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
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
——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
《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2期
李春玲、郭亚平 | 文
图片来源：npr.org
本文采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系统分析了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精英大学中，家庭背景几乎没有影响，选择性淘汰效应突出；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家庭背景作用显著，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明显，但个人努力因素也同样重要；在高职院校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的作用都不突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大学的分化，不同类型大学竞争场域和竞争规则出现极大差异，文化再生产机制和选择性淘汰假设在大学校园竞争中都留有痕迹，但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一、研究问题：家庭背景在大学学习阶段还重要吗？
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成就的影响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主题。国内外大量实证研究均证实，家庭背景差异是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家庭背景对升学机会的影响；二是家庭背景对学生在校表现（主要是学业成绩）的影响，而学生的在校表现又会影响下一阶段的升学机会。对于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研究都证实家庭背景对从小学到大学各阶段的升学都有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由于政策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作用而有高低起伏（Raftery & Hout，1993；Haim & Shavit，2013；Lucas，2001；李煜，2006；刘精明，2008；吴晓刚，2009；李春玲，2010，2014a，2014b；吴愈晓，2013）。对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研究都集中于讨论家庭背景对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业表现的影响，并且证实这种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Coleman et al.，1966；Andersen & Hansen，2012；Hanushek et al.，2019），但关于家庭背景对大学教育阶段在校表现的影响，讨论较少而且不够深入，零星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太一致（Hansen & Mastekaasa，2006；Martin, 2009）。同时，在理论层面也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追随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在校积累的人力资本仍然存在显著的阶层差异，家庭背景会影响学生的在校表现，精英阶层或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大学校园里的竞争中具有优势（Connor et al.，2004；Hansen & Mastekaasa, 2006）。另一些学者对此观点持反对态度，提出“选择性淘汰假设”，他们认为，历经多个升学阶段的筛选，能考入大学的低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往往在智力和能力方面极为优异，而来自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却有一些并不那么优异，这导致家庭背景在大学校园竞争中的作用减弱，精英阶层或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不再具有优势（Mare，1980；Stolzenberg，1994；吴晓刚，2016；许多多，2017；李丁，2018）。
国内社会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刚刚起步。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扩张步伐迈得极快，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会竞争却日益激烈。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公众关注的民生热点，出身背景对上大学的机会以及大学毕业后就业机会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大量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在人生的这两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拼爹”现象普遍存在，精英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就读院校、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文东茅，2005；李煜，2006；刘精明，2006；吴愈晓，2013）。然而，在能否上大学（特别是能否上好大学）与能否顺利找到工作（特别是找到好工作）之间，还有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大学在校学习阶段，学生在这一阶段能否获得相应知识、能力和资格荣誉，将影响学生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大学文凭本身虽然重要，但进入大学后取得的学业成就也成为一种人力资本，是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重要砝码，会影响大学生就业机会、起薪水平和就业单位的选择（赖德胜等，2012；岳昌君、张恺，2014）。比如，学习成绩优异、担任过学生干部、获得奖学金或其他奖励等，都有可能为毕业生求职简历增彩，提升其就业竞争力。毫无疑问，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就业的准备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阶段，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实践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乃至创新能力等均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要发展，会对个人未来前途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是否还像小学和中学阶段一样对学生学业成就或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获得产生影响，同样是衡量高等教育是否公平的重要标准。
