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有六个比利时家庭远渡重洋领养中国女孩。其中一个叫做“Youqine Lefèvre”的女孩，现在成为了一名艺术家。23年后（2017年），她人生中第一次回到了中国。
之后，她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一部作品——《应许之地》（The Land of Promises），这是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作品。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79年到2015年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很多影响，这些影响还未消失且仍将持续下去。同时，这部作品也是一个私人项目，它讲述了那些几乎远去世界的另一个尽头领养孩子的父母的故事，讲述了当时和Youqine一起被领养走的其他五个女孩的故事，也特别讲述了Youqine自己的故事。
1993 年，我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根据我手头的官方文件，我可能和亲生父母呆过一个月后就分开了。某一天，据说我在湖南省岳阳市的五里牌街道被一个路过的居民发现，我就被送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之后当局把我交给了孤儿院。当时，相关的工作人员寻找我的亲生父母长达四个月之久，但仍旧没有找到。就这样，在我被收养之前，我在福利院住了七个月。我说“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属实，在我收养之前的一切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1994年，包括我现在的父亲在内的六个比利时家庭决定到中国收养女儿。他们的中国之旅一共有两周，我觉得他们这趟行程挺奇怪的，因为还具有观光性质。他们去北京参观了一些著名景点，然后去了湖南长沙，后来又去了我当时的儿童福利院所在地岳阳。之后他们回到北京，从北京飞回了比利时。他们当时由一名导游陪同，协助办理所有行政手续。她（导游）还负责向他们介绍旅游景点，这种新的经历让她对家庭和孩子产生了依恋。我们一共有六个女孩，当时年龄在六个月到三岁之间，都被收养在同一个福利院。1994年，对比利时人来说收养中国孩子还很新鲜，他们是第一批收养中国女孩的比利时家庭。我的亲生父母在我的衣服里留下了一张纸条，只注明了我的出生日期，但没有名字。孤儿院给我取名为“岳青”，“岳”来自岳阳这个城市的名字。我的养父母决定通过“简化”来保留这个名字，这就是‘Youqine’。到了比利时后，我变成了一个少数派（从种族上来说），我被一群白人包围了，但我的家人和亲戚变成了“色盲”（他们假装肤色差异并不存在）。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自我认知一直都很困难。我想“觉得”我也是白人，是比利时人，但我的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提醒着我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这对我来很艰难。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我有几次小小的被冒犯的经历，比如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和“玩笑”。在一个有意忽视种族差异、无视种族歧视存在的“色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往往不知道如何武装自己进行辩护，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别人。后来，作为一种“自卫”方式，我更愿意带头假装嘲笑我的肤色来显示这件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想证明人们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触碰”我。遇到陌生人或新结识的人也很累，人们想跟我说的第一件事无外乎关于我的出身和原生家庭，他们的问题也往往非常具有侵略性。在比利时或者一些其他西方国家的白人家庭中生活并长大，而且被白人家庭收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缺乏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的同胞作为例子和参考。同时，在我心里，西方的审美标准逐渐内化，我越来越拒绝接受我的亚裔特征及外貌。我想和周围的其他孩子一样，我不想成为与众不同的人，也不想被别人不断提醒这个事实。我渴望有一天肤色能够变白，这样我就能抛下这些烦恼。当时要和其他人讨论这件事情很困难，他们没有同样的经历，无法感同身受。为了能拥有对家人、亲戚和朋友的归属感，我拒绝了自己的亚裔身份，并且因为接受着这样无视种族差异的教育而一度忽视它的影响。当时我也不知道如何表达，直到现在，我才开始解构跨国和跨种族收养给我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地几位收养者的采访给了我很大帮助。高中毕业后，我不知道具体该学什么，但我想学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专业。