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春文 | 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建设第二篇）
提要：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会学在西方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诞生。中国当前正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社会学的破土新生具有重要意义。在追溯其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展示了其核心议题。中国农业社会学既可以通过与诸学科的对话交流积极表明自身的学科洞见，为本土社会学及世界农业社会学贡献力量；也可在与农业文明性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前沿问题上积极发声、实现价值。
关键词：农业社会学；农政；全球农业体系；发展前景
一、农业社会学的兴起
在欧美学术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基本已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门被称为“农业社会学”（Agricultural Sociology）的学科。作为学科建制的农业社会学是20世纪70年代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迷惘”和“危机”而诞生的（Newby & Buttel，1980）。
农村社会学的危机是二战后欧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结果，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农产品供给超过了社会总需求。1950-1969年，美国的农场数量从54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有一半的农场歇业或被兼并到大农场中，大量的农民被迫或主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中（Olsen，1991：7）。面对汹涌澎湃的城市移民潮、日渐萧条的农村社区，早期以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社区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学逐渐失去“市场”和研究对象，陷入了迷惘和困境。学科危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20年间，西方农村社会学教授席位明显减少、研究经费大幅缩水、学科地位迅速下降，人们对农村社会学的热情大大降低，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Newby，1978：4）。农村社会学的危机引发了从业者的反思与激烈批判，农业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如纽比（H. Newby）、弗里德曼（H. Friedmann）、巴特尔（F.H. Buttel）等喜欢称农业社会学为“新农村社会学”或“批判的农村社会学”，表明其试图以农业研究为农村社会学重续生命的立场与抱负。这些农业社会学家之所以有这样的雄心，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虽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的数量急剧减少、农村社区迅速萎缩甚至凋敝，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问题已消失，其重要性已下降，恰恰相反，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会对世界社会经济秩序发挥重要作用。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粮食市场危机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些问题亟须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给予解释和应对。
20世纪90年，巴特尔等出版的《农业社会学》一书是这一学科里程碑式的著作（Buttel et al.，1990）。此后，农业社会学逐渐占据国际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地位。进入21世纪，西方农业社会学更是在理论与方法、研究主题、著述与研究队伍等方面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其核心议题包括从全球化到粮食安全、从农业政策到动物福利、从农场性质到生态环境等更加广泛的领域（熊春文，2009）。2007年，新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激发了一些农业社会学者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对新近生物技术农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延伸了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和解释链条，使之成为农业社会学的前沿领域（Pechlaner，2010）。农业社会学的新发展不仅使农村社会学恢复了原有的活力，而且因其在诸多领域所展示的洞见和贡献越发增强了其学科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也面临与20世纪晚期西方发达国家相仿的形势——农业产能过剩、农村日渐凋敝、民工潮体量巨大。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农业现象和社会问题，亟待社会学者开展研究并提出应对之策。如家庭农场、新型职业农民、休闲农业、都市农业、农业文化保护等新现象、新议题层出不穷，与此相关的问题与争论如小农命运、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农业面源污染、转基因伦理等，超出了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原有的研究领域，更超出了以农业技术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
显然，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于综合、系统地研究农业领域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针对我国农业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尤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已经开展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可被归到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范畴，但具有明确的农业社会学学科意识和突破性意义的研究当属朱启臻教授的相关研究。他在2009年出版的《农业社会学》专著中为中国农业社会学这一学科勾勒了基本框架。此后，他还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出版、发表了《生存的基础——农业的社会学特性与政府责任》等著作和论文（朱启臻，2009a，2009b，2013a，2013b；朱启臻、陈倩玉，2008；朱启臻、王念，2008；朱启臻、杨汇泉，2011；朱启臻等，2014）。可以说，朱启臻及其研究对于中国农业社会学学科建设具有开拓性贡献。
总体上看，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以中国知网为例，截止到2016年底，以“农业社会学”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到的文章只有10篇；如果模糊检索，剔除重复文章和无关文章也只检索到49篇文章，这些文章的研究主题包括农业社会学的渊源与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农业劳动力培训与流动、农业转基因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等。当然，还有不少文章虽然标题或关键词上没有“农业社会学”字样，但依据研究内容上划分可以归属到农业社会学的范畴，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视角下对于农业问题的探讨，如关于小农经济、家庭农场和资本主义农业的研究等（丁长发，2010；黄宗智，2010，2012，2015；贺雪峰，2015；陈义媛，2013，2016；黄瑜，2015；孙新华，2015；严海蓉、陈义媛，2015）。这些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质量上乘的成果，但从数量上看，所有这些研究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学和农业经济学相比仍可谓九牛一毛；从学科意识和理论方法来看，农业社会学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在追溯农业社会学发展背景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建构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农业社会学的现状与前景进行探讨，以期为农业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传统