二、已有研究：碎片化的研究发现
最近几年，有多位学者采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李丁（2018）的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提升英语成绩，但在211高校其作用则不明显，而家庭文化资本则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文艺活动参与有促进作用。朱斌（2018）的研究发现，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英语能力也更强，但因精英阶层子女学习努力程度不如低阶层子女，导致他们学业成绩较差。李忠路（2016）的研究发现，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升学读研有正向作用。以上几项研究都证实家庭背景仍然在大学校园竞争中发挥作用。然而，许多多（2017）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大学教育期间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非认知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快于非贫困家庭学生，说明大学教育削弱了家庭背景的作用。除了上述这几项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以外，高耀等人（2011）采用江苏省20所高校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学习成绩、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和英语成绩都有正向作用，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获奖有正向作用。朱新卓等人（2013）基于对北京一所985高校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担任学生干部作用明显，来自城市且家庭阶层地位高、收入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比例，高于来自农村且家庭阶层地位低、收入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大学生。此外，还有一项较早的对1999年入学的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的英语过级以及担任学生干部都有正向促进作用（李锋亮等，2006）。
现有的这些研究为我们展现出家庭背景与大学生学业成就及人力资本积累之间关系的复杂图景。一方面，大学生学业成就的评估标准要比中小学学业成就评估标准更加复杂和多元化，中小学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下一阶段的升学机会，因此学习成绩（考试分数）可以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简化标准。而在大学阶段，虽然有一些学生追求升学考研，但大部分学生将走向劳动力市场，衡量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标准不仅包括学习成绩，也包括其他一些对未来就业产生影响的能力素质，如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具有党员身份、获奖情况、英语成绩，等等。另一方面，在中小学阶段，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共同作用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在大学阶段，不同类型家庭资本对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不同的作用，由此导致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之间的作用关系错综复杂。已有的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种复杂性，但未能理清其中的运作机制，使得研究发现较为碎片化，对于家庭背景因素在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无法提供系统全面、逻辑贯通的清晰解释。如何将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本对不同种类的大学生人力资本的作用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里进行系统探查，从而提供由理论假设到实证结果的清晰解释，是本文试图努力的方向。另外，已有研究采用的数据大多是某一地区的局部数据，无法充分反映家庭背景对大学期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全面影响。本文尝试采用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学生抽样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全面、系统的分析。
三、理论的争议：文化再生产或选择性淘汰假设
对于家庭背景与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之间的关系，国外学界的多项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结论，从而引发了理论争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大学期间的人力资本获得中还起作用吗？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学校教育活动作为符号暴力对再生产不平等所起的作用，学校通过构建有利于精英阶层的文化而实现社会再生产。布迪厄认为，高等教育所传播的文化与精英阶层的文化更为接近，因而精英阶层的子女更易于适应大学教育环境和规则并取得更高的学业成就，相反，中下阶层子女则在大学校园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导致精英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绩和校园活动中往往能获得突出的表现，并通过把学术成就转换成社会地位, 实现从文化再生产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布尔迪厄，2004；Bourdieu & Passeron，1977）。布迪厄、帕斯隆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不仅影响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在校的专业学习情况存在差异，家庭背景越好的大学生学业更优秀，而且更有可能参加其他文化活动（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b；布尔迪厄，2004；Hansen & Mastekaasa，2006；Dumais，2002；Roksa & Potter，2011）。