有一次参观毕业展，看到摄影学生的作品时，我立刻知道了我想学什么。一开始我父亲并不同意我学摄影，但当时无论如何我都想去上艺术学校。后来我做到了，一个月后我成功选择了摄影作为我的主修课程。随后，在我的学习和艺术生涯中，我靠着毅力和坚持不懈最终完成了学业。我与原籍国中国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冲突。我不想了解这个“拒绝”我的国家。我认为我转而拒绝它也具有合理性。但在我 23 岁的时候，我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我准备好回到中国了，我准备创作一个与之相关的艺术项目。2017年10月下旬，我到中国旅行了三周。当时我是和父亲一起去的，在我看来这样才合理。我们主要游览了我的出生地湖南省，后来又在岳阳市呆了几天，我们去参观了福利院。第一次中国之旅让我对计划生育政策萌生了研究的兴趣。我想了解制定这项政策的原委及后果，毕竟我的故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许多“后果”之一。除此之外，我的研究涉及了重男轻女的原因；对女孩和妇女不同形式的歧视（选择性堕胎、杀婴、遗弃等等）；不遵循计划生育政策的惩罚；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好处和问题；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二胎新政策等等。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2019年春天，我再次回到中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旅行。这一次，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中国寻找之前的联系人，他们可以帮助我完成这个项目。因此我去了北京、苏州、云南（主要是农村）和南京。这次旅行中，我遇到了很多人、家庭，他们和我分享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感受，以及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这些亲身经历让我对这项政策的巨大后果有了更好的理解，这些后果将持续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发酵”。我意识到在这个语境下亲密关系具有政治意义。这次旅行和会面过程中，我很好奇中国的未来，我想知道开放二胎的新政策能否解决出生率急剧下降的问题，也想知道人们对新政策的看法。这个项目中拍摄的人，有些是英籍华裔作家薛欣然创办的“母爱桥”协会的志愿者。我有机会能和他们待在一起，也见到他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他们也是我拍摄的对象。我也在云南拍了一些人像，肖像照片可以流露出一种亲密性。我还拍了一些导游的亲戚或朋友，以及一些当沙发客时候认识的人，比如，一位接待我的老师，我去了她所在的高中，见了她的学生并给她们拍了照片，我也结识了这位老师的一些朋友。在乡村，我拍的大部分是偶遇的人，其中有些人我并没有跟他们交流。关于他们的身份，更多的是一种个人推测。为这个项目的成果制作一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这个项目最完整的表现形式，它是我对相关主题思考的精准呈现。将于今年5月由荷兰出版机构The Eriskay Connection出版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档案构成，这些档案一直伴随着我长大，我通过它们构建了自我。档案由官方文件（警方报告、收养文件和医院报告）以及1994年我的养父母在中国旅行时拍摄的照片组成。这部分展现了他们从布鲁塞尔扎文腾机场出发到到达北京的全过程，涵盖了之后他们前往湖南省和儿童福利院的经历。第一部分以他们离开中国为结尾，这一部分遵循时间顺序。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开始有些犹豫将这部分放在开头还是结尾，最终我决定把它放在开头，因为它确立了我自身在这个项目中的定位。除警方报告外，收养档案和医院报告是我的养父母收到的第一批文件。整页的档案照片表明我很难与它们保持距离，我决定接受这个事实不再抗拒。就像我们经常在档案中看到的那样，我本可以用较小的格式展示这些图像，选择这种大幅排版表明了我重新调整叙述方式的愿望。事实上，我对收养之前发生的事情和我被收养的故事（在 1994 年的旅行中被收养这件事）并没有直接的记忆，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是由我的父亲和其他申请领养的父母告诉我的故事、他们拍的照片、视频和一些官方文件一起编织而成的。其中照片不仅仅是我父母拍的，我把其他家庭的照片也整合到了这本书中。1994 年以来，我们这几个收养家庭一直保持联系，大概每年会见一两次，直到我们 18 岁成年。这部分的编辑并不容易，因为我与它展示的内容几乎没有距离。和其他作品一样，这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以这种直观同时又合乎逻辑的方式完成。这部分我展示了叙述这段旅程最相关的图像，我的选择得到了学校老师的认可。