按照迈克尔（P. McMichael）和巴特尔的观点，农业社会学起源于古典理论对农民研究的重新发现，这些研究既包括马克思、列宁、考茨基（K. Kautsky）的著作，也包括恰亚诺夫（A.Chayanov）的著作（迈克尔、巴特尔，2005）。沙宁（T.Shanin）在《农民和农民社会》一书中概括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恰亚诺夫的“独特经济”类型理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文化传统，以及由克鲁伯（A.L. Kroeber）等发展的涂尔干传统（Shanin，1984）。黄宗智（2000：1-4）则把农民学的三个传统概括为：以舒尔茨（T.W.Schultz）和波普金（S.Popkin）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以恰亚诺夫、波兰尼、斯科特（J.C.Scott）等为代表的实体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巴特尔等人在《农业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以及生态学理论是农业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三大理论传统（Buttel et al.，1990：78）。本文主要讨论马克思、恰亚诺夫和韦伯所确立的农业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通过向这些最重要的理论传统致敬的方式来整理农业社会学可能的理论基础知识。中国目前有关农业社会问题最有前景的研究以及对于农业发展道路最为重要的争论都与这些理论传统有很大关联。
（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西方农业社会学中最为流行的理论传统，早期农业社会学家之所以以“批判的农村社会学”为号召，其批判性主要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在第一代农业社会学的作品中还经常看到“农业社会学或农业政治经济学”的字样。换言之，在很多早期的农业社会学家那里，农业社会学就等于农业政治经济学。正如前文所述，第一代农业社会学家认为，农业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出现是对19世纪社会思想遗产的补充，这一补充运动的原动力是重新发现古典理论关于农政发展（agrarian development）的研究传统，并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工具来分析现代农业结构（McMichael & Buttel，1990：91）。而巴特尔等人所谓农政研究的古典传统，主要是由马克思、列宁以及考茨基确立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明的由商品生产、资本积累、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组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从商品生产或资本积累出发，解释包括生产关系（核心是财产关系）、政治、法律、宗教、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的逻辑和规律。在马克思那里，商品生产或资本是根本的自变量或终极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会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小农经济或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替代，或被消解；农民则最终会被转化为资本主义农场和资本主义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陈义媛，2013）。列宁延续马克思的传统，论证了随着土地、劳动和产品的商品关系的发展，俄国工业资本市场伴随着农民与地主经济的解体而出现。他将农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富农、中农和贫农阶级。他认为富农将逐渐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贫农阶级会沦为无产阶级劳工；中农阶级中的少数人会加入前者的行列，大多数人则会成为后者。列宁结合了两种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论述了俄国的发展，即容克（普鲁士式）和农场主式（美国）道路，这两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为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农业（列宁，1984/1899：147-154；McMichael & Buttel，1990：93）。列宁之后，考茨基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农业从属于资本所存在的障碍，试图修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逻辑。考茨基认为，农业的特殊性（不可移动的有限的耕地）、来自其他地方的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东方农业和移民农业）、有利于“中农”的国家政策等都会阻碍农业资本主义的进程。考茨基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农业中的资本积累过程会把农民的家庭农场再生产出来，将其作为劳动力和商品的来源补充土地资本和/或工业资本的不足，由此改变资本的逻辑（Kautsky，1987/1899；McMichael & Buttel，1990：94）。当然，考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在考茨基那里，即便小农家庭这一形式不被大地主彻底消灭，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剥削（转引自陈义媛，2013）。
第一代西方农业社会学正是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两个主要方向发展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西方农业已经并将继续展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就像美国的工业化农业及英格兰东部大规模农场所显示的那样；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解释为什么农业的特殊性会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阻碍，使得农业经历比工业部门更缓慢、更不均衡的资本主义进程。前一方向中，在马克思、列宁之后，有关西方农业的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研究就是将农民和家庭农场主概括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渡阶段。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只能依据诸如无产阶级化、资本的集中和积累、阶级分化等传统的范畴才能分辨出来。这一主张的主要代表有弗里德兰（W.H.Friendland）、纽比（H.Newby）、高斯（K.F. Goss）等人。后一方向则以曼（S.A. Mann）和狄金森（J.M. Dickinson）、弗里德曼等为代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曼和狄金森在研究中发现，农业季节性所导致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不一致会成为劳动过程常规化的一个阻碍，使得农业比其他部门利润更薄，从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Mann & Dickinson，1978）。两个方向上的农业政治经济学都开展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理论争论，推动着农业社会学迅速发展（Buttel et al.，1990：79；McMichael & Buttel，1990：91）。
