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括号内数字为该文章发表期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MARXIST

陈颀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研究员敖雅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空间秩序转变与“家”的扎根与脱根——一项流动摊贩进城案例的社会学研究来源

1993），极为容易在技术快速更迭中被劳动力市场所淘汰，只能采取“就业降级”的生存策略，沿着职业阶梯向下移动，在更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竞争，从事劳动技能需求更低的体力工作（Beaudry

艾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李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数字时代金融诈骗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非矿公司金融诈骗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来源

model），这种方法允许法院分割配偶一方拥有的所有资产，而不考虑这些资产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的。有些学者用另一组词汇来描述这两种模式，比如雷兹纳使用的是“公平分配”（equitable

《社会学研究》获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顶级期刊

刘精明教育扩张与分布型教育不平等——复合教育基尼系数的演化性质及其检验

注：括号内数字为该文章发表期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MARXIST

在体制外工作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员工之间氛围并不友好”（访谈资料C1-11），“效率最大化（对企业）是最重要的，员工的处境安危、健康与否不是它要考虑的”（访谈资料A2-01）。

宿庄村民：化肥给我弄两袋子，给你20块钱。王福生：你怎么不去抢呢？这不是你的东西。宿庄村民：这也不是你的东西，你又没花钱。你把它卖了，钱可是你的，咱俩都沾点光。（访谈资料20160708FSW）

al.，2011），又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高校声望与就业机会的密切相关。换言之，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不仅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和名校，也垄断着好工作。英美等发达国家如此，新兴经济体亦不能免（Wakeling

Correll，2004）。二是霸权性别观念的广泛存在使得女性即使跨越了宏观的性别界限入行，原有文化框架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也会被激活，性别之间的微观界限继而凸显出来（Gerson

innovation）的理念主张企业应该扬弃过于短期化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观，将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融入企业活动，作为企业长期成长、发展和繁荣的途径（Dionisio

具体是哪些因素、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状况，将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进行论述。在研究发现部分，本文将采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对复读与高等教育获得关系进行分析。

在电商平台中，技术并不单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来创造红利，还通过信息汇聚的方式让潜在的差异性需求市场涌现。因此，当产品信息可以无成本地进入电商平台时，具有高额红利的差异性需求市场就更容易形成。

换言之，若从卢曼的角度来看，那么对于社会学的观察对象——社会（系统）——而言，时间不是过去、当下、未来的衔接，而是当下、当下、当下……的衔接，或是过去/未来、过去/未来、过去/未来……的衔接。

Ventresca，2006a）。制度是处于具体组织中的人们在组织结构的约束下，借助组织力量，在互动中进行的积极和持续性的一系列地方性意义的建构（Hallett，2007，2010；Haedicke

宜街的“扁平化管理、片区化服务”就是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典型形态，在推进社区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复制与新构了一种类行政关系网络，其工作的开展也是依托这一网络进行的。具体表现如下。

Brunetiere）在1898年初发表的一篇充满反犹主义色彩的文章（Lukes，1969：338）。涂尔干在这篇文章中承认个体是神圣的，强调个体的基本权利以及政治义务的界限。“人（the

ethnography）方法（Dreby，2010：231），采用“追踪策略”（tracing

O’Hara）主编的两卷本《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于1999年正式出版（奥哈拉主编，2009a，2009b）。该百科全书精心挑选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450个词条进行阐述，其中之一便是“Agrarian

“饭圈”观察：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毛丹、王敬雅、陈佳俊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周飞舟

（赵鼎新，2015）。利博森的方法论中没有覆盖法则解释和涌现性质等思想，这一缺陷使其在讨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时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很难做控制实验这一点上

开始就没有表演服这一块。2010年前后，我们根据客户反馈，客户把图片或视频拿给你仿，慢慢发展这个演出服饰，也逐渐从影楼服饰这块分离出去了，最后把影楼服饰这块压下去了。（20180915朝阳服饰访谈）

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警察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入到最复杂的时期（储卉娟，2019）。社会向多元化、原子化和风险化的复合转型成为警务改革的重要转折点，并对社会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Neundorf，2014；梁玉成，2007）。分层APC模型的实质是年份与世代的交叉分类多层模型（cross-classified

al.，1980）；另一方面，考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子弟”往往在智商和勤奋程度等方面更优于优势阶层子弟——这是梅尔等人所说的选择性淘汰假设（Mare，1980；Treiman

Havens，1968）。在组织管理中，激励、监督、考核等管理要素如果设置不当，会造成管理的形式目标替代组织的实质目标（Bohte

机手与麦客——一个公司型农场机械化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徐宗阳

在社交软件中联系频率、亲密程度、结构性的指标与关系强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并且工作时间的相关指标和非工作时间的相关指标对于区别不同圈层具有不同方向的影响，因此区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是有意义的。(2)