第二部分的内容更加密集。这部分最开始展示了更多的私人图像：我们可以看到 2017 年我回国旅途中拍到的福利院、派出所，我当时被人发现的那条街道。然后我们暂且抛开个体的小故事，谈一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第二“章节”中，风景和肖像交织在一起，有些肖像照附有相关说明（这些是穿插在书中的文字）。照片显示出过去政府促进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的宣传，在中国农村，这些遗留下的痕迹很常见，它们贯穿了我的整个旅程。这部分表明我希望与自己的故事保持距离，我表达了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政治、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对亲密关系产生的影响的兴趣。我试图去除自我中心化，理解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应许之地》（The Land of Promises）也是一项致力于探索关于跨国和跨种族收养的项目。现实情况总是西方在全球不发达地区收养儿童，被收养者作为国家交易的对象，代理权被剥夺，收养交易受益的对象有：通过收养一个孩子从而可以组成家庭的养父母；有效避免人口过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一的中国政府；福利院、行政人员和人贩子、收养机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有时仍然隐形并被北半球发达国家视为有罪的亲生父母。国际收养是基于不平等的一种制度，尤其是它“基于分离、去文化和身份剥离的过程” (引自BOURGAIN Joohee的《International adoption: myths and realities》 编者为 Anacoana, 2021)；这对被收养人来说是一种偏见／伤害。通过我的整个项目，我试图探讨对意义的追寻（我与亲生家庭分离的可能原因）、代理权的恢复以及与我的起源重新联结的渴望。在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在摄影领域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或收养的作品非常少。自己作为被收养者的艺术家作品就更少了。更普遍的是，多年以来，收养机构和养父母的话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大多数被收养者已经成年，他们却仍被视为“孩子”。通过这部作品，我试图给主流话语和偏见带去一些不同的声音，我想表达自己有关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文化以及成为跨国和跨种族收养者意味着什么的看法。它围绕着“走出迷雾（coming out of the fog）”这个主题，Blake Gibbins在《不是你的孤儿》一文中将这种表达定义为：“一个有机的非线性过程，长大成人的被收养者开始忘却和解构他们起初被教导的那些关于收养家庭和整个主流社会的神话。这是个体开垦荒芜和构建自我故事权威性的过程”。《应许之地》证明了我渴望发现并重新与我的起源构建联系，我渴望重新讲述我的故事。未来，我还想继续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以及最新开放的三胎政策。我也想去记录独生子女政策中更为隐蔽的部分：1991年前还没有相关的国家收养法，有数百万仍在中国的（计划外出生）的黑户／不存在的孩子，当时还没有收养途径，被父母抛弃之后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些拐卖儿童的案件等等。但因为疫情中国目前对外国人还没有开放，短期之内我无法去到中国，我只好暂时搁置这些计划。
Youqine Lefèvre（1993年出生，中国）是一位比利时艺术家，目前居住在比利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图形研究学校（ERG）获得视觉艺术学士学位后，她继续在瑞士沃韦的应用艺术学校（CEPV）学习摄影，2020年她在比利时根特的皇家美术学院（KASK）获得了视觉艺术硕士学位。她的作品介于纪实性和私密性之间。
她的系列作品《Far from home》入选2016年Voies Off艺术节（法国），入围2016年vfg Nachwuchsförderpreis für fotografie（瑞士）和2017年Contretype（比利时）的Propositions d'artistes，并成为2016年PhotoforumPasquArt SELECTION | AUSWAHL（瑞士）、2017年Bourse du Talent #70 Portrait（法国）和Prix Focale - Ville de Nyon 2017（瑞士）奖的得主。她的新作品《应许之地》讲述了她的国际和跨种族收养以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她赢得了2020年卡塞尔样书奖的三等奖（德国）和De Donkere Kamer（比利时）的Pitch your photo project的一等奖。荣获2020年Horlait-Dapsens奖（KASK/艺术学院）和SOFAM（比利时）纪实摄影奖之一，并被选入爱丽舍博物馆（洛桑，瑞士）的reGeneration4项目。tiff 2020 (FOMU, BE)，并入围2021年MACK第一本书奖（英国）和阿尔勒样书奖 2021（法国）。
《 假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