巴特尔等（Buttel et al.，1990：171-181）在《农业社会学》一书中对政治经济学范式下的农业社会学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归纳了农业社会学的发展特点，并预测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趋势：（1）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古典演绎理论逐渐式微，注重时间和空间因素以理解多样性的农业形式的新的理论策略正在兴起；（2）农业越发被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概念化，包括商品体系“纵向化”和农村社会结构“横向化”；（3）农业社会学认识到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所谓美国农业结构或模式；（4）对于国际食品和农业体制以及国际商品综合体系的兴趣日益增加；（5）关注农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变迁问题；（6）对于性别和家庭农场的持续研究；（7）将历史方法用于理解当代农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8）把农业危机作为一个关键个案来检测农业社会学对于农业变迁的命题；（9）关注“流通领域”，以理解影响农业生产背后的力量。这些主要的理论发展新趋势确实预示了西方主流农业社会学在当代的发展。关于这一理论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的代表成果和主要观点，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所介绍（熊春文，2009），在此不再赘述。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以伯恩斯坦的《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为例，展示马克思理论传统的农业社会学的新近发展与可能价值。之所以选择这本书，首先是伯恩斯坦的学术成就和声望确保了其品质；其次，这部著作虽然是本“小书”，但其是在“上百年来成千上万本典籍”（伯恩斯坦，2016：1）的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关键的是，他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娴熟程度，以及分析农政变迁问题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印象深刻。这部不足十万字的小书几乎讨论了巴特尔在《农业社会学》中所提出的所有重要理论问题，涉及了其预测的几乎所有前沿议题，这使其具备了时代性和前瞻性。
伯恩斯坦非常明确地宣称，《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一书“运用了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或从更广义上而言，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些理论来源于卡尔·马克思”（伯恩斯坦，2011：13）。其“目标是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概念来解释现代世界多样而复杂的农政历史”（伯恩斯坦，2011：15）。具体而言，伯恩斯坦（2011：33）从马克思理论的特定概念——生产和生产率、劳动分工与合作、再生产、剩余、剥削和积累等出发，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大关键问题，将其作为对生产与再生产之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以这一框架为基础，他追溯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重点讨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不同道路，这些道路与各个国家的农业转型有很大关系，涉及列宁、考茨基、恰亚诺夫的争论，展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复杂性之间的关系（伯恩斯坦，2011：53）。该书还讨论了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殖民主义对当地农政变迁的影响，同样涉及小农是否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等问题（伯恩斯坦，2011：88）。
以上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分析，接下来伯恩斯坦把触角一直延伸到当代。先是从本土化的农耕（farming）到农业（agriculture）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农业市场的不断扩大，促成了第一个国际粮食体制的形成（19世纪70年代-1914年）；其次是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1914年-20世纪40年代）；再次是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的形成（20世纪40-70年代）；最后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农业阶段，第三个国际粮食体制乘势兴起（伯恩斯坦，2011：91-122）。在整个分析中，资本的逻辑是最重要的线索，其结果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都促进了农产品生产的商品化与专门化，引起了“去农业化”或“去小农化”的风潮（伯恩斯坦，2011：126-127）。
由此，该书最后三章真正落到了“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这一主题上。在讨论了农民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和延续的经典议题后，伯恩斯坦发展了马克思阶级分析的第一种方法，即从不同程度上的生产与劳动力体制的种种形式出发来分析阶级的形成，属于阶级的“经济社会学”内容。这些分析透彻地展现了农业和小农的命运如何受到全球农业市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伯恩斯坦，2011：158）。最后一章，作者转向了阶级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即关于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其中包含一系列影响政治能动性的深层因素与决定性因素。伯恩斯坦（2011：177-186）列举了当前全球化时代大量的农民运动案例，体现了“阶级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分析的终点。所谓“阶级的复杂性”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隐含了恰亚诺夫传统所强调的顽强的小农生命力的合理性，这一点预示了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难题，但伯恩斯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简单地表达他的道德立场，而是以一种客观、成熟的态度，近乎完美地展示了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及其可能结果。这使得伯恩斯坦所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有条件成为农业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恰亚诺夫传统
在列宁时期，真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挑战的是恰亚诺夫学派。恰氏根据长达30年的农户跟踪调查，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家庭农场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下去，而且往往体现出资本主义农场所不具有的优越性，从而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小农经济的独特规律以及古典经济学的不适用性（秦晖，1996；侯建新，1999；丁长发，2010）。恰亚诺夫（1996：53）认为，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农场不同，其运行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家庭农场每一新增收入都可以从其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及获得它所花费劳动的辛苦程度去理解。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未达到，即满足基本消费的意义超过对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时，即使会付出降低劳动效率和亏损的代价，继续投入劳动仍是有利的，这是家庭农场比资本主义农场更具优势并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生物学规律，家庭农场的经济状况会随家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的变化呈现周期性变化。青壮年夫妇在不需要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家庭经济条件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最多时经济条件最差。恰氏由此推导出，造成农户间贫富差别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人口分化”，而不是“阶级分化”，由此形成了对当时官方理论的有力挑战。
