希望通过苹果这样一个在东西方都具有多重表面意义的水果，从侧面或者抽象的层面去揭示这个时代现状。
我的老家位于山东烟台海阳的台上村，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自从上学和工作以后，我就很少回去，总是觉得自己和故乡越来越疏远，而故乡也正随着经济的浪潮而经历着一去不返的大改变。故乡在变，我也在另外一个遥远的城市变化着，所以这种疏离感越来越清晰了起来。我们总是会在迷失的过程中想起故乡。2009年我开始拍摄《海岸线》系列，直到2013年才算彻底结束。这期间我也一直在想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作品，在经历了《他们》和《海岸线》这样的宏观叙事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彻底消耗完了凯鲁亚克式《在路上》的那种激情，这样的经历在我人生之中有过就已经足够了，再加上结婚生子之后，也不能再有之前那样无时限的流浪生活了。所以在那之后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了我的老家，是时候回到故乡了，或者说那个回不去的故乡。
关于故乡的这些作品都是围绕着我老家的那个村庄展开的，我再次回到那个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去找回一些记忆。因为只有记忆是美好的，而现状则是惨不忍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冲击到了每一个村庄，这是一个将所有东西与经济利益挂钩的过程。但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冲击是好是坏。也许就在人们恍惚之中它便迅猛地发展到了现在的样子，让人有些措手不及。缺乏归属感，或许是我们当代中国人内心里的集体困扰。2011年的时候，我在老家已经开始尝试宝丽来相纸的移膜工艺，通过这个概念我想到了自己和故乡的关系，大约也是如此撕裂了又重新修复的过程。所以这也是我关于故乡的所有作品中最先启动的，这个作品叫做《移》。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我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这个材料的尝试。我很喜欢这些移到纸张上的看起来并不完美的影像，同时也借此隐喻了我与故乡的关系。通过这些拼贴的影像，去找到一个回忆与现实的平衡。离家这么多年，我与故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支离破碎。就像那一张张破损的宝丽来相纸药膜，我将这些不完整的、在水里蜷缩成一团的图像重新拼贴到一起，就像我一直在尝试着去修补我与故乡的这种关系，因为我明白不管我走多远我还是属于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小村庄，其实我从没有走出过。
在老家做《移》这个系列作品的时候我慢慢的接触到了更多新的线索，我也并不是刻意去寻找线索，很多时候这些素材会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接下来的作品开始于我的大姐，其实大姐现在已经快60岁了，她是我大伯的长女，所以按辈分我叫她大姐。大姐很早就离婚了，年轻时候也算是我们村镇上的一枝花，她一直喜欢打扮也喜欢做一些时髦的买卖，比如八十年代末在村口开设美容美发厅和台球厅，除了理发的客人，她身边也时常伴有一些不着调的小混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她就是如香港电影里的大姐大一般，而我也经常在放学之后混迹于大姐的台球室，乐在其中。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姐家里的相册中发现了一批很有意思的照片。这些照片上的人物都是大姐的同一张年轻时候的脸，而身体则来自于很多不同的时尚模特。后来得知是一个乡村的流动照相馆通过电脑软件把大姐的这张脸合成到这些模特的身上。尽管这些图像细看起来会有一种很滑稽的不协调和不完美，但是在当地却是代表的大多数人的审美，或是一种精神寄托，甚至是梦想，大姐也借此圆了一个明星梦。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无形的力量在各个层面体现出来，就像这些照片，就像我的大姐。通过大姐相册里的这些照片，我在赶集的时候找到了那个乡村流动照相馆的人—姜宝松。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部队退伍之后就开始做这个生意，已经十年有余。他开着车携带着笔记本电脑、扫描仪、打印机等设备以及耗材，在每个乡镇和村庄赶集的时候摆摊为村民现场制作照片，并以此为生。平日里没有集市的时候也会深入到各个偏远村庄招揽生意。这种游击队式的工作方式导致了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去完成每张照片。通过反反复复的个体实践，他将某种单一审美逻辑传递给村民，并以此维系着他们表达爱情与美好生活的共同经验。