然而，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大学生的学业竞争中是无效或过时的。说其无效，是因为经过多个阶段的筛选——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大学，能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即使是来自中下阶层或弱势群体，也都是才智出众并且适应了教育规则和校园文化的人，因而家庭背景的作用不再重要（De Graaf et al.，2000）。罗伯特·梅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选择性淘汰假设，他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高，家庭背景的影响逐渐减弱，每一次的升学都会淘汰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因此教育阶段越高，学生的家庭背景趋于接近（Mare，1980；Stolzenberg，1994）。与此同时，较低阶层子女通过层层选拔也提高了能力，能进入大学的较低阶层子女各方面的能力并不弱于较高阶层子女。梅尔以及崔曼等人的研究（Mare，1980；Treiman & Yamaguchi，1993）甚至发现，在每一个教育阶段，选拔上来的低社会出身的人都要比高社会出身的人在能力上更为优秀，而且越到高等教育阶段，这一选择性就越强。大学生群体既包括家庭出身差但拥有较强能力的人，也包括家庭出身较好但能力并不那么出众的人，这一内部异质性减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许多多，2017）。另一些学者认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过时了，他们认为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民主化，现今的大学教育与布迪厄当年研究的法国高等教育已有很大变化。在这些学者看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使越来越多的工农子弟和弱势群体子女走进大学校园，这极大地改变了大学校园生态，使布迪厄所说的大学校园精英文化色彩淡化，能力主义规则普遍盛行，这也有效地弱化了家庭背景的作用（Halsey et al.，1980；Goldthorpe，2000）。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大学期间的人力资本获得还有解释力吗？或者选择性淘汰假设理论更有效并已经消解了文化再生产的作用吗？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从现有的国外实证研究来看，的确有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的作用正在弱化，或者基本没有作用（Mare，1980；Treiman & Yamaguchi，1993；Stolzenberg，1994；De Graaf et al.，2000）；但也有另一些研究证实家庭背景仍然影响着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Smith & Naylor, 2001；Dumais，2002；Hansen & Mastekaasa, 2006；Roksa & Potter，2011），并且发现不仅家庭的文化资本具有较强作用，而且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有作用。比如，家庭经济资本缺乏会导致学生花较多时间打工兼职，进而影响其学业成就。同时，还有研究发现，在阶级差异较为明显的社会（比如英国），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作用更强，而在阶级差异较小的社会（比如北欧国家），家庭背景的作用较弱（Hansen & Mastekaasa，2006）。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也未能清楚地解答这个问题。前面介绍的碎片化的研究发现说明，对这一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国内外研究及相关理论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校园竞争生态的差异化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讨论家庭背景对大学学习过程的影响等问题时往往笼而统之，或者过于强调文化再生产的作用，把家庭背景对各阶段升学机会竞争的影响作用延续到大学校园竞争中；或者单纯突出选择性淘汰效应，完全忽视大学学习过程中家庭背景的影响。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下分化日益突出的高校人力资本竞争及其家庭背景的作用，这两种取向的理论都无法提供翔实的解释。大学的分化在中国更加突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在一个较短时期急速推进，但同时升学考试竞争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被进一步激化，这两种发展趋势的共同作用导致不同类型高校在生源构成和在校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及其效用上存在极大差异，家庭背景在其中也发挥着极为不同的作用。本研究尝试通过数据分析检验文化再生产理论与选择性淘汰假设在中国大学校园竞争中的解释力，重点比较不同层次高校的异同，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程度及其后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四、研究假设
针对文化再生产理论与选择性淘汰假设之争，本文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家庭背景在当今中国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是否还会产生作用。如果数据分析结果是肯定的，说明文化再生产在当今大学校园中可能还在发挥作用；如果家庭背景的作用不明显、个人努力因素作用更加明显的话，则表明当今中国大学校园并不崇尚布迪厄等人所说的精英文化，而是强调能力主义，选择性淘汰假设比文化再生产理论更能解释当今大学校园的竞争规则。在以下两个对立的假设中，假设1.1验证文化再生产理论，假设1.2则验证选择性淘汰假设。
假设1.1：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有显著影响。
假设1.2：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没有显著影响或只有较弱影响，而个人努力程度影响显著。
另外，根据布迪厄等人的研究，文化再生产机制特别体现在精英大学的竞争规则中，精英文化和符号暴力的作用在精英大学校园场域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2002b）。同时，梅尔以及崔曼等人提出的选择性淘汰假设也最可能出现在精英大学中，因为能进入精英大学的中下阶层子弟必然是才智突出者（Mare，1980；Treiman & Yamaguchi，1993）。因此，判断文化再生产还是选择性淘汰假设是当今中国大学校园竞争的主导机制，关键是要检验家庭背景在精英大学中的作用强弱。我国的高等教育被区分为本科大学和高职院校两个层次，本科大学中的985高校普遍被认可为精英大学，而其他的本科大学一般被认为层次高于高职院校。实际上，现今高职院校生源大多来自农村家庭和城镇中下阶层家庭，较少来自精英阶层或城市中产阶层，文化再生产和选择性淘汰假设的前提条件在高职院校都不具备。因此，下面两个假设如果得到支持，说明文化再生产机制还在主导当今大学校园里的竞争。
假设2.1：家庭背景对985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有显著影响。
