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

作者：虞崇胜，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7期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不少人间奇迹，为顺利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实践的发展，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改革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徘徊期，稳定进入波动段。因此，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一、正确认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如期实现的根本性问题。4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就是得益于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他用三句话精辟地作了概括：“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这三句话连接起来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重要支点，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严格来说，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改革是关键招，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压舱石，谁也离不开谁。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犹如大海中的航船。这艘航船顺利前进需要动力，也需要明确目标，还需要保持平衡。改革就是激发动力，发展就是前进目标，稳定就是保持平衡。改革是全面改革和深度改革，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稳定是动态稳定和发展中的稳定。只有既区别三者的地位和作用，又把握三者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顺利驶向既定目标。40多年的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在不断地调整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不断前进的。现如今，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或多或少地都与这三者的关系相关，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三者关系中的偏颇。因此，正确认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提到中国改革者面前，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发展稳定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虽然密不可分，但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稳定，才能不断为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改革发展稳定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改革发展稳定虽然各自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但它们是内在统一整体，只有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尤为重要。因此，要增强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改革发展稳定是相互支撑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辩证的关系，既不能将三者孤立起来，也不能将三者固定下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改革提供动力，也需要稳定提供发展环境。需要注意的是，三者虽然是相互支撑的，但并非平分秋色的。三者之中，发展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改革、稳定都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改革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打破各种禁锢，为发展提供动力；稳定也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而是为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在三者的关系中，发展处于中心位置，要扭住发展这个中心不放。二、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聚焦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首先要找到这些问题。经过40多年的岁月冲刷，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暴露出来，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三种症状：一是改革疲倦症；二是发展无力症；三是稳定麻木症。针对这些症状，找到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激发改革的活力、发展的动力、稳定的定力，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迫切任务。（一）聚焦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40多年了，人们对于改革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不再有改革之初的那种激情和冲动，有些人甚至认为，改革已经改得差不多了，不要再折腾了，出现改革疲倦症。而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需要有更大的勇气和更坚强的毅力去突破阻碍发展的顽症和痼疾，将改革进行到底。深入考察目前改革的实际，会发现制约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深化改革的动力不足。改革之初，面对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我们带着“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深刻思考，顶着“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巨大压力，开启了改变中国命运、震撼世界的伟大历史变革。改革40多年后的今天，改革之初的那种压力感和紧迫感没有了，40多年的改革成就也使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改得差不多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认为以后不要再改革什么了，维持现状就可以了，深化改革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这是深化改革中最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二是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强。任何改革都是先易后难，从容易改和能见效的地方改起。但是，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后，原来的改革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甚至有可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阻碍。分析中国改革进程和改革领域会发现，普遍地存在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强的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集成。只有注重改革的系统集成，才能使各项改革举措有机联动，在战略任务及发力重点上取得最大综合效益。三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缺乏强有力措施。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制约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集聚于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上是与高速增长阶段的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这种体制机制不仅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障碍。诸如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特别是要素市场的不健全，制约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特别是资源配置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政策协调机制不完善、不充分，致使创新政策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和财富结构的失衡，利益固化严重，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能分散，存在多头执法、政出多门、建设资金分散等现象；高水平对外开放环境面临新的压力，中美经贸摩擦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和发展空间，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技术升级步伐可能进一步放缓，不利于形成高水平开放环境。（二）聚焦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前期，我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曾经以平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由于受全球经济放缓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迟滞改革发展的步伐，直接影响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一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受国内国际相关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期。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意愿不足，尤其是民企投资意愿不足。投资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内部结构失衡，叠加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市场主体预期不稳，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经济增长动力疲软。另一方面是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中国整体工业化市场化水平不高，人们习惯于粗放经营，加之技术创新条件不成熟，技术创新制度不完整，知识产权无保障，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冲动，进而导致技术创新投入动力不足，技术创新人才缺乏，企业家精神不足。这些都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显性的角度观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数量和质量的不平衡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问题，体现在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保障及其服务领域还不能充分满足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在资源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还不能充分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体现在市场供给还不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在质量方面的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全国是较普遍的现象，不同地区的体现程度不尽相同，但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或纾解，就会影响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三是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近年来，受国际大环境影响，我国对外开放遇到新的挑战。