恰氏因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政治迫害而死，其思想一度被遗忘。20世纪60年代，恰氏被“重新发现”，“恰亚诺夫热”从英语世界蔓延到全球，从农业经济学蔓延到其他学科领域，直到21世纪，仍具有方兴未艾之势（秦晖，1996；侯建新，1999；Van der Ploeg，2013）。范德普勒格在他的新著《小农与农耕的技艺：一个恰亚诺夫式的宣言》中列举了恰亚诺夫理论传统的学术谱系及这一传统近一个世纪的理论传承，其影响遍及全球社会科学界（van der Ploeg，2013：19）。范氏本人的著述也代表了恰亚诺夫传统的最新进展。本文尝试从以下方面重估恰亚诺夫的理论遗产，包括对其最新进展的批判性解读，来呈现这一传统对于农业社会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价值。
1.关于恰氏的“社会农学”思想
恰氏自称他们的学派为“组织—生产”学派，这一学派的核心主张认为，当时的俄国首先需要的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农学，而是“社会农学”。农学家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传播者，更重要的是社会改革的“组织者”。在他看来，社会农学一方面是一个认知性的“社会测量体系”，另一方面又是“创造新的人类文化、新的人类自觉”的运动。恰氏借此抨击工业社会的弊病，认为“都市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新的人类文化”与“新的人类自觉”是以农民文化的“复新”为基础的（秦晖，1996）。他的社会农学从小农家庭经济行为及其文化的角度出发解释农业的规律与发展趋势，形成了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真正挑战，成为后来经济人类学（如波兰尼、萨林斯、斯科特的理论）的重要渊源。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可以为农业社会学的建设提供启发。此外，恰氏从社会角度来思考农业发展及其变革的思路与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氏理论从农民行为及其文化的角度为农业社会学的微观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2.关于恰氏微观理论的局限性
很多学者发现，在20世纪初期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恰氏基于小农家庭行为及其生物周期的微观理论或许有很强的解释力，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任何地方的小农经济都深深嵌入世界农业企业和食品帝国体制当中，难以维持自主性和自足性。实际上，其传统内部也承认恰氏理论的这一局限性。在20世纪80年代，恰氏理论最重要的倡导者沙宁（Shanin，1986a：19）就认识到，“农村社会和农村问题在自身的范围内不再能够解释得通了，我们必须从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的角度考察比农业更广的范围”。沙宁（Shanin，1986b：168）还认为，要详细说明农业的状况，“我们必须从生产的组织单位和过程开始，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需要理解和分析更为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反应”。显然，从劳动力、资本以及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考察农业问题，势必要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方法合流，对这些领域的分析恰恰是马克思理论传统的强项。因此，在当代恰亚诺夫传统的代表中呈现一种马克思化倾向就不足为奇了。如范德普勒格（J.D. van der Ploeg）的《新小农阶级》（2013）一书，便基于恰亚诺夫立场针对小农阶级在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自主性和可持续性进行的斗争展开了生动的描述和分析。为了展示小农农业的生命力，范德普勒格在书中分析了当代世界的三种主要农业模式——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模式。对于后两种农业模式，范德普勒格最主要的分析方法恰恰来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为了弥补恰氏经典理论微观分析方法的不足，后来的恰亚诺夫主义者凭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拓展了该理论的宏观分析能力。如此，恰亚诺夫传统的当代表达往往是一个马克思的宏观分析与恰亚诺夫小农立场的组合，由此也构成了这一理论的内在张力。因为从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分析出发，推演出来的结论必然是小农的消亡，而不是小农的顽强生命力。因此，就像马克思理论传统的意义一样，恰亚诺夫传统对于农业社会学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他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不是他对于小农的同情态度。本文认为，在这一点上，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传统有可能成为对马克思和恰亚诺夫传统的真正综合。
3.关于超经济力量因素的作用
根据秦晖（1996）的研究，对市场经济力量分析的不足还不是恰氏理论的致命缺陷，因为在传统条件下市场关系不发达，这一理论可免除“经济因素”的挑战。恰亚诺夫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其模式中影响农户经济变迁的只有“人口因素”与“经济因素”，然而传统农民社会中起重大作用的却是这二者之外的第三因素：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力量。而且市场的作用越小，“经济因素”越不活跃，共同体对个性的压抑就越强烈；“习俗—指令经济”的色彩越浓，超经济因素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恰亚诺夫理论却完全无视它的存在。从秦晖的分析来看，恰氏理论所忽略的超经济力量最主要的是政治结构与文化对于农业变迁的影响。我们看到，以政治结构与文化为代表的超经济因素恰恰在韦伯对于古代文明农业的分析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三）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传统
相较于马克思和恰亚诺夫，在农业社会学的主流理论中，韦伯似乎一直是缺席的。然而，按照施路赫特（W. Schluchter）的说法，韦伯的学术研究始于对古代和现代农业发展以及资本主义问题的共同兴趣，这种双重兴趣反映在他第一阶段的著作内容中，并且一直持续到第二阶段（2004：140）。他不仅在早期经济史研究中非常关注“罗马农业史”问题，而且因其对易北河东岸地区农业状况的现实研究为自己赢得了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苏国勋，2016：12）。凭借这些研究，韦伯得以入职弗莱堡大学。他在发表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讲时，阐述了对于德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引起了强烈反响（韦伯，1997；何蓉，2016）。更为重要的是，他在1909年出版的专著《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中系统阐述了其农业社会学思想。从1909年起，韦伯转向其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这一年是他从一个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关键一年（Frank，1976：13-14）。本文作者认为，《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一个足以与马克思、恰亚诺夫比肩的农业社会学的伟大传统。
关于韦伯的农业社会学，首先值得重视的是他使用的概念是“Agrarian Sociology”，而非北美第一代农业社会学所倡导的“Agricultural Sociology”。在欧洲农业社会学（尤其是瓦赫宁根学派）的影响下，西方农业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经历了从Agricultural Sociology到Agrarian Sociology的当代转向（Buttel，2001）。“Agrarian”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兼有农业、农地和农村的含义。因此，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从立意上讲就有更宽广的社会取向。在这一意义上，韦伯构建的是一个包含面极广的农业社会学框架，这与当代农业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不谋而合。