假设2.2：相对于普通本科大学，家庭背景对985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更加显著；相对于高职院校，家庭背景对普通本科大学的作用更加显著。
与上述假设2相对立的假设3如果得到验证，则表明选择性淘汰假设或者说能力主义原则主导了大学校园的竞争。
假设3：家庭背景对985高校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不显著或影响较弱，而个人努力程度影响显著。
五、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2017年度调查数据。该调查开始于2013年，每年实施一次追踪调查，对在校生从入学一直追踪到毕业，并对离校毕业生每年度继续进行追踪。该调查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随机的抽样原则从“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学校为初级抽样单元（PSU），通过分层抽样的方法，按照学校层级（985高校、211院校、普通本科、高职院校）、学科类型（综合类、理工类和文科类）和分布地域（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的不同，划分为三个抽样层（抽样框），并使每一抽样框内所抽中的大学尽量分散在不同的抽样层上，以此来平衡PSU的多样性，降低抽样误差。专业为二级抽样单元（SSU），在选中的学校里，每所学校随机抽取八个专业。班级为三级抽样单元（TSU），在入选的专业中，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级。2017年的调查共包括了17所院校。剔除研究生样本和研究中分析变量的缺失值后，对9208个样本进行了分析。
（二）变量
1.因变量：人力资本
本文所说的人力资本不仅指学习成绩，也包括了大学生在校期间所获得的影响其就业能力的知识技能、荣誉资格或身份。本文选取四个指标来代表这种人力资本：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政治面貌，这四个指标即为模型分析的因变量。
大学生在校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课内和课外两种途径获得。通过课内途径获得的主要是学生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成绩是反映学生课内学习成效的重要指标。在课堂外，学生通过参加校园活动并在学生组织里成为学生干部，其领导力和组织力也得到较好的锻炼。奖学金和党员的评定既需要评估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也会考虑学生参与班级活动和校园活动的情况，是学生各项学习能力的全面反映。
学习成绩的测量来自被调查学生对下述问题的回答：“您目前的学习成绩（GPA）在同年级同专业的学生中如何？”答案分为五个层次，包括“很差”“较差”“一般”“良好（综合排名前25%）”和“优异（综合排名前10%）”，依次赋值为1-5。本文将学生干部经历处理为二分变量，包括做过学生干部和没有做过学生干部两类，分别赋值为1和0。奖学金的获得也是二分变量，包括获得和没有获得，没有获得为参照组。党员身份同样被处理为二分变量，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分别赋值为1和0。
2.核心自变量：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主要涉及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职业阶层和户籍性质。
本文采用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家庭文化资本。本文用家庭月收入代表家庭经济资本，并将家庭月收入分为九个区间。由于收入变动幅度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影响不同，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较小的收入变化对家庭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对家庭月收入的划分采取非等分原则，具体包括3000元以下、3001-5000元、5001-7000元、7001元-10000元、10001-15000元、15001-20000元、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和50000元以上九个区间，依次赋值为1-9。
本文选取父亲的职业类型反映家庭的职业阶层情况，将父亲职业类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层，包括农民阶层、普通工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并依次赋值为1-4。
此外，本文将学生出生时的户口类型也作为测量家庭背景的重要变量。我国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二元分割，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用户籍性质测量家庭背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户口类型处理为二分变量，包括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分别赋值为0和1。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学生的学习勤奋程度、年级、专业、人口统计特征以及学校类型。
个人努力程度在验证文化再生产或选择性淘汰假设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辅助性的解释变量。在控制了个人努力程度的条件下，如家庭背景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显著影响学生学业表现，将是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强烈支持。本文用学生学习勤奋程度代表个人努力程度，将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作为衡量学习勤奋的指标。此外，学生在校人力资本积累会因年级的高低而存在差异，因此年级也是基本的控制变量。学生的专业区分为三大类，包括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和人文科学类。人口统计特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学校类型主要包括985大学、普通本科大学和高职院校。
此外，因学习成绩和学生干部是评选奖学金和党员身份的重要因素，所以当因变量为奖学金和政治面貌时，在控制上述变量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学生成绩和学生干部两个变量。
（三）统计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采用了两种模型：序次logistic模型和二分类logistic模型。当因变量为定序变量时，如学习成绩，采用序次logistic模型；当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时，如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则采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本文的数据分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模型分析包括了所有学校类型的样本，四个模型分别分析了家庭背景因素对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的影响。第二部分的分析对比了不同类型学校家庭背景因素对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的影响。