在我最近几年以故乡为命题的创作中，我试图交给他一个艺术家或者社会学家的身份，借用他的方式和视角去重新审视乡村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以何种方式应对情感和审美的共同缺席。我最初与他合作的作品是《亲戚》，我提供了我家里和亲戚朋友家相册里的老旧照片，让他按照他的收费标准和制作方式来为我完成一批电脑翻新照片。之后有了一系列的作品，比如《三姐妹》，《甜蜜的爱恋》，《无名者》等作品。而后来的《所城里照相馆》，《金陵照相馆》等作品我直接把他邀请到展览现场进行他的工作，展览观众可以通过展览现场的二维码上传自己的自拍照，然后在小程序里面选择自己希望出现的场景，半小时后就可以在展厅出口处免费领取被翻新的照片。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让他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他的工作过程也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也成为了我希望去探讨的“乡村美学”的基础。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成长环境，从小身边就是充斥着这样的“乡村美学”。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也穿过大红的西装配上一条白裤子。在审美经验发生变化之后我自然也是对原有的那一套东西深恶痛绝，觉得太丑了，太艳俗了。再到后来才逐步发现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审美的转变自然也是如此。我们成长之后去到了更多的地方，或是经过大学的学习，以及在国内外各个城市的美术馆和商场中看多了各类形形色色的“美”，才慢慢培养成了现有的新的审美意识。当然不论是哪种美学方式都没有优劣之分，反而这种最为乡村的美是很容易被生活化的，这种趣味是很容易融入到生活当中的。这是这个时代最为直观的印记，也是人们物质基础发展和精神层面发展不协调的直接外在体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作品，去提醒、去唤醒依旧存在在血缘里、历史里的美学方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每个特定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的特殊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而这些关于故乡的图像正是将乡土社会中的复杂关系投射到平面化的消费意识形态与审美逻辑之下的某种语言。90年代初我家买了录像机，那时候特有的录像带也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在当时并不富裕的农村，录像机是一个新鲜高档的玩意。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年代，电视机是人们在家里唯一的图像娱乐。而录像机的出现可以让人摆脱电视的单一节奏，人们可以自己在家播放电影，港台片是最受欢迎的，甚至可以录下电视节目反复观看，比如春晚，比如世界杯。当然还可以在家看着泳装美女唱起龙虎豹卡拉OK。我用在老家小时候我看过的录像带做了《家庭影院》，《录像厅》，和《卡拉OK》三个系列作品。我攫取了录像带里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画面和声音，用一次成像的宝丽来相纸重新制作了录像带的标签，将数盒录像带的声音片段单独录制并同时播放，制造出一个混乱无序的声场。在信息封闭的时代，这一盒小小的录像带承载了很多，那些看似过时的画面和声音，混杂在一起，还原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时光。最能勾起人回忆的一定是多年前家里使用过的一些物品，而这些东西最容易藏身在各种桌子柜子的抽屉里，所以我开始用宝丽来相机拍摄《抽屉》。我翻遍了家里每一个抽屉，仔细整理这些老物件，很多东西都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现在已经被淘汰了的，但是它们依然在那里，承载着那段缓慢的时光。听父母和村里人讲故事也是一个唤起回忆的过程，夏日晚饭后的傍晚，村里的人大都会集中在村口的小卖部前消夏乘凉，男人们一般都是在抽烟、打牌；女人们则拿着蒲扇和马扎围坐在一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都是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我经常驻足在小卖部的门口，看一会男人打牌，再听一会女人八卦。这里面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来自我母亲。