据有关统计，近年来我国引进外资的速度有所减缓，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有所萎缩。这些情况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面对发展的压力，我国必须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保证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三）聚焦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是人们的心理预期不稳定。社会稳定的根本是人心的稳定，人心齐泰山移，人心稳社会定，人心稳定了社会才能真正稳定。而人心的稳定产生于心理预期的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稳定通常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现实成效的预期；二是对于未来前景的预期；三是对可能失败的预期。目前，由于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人们心理预期出现较大波动，一些人对于未来发展前景发生动摇，于是“躺平”“佛系”等现象有所蔓延，进一步削弱了人们改革发展的动力。二是新的社会矛盾凸显。过去人与人的关系简单，能吃饱饭就行了。如今改革发展了，人们的诉求也多了，蛋糕相对做大后，分好蛋糕就成为重要问题。以前人们关注的是发展速度问题，如今人们更注重公平正义问题。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民生痛点是什么？大数据告诉我们，看病难、看病贵首当其冲，住房难、教育公平也是普通百姓最关心和最难解决的问题。因此，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或者说新社会矛盾就是社会公平问题，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公平分配制度不完善，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三是应对风险能力不强。当前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除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结构不均衡、社会保障不均衡等以外，我国还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三、破解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保持稳定才能得到解决。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部署，“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一）破解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顾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一路走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借助解放思想，我们才能冲破思想的禁区、打破发展的僵局，用先进的思想和生动的实践破解一切疑虑和困惑，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坚持解放思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继续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另一方面要继续从西方发展模式教条化中解放出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为破解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提供新的思想指南。二是深化结构性改革。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要转向结构性改革，以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针对供求关系的新变动，要着重解决好需求与供给、消费与投资、政策与体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适应结构性改革要求，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外延到内涵的结构变革，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福利制度、产权制度和财税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加强改革的系统集成。系统集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特征，也是推进各项改革的重要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是多项改革内容、多个结构要素、多级系统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各项改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需要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保证改革事业能够整体推进、全面发展。在改革实践中，要深入研究各领域、各层次、各环节改革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内在机理、运行规律，在紧要处疏通关节点，在连接处打通拥堵点，倾力消除“中梗阻”，确保改革上下通畅、左右联动、前后呼应，逐步形成多要素融合、多环节贯通、多领域协同的全面深化改革格局。四是破除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改革说到底都是体制机制改革，任何改革内容和改革措施最终都要落实到体制机制上。当前，在各项改革取得巨大成效的基础上，有必要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系统地梳理我们现有政治体制的优势和短板，找准阻滞全面深化改革的体制障碍、机制症结和利益固化藩篱，以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力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围绕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个总目标，针对现行权力配置机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破除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为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二）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激活发展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的目标不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更意味着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的生活环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要根据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地区差别，推动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资本劳动均衡和不同群体协调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活全体人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使更多的人参与勤劳致富、发展致富、改革致富，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转变发展理念，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开放发展理念。重点破解城乡公共保障不平等的体制，建立城乡比较协调的公共保障体系，在突破城乡二元体制上取得重要进展。探索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增强经济调控中的政府效率、市场活力和行业组织能力。深化“两山”理念的践行，建立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绿水青山”养护制度、产权制度、交易制度。进一步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思路，着力建构城市化带动乡村振兴，城市群与乡村有机衔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三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只有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才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要以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为目标，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自由贸易进程服务国际贸易发展。推进制度型开放，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加快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高水平开放高地建设，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加大在市场准入、管理标准、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监管规则等重要领域的先行先试，进而引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高水平开放进程，并规范影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国内规制。（三）破解稳定中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聚焦民生痛点，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建立民生项目清单，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机制。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切入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增进人民福祉。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改革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准，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的事办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价值前提。要加强和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三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党的二十大突出地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说明了国家安全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在新时代，要按照党的二十大的部署，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策划：许宝健制作：胡秀荣核校：张世贵审核：何忠国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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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4期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作出深刻阐释、提出明确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战略与策略的关系。