六、模型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不区分学校类型）
1.学习成绩
表2模型1所列的数据是以“学习成绩”为因变量的序次logistic模型的分析结果，是在控制了学校类型、学习时间、年级、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分析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大学生获得更优异学习成绩的可能性增加4%（e0.040-1）。家庭职业阶层地位也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学习成绩。相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子女的学习成绩可能更优秀，普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子女学习成绩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过，家庭经济资本和户籍身份对学习成绩不存在显著影响。另外，学习勤奋程度对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学生每天多学习1小时，大学生取得更优异学习成绩的可能性增加10%（e0.099-1）。
2.学生干部经历
表2模型2所列的数据是以“是否为学生干部”为因变量的二分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数据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成为学生干部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家庭职业阶层地位也对学生干部经历有显著影响，管理者阶层子女比农民阶层子女更有可能成为学生干部，但普通工人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则与农民阶层没有显著差异。户籍身份对学生干部经历也有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城市出身的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低于来自农村的学生。与此同时，学习勤奋也对成为学生干部有正向作用。
3.奖学金获得
表2模型3显示的是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对获取奖学金不存在显著影响，家庭职业阶层具有显著影响，工人家庭出身相对于农民阶层出身存在劣势。在城乡差异方面，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奖学金，这可能是因为奖学金对农村大学生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奖励和肯定，更是重要的经济资助，因而他们会更加努力争取奖学金。另外，学习勤奋对获取奖学金具有显著影响。
4.政治面貌
表2模型4显示的是大学生党员身份获得的影响因素。数据显示，除了文化资本以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对入党没有显著影响，只有文化资本有助于提升入党机会。另外，学习勤奋对入党有显著影响。
5.不区分学校类型的分析结果：文化再生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
综合表2列出的4个模型分析结果，在控制了学习勤奋程度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条件下，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假设1.1得到支持，假设1.2被拒绝。具体来说，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和入党有显著影响；家庭职业阶层地位对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和奖学金获得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对部分指标有微弱影响，户籍身份则显示出负向影响。模型分析的另一个结果是城乡出身背景在大学校园竞争中不再重要，虽然大量研究表明，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升学竞争中城乡出身背景影响深远，但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城市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相对于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并不具有优势。
另一方面，在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影响的同时，学习勤奋程度也对四个指标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当今校园竞争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都在发挥作用。光靠“拼爹”是不行的，个人努力加上“有爹可拼”更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家庭背景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区分学校类型）
表2的模型分析结果考察了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存在巨大差异，在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这四个指标上，985大学、普通本科大学和高职院校显示出极大差异。本科大学入党机会远高于高职院校，985大学学生成为党员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1.78倍（e0.579），普通本科大学学生成为党员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1.31倍（e0.266）。本科大学学生获得奖学金的机会高于高职院校，985大学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2.38倍（e0.868），普通本科大学学生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1.24倍（e0.214）。本科大学当学生干部的机会也远高于高职院校，985大学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1.28倍（e0.250），普通本科大学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是高职院校的1.32倍（e0.277）。这表明，985高校能提供给学生的资源远多于普通本科大学，而普通本科大学的资源又远多于高职院校。
