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 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下）
五、社区研究：探寻社会科学中国化之路
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在1949年前曾迈出了宝贵一步，而这努力其实与包括孙本文、吴文藻和费孝通在内的中国社会学家面对西方知识的涌入而产生的焦虑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曾以戏谑口吻批评中美社会学：“美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瞿同祖，1937：1）。面对“言必称希腊”的西化和脱离中国国情的倾向，在社会科学各系科尤其是燕京社会学系攻读学业的费孝通们，“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自然“不免焦虑不安。就在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下，中国社会学出现了吴文藻先生首先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要求。因而开辟了另一个阶段”（费孝通，1999：第13卷，7）。
如果说在30年代“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主要内容”（费孝通，1999：第13卷，7），那么前一项工作的旗手是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领军人物孙本文（周晓虹，2012），后一项工作的主将就是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李培林，2008）。“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之所以会成为孙本文这样的学院派社会学家的主要任务，和他们欲图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教育体系有关，在学院派社会学家孙本文那里，“此诚今后之急务”（孙本文，2012：卷8，247）；与此相比，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实践倾向，与孙本文的学院社会学在理论体系上着力不同，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将社会学知识用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费孝通，1999：第13卷，25）。
尽管吴文藻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引路人，但对年轻的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们来说真正的开门人却是美国人罗伯特·派克。1932年吴文藻邀请派克担任燕京大学访问教授，并在9-12月的三个月内开设了“集群行为”和“社会学研究方法”两门课，吸引了日后成为中国社会学砥柱中流的一批青年才俊。其实，派克的课程固然有趣，但在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巨擘那里，费孝通们“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只有走出图书馆，进入社会，才能发现真理”（阿古什，1985：29）。
派克的面向社会的主张，来自芝加哥社会学的实践传统。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派克和以其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倡导用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研究因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而变得越来越大的芝加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派克倡导自己所在的“社会学系应该将芝加哥作为实验室”，就像后来将燕京社会学的学生带入北京的贫民窟、“八大胡同”、杂耍人聚集的天桥甚至监狱一样，在芝加哥他就身体力行指导学生深入美国社会，以致“学生，包括本科生，都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Faris,1967:52、54）。从某种程度上说，派克是将从欧洲尤其是德国舶来的社会学美国化的主要实践者。
派克对费孝通乃至3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学的意义，在于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为此时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提供了可能的具体路径。派克的主张之所以能够和吴文藻及燕京社会学家们一拍即合，除了来自西方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现实时的无力感之外，也与刚刚接触社会学的中国学者们面临幅员辽阔、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时的无从下手有关。因为多少有些反感30年代的“社会史”讨论中对中国社会性质大而无当的争论，以现代社会学的经验品格为圭臬的费孝通们对从小处或微观入手了解中国的观点自然会从善如流。如此，像杨清媚所言：“以社区研究作为旗帜的燕京学派，其目标是打造一个社会学中国学派”（杨清媚，2010：83-84）。这也从相当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一直到离开帕克的课堂5年之后，坐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室中费孝通依旧会挚信：“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在自然科学中，这是已经不成问题，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很多人梦想着真理会从天外飞来。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外国文字书籍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费孝通，1999：第1卷，405）。
在费孝通写下这段文字之时，他已经按照派克老师指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方法”（费孝通，1999：第13卷，8）在大瑶山和开弦弓村两地实地详细看了一下。如果说在大瑶山的研究使其看到了社会结构或“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并且）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费孝通，1999：第1卷，477），那么在开弦弓村的调查则使其看到了来自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的力量如何作用于中国的乡土传统之上，在促成其变迁的同时也带给不堪一击的现代中国以重压。如果说费孝通的两个议题恰好关照到“秩序”（结构）和“进步”（变迁）这两个现代社会学的经典题域，那么对30年代处在危难和重生相交织的转型路口的中国来说，《江村经济》所叙述的主题可能更为急迫。在费孝通看来，此时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互补的自然经济在国际市场的挑战下濒于崩溃，从而使“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费孝通，1986：200），并因此动摇了以“地租”为基础的整个中国的土地租赁制度。如果说这就是年轻的费孝通通过微观社会研究认识中国（农村）的结果，那么他给出的改造中国的建议便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费孝通，1986：150）。
