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实验室】崔新生：从李嘉诚撒娇到占中事件的缘起



香港“占中事件”持续中。无论是所谓的颜色革命，还是雨伞革命，之与“革命”本无半毛钱关系。实则是北京与香港在港回归后各种利益关系的极权博弈和根本调整。其中，包括北京对李嘉诚们的彻底失望，香港贫富两端的极限冲突，普选中的另类姓资姓社版本等等。

不是对准李嘉诚，就是对准北京

香港本次的占中事件，其有偶然性而更多的是一种必然的摊牌。所谓普选，仅仅是一个由头，可实可虚，但最优的选择，绝非占中事件本身。因为无论的北京“钦点”或是一人一票，老百姓不是选择北京，就是选择李嘉诚。因为有多少香港大多数，居住在李嘉诚们的屋檐下，吃着李家的饭。而香港之贫富悬殊，所激化的矛盾，实则是李嘉诚们所造成。而从香港回归之后，霍英东、包玉刚等等家族的衰落，使得李嘉诚家族的“一族独大”无以撼动。

李嘉诚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商人，而无基本的政治谋略。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当一个企业发展到巅峰层级时，其本身已经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李嘉诚还想依靠潮汕人的投机心理，闷声发大财，已经不现实了。特别是当自己成为事实上的香港财富“特首”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险境，还沉迷于一贯性的唯利是图过程。

在香港回归前后，香港本地商界，实则是一个局，相互制约，共谋财路，北京也乐意接受这样的局面。之后，随着与李嘉诚一辈人的消逝，李超人真的以为自己的超人了，事实是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局，而是“李家王朝”了。

与此同时，香港贫富阶层的差距悬殊加大，内生的阶层矛盾事成冲突，大多数那部分怨声载道，正遇到普选说事儿，冲突在所难免。而根本是:不是对准李嘉诚，就是对准北京。

这一次，占中事件，则是对准了北京。

李嘉诚撒娇，实则是一种误判

为什么说李嘉诚无基本的政治谋略？一是李嘉诚误判香港变局；二是对国家政治和制度缺乏常识性的认识。

之一是，李嘉诚可能自以为超人太久了。李嘉诚在香港殖民地时期，凭着潮汕人的敢于冒险、善投机，在英国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成为致富的翘楚，而这一翘楚，是一个群体，而非李嘉诚一人，此即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而这一翘楚群体，在内地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迅速成为北京倚重的对象——因为在香港回归之后，港人治港则必须要选自己人。香港富人们如霍英东、包玉刚、李嘉诚等等，都被北京视为“自己人”，希望他们在整个回归过程及前后，发挥北京所预想的作用。

在数大家族并存“共治”时期，香港富人们在大陆各自夺食，在香港本地表面上维持一团和气。李嘉诚凭着超级滑头，让霍英东等等直接与北京交往，自己躲在背后，与北京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见利就上，闷声发大财。李氏家族今日之巨富，多少是与香港的“回归红利”有关，有心人可以算算。

在包玉刚、霍英东等等离世而家族衰落之后，北京可以接受的香港本土利益格局，事实已经破局。李嘉诚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前之所以能够顺风顺水地享受“回归红利”，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霍英东们在前线与北京直接拼图，而自己无需时时与北京面对面。当香港多家族利益共治格局打破后，独剩一支，一切全要依靠自己了。

之二是，李嘉诚得在以往与北京若即若离，失也在这种若即若离，因为自己躲在背后发大财，而失在没有在北京建立稳定的联盟性关系。北京缺乏李嘉诚的伙伴，不是因为北京不需要，也不是李嘉诚没这一财力，而是李嘉诚自己缺乏的政治谋略，吃斋念佛修的是心，但成事得失修的则是势。李嘉诚不会参与决策，而与谋略层根本不能对话。在北京看来，李就是一个商人，再大也是个“小商人”，李缺乏如霍英东、马万祺等等那样的江湖义气。这就是李嘉诚的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限。

李嘉诚的”底裤”掉了

很显然，李嘉诚没有意识到香港的天，早已变成他的李家的天了。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首当其冲了。他仍然蜷缩在以往的幻影里只想投机讨便宜，而失去了十年左右的谋略布局机会。特别是在习李政府之后，又一次次地误判，导致之后越来越失措的被动。

李嘉诚不知道自己已经顶着了天花板。因为他也许认为自己就是一商人，但世界上大概没有多少城市，能允许他“一族独大”，而控制或牵连一个城市的经济命脉本身，就已经不是商业，而是政治。而在香港、特别是一个强力政府麾下的区域，李嘉诚能成就“李家王朝”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

因为没有应具备的谋略，李嘉诚在习李政府之始，即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大陆进行“套现”。不管其是不是真的套现，但给外界的印象，就是李嘉诚不信任这一届政府。在任何一届政府、甚至于任何一个国家，当新的政府上台时，需要的盟友、是实质性的支持，而李嘉诚的套现行为，无疑是以脚投票。

李嘉诚的误判不仅如此，他有意无意的辩解，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一边套现、一边表白，就是一种撒娇，一再地向北京表示：你不搭理我，我就继续搞。他错误地把自己的一个“小商人”当成了大人物，他不知道：任何财富敌国仅仅是童话，你有多少财富，与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小的国家，碾死你也是眨眼之间。

或是北京没有在香港找到中意的代理人，或是真想给李嘉诚一个机会，在昔日特首董建华带领下，李嘉诚与北京见了面。假如李嘉诚不明白，这是在给你机会，而不是给你面子。那他就就离真正的弃子没多远了。

而李嘉诚离开香港，尽管他的财富王国遍及世界，他其实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香港占中，注定只能是一个事件

香港的占中，只能是一种极权游戏的外化。与普选的形式或方式，最终没有支撑点。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商业社会，在殖民地时期，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顺民，因为自己不可能进入统治顶层。在回归之后，大陆急于使得香港成为一国两制的范本，给隔岸的台湾做出示范。但忘记了香港就是一个商业社会，并无政治细胞。

香港的李嘉诚们一次一次地使得北京对其失望。李嘉诚们根本不会帮北京的忙，仅仅是利用和贪得无厌的投机。即使在香港，李嘉诚也没有尽半点社会责任，其多年点滴捐赠，与其换来的实际经济利益相比，九牛一毛都算不上。而假如以创造或安置就业称之为社会责任的话，那是社会制度的事儿，任何国家或政府，必须要保证民众的就业条件，这不是某个人的功德。

现在北京需要李嘉诚出手，因为没有李嘉诚“们”。而如果李嘉诚想真正尽到对香港的社会责任，就应促进政府使得香港涌现无数个“李嘉诚”，因为从目前看，李嘉诚成为“唯一”并持续多年、而且以后也难以打破这一“唯一”性，本身注定了香港社会的悲哀。

而一任占中的蔓延，将使北京对李彻底失望。占中，也将走向胶着和强力抑制。因为，普选不是一句话，而需要程序。需要有一个博弈格局，北京坐庄，香港无人。

（作者为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IIESTI）会长、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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