在学习成绩上，数据显示了比较奇怪的结果，985高校学生的自我评价学习成绩低于普通本科大学，而普通本科大学学生的自我评价学习成绩又低于高职院校。其原因是本科大学学业竞争更为明显，学生成绩好坏差异较大，特别是985高校更加突出，而高职院校由于学业竞争没那么激烈，学生成绩差异不太明显。这导致高职院校学生自我评价“良好（综合排名前25%）”和“一般”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本科大学，而自我评价为“很差”和“较差”的比例明显低于普通本科大学。同样地，普通本科大学学生自我评价“良好（综合排名前25%）”和“一般”的比例明显高于985大学，而自我评价为“很差”和“较差”的比例明显低于985大学。三类学校自我评价为“优异（综合排名前10%）”的比例则比较相近。这导致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出高职院校学生自评的学习成绩最高，而985高校学生自评成绩最低。
这些数据表明，本科大学特别是985高校可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资源，但竞争更加激烈，而高职院校学生可竞争的资源较少，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三类学校学业竞争生态差异如此之大，笼统地混合在一起进行分析，难以明晰文化再生产的作用机制。为了进一步验证文化再生产机制或选择性淘汰假设，本文区分三类学校，分别分析家庭背景对人力资本获得的影响。表3对人力资本的四个因变量（学习成绩、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获得和党员身份）的模型分析与表2相同，只是区分了不同学校类型。
1.985大学
表3数据显示，在985大学中家庭背景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极为微弱。家庭城乡背景、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基本上不存在影响，而家庭职业阶层地位对学生的奖学金获得存在某些负向作用，普通工人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是农民阶层的63%（e-0.464）和60%（e-0.504）。不过，管理者阶层子女在当学生干部方面有微弱的优势。与此同时，学习勤奋却对四个学业表现指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在985大学的学业竞争中，家庭背景影响微弱而能力主义规则凸显，文化再生产作用几乎不显示，这强烈支持了选择性淘汰假设而拒绝了文化再生产理论。
2.普通本科大学
与985大学相同的是，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学习勤奋程度对学业表现的四个指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能力主义规则发挥着明显作用。但与985大学不同的是，家庭背景因素对普通本科大学的学业竞争也有显著作用，特别是体现在学习成绩这一指标上。家庭文化资本对学习成绩、学生干部、入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职业阶层地位对学习成绩和奖学金获得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相对于农民阶层的子女获得优异成绩和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分别提高66%（e0.507-1）和57%(e0.453-1)，管理者阶层子女相对于农民阶层子女获得优异成绩的可能性提高49%(e0.395-1)。不过，在党员身份获得上没有体现出家庭职业阶层的正向作用，管理者阶层子女相对于农民阶层子女没有明显优势，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女成为党员的可能性仅是农民阶层子女的51%（e-0.679）。这可能与不同阶层大学生的就业取向有关。数据分析显示，外资企业受到来自优势阶层大学生（特别是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大学生）的青睐，而党员身份的最大价值在于这一政治身份是学生进入公有制单位的重要门槛，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较高家庭阶层背景的大学生入党的积极性，其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提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最低。另外，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奖学金的获得具有微弱的正向作用，而城乡背景对学生的学业表现没有显著影响，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在校园竞争中的表现不存在显著差异。综合来看，在普通本科大学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家庭背景作用与能力主义规则共存，或者说，控制了学习勤奋这一因素后，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在校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作用，表明文化再生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这支持了文化再生产理论。
3.高职院校
与985大学和普通本科大学相比，学习勤奋对高职院校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作用不那么突出，尽管学习勤奋对学习成绩和学生干部有明显正向作用，但对其他两个指标（奖学金获得和入党）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家庭背景的作用微弱而且混杂，既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其中，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人力资本获得不存在显著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对学习成绩有微弱的负向作用，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反而处于劣势；家庭职业阶层地位对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有积极影响，管理者阶层子女在当学生干部方面有微弱的优势，管理者阶层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是农民阶层子女的1.4倍（e0.341）；户籍身份的作用很显著，但却是负向作用，来自城市家庭的学生在学习成绩、学生干部和奖学金三个方面的表现都不如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很显然，在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本竞争中，家庭背景作用与能力主义规则都比较微弱。
4.区分学校类型的分析结果：文化再生产机制在精英大学没有体现