单就研究方向而言，费孝通践行了老师吴文藻给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1940年，在为《社会学丛刊》作序时，吴文藻曾将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设想描述为：“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揉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2010：4）。通过与孙本文的“充分收集并整理本国固有的社会学资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审的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孙本文，2012：卷3，369）的设想相比较，我们能够发现，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的道路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因此他们迈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步伐显然更为坚实。
按吴文藻所言，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是“试用”西方理论。和孙本文一开始就预设西方理论之“精审”不同，“试用”说明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不会没有隔膜，因此需要对西方理论抱以审视态度。为此，在江村调查时，费孝通甚至主张“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片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的在上射影”。这种对理论的审慎甚或回避态度，自然会导致田野资料的碎片化，“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并可能使学理性的社会调查学或社区研究沦为关于“某一群人社会生活闻见的收集”的社会调查（费孝通，1999：第2卷，224-225），但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用西方理论“图解”中国现实的危险。
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二步，是运用实地调查方法来“验证”理论。既然对来自西方的理论所持的态度是小心翼翼的“试用”，包括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等在内的燕京学派的人类学家自然会去寻找各自认为合适的验证这些理论的“试金石”——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一般而言，这种验证可能包括两步：一是验证西方理论的可靠性或普适性，二是通过实地调查认识中国国情；但对费孝通而言，一者对理论的兴趣一向不大，二者一向重视社会科学的实践面向，因此他势必会在后者发力，赋予“江村调查”以鲜明的“认识中国”并进而“改造中国”的实践品格。尽管出于内心对士绅阶级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认同或对郑辟疆、费达生们身体力行的激赏，他可能夸大了新知识分子或技术精英改造风雨飘摇之中国的可能，也错看了小农在旧制度环境中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潜力……并因此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讨论《江村经济》的得失留下了空间，但不可否认80年前的这次调查起码昭示了现代社会变迁或包括工业化在内的乡村转型道路的多样性（甘阳，1994）。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可能倒是因囿于“江村”经验，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对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在中国之推行深感疑惑，但这种对乡镇工业及小城镇的执拗，本身存在消解发展或转型的多样性的可能，而中国近4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所昭示出的从国有工业到乡镇企业，甚或再到富士康这样的外资企业的齐头并进，说明即使对同一个中国，转型的方式也不乏多样性。单单一个工业化的动力，就既可能来自自下而上的创造，也可能来自从上而下的贯彻，还可能来自由外而内的推动。
接下来，在吴文藻的“蓝图”中，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三步，是“理论和事实揉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的综合”（吴文藻，2010：4）。显然，社会学中国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抛弃理论或西方理论重起炉灶，而是为了使外来的社会学知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符合——用金耀基的话说，使之“多少反映中国的文化社会的性格”（金耀基，2002：218）——同时用中国的事实或经验检验、启发和修正原有的西方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在解释力上更为贴切的理论。如果用吴文藻制定的“蓝图”与费孝通的“临摹”相比照，你能够发现声称对理论缺乏兴趣的费孝通，其实通过江村的变迁描绘了一幅有关20世纪中国农村甚至整个东亚社会变迁的理论图解（佐佐木卫，2000）。在这一图解之中，城乡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幽深的传统与外来的现代力量的盘根错节，为当时流行而费孝通也熟知的奥格本的社会变迁理论增添了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变式。
作为一种苛求，或许我们可以说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路径尚未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但多少可以欣慰的是，作为吴文藻的学生，或“实现他的宏图的一个先遣队”（费孝通，1999：第14卷，18）的主将，费孝通持有的文化自觉意识保证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最初实践一直带有鲜明的理性自觉或文化反省意识。进一步来说，正是因为这种“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费孝通，1999：第14卷，196），他才能够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和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西方文明，并发下宏愿：在将西方的新动力对接进我们的传统的同时，“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即“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费孝通，2013a：54）。现在看来，这一宏愿最初就蕴含于80年前那个26岁的青年滞留在开弦弓村的近60个日日夜夜之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杨典
图片来源网络：lifeweek.com.cn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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