韦伯农业社会学总的方法是用政治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来解释农业制度的面貌与特征（Frank，1976：9）。在这些解释中，韦伯有时会认为政治因素支配着经济和智识的发展（Honigsheim，1949：201-204）。在韦伯那里，“政治的本质是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可避免的、永不停息的权力斗争”（Weber，1976：29），而所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根本上是源于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与价值的差异。因此，实际上，《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发展了一个社会结构的总的概念（Weber，1976：391），这一概念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社会诸方面，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上述任一方面都可能对农业发展起主导作用，且几个方面之间常常是相互转化、联动影响的。这一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韦伯的多元因果论和因果互构论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苏国勋，2016：258）。
依据上述思想方法，韦伯追溯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色列、希腊以及希腊化时期、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等古代文明的农业发展史，仔细地辨析了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因素对于农业发展所产生的主要影响，特别探讨了古代农业与中世纪封建农业及现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区别与联系。
在德国古代经济史学界“原始派”与“现代化派”论战的背景中（Frank，1976：25；严鹏，2015），韦伯另辟蹊径，通过确立各种理想类型来勘定古代诸文明的农业性质及其发展趋向。如在政治领域，韦伯发展了一个包括农民共同体、贵族城邦、官僚制城市王国、重装步兵城邦、公民城邦、宗仪君主国在内的政体类型（Weber，1976：77）。在经济领域，韦伯继承了毕歇尔（K. Bücher）的讨论，在家庭经济、城市经济和国民经济的框架内，辨析了包括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王室领地农业、封建庄园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等概念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Frank，1976：27-28），并以此来界定各文明国家农业经济的性质。在社会领域，韦伯主要讨论了社会阶层结构的意义。他详细地论述了各个文明古国的阶级结构，依据土地的所有权关系来界定各阶级的性质，依据自由与非自由劳动的程度来确定古代经济的性质。比如，他认为奴隶劳动对于古代国家的经济性质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这是古代农业不具有封建农业和现代资本主义农业性质以及后来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Weber，1976：47）。在文化领域，韦伯分析了古代诸文明国家的政治文化、宫廷消费文化、宗教信仰/仪式体系，以及他最为关心的资本主义精神问题。他非常重视具有进取精神的经济主义的资本主义力量与农民的传统习惯之间的冲突。用韦伯自己的话说，即“几千年来，在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斗争”中（Gerth & Mills，1948：367），尤其让他着迷的是这一过程的文化冲突。比起建立一种农业资本主义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他更感兴趣的是因资本主义侵入而带来的农村社会文化的转型问题。韦伯从行为的理性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关系入手，认为一方面农民的传统会对农业的理性化产生阻碍；但另一方面，他坚信资本主义农业的技术优越性最终会战胜农村的传统主义力量（Newby，1983：116-117）。
《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的第四部分探讨了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在这部分中，韦伯将其总的方法表述为：“第一步任务应该是清晰地界定古代社会结构的特征。我们将会看到，古代文明的发展轨迹是由这些特征所决定的”（Weber，1976：391）。
在社会结构的分析中，韦伯有时特别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其条件形塑着这个国家自由和非自由劳动的相对程度。他用古希腊、埃及和罗马的例子证明，古代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而不是相反（Weber，1976：61）。“在古代，（与中世纪）相反的是，一个城邦的一切从建立之初就由政治与军事考虑决定，每个城邦的发展更是取决于军事活动，因此，古代资本主义由政治力量所塑造”（Weber，1976：358）。这种强调政治对经济（包括农业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显然是在与马克思进行对话。
然而，韦伯从具体的阶级结构角度对古代经济的分析又无疑是在向马克思致敬。根据他的分析，从一开始，古代的社会结构就是城市自由劳动力与农村非自由劳动力并存的状态；古代经济的发展取决于这两个部门的竞争。总体上说，古代经济的状态以非自由劳动部门获胜为结果，这一点与中世纪正好相反（Weber，1976）。韦伯以罗马农业为例分析了非自由劳动在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他注意到，在一个典型的罗马农场，奴隶不仅没有财产，而且没有家庭，因此无法实现自我再生产，这就需要通过奴隶市场不断补给劳动力。这一点成为预示古罗马文明后来走向的关键所在。从历史事件来看，很多人都把条顿堡森林战役作为古罗马文明衰落的开端。韦伯部分同意这一观点，但他给出了一个独特的解释。他认为条顿堡森林战役作为古罗马衰落的标志，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本身，而是因为其在社会结构与文化方面的深远影响。这场战争导致提比略放弃对日耳曼地区的征战，罗马帝国停止扩张，从而决定了古代文明的和平转向。它在社会结构上的直接影响便是奴隶市场的消失，罗马经济于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整个生产体系难以为继，城市地主不得不允许奴隶成立家庭，完成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其结果便是种植园的奴隶（slave）和隶农（coloni）都转变为农奴（serf），成为依附于土地的新阶层。罗马的社会结构由原有的自由/非自由劳动二元结构演变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秩序。与此同时，整个罗马的行政重心由城市逐渐转移到农村，庄园地主经济成为晚期罗马帝国政体的赋税、征兵基础，“一系列逐步的变化最终汇聚成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封建社会开始在晚期罗马帝国浮现”（Weber，1976：403）。由此，韦伯得出结论：罗马帝国的瓦解是经济发展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不能适应自然经济的基础结构，帝国的货币化管理系统和政治上层建筑不得不因此崩溃（Weber，1976：408）。这明显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直接运用。在韦伯看来，这是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真正社会原因。
在全书的最后，韦伯讨论了他最为关心的整个西欧文明的命运问题。他认为他描述的是一个社会结构的基本转型（Weber，1976：409-410）：到古代晚期，西欧文明完全变成农村文明；最大多数的非自由人获得了家庭生活和私有财产，他们从“会说话的工具”提升到人的水平；处于上升势头的基督教赋予他们坚实的道德支持；晚期罗马帝国的法律也对非自由家庭的权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承认；同时，自由人降到农奴的位置，古代文明贵族呈现野蛮化趋向。当帝国的政治中心从海岸转移到内陆，奴隶来源枯竭时，自然经济就给古代世界商业上层建筑强加了一种趋向封建经济的压力。然而，“随着古代文明基本构架的衰微和崩塌……整个西方文明进入一个冬眠期。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因自由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易发展起来，当自然经济转型使市民自由成为可能，以及当封建权力所施加的内外枷锁被一并挣脱——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神那样时，这一古典巨人才能重获神力，古代的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的光照之下得以复兴”（Weber，1976：411）。
