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寰：世界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历史教训
作者：郑 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12期
大党独有难题的理论命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情实际的新判断新思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要理解什么是大党独有难题、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需要立足世界政党比较，深入研究世界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一、从政党比较理解什么是大党独有难题
大党在世界政党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党称之为“大”，取决于对“大”的不同定义。从狭义来看，学界主要是以党员数量来界定政党的大小。在政党政治研究中，并没有公认的门槛标准来区分政党的大小。据相关统计，目前党员数量超过1000万以上的现存世界政党共有10个；如果按照100万人以上来统计，则符合条件的现存大党有39个；如果按照50万人以上统计，符合条件的现存大党包括50多个。印度人民党自称有1.8亿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有9671万名党员，美国民主党有4718万名党员，印度国大党有4500万名党员，美国共和党有3572万名党员。（以上党员数据来源于统计政党的网站，以2022年为基准。100万以上的政党的数据未能精准，因为部分政党的党务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党员的数量和规模是相对的，对世界主要国家来说，50万以上的党员规模已经算得上是大党了。许多欧洲主要国家的执政党党员规模也就10多万，但是却对世界政治有着较大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来看，以党员数量来定义何为大党存在诸多缺陷。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政党对党员资格和党员身份界定不尽相同。一般来讲，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对党员资格有相对严格的要求，对党员的义务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比较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严格规定了盟员的条件，对反盟罪行进行了细致的要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过程中，党内也对党员资格产生了分歧。列宁主张创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忘我斗争进行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绿党等其他类型的政党对党员资格要求较低。一些政党会把党员划分为初级党员、积极党员、注册党员、从政党员等，对不同类型的党员提出不同要求。比如，印度国大党的初级党员一度达到4650万，但是积极党员一般只有300万人左右。也有一些政党为了扩大影响力和吸引力，降低入党门槛，通过网络在线申请、电话热线登记等方式发展党员，党员身份几乎等同于会员。可见，党员数量多并不具有实际意义。一味强调党员数量反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混乱。
为此，也有人建议用新的标准来定义何为大党。比如可以从党员占人口的数量占比、政党所占议席的比例、政党组织覆盖的广度来测量何为“大”，也可以从政党的使命责任、政党的影响力等更广义和定性的指标来定义什么是大党。但是，如果要把握世界政党的共同规律的话，党员数量多寡无疑是最清晰和可操作的指标。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我们党也是从党员数量的角度来定义何为“大党”。早在1939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全面抗战开始的4万多名发展到50多万名之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的领导人也主要是从党员数量的视角来讨论大党问题。
从大党看问题，意味着政党规模大小会对政党的运行方式和组织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正如毛泽东提出的：“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他列举了党在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对党的扩大产生的危险有着清醒认识。202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9671.2万名党员、493.6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大党，仅过去十年党员数量就增加了近1160万名。毫无疑问，当前面临的管党治党形势与环境，与建党初期50多个党员有显著差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500万党员大不相同，与改革开放初期3700万党员也不尽相同。如何管理如此大规模的政党需要不断创新管党治党方式。
从大党来看问题，意味着大党面临的问题与小党、中党有所不同。随着组织规模的日益庞大，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多，政党不仅管理的事务在增加，而且组织功能不断走向分化，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也在发生改变。一旦政党组织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组织环境的复杂性就会增加，思想多元化、社会结构变化，都会对管党治党带来一系列挑战。与中小型政党相比，大型政党是由来自多领域、多阵线、多民族、多宗教的党员组成的，在管党治党上面临许多独有难题。大党与小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有显著差别。
从大党来看问题，意味着大党面对的挑战具有独特性。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大党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例如，许多世界大党容易出现“船大难调头”的难题，对创新和机遇视而不见的问题；许多世界大党容易出现“组织惯性”的难题，在既有的成绩上走上守成，不敢面对新变化；还有的世界大党容易出现“大组织病”，出现组织内耗严重，组织成本激增，制度执行不力等难题。大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对大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都是中小型政党难以比拟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大格局大视野分析研判党情实际，创造性地提出“大有大的样子”“大有大的难处”“建设世界最强大政党”等新论述。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大党独有难题”的新论断，展现了世界大党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
二、从大党兴衰看世界大党解决难题的历史教训
纵观世界大党发展史，许多世界大党都面临公共权威难实现、思想共识难凝聚、组织健康难保持、党内利益难协调等独有难题。一些大党不能保持解决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管党治党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拥护，丧失了执政地位，甚至走向亡党亡国。世界大党解决难题的历史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一是难以建立公共权威，党的团结统一得不到保证。大党面对的首要难题，就是面对大量的党员，如何形成公共权威，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如果缺乏适当的权力和权威结构，大量党员就会成为乌合之众、散兵游勇，难以形成改变社会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大国崩溃或者衰败，其中一个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权威丧失、国家无法集中统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共产党垮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推动改革时放弃了党的领导的原则，党的团结统一遭到破坏，最终走向党内分裂。俄罗斯学者多布罗霍托夫在详细分析苏共走向党内分裂的历史过程时认为：“苏共政权开启了自我挖掘和剖析的过程，而且戈尔巴乔夫人为地创造出一个反对派。之后不久，这个反对派不仅搞垮了执政党，就连改革的总设计师也下了台。”（［俄］杰维廖夫主编，崔志宏、万冬梅译：《俄罗斯政党：历史与现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72页）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在改革中分出了两支对立的力量，对改革路线的争执日趋白热化，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党内出现派别划分，一系列原则性的分歧出现在苏共党内的各级组织中，导致苏共内部出现退党潮。不少世界大党都是由于无法建立公共权威认同而最终走向衰亡的。