科学把握战略和策略的辩证关系，是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得出的科学经验，也是新时代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钥匙。一、科学把握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战略和策略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战略和策略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战略具有前瞻性、长远性、全局性和稳定性，是一种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宽广视野下主动谋划当代重要工作的高超眼光和能力。策略具有自觉性、阶段性、局部性和灵活性，可以因时、因地、因势自觉调整相应举措以服务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战略和策略相互作用。战略决定和统领策略，可以决定策略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向；策略服务和实现战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另一方面，战略和策略相互依存。战略和策略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任何伟大事业的成功推进都离不开这两个因素。只有远大战略而没有具体策略就容易陷入空想，只有短期策略而没有长远战略就容易陷入妄想，任何试图通过照搬照抄、投机取巧的方式就能轻轻松松、一劳永逸地实现现代化的想法都是幼稚的。没有整体的现代化战略布局，各项策略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主心骨；没有适宜而有效的践行现代化的实施策略，战略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生命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战略和策略相互转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大战略，它对于全国各地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来说，规定着整体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表现为总体性、长远性、全局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策略性的一面，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更宏大奋斗目标来说，又是现实路径和具体抓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战略和策略之间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又生动地表现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种普遍性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伟大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具有长时域、宽领域、全疆域的普遍性特点。同时，全国各地的现代化实践策略又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特殊性特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和策略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科学把握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一些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只顾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化蓝图，而忽视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实现策略，最终不仅没有走向现代化，反而造成社会动荡和历史倒退，酿成“好树结恶果”的惨剧。二、全面把握正确运用战略策略的重要经验正确运用战略策略是我们党创造辉煌历史、成就千秋伟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成功秘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这一成功秘诀总结好、运用好。把战略的主动性和策略的自觉性统一起来。我们党历来注重总结历史规律、把握战略主动，善于把战略的主动性和策略的自觉性统一起来处理问题。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体现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强调，这个现状是当前较长一段时间开展工作的立足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要具有这种战略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善于预见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毛泽东基于对时代大势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以“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战略目标。同时，战略的主动性需要策略的自觉性。现代化战略目标确定以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探索策略。这个过程既丰富发展了战略的内容，又找到了分步走的科学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正确处理战略和策略的辩证关系，善于把握战略引领策略的主动性和策略服务战略的自觉性的实践特征。把战略的长远性和策略的阶段性统一起来。战略的长远性是战略主动性、前瞻性的进一步体现。无论是从现在看历史，还是从历史看现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探索都是超前的、大胆的、长远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始终有着目光长远的战略规划。在本次开班式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一百多年的四个历史阶段进行阐述和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战略的长远性。同时，我们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不相同的工作重点和策略任务，并且在每个阶段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这种策略的阶段性就是策略自觉性的生动体现。从“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到“三步走”的战略安排，此后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都会研究细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现策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和实践探索从来都是目光长远的。在长远战略目标和具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前后相继的奋斗历程，始终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把战略的全局性和策略的局部性统一起来。中国式现代化是涉及中国发展全局的大战略。毛泽东曾指出：“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1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好战略和策略这种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五条基本内涵和九条本质要求都体现着战略的全局性特征。这种战略的全局性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涵盖中国版图上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要求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且发展质量更高、发展内容更全面，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在这种战略全局下，抓好局部性的策略实施从未缺场。就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来讲，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实践策略也不相同。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立足当时社会发展实际，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努力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更加注重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并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迈出更加坚实的一步。这正是我们党善于把战略的全局性和策略的局部性统一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写照。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战略是涉及长时域、宽领域的大问题，这种特性要求战略的谋划要科学严谨、全面得当，战略的落实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战略的主动性、长远性、全局性也决定了其原则性和稳定性，策略的自觉性、阶段性、局部性决定了其灵活性和适应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了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的重要经验，才能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四个历史时期一以贯之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杂环境中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对策略，取得一个个阶段性、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一经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牢牢坚持，并不断发展完善其科学内容、调整改进其策略任务，在实践中得出了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与宝贵经验。三、深刻把握科学处理战略和策略关系的实践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大工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矛盾的观点，增强忧患意识，在保持战略清醒中科学谋划策略。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的统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结、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属性。矛盾的对立性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属性。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术语来讲，中国式是与西方式、苏联式相区别，现代化与过去相区别，这些对比和区别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和特征。没有其他现代化模式作对比，中国式的特色和优势都得不到彰显；没有过去作对比，现代化就失去论证的必要。