当年我母亲是从不远处的村庄嫁过来的，在娘家的时候她有一个跟她关系特别好的姐妹，她的女儿在八十年代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三角恋爱关系而杀人入狱，那所高中也正是我后来就读的学校。二十年刑满释放后她阴差阳错地嫁到了我们村，现在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后来我在网上查找我们镇的资料时，发现有一个网站记载了徐家店镇的大事记，其中就有大约一百个字是关于这起凶杀案件的描述。“1985年4月14日夜，山东省海阳二中学生林永财(男，南水头村人)和李波(男，郭城镇台城村人)，为追求女生姜永芳(女，前槐山村人)，争风吃醋，后李和姜通过谋划，将林杀害。李波和姜永芳也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开始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比如商铺和饭店，广告和宣传画等地方拍摄了一百个现代的汉字和数字，然后移膜，用图像化的一百个字来重现了这一段往事。这期间还有一个关于老家的作品则是因为我妈妈的退休工资突然停发了，在咨询了老家的社保局过后才知道是因为超过一年没有去按指纹。因为只有按了指纹才能证明你还活着，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领取退休工资，据说这是为了防止人去世之后家属继续冒领。而针对有时候生活在外地无法赶回来的老人，如果不能每年按时按指纹的话，社保局也有一套办法，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手持当日的当地报纸，与报纸合拍一张大头照片并露出报纸的日期，就能证明你还活着。从2014年7月17日至2015年7月17日，不管在哪里我每天都会买一份当地的报纸，然后找当地人给我拍一张跟报纸头版合影的大头照，我想证明我还活着，我活了一整年。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拍村里的人，刚开始工作那会，每年春节回家都会带上报社配备的数码相机，可每次总是莫名其妙的一张也没拍。面对家里的人和村子里的人，相机反而成了我的累赘。在很多亲戚和周围的人眼里，我拿个相机到处拍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就是在浪费胶卷，费钱。还不如去风景区拍点好看的照片。其实不只是这一个原因，或许是出门太久了，与自己熟悉的人反而产生了隔阂，甚至包括我的父母。后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村委会看到了一大摞全村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每一本证件上都有这个家庭所有成员的一寸照片，当然也包括我家里的。有些人还在村里，有些已经去了外地生活工作，还有些人已不在人世。我借此机会拍摄了《三百六十位村民》，完成了一个跨时空的大合影。回到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对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回到故乡，更多的是关于自身的体验，这也是一个从自我向外看的过程，这样或许才能更真切更真诚地去看到现实。从2015年开始，我将所有的拍摄主题转向了一种水果—苹果。在中国，苹果的寓意很吉利，因为谐音，它象征的是平安；而在西方的典故里有着更多的象征意义，比如亚当夏娃的故事里的苹果是代表着诱惑，又比如说白雪公主的故事里的红色有毒苹果则是罪恶的象征。而我之所以选择苹果是因为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从故乡里抽离出来的，具有符号意义的东西，苹果自然是首选。因为苹果是与我的家乡息息相关的一种经济作物，是当地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利用苹果这个符号我做了一系列的作品。同时我希望作品能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不那么直接。“1871年，美国传教士约翰•倪维思夫妇将从美国、欧洲搜集的西洋苹果苗木带入烟台, 在毓璜顶东南山麓建园栽植,取名“广兴果园”，从此开创了中国苹果栽培的新纪元。”苹果作为老家的一个支柱型产业，家家户户都种植苹果，大部分人的生活也都是围绕着苹果进行的。我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用苹果这样一个与当地人息息相关的具体实物串联起来，集中展现出一个在苹果产业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乡村现状。第一件主要的作品是《四百零三个苹果》。每年苹果采摘之后爸妈就会给我所在的地址邮寄很多来自家乡的苹果。自从我离开家之后，与父母的联系也并不多。后来我发现每年的这样几次邮寄苹果的过程成了我们联系最多的时候，这些苹果邮寄的路程也成了我跟父母联系和交流的一条临时通道。所以我给2016年收到的每个苹果都拍了一张“肖像”照片，试图去用图像来保存这种联系。这一年我收到了两次快递，一共五个箱子，合计四百零三个苹果。做这件作品的同时也顺带着产生了另外一件《一百六十八个核桃》，这些核桃来自于我爸妈2016年给我邮寄苹果的过程之中，在每次发快递之前，我父母总觉得这些包装箱里面苹果和苹果之间有很多空隙，觉得便宜了快递公司，他们总是希望能邮寄给我更多的东西。所以就在苹果之间的空隙里填满了核桃，觉得这样才算真正的装满箱子了，运费钱没有白花。结果却是这些坚硬的核桃挤坏了近乎半数的苹果。这四百零三个苹果的缝隙里一共塞了一百六十八个核桃。