二是难以凝聚思想共识，党内思想观念严重混乱。对于世界大党来说，一旦失去党魂、党德，丧失路线和政策论述的能力，这个政党很可能会走向沦亡。随着党员队伍规模的扩大，党员的成分更加复杂，出现了思想难统一、意志难统一、行动难统一的问题。如何凝聚起思想共识对大党的建设至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苏共历史的时候强调：“信念不牢也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么？苏共拥有二十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二百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75—176页）他在论述意识形态问题时还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诺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诺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人民民主等问题出现一系列模糊和错误认识，导致改革方向出现严重问题。对世界大党来说，如何顺应时代变化，正确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对凝聚党内思想共识至关重要。
三是难以保持组织健康，党的组织功能弱化。如何保持好适度的组织规模，保证组织肌体的健康，对大党来说十分关键。大型组织的层级更加繁复，组织流程更加复杂，很容易出现“组织臃肿症”和“组织肥大症”。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是拉丁美洲第一大政党。该党从1929年建党到2000年失去执政地位，连续执政长达71年，在20世纪80年代初党员人数达到1300万。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败选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党的组织体系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问题。该党竞选各级政府的官职和联邦议员、市议员的候选人，并不是党内民主选举产生的，主要是基于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在党的群众组织中，广大基层群众缺乏参政机会，同时，领导层出现严重官僚化的情况。比如，菲德尔·贝拉斯克斯一人担任了墨西哥劳工联合会主席50年之久，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层老化严重。在总结失败原因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前主席杜尔塞·玛丽娅·绍里认为：党与社会沟通不够，使党与党员之间、党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拉大。（徐世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当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1页）
四是难以保证党员质量，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质量。大党的党员数量大，如果疏于和放松管理，就会出现重大问题。党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多，未必会产生更好的影响。苏联东欧剧变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员占人口比例都不低，一般在6%以上，罗马尼亚的党员比例达到16.1%，每6个人就有一个是党员，但是当时垮得最惨的也是罗马尼亚。（王绍光：“两大潜在危险与‘罗马尼亚悖论’”，《人民论坛》2011年第21期）还有一些政党自称“全民皆党”，但是都由于党组织软弱涣散，大批党员滥竽充数，在执政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此，党员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增加管党治党的难度，甚至会衍生出一系列复杂问题。
五是难以协调党内利益，利益冲突和矛盾扩大化。随着党员规模的扩大，党员的成分势必更加复杂，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愿望。面对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如何协调不同的利益冲突，形成包容性的机制，凝聚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教派、不同阶层党员的共识，是大党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曾是印度第一大政党。该党党员在1998年曾经达到4650万，却在2014年大选遭遇惨败。印度国大党发展党员分为积极党员和初级党员。随着大批党员的加入，来自多个种族、教派的三教九流都加入了国大党。一旦国大党陷于困境的时候，这些党员就会毫不犹豫地退党。（孔新峰、于军：“印度国大党严明党纪的努力”，《中国组织人事报》2016年7月26日）许多离开印度国大党的党员表示，国大党内缺乏一个合适的平台来表达他们的观点，无法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决策。
六是难以执行制度纪律，制度执行出现“破窗效应”。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随着政党规模的扩大，影响制度执行的复杂因素会逐步增多。全体党员是否能够一致遵守党章和党内法规，是否能始终如一地遵守制度规矩，对党的制度执行带来一系列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两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9—20页）对于世界大党来说，如何严肃纪律、强化制度执行，对于管党治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七是难以实现自我监督，贪污腐化和特权现象难以遏制。自我监督是执政党的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为例，丢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缺乏自我监督和党外监督机制，导致贪污腐化的现象难以遏制。革命制度党在丢权前曾出现一大批贪腐案件，涉及前总统及其亲属、政府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等一大批政府要员和将军。革命制度党参议员认为：“腐败成为革命制度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革命制度党几乎成为惯偷和窃贼的党，是腐败导致党的失败。”（徐世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当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根据透明国际组织2017年对OECD国家腐败的排名，墨西哥在180个国家中名列135位。肆意蔓延的腐败问题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
八是难以持续赢得人民拥护，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第121页）苏联共产党在扩大的过程中，由于特权化和官僚化，出现严重脱离人民的问题。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苏共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的只占4%，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85%。苏联人民之所以对苏共失去信心，就是因为党和国家的官僚化特权化现象得不到遏制，最终形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阶层。
九是难以顺应时代潮流，出现“船大难调头”现象。不断推动管党治党方式创新，顺应时代变化发展，是大党成功发展的关键。对于大型组织来说，规模扩大会造成对创新现象视而不见，出现“船大难调头”的现象。近十年来，欧洲一些传统大党的党员人数继续下滑。有的政党被新兴政党或政治组织替代。比如，法国社会党在最近十年明显衰弱，目前的党员只有12万名。2012年，社会党领袖奥朗德胜选总统时，法国社会党还掌握国民议会的多数议席，但十年后却只占据了国民议会577席的25席，曾经辉煌的法国社会党在2022年法国大选中几乎变得无关紧要。法国选民对奥朗德的支持率持续下滑，反对率从2012年的28%上升到70%。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就是法国社会党执政期间没有对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保持足够的敏感，制定出相应的政策策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无法有效应对经济下滑，处理好移民问题。在社会党执政期间，法国失业率增加了10%。相比之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工人中的支持率从25%上升到了39%。可见，是否能顺应时代潮流，把握世界发展态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对大党的长期执政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