同时，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式与西方式、苏联式是相联系的，现代化与过去是相联系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继承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世界古代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和发展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普遍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术语中，也普遍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握和处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分清敌人和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并根据国际和国内局势的发展科学把握各类矛盾的变化。此后，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及时准确地判断该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以此为基础制定发展策略，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之所以能够在荆棘遍布、矛盾丛生的环境中一路高歌奋进，并创造无数历史奇迹，都与我们党善于把握和处理矛盾的艺术分不开。“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仍然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清醒，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了然于胸，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此为基础科学谋划战略策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举措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科学引导矛盾向有利的一方转化。坚持实践的观点，立足实事求是，在保持战略自信中稳步推进策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它贯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环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从唯物论和辩证法出发，通过实践调查深入研究分析客观事物的本质性和规律性，努力达到对事物更加触及本质、更为全面科学的真理性认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事业的成败得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是靠求真务实、靠实事求是起家的”，“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事求是既是我们党科学制定战略策略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党有效推进战略策略的重要保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四个现代化”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是我们党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科学战略策略，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我们党的工作就失去了依靠，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立足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认识事物、研究事物，并积极把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认知，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增强战略自信，在反复探索中不断检验策略、完善策略、推进策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坚持发展的观点，洞察时代大势，在保持战略主动中高效推进策略。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思维，都是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发展的实质就是事物的前进、上升，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历史成绩以及展现的现代化新面貌体现了这一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积极致力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时刻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将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结合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深入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科学把握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洞察时代大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探索以构建小康社会为基本内容然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高度，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新思想，科学预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中，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善于在洞察时代大势中把握战略主动，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高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项策略，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乘风破浪，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策划：许宝健制作：范丽君核校：张世贵审核：何忠国

作者：戴立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3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制，是指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职责行为追究党内责任的制度。党内问责的种类，主要分为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党内问责的内容，主要涉及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责不力、维护群众利益不力等11个方面的失职失责行为。无论从种类还是内容看，党内问责都不同于行政问责、法律问责，党内问责问的是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所应负的政治责任。把握好党内问责问的是政治责任这一定位，能够有效避免实践中把问责当作“筐”，泛化滥用、“沾边就问”等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意义。一、“两个维护”是党内问责的根本原则和首要任务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在于坚持了党的全面领导。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巡视巡察也发现，一些地方、单位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党组织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等。有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坚决、不到位，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方式应对；有的贯彻执行不力，或者在执行中走样；更有甚者把党中央要求当成标语和口号，不贯彻不落实。因此，党内问责第一位的任务是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领导责任落实，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党内问责问的是政治责任，核心问题是看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坚决不坚决。《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通篇贯穿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是党内问责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最充分体现。《问责条例》的开篇就强调了其制定的出发点，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在指导思想中，专门写上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等重要内容。概言之，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具体的、历史的，主要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问责要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对于贯彻落实不彻底不坚决、变通打折扣等情形必须坚决问责；二是问责要聚焦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等情形必须坚决问责；三是问责要聚焦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贯彻落实情况，对于搞“七个有之”、破坏党内政治生态、政治上的“两面人”等情形必须坚决问责。因此，要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必须拿起问责利器，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把党的二十大绘就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是党内问责情形的核心内容。在问责情形中，《问责条例》体现了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于问责情形的设定之中。一方面，问责情形对失职失责问题的细化具体化突出了政治标准。比如：“‘四个意识’不强，‘两个维护’不力，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没有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要问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要问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流于形式，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要问责，等等。另一方面，在“从重或者加重问责”情形中，首先便是“对党中央、上级党组织三令五申的指示要求，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的”情形。这些问责情形直指党的政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当前党内问责实践要重点关注、着力解决的问题。二、党内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党内问责既然问的是政治责任，就必须要聚焦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内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是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制度安排，高度契合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一是党内问责制面向全党，在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事由上具有全面性，契合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的要求；二是党内问责制具有“严”的特征，赋予问责机制以党纪处分的权利，契合全面从严治党中“严”的要求；三是创新地将问责制引入党内管理，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执行能力，契合全面从严治党中“治”的要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体现出我们党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对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意义重大。