综上，可以说，韦伯是带着对西方文明发展命运的深切关心来探讨农业问题的，他由此确立的是一个包含面极广的农业社会学传统，这一理论给予社会结构诸方面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方法论上坚持多元因果论和因果互构论，并充分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以获得对农业及社会整体问题的复杂认识。可以说，韦伯传统因为既包含马克思传统中的宏观政治经济分析，又照顾到恰亚诺夫传统中的微观行动及文化分析，有可能成为综合分析农业问题的基础。确实，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北美农业社会学就呈现用韦伯主义来对农业社会学进行综合研究的趋势，突出的代表包括穆尼、沃特默和范德吉斯等人（Buttel et al.，1990：87-92），他们一方面试图避免机械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宏观—结构分析的弊病，凸显富有主观价值的人类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试图借此拓展恰亚诺夫学派的分析范围，对全球化时代的农业问题有所理解。
三、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及主要议题
农业社会学的三个伟大传统在农业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形成了非常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分析农业的思想方法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如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其关键在于考察生产的社会条件；恰亚诺夫也主张需要的是社会农学，而不是一般的农业技术学；韦伯更是把农业社会学确立在一个含义丰富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之上。纽比在《欧洲社会理论与农政问题：导向一种农业社会学》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社会学大家的观点不能被生搬硬套到今天的现实经验中，因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一定要“与时俱进”，但值得汲取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学术洞见。农业社会学的公理性命题就是坚持社会性的首要地位，即任何特定的经济关系都以一系列社会条件为前提。纽比在文中以资本主义时代的地权问题为例，雄辩地证明了地权问题的答案深深植根于价值、习惯、亲属模式、家户结构等社会性问题中。他指出：“在这里，农业社会学绝不能被化约为农业经济学”（Newby，1983：120-112）。本文认为，这一思想方法对于所有农业问题的分析都是有效的。这是农业社会学的立基之本，也是为自身赢得学术地位的可行之道。
因此，从总体上说，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方面（social aspects）的一门科学，主要包括对农业的社会本质与特性，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过程，以及农业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反过来对人类社会施加可能影响的研究。这是我们今天构建农业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农业的社会本质与特性
在农业社会学普及之前，人类对于农业的认识主要由农业技术科学和农业经济学主导。作为农业技术科学的农学主要研究与农作物生产相关的自然科学问题，包括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农学以研究农业发展的自然规律为目标，兼及农业环境、畜牧生产、食品科学等领域，具有综合性。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经济规律的科学，主要涉及农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这一学科对于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市场化和国际化背景下农业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有重要的贡献。因此，农业经济学已经进入广义的农学范畴。而农业社会学尚未在农业科学中占得其应有的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
然而，农业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始终深深嵌入在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与绵长的社会文化传统之中，这是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洞见。农业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于人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农业的本质与特性理应有的价值。这一学科对农业社会本质的独特认识在前述农业社会学的伟大传统中已充分展现，经典大家均主张，农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或经济问题，其本质与特性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视角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
在当代农业社会学的发展中，农业社会学的学科洞见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前述当代著名学者伯恩斯坦（2011：1，15）便明确指出，其学术旨趣在于考察历史与当代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动力，“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概念来解释现代世界多样而复杂的农政历史”。伯恩斯坦所谓“现代世界”，包括当前全球化时代盘根错节的世界农业体系及各区域纷繁复杂的农业样态。
当代恰亚诺夫主义者，如诺曼·龙（Long，2001，2007）和范德普勒格（2013），均在特别突出行动者能动性的同时把理论延伸到结构—行动分析上来，以延长这一理论传统的解释链条。范德普勒格（2016：35）特别强调，农业不是一种输入阳光和水之后就能在另一端自动输出粮食的机器。农业中的确存在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联，但是这些技术的相互关系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农业说到底是一种社会技术实践：在农业中，劳动、农民和农场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为技术间的关系是按照其所嵌入的社会实践被形塑的。
至于韦伯传统的当代发展，这一传统价值非凡的一点是从社会文化的意义系统理解农业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任何一种农业生产方式都嵌套在生产者一定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中。理解农业背后的社会文化传统，是丰富而深刻地理解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路径。这应该成为农业社会学认识农业本质及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
实际上，对于农业本质及其特性的上述认识不仅在农业社会学中得到了认可，还进一步获得了某些前沿农学原理的认同。比如日本著名农学家祖田修（2003，2015）提出的“场的农学”概念，不仅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的角度理解农业，而且延展到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认识农业的本质与特点。这一认识与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洞见可谓异曲同工。
（二）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和过程
农业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两个方向展开：一个方向是把农业作为因变量，探讨农业的社会起源、基础和过程；另一个方向是把农业作为自变量，研究农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
从农业的社会起源来看，任何一种农业生产方式的创立与变革均以特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从“刀耕火种”到定居农业、从传统农业到工业化农业再到生物技术农业，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革新、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乃至全球农业体制的建立，等等，都有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正如韦伯（Weber，1976：391，403）所分析的那样，一种新的农业形态的出现，其主要动力并不一定来自农业内部。它往往是社会结构变动的潜在结果。因此，传统农业一般对应的是古代社会，工业化农业则对应现代社会，人类正处在步入生物农业时代的关口。对于农业变迁的社会分析，农业社会学有很多工作可做。譬如对于近期生物技术农业的兴起，尽管国家政治话语表述积极，国际经济力量的支持更是有力，但从社会文化氛围来看却遇到了重重阻力。这可被视为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抵牾的表现；追溯历史，可以看到两三百年前化学农业的出现同样遭遇了传统农业的顽强抵制。
