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最难“打工人”：“每天一睁眼，就是300人的生存”

中国厂长自救记。

 ✎  天下网商记者 李丹超

他们是2020年中国最难的一群人。

身为中国工厂的掌舵人——中国厂长，他们不仅要为厂子的生存负责，也要为全球数量最多的工人们生计负责。这可能会是中国厂长们职业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年。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疫情对中国工厂的打击几近致命，它们或面临工人无法到岗、订单整单取消的窘境，或承受现金流入不敷出、对内贸市场盲人摸象之痛。

生存、自救，是厂长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位浙江毛衫厂的厂长说，他比当地大部分工厂更早尝试柔性供应链、做直播机构，在别人眼中似乎比较光鲜，但每次转型只是为了让工厂活下去；一位河北地毯厂的厂长说，每天一睁眼，想的是如何养活近300名工人，因为他们背后连接着近300个家庭。

如果说，总有些人要用肩扛起时代的这座大山。那中国厂长，必定是其中之一。

安静的工厂

11月3日，天猫双11第一波售卖期的最后一天。

义乌泽熙日用品厂厂长方昊在会议室简单扒拉完午饭，冲进了隔壁的仓储车间。“手上的单子还没做完，新的单子正在源源不断进来。”查看了库存之后，方昊转身走进对面的生产车间，找到车间主任商量对策。

从10月初开始，方昊已经安排车间24小时三班倒，目前看来，要做完双11的订单，还需要时间。他有些焦急，但更多的是享受，因为只有忙，才能有今年最大的盼头。

泽熙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为双11赶制订单

“9个月前，我经常跑来工厂，摸摸机器、扫扫灰尘，心里想着说不定第二天就开工了呢。”新冠疫情在农历新年到来前爆发，大年初七没有等来工厂复工，整个社会按下暂停键。“10天过去了，没有消息；15天过去了，依然没有消息。1000万的外贸订单，因此打了水漂。”回想起等待复工的日子，方昊心有余悸。

和方昊相比，河北石家庄创美地毯厂厂长张旭更是在年初陷入了痛苦。他管理的地毯厂，在2019年完成了2个亿的营收，刚给近300位员工发完年终奖，工厂就因为疫情遭遇产销停滞。

“每个员工一天基本补助100元左右，加上其他损耗，每天一睁眼就是5万块钱。”好不容易到来的发展良机化为泡影，这让张旭一度感到绝望，如果迟迟不复工，关乎生死的不只是工厂，还有近300名员工的生存问题，他为此每日辗转难眠。“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越拖越害怕，而且地垫地毯不是生活必需品，也不知道市场未来会怎么样。”

2月底，海外疫情形势开始严峻。这对彷徨中的张旭无异于雪上加霜，高客单价的地毯制品大多是出口海外，地毯厂一年有7000万左右的外贸订单，利润也相对更高，但是今年上半年几乎颗粒无收，只在七八月做了1000万的外贸订单。

张旭的朋友圈

500多公里外的河南汝州，位于王寨乡大剌湾村的汝州市超强鞋业有限公司也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静。因为做的是中低端布鞋和运动鞋的代加工，外贸占比80%，直到4月，鞋厂依然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但工厂极为特殊的一点是，143个工人中超过30%来自当地贫困户，贫困村没有其他工厂供村民备选，鞋厂复工成了很多人的生计希望，工厂主张超强不得不每天出村找出路。

艰难转身

1月27日，农历庚子年大年初三，武汉封城后第5天。

被困在安徽老家的尹妹接到了老板张小斌的电话。身为厂里的缝纫机熟练女工，她听明白了这通电话的意图：老板要给她寄一些布料和一台缝纫机、一台锁边机，让她居家办公。

5天之后，尹妹夫妻俩借了邻居的汽油三轮车去县城运回装备，把客厅变成了临时生产车间。随后的两个月里，从这个临时生产车间制作的民用防护服不断运往工厂总部福建泉州。

收到老板张小斌寄来的设备后，尹妹将客厅变成了生产车间

张小斌的这通电话，意义不同寻常。他管理的福建泉州飞天象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原本做的是童装，大多是跨境业务，但疫情让他不得不思考其他出路。当看到1688云供应链工厂平台分发的一个“两万件防护服”紧急订单时，他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把工厂生产线“拆整为零”，分别打包寄到安徽、江西、四川、贵州等全国十多个省，让女工们把各自的家改装成了生产车间。

事后回忆这个决定，张小斌也有些佩服自己的果决。工厂还没有完全运转、跨境生意一落千丈之时，他用这招维持着收支平衡，“艺术性”地救了工厂。

求生、自救，几乎是所有中国厂长在2020年的关键词。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工人数量，管理的工厂很多还处在制造业的中低端，疫情之下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最直接。但每个工厂情况不同，张小斌的做法并非人人适用，怎么有效地自救，成为厂长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阿里巴巴在4月重启的“春雷计划”，目的是扶助中小企业，这背后，其实是中国厂长们普遍面临的自救难题：缺乏自主品牌、缺少消费者意识、没有销售通路。