理论上看，坚持从严问责，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态度与决心。党的问责制度，内在包含人民监督、自我革命这两个方面。从自我革命的高度认识党内问责制度，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党内问责的主线、主流和本质。严格党内问责制，能够及时发现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能够通过党内问责制纠正这些问题，补齐党的建设中的弱项和短板。党内问责看似是对组织或个人的处分，实际折射的则是党的建设一些环节出了问题，只有对照《问责条例》认真整改，才能把存在的问题逐个予以解决，这样才能凸显问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党将党内问责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抓住“责任”这个“牛鼻子”，加大问责的力度，从解决面上问题转向解决深层次问题，让“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逐渐成为普遍共识，极大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实践上看，党内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严字当头，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制度的刚性立起来。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内问责制度内容详实、指向明确、标准严格，明确将党的建设责任缺失情形分领域地予以概述，为全面推进从严管党治党划出了便于执行和操作的标准，给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划出“硬杠杠”。从过程审视，党内问责实际上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循环过程，将这个动态循环过程嵌入党的建设的过程之中，就会为全面监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中的职责履行情况提供长效机制，能够从制度层面保障党的建设持续、平稳、有序地开展。实践表明，用好问责这个利器，我们党就一定能够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巨大能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而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党内问责制度列出了管党治党的“负面清单”，严格界定了管党治党失职失责的情形，形成了落实“必须为”、追究“不得为”一正一反、对比鲜明的“政治清单”和行为导向，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和重要制度遵循，向全党敲响了强化管党治党政治意识、责任担当的“警示钟”。三、党内问责要问事业担当党内问责的政治性还体现在党内问责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强党内问责，目的就是要激发党的领导干部担当履职的政治意识，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忠诚干净担当，促进事业发展。问责理念要坚持人民至上。党内问责的人民性，决定了党内问责具有彻底性和坚定性的特征：彻底性表现在党内问责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其更为彻底地保障人民权益，不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坚定性表现在党内问责具有更为坚定的态度，只要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权益，都要坚决查处、一问到底。《问责条例》专门把侵害群众利益的情形列了出来，明确规定：对于“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必须予以问责。这彰显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利于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落实政治责任、强化政治担当。问责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工作。问责，问不过是手段，目的还是督促党的领导干部担当履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更需要让问责发力生威，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激发汇聚干事创业正能量。党内问责必须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问责就跟进到哪里，着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确保党的中心工作得到贯彻落实。要把群众路线贯穿问责工作全过程，做到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问责工作就瞄准跟进、责无旁贷。党内问责要有助于提振党的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干部敢于担当，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问责不是惩治，不是搞“事后算账”，而是为了推动担当作为；问责不是束缚手脚，而是为了激发斗争精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下去；问责不是一问了之，而是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保护干部的积极性。要建立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认真贯彻“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着力解决干部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党内问责要防止出现“乏力”“泛化”两种倾向。一方面，为防止问责“乏力”，必须精准把握问责尺度，坚决防止责任虚化、弱化、空转，既不搞问责缺失、高举轻放，更不搞责任不清的“甩锅”、“一锅烩”、只问下不敢问上，做到该是谁的责任就问谁的责任，该问到什么程度就问到什么程度，绝不姑息包庇。另一方面，为防止问责“泛化”，必须切实提高问责质量，做到精准问责，防止不分青红皂白机械地、粗暴地挥舞问责板子，导致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致使问责“利器”被用乱用烂。总之，人民群众是党内问责的最终主体，人民满意是党内问责的衡量标准。无论是党的各级组织，还是领导干部个人，违背了党的性质宗旨，丢掉了初心使命，被问责理所当然。问责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促使广大干部受到触动和警示，激发责任担当、推动工作落实。只有通过问责解决问题，才能体现出问责的意义、作用，从而避免“一问了之”现象的出现。四、压实党内问责政治责任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只有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才能更好地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对问责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以问责推动落实。用好问责这一利器，首先要落实好问责主体责任。一些地方、单位之所以发生问责不力的问题，党委党组对问责的认识不够是重要原因，导致缺少主动问责的精神，或是把问责片面地推给纪检监察机关，还有的把问责简单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对本地区本单位问责工作的领导，既要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解决好“干什么”的问题；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要亲自抓、作表率，不当“甩手掌柜”，解决好“谁来干”的问题；要有具体人管具体事，做到问责有抓手、有载体，解决好“如何干”的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党组开展好问责工作。监督、执纪、问责是党章赋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神圣职责。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来说，问责是监督执纪的重要保障，监督执纪要靠问责来支撑、实现、强化。要用好问责利器，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失职失责行为严肃问责、铁面问责，始终保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高压态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敢于硬碰硬，做到真问责、严追责，对“关键少数”要敢于“瞪眼”“黑脸”，坚决避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现象发生。要强化“问责的再问责”，对该问责而不问责的执纪者，也要严肃、从重问责，不能搞层层包庇。此外，组织、宣传、政法、统战等党的工作部门要强化职能问责，抓好对本领域本系统发生的问题的问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抓住“关键少数”，是问责的要害所在。党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都将各级领导干部列为问责的重要对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党的高级干部严起，全党形成了以上率下、逐级压实责任的良好态势，把压力有效传递到每个领导岗位、各级领导干部。实践表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党内问责的纲，起到了“问责一人、警醒一片”的良好作用。要坚持用权必有责、权责需对等的原则，紧盯“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对其在落实主体责任中的失职失责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按照职责分工、科学严谨原则划分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及班子成员的不同责任，不论是谁，有责必究、绝不放过。对于那些平时不负责、不担当，出了问题就想方设法“甩锅”“诿过”的干部，要严肃予以处理，坚决予以问责。策划：许宝健制作：胡秀荣核校：张世贵审核：何忠国