所谓农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与过程，实际上是对农业社会学基本洞见的运用，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去探究农业变迁与社会结构的交会，从最为微观的农业相关主体的意义系统到最为宏观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去洞悉促进或制约农业变革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农业体制在全球的蔓延面对的是各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形态和社会文化传统。新的农业体系侵入的过程很可能是一个排斥、消灭地方传统农业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遭遇地方农业方式抵制、消化与融合的过程。新的农业方式如果没能很好地处理与既有农业社会文化传统的调适问题，就一定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难题。这些既有的社会文化传统，既包括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耕作方式、生活方式、节庆习俗、宗教仪式以及价值观念，也包括更为持久的语言、种族、民族、家庭乃至物质文化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农业现代化进程缓解、调适碰撞中的阵痛。
对于中国农业改革以来所经历的变化，这里仅以黄宗智（2010：10-18）的新近研究为例，来展示本文所倡导的农业社会学的分析思路。黄宗智将改革以来的中国农业变迁称作“一场隐性革命”，并直称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农业内部的科学选种与化肥，更不是机械化，而是来自农业之外的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这一农业结构转型的背后则是包括规模庞大且仍在扩展的非正规经济以及占社会大多数的“中间阶层”在内的中国独特的现代社会形态。他的研究仅代表了对于中国农业发展进行社会学分析的一个例子，类似的研究很多，但像这样有影响力的扎实的经验和理论研究，尤其是具有明确的农业社会学学科意识的研究还非常欠缺，亟待拓展。
（三）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
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也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一种关键性农业技术变革一旦发生，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一旦形成，尤其当它成为一种主导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形态时，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影响范围可以触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及地方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此外，在农业的社会功能与影响方面，农业的多功能性亦是农业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恰亚诺夫学派对这一议题尤为关注，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范德普勒格（2013：145）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起，以小农农场为基础和资源库，实践领域呈现一个显著的趋势，积极推动了各种新式的农业多功能性的发展，包括农业旅游，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能源生产，优质农产品和地区特产的生产、转化与销售，残疾人康复，稀缺水资源保护，等等。
祖田修（2003，2015）在其农学原理和农业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议题有所阐发。通过考察自工业革命到21世纪的农业思想史，他提出必须彻底转变市场原理至上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的综合功能和可持续发展。所谓“农业的综合功能”既包括生存生活层面的经济功能，也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和社会文化功能。国内学者朱启臻（2013a：83）也对农业的多功能性开展了研究，他建构了“农业的多元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农业的一级功能和二级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农业多功能性的议题中，目前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即基本上只讲农业的正功能。然而，从逻辑上讲，农业的多功能性也包含农业的负功能或反功能。之所以出现这一倾向，很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关于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是由对现代工业化农业的批判引发的。殊不知，首先，现代农业也是农业，化学农业的环境隐患同样是农业功能之一；其次，即便是传统农业，是不是就全部发挥的是正功能呢？对这一命题也需存疑。客观地分析，小农农业之所以一度成为人类主导的生产方式，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给自足、天人合一的自然经济状态，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社会交往、流动机会的局限性。根据涂尔干（2000：214）的理论分析，小农经济是一种社会分工不够充分、道德密度不够强大的机械团结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往往与专制统治、身份支配、奴役劳动等超社会整合相共生。只看到小农经济在生产、生活生态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正功能，看不到这种经济类型可能的局限性，不是农业社会学应有的态度。
（四）农业社会学的应用
在夯实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农业社会学在很多经验领域当有非凡的应用价值。这一学科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职业农民培育、农业合作组织建设、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社会政策制定、精准扶贫、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动物福利、食物主权、生物技术伦理等领域都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行动可能。对于倡导一种环境友好、社会公正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进程与乡村发展，农业社会学无疑可以发挥有益且有力的作用。以上方面共同构成了农业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框架，可用下表概括之。
四、中国农业社会学的现状与前景
（一）农业社会学与农业科学
正如纽比所言，西方农业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坚守社会性的首要地位来体现这一学科与农业经济学及农业技术科学的不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学科不仅在农业的基本问题上拓展了自身的研究领域，还通过深入农业经济及农业技术腹地，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价值，逐渐赢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有明确意识的农业社会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人们对于农业的认识以及国家政策的制定还主要由农业技术科学和农业经济学主导，现实中众多的认识误区和政策偏差与缺乏农业社会学的有力参与不无关系（朱启臻，2013a：6-33）。比如，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涉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总是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一些理论上认为可行的措施在实践中经常遇到阻力或大打折扣。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既有实践没能在理论和政策设计上充分考虑到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对于农业的复杂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优势所在。