《礼物》这个作品也是用图像去记录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其实我家里没有苹果树，因为爸爸在供销社上班，母亲在化肥厂上班，那时候算是非农业户口，所以家里没有分到土地。家里吃的苹果包括爸妈寄给我的苹果也都是亲戚朋友送来的，凑到一起集中寄给我。我印象里每次回到老家，总会在厨房，餐桌，客厅等地方发现很多村民自己种的东西，父母说这些都是邻居和亲戚朋友送的，除了苹果，也有土豆，地瓜，芋头，白菜等等，有时候还有知了猴，蚂蚱等稀奇东西。我觉得这是乡村社会得以维系的一种重要礼节和行为。故乡无论怎么变化，这种行为一直是让人觉得温暖的。在我小的时候村里的苹果大部分都是散养的状态，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精心的呵护，以至小时候总感觉苹果是廉价的吃不完的水果，村民们也大多是种来自己吃或者送亲戚朋友，也没太有买卖的概念。但是最近十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的发达也使得家乡的苹果可以快速地运输到全国各地。所以其他的果树比如梨树，桃树，樱桃树等都被砍掉来种植苹果，甚至很多种植粮食的土地也被用来种植苹果。以前我们当地的苹果至少有十种八种品类：很绿的冬青、口感绵软的银冬、很小的嘎啦，等等。现在就只剩下一种了—最好卖、颜色最好看，最容易保存和便于运输的红富士。如今的苹果园被保护得像个植物园一样，每个苹果出来之前要打几次农药，要给果园除草，给苹果花儿授粉，每个果子要套一个纸袋子，为了收购和储存大量苹果，很多村里还兴建了很多大型冷藏仓库。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一个让果农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每年秋天苹果摘袋之后，很多鸟儿会来吃苹果，哪怕只咬了一口，这个苹果就卖不了钱了，无奈之下，果农只有将果园周围拉上防鸟网，能起到对苹果的保护作用，而这种保护是以鸟类的生命为代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就算麻雀这种在农村泛滥成灾的鸟类也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私自捕杀是违法行为，也只有果园位置在山里的村民才敢偷偷摸摸的挂网，在大路边的果园是完全不敢的，这也将果农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所以我在苹果成熟的季节去山上的一些防鸟网上收集了120具各种鸟类的尸体，也为它们拍摄了最后的遗照，为之取名《证物》。在影棚拍摄完之后我开车将这些“证物”投入海中，毁尸灭迹。前几年我在瑞士展览期间，在Zug的湖边看到一颗树，贴着一栋老房子蜿蜒盘旋着张了很高很长。当地朋友跟我说那是苹果树，我说那怎么可能是苹果树呢，苹果树怎么会长那么高，枝条怎么会那么长？这与我老家的低矮苹果树完全不一样。后来我才明白这些差异都是因为果农为了让苹果树产生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便于生产管理才发生的改变，也就是说人们一直在改造苹果树，不让苹果树往高处长，而是向四周扩展，实现低矮化种植，这样便于结出更多的果实并利于采摘。基于这些回忆与现实的差距，一些新的作品也应运而生，《安全套》正是基于对苹果品种逐渐减少的反思。套袋技术最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传入烟台地区，这些纸袋子像安全套一般将苹果保护的严严实实。正是在这样精心的保护和改造之下，苹果也变得越来越单一和脆弱。除了苹果袋之外，苹果还离不开农药的保护。农药是现代农业发展中一个标志性的发明，也成为农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不停的研发出新的农药来对付不同的昆虫，而这些自然界里本来自由生长的昆虫也因为苹果树的引进被人为地重新定义成了害虫。人类总是把任何同我们竟争的昆虫视为害虫。我收集了很多与苹果生长相关的害虫，并以我的方式为它们拍摄肖像。依赖着苹果树的大范围种植，很多村民都有了好的收益，或许这就是苹果所象征的平安是福。但这其中也是有着很大的潜在危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模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去了城市里工作，他们并不想在农村管理苹果树，这就造成了未来数年之后可能对山里苹果树的管理会后继无人。