摘要坚持人民至上思想，贯穿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旋律与最强音。坚持人民至上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得到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构建了坚持人民至上理论体系，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作者：许耀桐，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关键词：坚持人民至上思想；来源；发展；新时代；重大创新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1]。报告同时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4]。毫无疑义，以“人民性”“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要义的坚持人民至上思想，贯穿于整个报告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主旋律与最强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学深悟透坚持人民至上思想的来源发展和在新时代的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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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桑学成，江苏省政府参事，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院长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警示我们反腐败斗争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迈上新征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将反腐败这个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以党的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一、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重大命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命题深刻阐明了反腐败与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思想的最新诠释。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双重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这种崇高目标和理想信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因而能够勇于推进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也能够勇于推进改造主观世界的自我革命。社会革命具有改造客观世界的意义，自我革命具有改造主观世界的意义。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革命是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和归宿，自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是特殊形态的革命，是刀刃向内的革命。完成这样的革命，要求我们党必须拥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革命自觉性，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切除自己身上的毒瘤，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反腐败斗争是其中的关键一役。从根本上讲，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是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就是要与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原体，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顽瘴痼疾，彻底铲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反腐败与党的自我革命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反腐败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通过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能够为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将党的自我革命引向深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必然要求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指向就是彻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让腐败在党内无处藏身。总之，反腐败是解决党自身存在问题的重要方式，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觉与责任担当，彰显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反腐败是增强“四个自我”能力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四个自我”能力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辩证统一于党的自我革命全过程。从地位与作用而言，自我净化与自我完善是基础和途径，自我革新与自我提高是动力和目标，“四个自我”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应该统筹协调、整体推进。自我净化，侧重于着力解决思想不纯引发的理想信念动摇问题，夯实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自我完善，侧重于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以完善制度体系全流程规范权力运行；自我革新，侧重于主动改变既有状态，以持续深化改革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自我提高，侧重于提升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实现政治过硬与本领高强的不断跃升。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历史与实践已雄辩地证明，反腐败是增强“四个自我”能力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驰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就进一步阐明了反腐败与增强“四个自我”能力的关系，明确了反腐败是增强“四个自我”能力的有效途径。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和“刀刃向内、自剜腐肉”的坚定意志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反腐祛疴，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十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64.8万件、处分457.3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对违纪违法的高级领导干部严肃惩处，形成对腐败分子强有力的震慑，强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基层微腐败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期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督全覆盖，着力解决“灯下黑”问题，查处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及时做好清理门户的工作；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天网”行动、“猎狐”行动，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十年间，反腐败斗争形势从“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从“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厚植了党的执政基础，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应对风险考验的历史主动，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告诫全党：“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这四个“任重道远”充分说明，反腐败斗争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三方面问题。一是腐败存量尚未完全清除，增量仍在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以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一些腐败分子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党的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出现腐败存量还未清零、增量仍在发生，贪腐金额屡创新高、利益输送毫无底线的情况。二是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有的用“期权变现”规避监督，采取在位办事、转岗兑现、退休回报的办法，为贪腐行为披上“隐身衣”，打起“时间差”；有的以“雅好”“雅贿”谋利，以“咨询费”等名行受贿之实；有的打着“借贷”“投资”“委托理财”的幌子大肆敛财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涉腐案件中出现权力与资本结盟的新动向，组成利益集团“围猎”干部，通过合法交易行为掩盖非法交易本质，聚敛巨额非法财富，这种腐败更具隐蔽性、危害性。三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仍是腐败问题易发多发之地，一些典型案件更是暴露出许多深层次问题，利益输送仍然存在，领导干部被“围猎”和甘于被“围猎”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呈现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境内交易和境外套现交织等特点。新征程上，必须将反腐败这个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进而完全消除腐败现象，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内容，为此要注重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彻底性。关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彻底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奋斗历程，力量由弱到强、规模由小到大，已经成为拥有9671.2万名党员和493.6万党的基层组织的具有全球广泛影响力世界第一大政党。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越是前景光明，越要居安思危，越要如履薄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要警惕百年大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安于现状、自我满足，进而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支配，需要我们党时刻保持反腐败斗争的清醒和坚定，时刻保持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时刻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三、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自律与他律、治标与治本的辩证关系，必须贯通理解、整体把握。不敢腐，侧重于惩治和威慑，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不想腐，侧重于教育和引导，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三不腐”中，不敢腐是前提，只有严厉惩治，让腐败付出惨重代价，才能让意欲腐败者不敢越雷池半步，为不能腐、不想腐创造条件；不能腐是关键，只有强化监督制约、扎紧制度笼子，才能让胆敢腐败者无机可乘，巩固不敢腐、不想腐的成果；不想腐是根本，只有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才能实现不敢腐、不能腐的升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就要把防治腐败作为系统性工程，把“全周期管理”理念方式贯穿反腐败斗争全过程，推动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在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的背景下，要始终坚持惩治、整改、治理相结合，警示、办案、监督相贯通，将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与深化改革、堵塞漏洞、强化监督、加强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尤其要注重以下三方面。一是不断营造不敢腐的政治生态。