对比三类学校，我们发现家庭背景在不同学校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985大学学生的人力资本竞争中，家庭背景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文化再生产机制完全没有体现，能力主义规则占据主导。在普通本科大学的人力资本竞争中，家庭背景作用显著，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明显，但个人努力因素也同样重要。在高职院校中，家庭背景的再生产机制和个人努力似乎都不太重要，相反，某些家庭资源优势（如家庭经济资本优势和城市家庭出身）对其人力资本获得还产生明显的负向作用。综合来说，假设2.1和假设2.2（支持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假设）被拒绝，即在文化再生产机制最应该发挥作用的精英大学没有体现出家庭背景的作用，而且也没有显示出学校层次越高、家庭背景作用越明显。相反，假设3（支持选择性淘汰假设）获得验证，在精英大学的人力资本获得中，个人努力更加重要，能力主义规则超越了文化再生产机制。
七、结论与讨论
前述数据分析结果似乎得出了矛盾的结论：不区分学校类型的综合分析显示家庭背景还在影响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支持；而区分不同类型学校的分析则显示，在最应该体现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的精英大学（985大学），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作用极其微弱，相反，个人努力因素作用显著，选择性淘汰假设获得有力支持。这种矛盾性的发现反映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大学的分化，不同类型学校因生源构成不同和在校获得的人力资本价值不同，竞争场域和竞争规则出现差异，其促进平等或强化不平等的作用也各有不同。
（一）985大学：选择性淘汰效应导致“鲤鱼跃龙门”效果
中国的精英大学精英文化色彩原本就没有欧美精英大学浓厚，又因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原有的精英文化受到极大冲击，工农文化进入校园。大学现今的管理者和有影响力的教授许多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大学教育，本身接受精英文化熏陶不多，也不崇尚所谓的精英文化，而且许多人是工农家庭出身。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高考制度基本上是以考试分数定终身，能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都是高考的优胜者。相较于欧美名校选择学生的方式——除了看考试成绩还看推荐信、社会活动参与、领导能力体现、文体才艺等等，这种选拔制度更利于有才智并刻苦但家庭资本较为缺乏者胜出。上述两个因素导致中国的精英大学具有两个特征：一方面，在校园文化氛围上相对平民化——这是戈德索普等人所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大学校园的民主化（Goldthorpe，2000；Halsey et al.，1980）；另一方面，考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子弟”往往在智商和勤奋程度等方面更优于优势阶层子弟——这是梅尔等人所说的选择性淘汰假设（Mare，1980；Treiman & Yamaguchi，1993；De Graaf et al.，2000）。这两个特征又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家庭资本在精英大学人力资本获得的竞争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二是即使存在家庭文化资本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寒门子弟”凭其优异的智商和勤奋努力也易于突破其影响。因此，是能力主义规则而不是文化再生产机制主导了精英大学的校园竞争，这使得中国的精英大学具有一种“鲤鱼跃龙门”的效应。“寒门子弟”如同小溪支流中的小鲤鱼，拼命向上流游动要奔向大海，艰难险阻中多数小鲤鱼淘汰出局，能坚持到最后的必定是最强壮坚韧的鲤鱼，考入精英大学如同一跃龙门完成了鱼化龙的过程，迈出上升社会流动的关键一步。而此后的机会竞争中能力和努力更为重要，家庭背景劣势的影响可以得到克服。
（二）普通本科大学：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持续作用产生“拼爹”效应
985大学的能力至上规则并不能说明文化再生产机制在当今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中完全失效。本文第一部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文化再生产机制在当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还在发挥作用。不过，第二部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并未体现在精英大学中，而是体现在普通本科大学中。虽说当今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不像欧美精英大学那样保有较明显的文化资本传承的特点——如布迪厄所谓的惯习以及精英文化，但学校教育领域自然有一套运作规则。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大学生因其父母更加熟知这套规则并培养他们自小适应这些规则，在大学人力资本积累中必然具有优势。同时，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家庭文化资本较少或来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不如985大学的“寒门子弟”那样才智出众，选择性淘汰效应并不突出，因此要突破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比较困难。
另外，笔者基于质性研究的一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化再生产机制没有在精英大学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得到体现，而是在普通本科大学中得到体现。精英大学的学生家长通常认为考进名牌大学主要靠的是子女优异才能和刻苦努力，子女有能力对自身未来的发展自己做出选择、解决问题。而普通本科大学的学生家长（特别是拥有家庭资本优势的家长）通常对子女的才智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并不充分放心，认为其学业选择和校园生活仍需引导和帮助。的确，普通本科大学文凭不像985大学文凭那样具有“鲤鱼跃龙门”的效果，未来前景可上可下，大学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学业努力方向如有父母（常常是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富有远见的指导帮助，未来前程就有可能往上走；而家庭文化资本缺乏的学生由于无法获得这些帮助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未来前程就有下行的风险。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使家庭背景因素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家庭背景的作用有可能导致学生未来的分化。质性研究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拥有资源优势的家长常常认为要在精英大学通过“运作”帮助子女难度较大，而在普通本科大学通过“运作”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里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即在精英大学靠拼能力，在普通本科大学“拼爹”有作用。