同时苹果给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之后，人的内心也开始渐渐地遭到渗透，金钱至上是每个人都无法躲避的现实。这些年每次回到老家总是会有很多失望，村子周围几座化工厂污染越来越重，一些工厂在厂区内部挖深井排污，地下水都遭到破坏，以至于自来水也无法饮用，空气中也始终弥漫着黑色的粉尘和刺鼻的气味。看起来平静的场景其实现实已经危机四伏，这是一个中国农村现状的缩影。秋天的苹果园是美好的，走在挂满苹果的树林里的时候总是被这种美好所震撼，风吹过还会有一种微甜的气味飘过，这会让人忘记所有的现实问题。而这种美好往往都是隐藏在乡土的背后，反而很多当地人并不会去注意到这种美，他们更关心苹果的成长和卖价，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味。2017年冬天，我决定创造一个虚假的美好果园，我在老家选择了一块比较方正的苹果园，大约有60棵苹果树，我爸妈帮我邀请了十几个当地村民亲戚朋友，在寒冬腊月寸草不生的季节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把近两万个我在阿里巴巴定制的假泡沫苹果挂到了光秃秃的苹果树上，这些苹果全部用丝网印刷了“恭喜发财”四个字。碰巧挂完的第二天天降大雪，看上去是一片欣欣向荣的雪里红一般的盛世景观。这就是《恭喜发财》这个作品的由来，其实这种美好是不合时宜的，在这些极度繁荣美好的表面下，掩藏的是残酷的现实。恭喜发财是一个我们最为常见的祝福语，它经常出现在我老家民房院子里的照壁之上，而另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成语则是紫气东来，这是一个比喻吉祥的征兆的成语。2019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用真实的可食用的优质苹果搭建的装置作品，将它命名为《紫气东来》。我用了近三千个来自烟台的红富士苹果组成了一个悬空的阶梯，用细细的鱼线将其固定住天花板上，营造出如空中楼阁般的美好场景，正如紫气东来。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苹果逐渐枯萎、腐烂、掉落，展厅里新鲜苹果所散发的香气也转变成了腐臭发酵的味道，最终将承载它们的钢针一根一根地暴露出来，形成一个尖锐又危险的新阶梯。通过苹果在空间里的变化过程，展现出了一个在苹果产业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乡村暗流涌动的现状。从回到故乡开始，我觉得我最大的转变就是不再依赖于单一的摄影，而是把视线扩大到了整个图像的范畴，这也是一个从使用照相机到使用图像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摄影。直接摄影仍是我离不开的一种方式，不管到哪里我都会拍很多照片。《关于故乡的一次离别》就是这十年断断续续拍摄的。之所以选择讲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也正是在于这个故事亦真亦假的虚幻。在故乡成为一个精神层面的故乡之后，我不再想去直白地讲述过多的现实问题，其实很多现实的问题也都体现在这一段真实和梦境交织的故事里，只不过是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从《他们》，《海岸线》这样宏观视角之下的大范围叙事，到回到故乡，再到苹果，我的创作有一个从“面”到“线”，从“线”再到“点”这样的过程。在这之后，我希望把故乡的这个地理上的“点”也消解掉，用一个更加符号化的东西—苹果去代替。我无意去展示中国乡村社会各种生活上的疾苦，更希望通过苹果这样一个在东西方都具有多重表面意义的水果，从侧面或者抽象的层面去揭示这个时代现状。我希望它是朦胧的、委婉的，正如苹果本身的种种隐喻。
王欢 / 摄
张晓，1981年出生于山东烟台，2005年毕业于烟台大学建筑设计系。在2009年成为摄影艺术家之前，他曾于《重庆晨报》担任新闻摄影记者。2018年，张晓获得哈佛大学罗伯特·加纳德摄影基金。张晓的《海岸线》系列曾获得法国汇丰银行摄影奖（2011）、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冠军（2010）及候登科摄影奖（2009），《他们》系列则在2010年获得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张晓曾参与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2015年作为理由”和“文明：当代生活启示录”。及瑞士摄影基金会的“Unfamiliar Familiarities”和法国巴黎布朗利码头博物馆的“Photoquai 2015”，以及连州摄影博物馆的个展《苹果》，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摄寻千里：十见天日》，成都麓湖A4美术馆《2000年以来的西南影像实验》，chi k11艺术空间《农场》等在内的多个国内外展览，张晓现工作生活于成都。《 假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