净化和优化政治生态，在当下反腐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人们对反腐败的期待不仅仅是抓几个人、解决几起腐败大案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强化不敢腐的震慑营造不敢腐的政治生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形成不敢腐的强大震慑，不断释放全面从严强烈信号，对于营造不敢腐的政治生态极为重要。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能够让正气充盈，让腐败无处遁形，有利于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营造不敢腐的政治生态，就要聚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发现问题推动查补漏洞，以查办案件促进整改整治，以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充分发挥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重要作用；就要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行业和领域，集中力量靶向治理，坚决铲除重点领域腐败毒瘤；就要深度参与全球反腐败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反腐败治理体系，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就要深入整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健全对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就要持续开展“天网行动”，有效阻遏人员外逃和赃款外流，推进追逃防逃追赃一体化建设；就要综合运用政治、纪律、法治方式，防范形成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坚决惩治利用公权力及其影响力谋取私利的腐败问题和特权行为；就要加强企业境外廉洁风险防控和合规建设，建立健全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协调机制。通过这些举措，为营造不敢腐的政治生态创造良好条件。二是不断完善不能腐的体制机制。党的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从根本上要靠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制度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反腐败斗争全过程、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能腐的有效机制。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按照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原则，修改完善反腐败的党规党纪和相关法律。深刻把握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一致性，自觉把政治意识与法治思维统一起来，增强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做到职权法定、程序规范、监督有力，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得到显著提高，现已初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这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共中央印发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严禁在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设立私人会所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这些制度都为腐败设置了红线与底线，为不断完善不能腐的体制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三是不断促成不想腐的思想和行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廉洁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要通过家风建设、理想信念教育等方面的示范引领，推动构建清廉社会生态，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将廉洁文化价值导向、行为约束、环境净化的基本功能转化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治理效能。从参与主体来看，廉洁文化建设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创建，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统筹联动，形成合力。从思想层面来看，廉洁文化建设，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根除腐败思想和现象的治本之策，只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层面解决腐败产生的深层次认知问题，才能厚培廉洁奉公的文化土壤。具体来说，就是要用革命文化淬炼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努力做到廉以律己、无私奉献，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是要带头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正确处理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系，在任何时候始终将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就是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文化养分，始终做到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见贤思齐、知行合一，自觉做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模范。策划：许宝健制作：胡秀荣核校：张世贵审核：何忠国

作者：张志丹，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增强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如果意识形态风险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从政治高度和战略层面重视意识形态风险，是风险应对的必要前提。当下，我们面临“两个大局”，出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风险涌动，其中意识形态风险既单独发生，又与各种风险交叠，出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局面。只有清晰把握意识形态风险、扎实推进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才能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再上新台阶，以此引领和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意识形态风险的本质意识形态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统治思想，即占统治地位的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意识形态风险”是指意识形态因不能破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而出现的自我虚化、淡化以及无力感等问题，或者因多样化错误思潮冲击而出现思想统治受到威胁的情形，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混乱、道德缺位、价值颠倒和理想缺位等非正常现象。对于意识形态风险，可以把它理解为所有与统治思想相关的精神文化风险，风险可以来自意识形态自身（僵化保守和创新不足）或外部冲击（多样化思潮），同时这种风险可以是潜在的、局部的、量变性的，也可以是显性的、整体的、质变性的。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安全与意识形态风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防范了风险，才能取得意识形态安全，只有有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才不会继续蔓延。风险与安全又是相对的、变化的。一般来说，没有绝对的风险，也没有绝对的安全，风险中有安全，安全中有风险，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可见，正如意识形态区别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一样，意识形态风险也区别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道德风险。它们虽然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意识形态是后三者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发生了意识形态风险，一定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也一定会蕴含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风险。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关乎立党立国之本，关乎社会整合和思想统一，意识形态风险的治理防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质言之，意识形态风险的实质是思想统治存在的风险，特别是面临社会实践的挑战，意识形态因不能回答和适应实践要求而导致自身产生“漂浮”、内在紧张和无力感的状态。虽然意识形态风险也与多样化错误思潮的冲击有关，但是风险的根本点不在于外部影响。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进言之，意识形态作为理论、价值观，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意识形态是以“改变世界”为旨归的，不是纯粹的解释世界的思想体系，因而不能疏离于实践，总是以时代主题和社会矛盾的破解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和解释力生命力。然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契合总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契合，即有时候理论高于实践，有时候理论落后于实践。特别是后者，很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内在的紧张关系。紧张关系是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契机，是推动意识形态创新乃至实现意识形态飞跃的内在机制。毫无疑问，科学意识形态离开了“内在紧张”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无以充分展示自身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正如马克思写道：“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其实，“内在紧张”对于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来说，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与要求、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反思自身不足，以此为基，与时俱进。不断将“内在紧张”变为“内在张力”，方能达到意识形态创变发展的理想之境。同时，内在紧张的长期存在也使意识形态存在被肢解、被否弃、被挤压的契机，如果不重视意识形态自身的“内在紧张”，意识形态风险的爆发就是逻辑之必然。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风险，说到底主要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现实调试和时代创变之间出现了重要偏差而导致的内源性风险。