家长们所说的“运作”指的是通过关系（社会资本）或金钱（经济资本）来打通关节，但往往是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更可能“运作”成功，因为他们更了解学校的运作规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再生产机制在普通大学而不是精英大学发挥作用，反映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社会文化的某些特殊性，导致文化再生产机制在现今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方式不同于布迪厄所说的精英文化和符号暴力的作用方式。此外，尽管文化再生产机制在普通本科大学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作用显著，但同时学习勤奋的作用也十分突出，这说明“拼爹”虽有作用，能力和努力也很重要。
（三）高职院校：同质化“社会出身”弱化文化再生产机制
高职院校大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与精英大学和普通本科大学差异极大。在高职院校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中，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的作用都不突出，相反，家庭经济资本和城市家庭出身还产生了某些负向作用。高职院校生源构成与本科大学大相径庭，高职院校大学生虽然挤入高考大军，但却是高考竞争中的失败者，他们不是选择性淘汰效应的结果，而是选择性逆淘汰效应的结果：高职院校集中了学习成绩较差、家庭背景也较差的青少年。在PSCUS2017年度调查数据中，高职院校76.5%的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只有2.3%的学生的父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仅为4.4%和1.2%，父亲职业类型中38.2%为农民，15.9%为个体工商户，1.3%为普通办事人员，12.3%为自由职业者，9.3%为工人。学生家庭背景的同质化和低层化，特别是家庭文化资本的普遍匮乏使得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难以体现。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文凭贬值”现象，当然，精英大学的文凭贬值相对不明显，贬值主要体现在高职文凭上。高职文凭的贬值使高职学生及其家长对于在校人力资本竞争的动力不强，特别是具有相对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本就是考分太低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家长也不重视高职教育所提供的人力资本，家庭资源不会太多投向在校人力资本的竞争，而更可能用于学业之外或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因此，家庭背景优势在高职院校学生人力资本积累中的正向作用无法体现，相反，拥有较多家庭经济资本和城市家庭背景还产生了某些负向作用。
综上，分析表明，现今中国大学教育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与当年布迪厄提出文化再生产理论时的欧美精英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再生产理论很难概括当今中国大学校园的竞争规则、平等化作用和社会流动效果。同样地，选择性淘汰假设也不能充分解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的过程给中国大学带来的复杂而多层面的变化。文化再生产机制和选择性淘汰假设在大学校园竞争中都留有痕迹，但在不同层级的大学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迅猛的高等教育扩张步伐与严格而竞争激烈的高考制度并存，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不同类型大学学生人力资本竞争规则的不同导向。能力至上、学霸横行的985高校为一跃龙门的“寒门子弟”提供了较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上升社会流动渠道，选择性淘汰效应压制了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在生源构成多元化而学生前途不确定的普通本科大学，家庭背景影响了人力资本获得，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作用显著，个人努力加上“有爹可拼”更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学生家庭背景同质化和低层化的高职院校，文化再生产机制和能力主义规则在人力资本获得中的作用都不太明显，虽然大量的“寒门子弟”既不需要“拼爹”也不需要“拼能力”就能获得大学文凭，但是贬值的文凭所能提供的上升社会流动功效也较微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校园让才智优异的“寒门子弟”一跃龙门海阔天空，但对更多的“寒门子弟”来说，大学文凭无法保证他们前路平坦，家庭背景的劣势还会产生持续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985精英大学的学子们对文化再生产机制的突破，本身也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仍然扮演着文化再生产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全面和更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的分化现象及其对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所产生的影响，突破现有相关研究多重视高等教育升学机会公平而忽视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局限，推动高等教育公平研究进一步深化。不过，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在实证分析层面，由于调查数据未能提供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变量信息，而使能力主义测量指标略显单薄；在理论探讨方面，本文虽然检验了文化再生产理论和选择性淘汰效应假设，并发现西方学者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在解释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上存在局限性，但要提出替代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命题还需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春玲）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郭亚平）
责任编辑：刘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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