我们先来看摩尔对马克思的理解、接受和批评。摩尔对马克思的接触主要不是始自他在古典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生生涯，而是始自他1941年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司法部和战略情报服务办公室（Office

迈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王春光

6.走出“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的首席顾问吉尔和首席经济学家卡拉斯在一份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个人自利路径关注个体自身的福利状况。我们使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代理中介变量，既通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也通过问卷测量受访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al.，2020）。由于这两个方法都是以树模型为基础展开的，这里首先对树模型进行概览性的介绍。（一）树模型与随机森林概览树模型是一系列以数据细分为基础的算法模型的统称（Breiman

Scheme”）（Davidson，2001：183-198）一文中的论述被认为是本体论转向中的“反表征论”主要的认识论来源。帕累克和赫斯约德在《相对论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Relativism

长久以来，主流经济学对“生产”的讨论仅包含市场交换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因此女性主义学者将马克思笔下的第二种生产（双重生命的生产）称为“再生产”（reproduction）（Mitchell,

“社会”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使用是如此广泛和平常，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它古已有之。事实上，“社会”无论作为一种思维概念还是一种客观实在，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中国和西方它都是现代化的产物。

在中国四家期刊评价机构的学科排名中均名列第一，被誉为“权威核心期刊”，并于2012—2021年连续九年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

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董洪杰，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跃，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王俊秀，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摘要获得感是检验社会发展成果、评价社会治理成效和民众生活质量的一把重要标尺。本文基于CSS2013数据库，探索获得感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五维度的获得感概念结构，证实了获得感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探索获得感概念结构及其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有利于确定获得感指标和编制测量工具，同时也为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民众社会生活质量的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关键词获得感；生活满意度；获得共享一、引言

2011）从2005年澳大利亚选民名单中抽取了569名30-34岁女性作为样本，发现生理和心理因素会直接影响生育意愿的实现。怀孕、分娩和抚幼的经历给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会降低再生育意愿（Newman,

中国人类学所具有的特殊风格之一则是学人对于家国情怀的追求。传统上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思想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发挥成为“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和话语体系。吉尔赫穆（Tomas

从中国税收发展七十年来看，税收制度始终嵌入在社会和经济之中，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变革，嵌入其中的程度和主要对象也在不断变化。那么，驱动税收制度变革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税收制度要做到“两个匹配”。

人们的住房状况通常由两个变量来衡量：住房产权和住房面积。住房产权根据原始测量转换为三种类型：自有产权住房、直系亲属所有的产权住房、租借或其他类型住房。住房面积则以被访者居住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来衡量。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密切关注武汉、湖北以及全国疫情防控工作，准确判断形势，把握关键节点，及时推出重大决策。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陈云松，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吴晓刚，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贺光烨、句国栋，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摘要社会学是对社会行动提供诠释和反事实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因果性解释，必须能够作为预测社会现象的基础。受到数据和算力限制，多年来社会学定量研究的主要取径是通过统计检验实现关联和因果分析，而无力进行预测。本文对“社会预测”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阐述了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实现社会预测的科学原理和当代路径，并对社会预测进行了再定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社会预测的学术价值、治理价值和话语价值，并阐述了其作为定量社会研究前沿的范式突破意义。我们认为，利用机器学习实现社会预测，是中国社会学特别是计算社会学引领国际前沿的重要契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社会预测；机器学习；研究范式；定量研究方法；计算社会学一、导言韦伯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对社会行动提供诠释性的理解和关于其过程、结果的因果性解释的科学（Weber，1968/1921：4）。追随这一学科旨趣，百年来社会学家以描述、解释社会过程和现象为己任，或寻求社会和社会行动的意义和诠释，或检验社会假说和理论的真伪。也正因为如此，描述、诠释和统计验证在社会学研究中是传统和主流的方法取径。相形之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预测”则似乎无关学科要旨。其实，这一现象并非仅见于社会学，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等社会科学中也普遍存在，亦未引起关注和反思。不过，七十多年前，当代社会学科学因果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亨普尔和欧本海默早已强调，因果性解释必须能够作为“预测社会现象的基础”（Hempel

在程序化扎根理论中，斯特劳斯和科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离了格拉泽的上述理念。科宾认为，扎根理论在选择研究问题时和其他研究范式没有太大区别，问题可以来自文献、个人经验和职业经验等多种渠道（Strauss

在社会学中，许多被称为机制的现象其实与因果机制关系不大。此外，社会机制有很多类型，它们的性质也和自然机制有很多不同。只有对这三点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的特点以及机制解释的关键难点。

1895年，近代中国的思想先驱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这被视为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早标志（阎明，2010）。此后，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