质言之，意识形态风险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断裂，即“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徐懋庸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所以，要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持续创新，破解意识形态风险和意识形态渗透，并引领实践发展。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而进行主流意识形态重大创变，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保障，成功化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重大风险。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防控的重要经验，值得我们当下乃至未来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二、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风险，着力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我们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鉴于意识形态风险发生的复杂机制，当前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和规避需要对症下药、系统推进，不能“单打一”。规避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原则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从战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将其当作党和国家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长期以来，存在片面重经济工作、轻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因此，需要还意识形态工作以应有地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的存在，防范风险的萌芽、发生乃至扩大、蔓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发展的方式进行，需要四项研究并举，尤其是应该着力于预见性或者想象性研究推动意识形态的创变，服务于国家的中长期发展，不至于陷入战略上的被动。一是文本性研究。主要是研究经典文本，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以及当代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这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比之改革开放前，各个视角和层面的开掘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未来需更深入学习研究经典文本，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抓住精髓、要领，学习领悟。二是实践性研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此项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下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对策性、实践性特色很强，前瞻性、思辨性、预见性等相对弱一些。三是吸收性研究。主要是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外的古今中外所有思想资源（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等），这一块研究已经有很大进步，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与人们的期待仍然差距甚大。四是预见性研究。就是根据时代性症候，进行跨越时代的超越性、想象性、未来性研究。目前存在方法论构建、跨学科整合制度建构、人才支撑等几大困境，需要将其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进。以扎实的四项研究推动意识形态发展，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保证。其二，以制度自信来保障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意识形态是制度之魂，现代意识形态对国家制度构建具有优先性核心性地位，制度建构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硬性”保证。因此，一方面，需要不断丰富发展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大力推进国家制度构建的定型化实践。换言之，要坚持意识形态制度化和制度意识形态化之间的良性互动。防范与规避意识形态风险，应加强制度尤其是法治建设，把意识形态建设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把社会行为以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和约束，通过刚性制度的力量来限制意识形态风险，铲除意识形态风险萌生的制度条件。诚然，科学的制度建构与完善也需要意识形态、道德和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和介入，唯有将意识形态制度化和制度意识形态化有机结合、良性互动，同时不断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将意识形态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新时代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路径选择政府管理创新祁述裕

作者：郑

33356《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等评价标准和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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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联络局局长，中央党校中青一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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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深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持续深化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展

老朱眯着眼睛，一脸憧憬地说：我想既吃到猪肉，又有当初那种满足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发展起来的，焕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和强大的文化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虽然是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但不能把党的十九大作为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

以上是中国智慧的基本特性，也可视为最根本和核心的中国智慧，这些中国智慧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中大显身手。我们必须用好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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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务必以百姓福祉与同胞亲情为价值依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凝聚一切可用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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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中国智慧的基本特性，也可视为最根本和核心的中国智慧，这些中国智慧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中大显身手。我们必须用好中国智慧。

三、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内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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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什么是稳中求进”，就是要讲清楚“稳”的内涵、“进”的内涵，以及“稳”与“进”的关系。

弘扬中国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提倡精准到位的文学批评，对那些“戴帽子”“摆架子”的空洞批评说不，杜绝商业化的炒作，才会让文学批评回到自身，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搭好桥梁，找回公信力、影响力、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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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口，原义是指通往一个地区的山口、隘路。语出《史记·滑稽列传》：“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引申意义是指起决定作用的时机或转折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凝聚着全党全社会的最大价值共识，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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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价值立场

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新时代的执政党建设宣言。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根本保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党的建设的永恒命题。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此，十九大报告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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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首先要从政治与军事、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把握其丰富内涵和科学意蕴。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进行伟大斗争”始终是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从哲学上深入理解“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那究竟应该“监管什么”且又“如何监管”呢？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于本文第二部分对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概念性描述上：既然数据和预设规则是所有算法的基石，那么数据治理和规则治理便自然成为监管人工智能的关键。

现代法治的着眼点是控制权力和保障人权，对警察权进行依法控制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

追溯历史根脉，深刻领悟设立“党代表”体现的制度优势和政治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个政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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