因此，中国农业社会学的建设任务首先是通过自身的独到研究积累成果、展现价值，努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农业科学家族的一员。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处理好与农业技术科学、农业经济学的分工、对话问题。这种分工与对话并不是各划区域、互不干扰，而是需要相互渗透、充分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生长点恰恰在于对中国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最前沿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开展研究，积极发声，影响政策与实践。
（二）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
西方农业社会学的兴起是为挽救传统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出现的。中国目前也正处在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村与农民问题的长期性。事实上，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村社会学与农民研究并未走向衰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仍然是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甚至热点问题。中国将迎来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长期并存的时代。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农业社会学的兴起有助于补足社会学在农业研究上的短板，对于真正综合、系统地理解与解决烦难的“三农问题”有重要意义。只有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在这一点上，当代农业社会学借助古典传统返古辟新，走向恢宏而细致的农政研究（Agrarian Study），无疑为打通和融汇“三农问题”提示了一条可期的新路径。
农业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也存在分工和合作问题。农业社会学一方面有可能突入农业技术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的领地，为传统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带来新的议题和境界；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学发展的动力之源恰恰在于它从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的丰富传统中汲取营养。实际上，农村社会学及农民研究已经在中国发展模式、中央及地方政府行为、社会文化传统与农业和农民的关系等议题上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怎么把社会学中已有的关于农业、农民问题的优秀研究成果总结、凝练、提升到农业社会学的范畴，形成农业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更有成效地展现农业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当前中国农业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别具一格，在研究农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农业社会学传统的道路，从而为本土社会学贡献力量。
（三）农业社会学与农业文明研究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为悠久的文明体之一，农业文明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称农业文明是中华文明之根一点也不为过。因此，农业社会学关注农业文明就是关注中华文明的命运及其走向。本文认为，农业社会学对于农业文明的研究可以从历史、比较和现实三方面展开。在这一点上，韦伯已经开启了最值得借鉴的传统。韦伯正是在对西方文明命运的关怀下展开他的农业社会学研究的。中国的农业社会学能否像韦伯研究的那样走进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历史境地，剖析每一次重大农业变革与社会结构力量的交会互动，然后抽身出来、放宽视野，在与世界诸文明的比较中洞悉农业文明的走向，开启中华文明的未来，这无疑是一项极具吸引力的重大课题。同时，基于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农业文明传统，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社会学研究有望真正形成中国特色，为世界农业社会学研究贡献力量。
在实践层面，农业社会学致力于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已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闵庆文等，2011；乌丙安、孙庆忠，2012；李文华、孙庆忠，2015）。与农业社会学的其他议题一样，这项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灿烂历史的农业文明体，如何更好地研究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四）通过研究前沿问题来展示农业社会学的价值
急速发展中的中国现场是农业社会学研究的一大宝库。农业现代化进程为农业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从最远古的农业文化遗产到最前沿的生物转基因技术，从最传统的小农农业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公司农业，中国都有现成的案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诸如农业面源污染、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动物伦理、家庭农场、休闲农业、都市农业等层出不穷但又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均值得农业社会学加以关注。惟有通过细致、系统的研究，农业社会学才能逐步展现自身的价值，赢得相应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当农业社会学的思想方法得到普及时，这一学科才有可能获得承认并进入国家政策考虑的范畴，从而成为推动实践发展的科学依据。
五、简短的小结
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会学在西方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诞生。中国当前正处在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社会学破土新生，近年来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本文追溯了农业社会学的三个理论传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恰亚诺夫传统以及韦伯的农业社会学，尝试凝练农业社会学的思想方法。本文发现，农业社会学的三个伟大传统在农业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等方面形成了观点迥异的理论主张，但它们分析农业的思想方法却有惊人的一致：三大传统不仅仅是在技术和经济的层面讨论农业，更坚守社会性的首要地位，把农业置于含义丰富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脉络之中进行思考。本文认为，这是农业社会学的立基之本，也是其赢得学术地位的可行之道。
在此基础上，本文建构了农业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以呈现农业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议题。总体而言，农业社会学是研究农业的社会方面的一门科学。它可以从农业社会学原理、农业社会学分支以及应用农业社会学几个方面进行建设并开展研究。
中国农业社会学可以在与农业技术科学、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以及农民研究充分对话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地体现自身的学科洞见、运用自身的思想方法，开展经验研究，积累学术成果，为本土社会学及世界农业社会学贡献力量。在应用领域，农业社会学可以在一些涉及农业文明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和诸如精准扶贫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并倡导政策与实践行动。如此，这一学科的前景可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志敏
图片来源网络：diyitui.com
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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