方昊和张旭最终选了同一种路径——C2M（工厂直达消费者）。

“对于一家想要持续发展的工厂来说，创新能力要足够强，但这是我们的痛点。” 方昊和妻子最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店，后来办起了工厂，两人已经在阿里巴巴旗下新批发平台1688上经营10多年，做到日用百货类目第一，然而，这样一个在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的工厂，对于C端市场充满了彷徨。

当阿里的小二建议方昊上淘宝特价版的时候，方昊抱着一种试探的心情。他试探着第一次跟着大数据反向定制了一款产品，并且试探着将它上架，“没想到第一天就有销量。”这让方昊信心大增，如今，这款由C2M模式定制生产的包包形状的粘毛器，几乎占据泽熙80%的生产线，今年双11，方昊预计可以卖掉100万件。

与方昊一样，厂长张旭也造出了爆款。张旭的地毯厂早几年就布局了淘宝和天猫，他亟需的，是能够让工厂走出当下困境的爆款产品。

张旭拿到了一份来自阿里的数据，里面有消费者对地毯和地垫颜色、花型等各类偏好的数据，最终，他们用地垫的材质做出了一款地毯质感的产品，每月在淘宝特价版能有15万单的销量。中国工厂说服了中国消费者。

张旭

与张小斌、方昊、张旭一样，中国厂长们都在积极关注着互联网拯救他们的机会。有人学会了开网店，有人在车间架起了直播拍摄设备，有人从双11的幕后走到了台前。张超强听说当地政府要和1688一起做数字夜市，他每天带着两个工人一起去夜市摆摊卖鞋。“方法有点‘笨’，但卖出去了，工厂复工了。”

张超强和他的工人们

为了生存

2015年，浙江桐乡百纯毛衫厂做线上订单的第三年。

一天，厂长王振波把周边几个毛衫厂的老板叫到一起，围着厂里的样板桌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与会者各执一词，王振波呼吁大家转型线上，但响应者不多，一些厂长不甘心做线上小单。王振波最后撂下一句狠话：“互联网上哪有什么大单，但你卖好了，就是大单。”

往后的5年，王振波亲自验证了这句话。因为不想依赖赊账式的线下订单，他从2013年开始转接淘宝和天猫的生意。虽然每个订单量不大，但回款快、货期短，还锻炼了工厂的设计能力。“很多年轻淘卖家甚至不清楚一张设计图纸能不能变成衣服就来接洽，在众多不可能中，工厂完成了多款从未想过的设计版型，现在已经是很多淘宝网红店的合作伙伴。”

百纯工厂的车间里，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

在毛衫重镇浙江桐乡濮院，王振波被公认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他早早参与到柔性供应链中，这让他即使面对疫情依然没有“订单荒”的困扰；这两年，他又办起MCN机构，培养了七八个拥有50万以上粉丝的主播，亲自做了三个直播号。这个天猫双11，王振波不再只为网红店供货，还承接了几个服装品牌的直播业务。

• “怎么想到去做MCN机构？”

• “为了多赚一点，光做工厂太辛苦了，那里有七八十个工人等着我去养。”

每一步都走在前面的王振波说，其实每一次转型都是为了工厂能生存下去，七八十个工人背后，就是七八十个家庭，这不是一个人的生存问题。

全国2000个产业带的厂长们，在天猫双11第一波热卖。如今，他们正准备迎接11月11日第二波的爆发

“2017年之前都挺高兴，2017年之后全是愁。”张旭说的，是他和地毯厂厂长们相遇时的感受。2017年之前，他身边一批低价竞争做劣质产品的地毯厂倒闭了，活下来的，都在转型中寻求活路。做厂长剥夺了张旭所有的时间，他唯一的爱好，是晚上回去趴床上看会手机、看会书，“每天都在备战，趁年轻打下一片江山。”

张小斌的工厂产能爆棚了。在国内疫情形势趋稳之后，他接到了超出往年一倍的跨境童装订单。“海外疫情形势还未好转，很多工厂无法正常生产，纺织行业很多订单转移到国内，客户看重中国工厂的稳定供给。”张小斌说，那个曾收到缝纫机的尹妹，已经组成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小生产队，她们依然居家办公，拥有稳定的收入。

方昊也有了更大的野心。下一步，他还想设计一款新产品，上天猫小黑盒，“义乌有个做吸管的企业，全世界的50%的吸管专利在它手上，希望有一天泽熙也能在百货日用品领域有所作为。”这家吸管企业叫双童，创始资金5万元，一根普通吸管只赚0.0008元，但它成了行业的标杆。

在浙江义乌，口口相传着一个故事：1982年5月的一天，有位名叫冯爱倩的农妇挡住时任县委书记的去路，大声问：老百姓穷得没饭吃了，政府为什么不让摆地摊？后来，冯爱倩拿到义乌第一本工商营业执照，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第一代创业者；再到后来，冯爱倩的儿孙辈相继开起工厂。冯爱倩们的求生意识，让义乌人逐渐摆脱贫苦、流浪，打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2020年，可能会成为中国厂长们职业生涯中最漫长的一年，但不确定性的身后也有了新的想象空间。就像讲述义乌创业者的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所说的：鸡毛很贱，但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鸡毛也很轻，但只要有点风，它就能飞上天。

编辑 郭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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